冰战时代，即相对于“热战时代”、“冷战时代”以后具有新的时代特征的人类历史发展阶段，由著名学者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唐任伍教授于2006年提出。

冰战时代的描述

20世纪的世界冲突与“冰战”时代的产生(1、强烈度冲突的“热战” 2、中烈度冲突的“冷战” 3、低烈度冲突的“冰战”)

“冰战”时代的特点

“冰战”时代的国际格局

“冰战时代”中国的对策

冰战时代的描述

唐任伍教授认为，20世纪人类历史经历了强烈度冲突的“热战”和中烈度冲突的“冷战”，并诞生了低烈度冲突的“冰战”，世界平衡对称的天平倾斜为“非对称”，意识形态色彩依然浓重，美苏之间的对抗变成了美国对俄罗斯的挤压，美国在遏制中国和俄罗斯的同时，不断加强自己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并让英国、日本等这样的代理人充当台前角色，“冰战”的对抗不再是全方位的，而是在国家利益之上原则的指导下偏重于某一方面，美国标准成为世界标准的通行证，“恐怖主义”成为新的一极，国际格局由“天平型”转化为“波纹型”。

20世纪的世界冲突与“冰战”时代的产生

20世纪是人类发展史上最伟大的世纪，它创造出来的财富和人类文明成果，比人类历史上以往所有时代创造的总和还要多得多。但是，20世纪也是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世纪，在这短短的100年中，人类非理性地以意识形态、宗教、种族、乃至地缘边界为界限，人为地划分为两大阵营，制造出两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和三场延续至今的对抗，连创造人类的亚当和夏娃也不曾想到，同属于一个星球上的人类，何至于发展到如此这般的自相残杀、几绝于毁灭。

1、强烈度冲突的“热战”

早在1882年5月，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在维也纳签订同盟条约，形成了侵略性的军事政治集团——同盟国。1892—1907年，俄、法、英三国先后签订协约，逐步形成了与同盟国相对立的协约国。两大军事集团的对立，加速了双方扩军备战和争夺战略要地的步伐。巴尔干半岛和地中海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从1905—1913年，两大军事集团为争夺战略要地制造了一系列国际危机，甚至引起局部战争。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加深，各帝国主义集团迫切希望从战争中寻求出路。战争爆发前，两大军事集团都加紧扩充军备。交战双方总的经济军事力量对比，协约国占优势。1914年仅英、法、俄三国（含殖民地）总人口就达7.045亿人，动员完毕时，陆军兵力达977.7万人；德奥两国（含德国殖民地）总人口只有1.3亿人，动员完毕时，陆军兵力为634万人。在空军和海军力量上，协约国也明显强于同盟国。英国有飞机258架，法国有156架，俄国有263架；德国仅有232架军用飞机。战争开始前，协约国海军编制内有各种水面舰艇762艘和潜艇74艘；德国和奥匈帝国有水面舰艇403艘和潜艇35艘。自1914年８月４日英国对德宣战起，至1918年11月11日德国向协约国签署停战协定止，历时4年又3个月。全球35个国家和地区共15亿人口约占当时世界人口2/3卷入了战争。战争行动中心在欧洲大陆，波及亚洲、非洲和大西洋、北海、地中海以至太平洋等广大海域。双方动员参战军队共6450多万人，死亡2100多万人。物质财产损失3300多亿美元，其中各交战国的战费共达1863亿美元，相当于自拿破仑战争到1914年的100多年全球所有战争开支总和的10倍。战争的规模、力度、烈度和影响的深度，都是历史迄此所没有的。它标志着人类战争历史运动进入到一个无限化总体战争的时代。由于战争规模和范围的扩大，各主要交战国的军队都走向组织大型化、编制合成化、机动摩托化。陆军发展成包括步、骑，后来则为坦克、炮、工程和通信诸兵种合成的作战兵团。

1918年11月11日，德国与协约国在法国巴黎东北的贡比涅森林签订投降协议。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宣告结束。战争结束后，协约国集团于1919年和1922年在巴黎和华盛顿先后召开了国际会议，讨论重建战后国际秩序的问题。经过几番讨价还价，最终建立了战后初期的国际体系，即“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德国丧失了1/8的领土和1/10的人口，在德国人心目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大多数德国人心中想的只是：复仇！复仇！复仇！希特勒和纳粹党的出现恰恰迎合了德国人这种急于报复的极端民族主义心理，因而轻易上台执政。1922年10月，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建立了法西斯政权。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另一主要国家日本，其膨胀野心也与华盛顿会议上处理德国在太平洋上的岛屿殖民地、重新划分远东政治格局有关。因此，后来的历史学家们不客气地说：德、意、日法西斯国家本身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国家重新瓜分世界、分赃不均的产物，是“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孕育的畸形儿。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们普遍幻想今后永远不会再有另一场世界大战了，饱受战争之苦的欧洲各国“和平主义”思想过度泛滥。“和风”劲吹之下，欧洲各国大规模裁军，对纳粹党在德国上台可能造成的危害疏于防范，形成了它得以壮大的外部条件。同时，英、法、美等国家对于德、意、日在全世界的侵略行径不闻不问、姑息养奸，使得法西斯毒瘤泛滥世界，成为危害人类和平的重大隐患。

1933年，和平的热望鼓动着大多数英国人，法国人则在德法边境修筑了蜿蜒几百公里的马其诺防线，并在德国东部联合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组成制约德国的“小协约国”集团，自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永享太平了。与此同时，纳粹党执政后的德国却在悄然重整军备，恢复普遍义务兵役制，并秘密发展被《凡尔赛和约》禁止的空军和坦克部队。意大利和日本这两个法西斯国家也争相扩军备战，磨刀霍霍，准备大干一场。9月29日，张伯伦与达拉第、墨索里尼、希特勒在慕尼黑举行了四国首脑会议，正式签署了《慕尼黑协定》。协定签字之后，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才被叫进会议厅，张伯伦和达拉第向他们宣布协定的内容，还告诉他们：“这是无权上诉和不能修改的判决词”。返回伦敦，面对机场上欢呼雀跃的人群，张伯伦不禁高喊：这是在我国历史上，第二次将伟大的和平从欧洲大陆带回！但是，没过多久，法西斯的炸弹就落到了他们的头上。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入侵波兰。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同日对英美宣战，大战真正具有了世界规模。

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中国东北。“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政府一面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一面将希望寄托在英法主导的国际联盟身上，希望由“国联”出面制裁日本。英法把持的“国联”虽然高举“道义”大旗，但对日本的侵略行径却裁而不制，被世界舆论寄以厚望的美国罗斯福政府又埋头于“新政”，不愿涉足国际事务，这无异于鼓励法西斯国家得寸进尺。1937年7月，日本有恃无恐地大举进攻中国，中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主战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全球性大战，61个国家和地区，20多亿人口被卷入其中。参战兵力超过一亿人，大约9000万士兵和平民伤亡，3000万人流离失所，造成各种损失超过5000亿美元，其空前的广度、深度和烈度，成为人类战争史上的一次大革命，给予军事战略和战争观以巨大影响。1914年至1945年期间的热战，是人类社会第一次界限分明的两大阵营之间的强烈度冲突时代。

2、中烈度冲突的“冷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分成两大阵营，即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阵营，其军事阵营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其军事组织为“华沙条约国”，简称“华约”。欧洲是冷战的主战场，被分为西欧和东欧。两大阵营、两大军事组织对峙了55年，世界剑拔弩张，军备扩张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毁灭世界的大战随时都可能爆发。

“冷战”一词是1946年初美国政治家赫伯特·斯沃普在为美国参议员伯纳德·巴鲁克起草的一篇演说稿中最先提出来的。1947年9月，美国政论家李普曼出版《冷战》一书，从此该词被广泛采用。而“铁幕演说”、“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北约”等一系列举措，最终将“冷战”一步步变为现实，形成了在心理、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美苏两大阵营间的全面对抗，构成了冷战的丰富内涵，它既是指指“二战”后的1946年开始的美苏之间除了直接动用武力以外的一切敌对行为，又是被用来说明当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由过去的联盟关系转向冲突，其范围涉及到政治、经济、外交、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它是东西方阵营之间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除直接军事交战以外，一切敌对行动的总称：意识形态的严重对立、核恐怖下的势力均衡、两极之间的紧张对峙……它既不能被称为战争，因为它争而不战；也不能被称为和平，因为它既不平也不和。于是，有人称之为“战争与和平的私生子”。

冷战的理论基础是乔治·凯南提出的“遏制理论”。1946年2月22日，美国驻苏使馆代办乔治·凯南向美国国务院发回一份长达8000字的电报，断定俄罗斯民族具有扩张的历史根源和现实癖好，主张对苏联实行“遏制”政策，以阻止其影响的扩大。这样，美国决策者以黑白分明式的宗教思维为指导，对苏联发动了冷战。其要点为：美国必须拥有足够的武力，时刻准备使用武力，用“消除非共产主义世界中所存在的大片较脆弱地区的办法”来制止苏联的扩张。不难看出，冷战的内涵一是美苏之间的对抗，二是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对抗；冷战的特征一是涉及范围广泛，二是以非直接武力对抗为运作手段，三是以军事实力为后盾。冷战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开始，直到19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为止。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阿富汗争端是几个东西方国家在“冷战”中直接对抗和冲突，是“冷战”中的“热战”，德国是冷战中最主要的争端焦点，柏林墙是冷战最生动的标志。1945年至1990年期间延续了55年的“冷战”，是人类历史中的一种中烈度冲突。

冷战并非通常意义上的战争，它是一种特殊的阵营对抗形式，这种对抗形式亘古未有，人类历史上也只有罗马与迦太基间的对抗才能与之相提并论。基辛格说得好：“超级大国的行为往往像两个全副武装的盲人在一间屋子里摸着找路。每一个人都认为对方使自己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因为他认为对方能够看得很清楚。事实上，变化不定、妥协、前后不一，才是决策的本质。但屋里的每一方都倾向于把对方看成是始终如一的、有远见的和一贯的。于是，时间长了，就是两个盲人也能造成巨大的伤害，更不用说给屋子带来的损失了。屋子幸运地保存了下来。与此同时盲人却把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对抗升级为一种强制地把对方联系在一起的、不断加剧的紧张局势。真正的原则分歧、实在的和想象的利益冲突、大量错误的认识、错误的理解和蛊惑人心的宣传又加速了这种局势的发展。每个超级大国采取它真诚地认为是出于防御目的的行动，而这种行动又被对方认真地视作不能接受的威胁，必须采取坚决的对抗措施；每一方都不断地使对方确信其担心是有道理的；每一方都受这样一种倾向的支配：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待局部的冲突，从道义的角度来看待政治斗争，用绝对化的观点来看待相对的分歧。于是，双方步调一致地扩大了冷战的范围。这就应了埃默森的一句话：“在分析历史时，切忌过于复杂深刻，因为起因往往很简单。”正因为如此，冷战的突然终结出乎世界的意料，也就不足为奇了。

3、低烈度冲突的“冰战”

冷战的终结是以一连串的事件为标志的：柏林墙的倒塌、德国统一、东欧剧变、海湾战争、苏联解体……然而，其中最本质的还是作为一种价值标准的终结。

20世纪30年代，许多美国人把苏联看成魔鬼国家，原因是由于斯大林在国内实施清洗政策以及他在1939年与纳粹德国签订臭名昭著的《互不侵犯条约（秘密条款）》。可是，当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与苏联联合抗击德国时，美国政府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公关运动，以清理这一美国新盟国形象，使其符合自由主义理念。苏联此时已被描绘成原始民主国家（proto—democracy），斯大林也成了“约瑟夫大叔（uncle joe）”。二次世界大战时，尽管美苏两国对战时利益和战后安排各有打算，但它们仍服从打败和消灭法西斯这一共同的首要战略目标，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盟友关系。战争结束后，美苏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美苏两国共同的敌人已被打倒，战时共同的战略目标已经达到，随之而来的却是美苏之间的战略目标、战略构想的战略意义的根本冲突。二战尚未结束时，罗斯福就曾构想战后世界蓝图，其主要的战略构想是大国合作，特别是美苏合作，同时安排战后世界，共同维持战后世界秩序，但是必须由美国充当老大，主宰世界。杜鲁门担任美国总统后，凭借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地位，公开宣称要“领导世界”，并通过实施霸权主义的政策和手段来追求这一目标。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的战略总目标是主宰世界。苏联是美国称霸世界的主要障碍，杜鲁门政府的对苏联政策日趋强硬。它的战略构想是摒弃美苏合作，一边搞导弹威胁，一边搞金元外交，使用霸权主义的政治、经济、军事手段，控制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争夺亚非拉，施压东欧、东亚社会主义国家，遏制苏联，独霸世界。美国战略目标的战略构想是为美国的战略利益服务的。美国垄断资产阶级要求确保美国的“世界第一，越多越好”的经济利益，这是战后美国最重要的战略利益。战后初期，一个显而易见的情况是，美国需要为其远远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大量产品和大量资金，去最大限度地拓展海外市场和投资市场。美国需要依靠其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来保持其头号大国地位，力图称霸世界。而苏联在战后初期的战略总目标也是确保头等大国地位和势力范围，并且发展壮大以苏联为首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推进世界革命。其主要战略构想是，维持美苏主导的雅尔塔体制，巩固苏联在二战中取得的战略利益和势力范围，建立包括东欧在内的保障苏联安全的屏障，增强苏联的国力，扩大苏联的影响，推进并领导世界革命。确保苏联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争取意识形态的胜利等是它的战略利益，但最重要的是苏联安全利益。

美国和苏联都想“领导世界”的野心，苏联的极权主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扩张以及斯大林的偏执狂，成为冷战产生的根源。美国要独霸世界，而苏联决不准许美国任意主宰世界。美国要使东欧变成所谓的“自由世界”，而苏联决不容许美国插足苏联的势力范围。美国要关心和扩展它的经济利益，而苏联要担心和保障它的安全利益。美国要在全世界推行资本主义，包括美国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而苏联要在全世界推行社会主义，包括推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美苏都认为在刚刚经历二战后必须避免双方直接交战，但是，它们之间的战略目标、战略构想、战略利益的冲突和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对立，必然导致昔日盟友反目成仇。于是，冷战不可避免。

战后苏美战略目标和战略利益的冲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矛盾的上升，社会制度的不同，意识形态的对立，国家利益的冲突，大国之间的相互猜忌、相互摩擦和过度反应，这一切聚合在旧世界格局向新世界格局转化之际，导致了冷战。杜鲁门主义出台标志着苏美冷战的全面开展，马歇尔计划与莫洛夫计划的对抗，是冷战在经济领域的开始，两个朝鲜和两个德国的出现是二战和冷战的产物。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集团开展了全面紧张的对峙和对抗。随后，意识形态与价值标准的严重对抗，产生了“非此即彼”、“黑白分明”的错觉，人类的价值标准还从来没有陷入如此不能自拔的困境。全球化的飞速发展彻底埋葬了冷战的价值标准，弥合了分裂的世界。人类逐渐认识到“地球是圆的，人类无东西方之分”。西方对冷战的终结普遍抱有一种盲目的乐观，纷纷断定“民主赢得了东西方之间的一场争论；市场赢得了经济上的争论”，人类社会进入了所谓“历史的终结”时期，“文明冲突论”、“民主和平论”应运而生。至此，冷战的“价值标准”才真正有了转化和继承。然而，“价值标准”从来是胜利者的托词。现实主义一针见血指出，冷战不过是美国制造出来的谎言，隐藏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背后的仍然是古老的权力游戏，只不过这种游戏带上了意识形态的时代色彩。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大师肯尼思·华尔兹指出：“根据冷战的言论，世界的根本分裂是资本主义和不信神的共产主义之间的分裂。从利害关系的大小和斗争的力量来看，意识形态在美国和苏联的外交政策中都从属于利益，这两国的行为与其说是像救世主领导人的行为，不如说是传统大国的行为。”美国本身对言辞与实际之间的这种差距视而不见。其现实主义政策有时与自由主义的要求是一致的，即当追求权力与追求法则不冲突时，它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装点上自由主义，而无需讨论根本的权力事实。事实上，美国在冷战时期反对共产主义并非源于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是源于现实主义原因，但却与自由主义法则相一致，因而，决策者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它当成意识形态冲突推销给了公众。

美国确立了以冷战避免热战，遏制共产主义，稳定资本主义的遏制战略。杜鲁门主义实质上就是战后初期美国公开反共，企图遏制苏联，称霸世界的全球扩张主义，它也标志着美苏盟友关系的破裂和美苏冷战的全面展开。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阵营凭借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拖垮了苏联和华约。1989年，苏联发生了“8·19”事件，接着就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持续了将近60年中烈度冲突的“冷战”，以亲苏联的东欧集团的瓦解和苏联的不复存在而谢幕结束，世界从此进入了“冰战”时代。

“冰战”时代的特点

与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冷战”相比较，“冰战”除了仍然是以军事实力为后盾这个特点之外，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客观形势的变化又有了一些新的特征。

如果说“冷战”时代两大阵营的对峙还是势均力敌的话，那么“冰战”时代最典型的特点是世界均衡的天平发生了严重的倾斜，由“冷战”时代的对称变成了“非对称”。有人将“冰战”称为“冷和平”，主体的不对称性成为“冰战”时代最主要的特征。如果说在冷战的起源问题上有美国发动说和苏联发动说、行为主体是两方的话，那么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冰战则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发动的，美国是行为主体。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冷战是大体上平行的两方，即一方是美国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另一方是苏联和以苏联为首的苏东社会主义阵营。可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后，统一的苏联和以它为首的苏东社会主义阵营已不复存在。于是，冷战的一端在强化，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非但没有瓦解，而且原华约的中东欧国家和原苏联的波罗的海三国也加入进来；但另一端却呈分散化，无法形成统一的对抗力量，俄罗斯、独联体其他国家、中国、朝鲜、古巴等在与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抗中差不多都是各自为战，彼此之间鲜有实质性的帮助和支援。为了将这种“冰战”进行到底，美国制造出了“邪恶轴心”、“无赖国家”等新的假想敌，超级大国美国控制了整个世界的话语权，从而使得“冰战”时代具有以往时代所没有的特点。

首先，美苏之间的对抗变成了美国对俄罗斯的挤压。从发展趋势上看，这种挤压有明显的从外围向核心发展的层次性。第一个层次，北约通过东扩将原苏联控制之下的华约成员收归帐下：1999年接纳了波兰、匈牙利和捷克，2004年接纳了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北约不仅扩大到了26国，而且逼近了独联体。第二个层次是明里暗里支持俄罗斯周边国家，特别是独联体国家中亲西方的反对派。从2003年格鲁吉亚总统大选、2004年的乌克兰总统大选到今年的吉尔吉斯斯坦议会选举，反对派都是先败后赢，都通过“街头政治”，最终取得了胜利。尽管当事的各国反对派都不愿承认直接受惠于美国为首的西方，后者也竭力否认自己是这些“彩色革命”的幕后策划者，可从这些反对派和西方一起弹冠相庆的欢呼声中，人们不难看出“冰战”的另类刀光剑影。所谓“革命”，本身就是西方的话语。第三个层次是促使独联体和俄罗斯解体。如果这种“彩色革命”再接二连三地发生，不仅俄罗斯的门户洞开，而且危及到了独联体的生存。所以，被未遂的“雪花革命”惊出一身冷汗的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发出了“拯救独联体”的呼吁，这种冷战的深化是决定独联体前途的重要外部因素。进一步说，如果独联体解体、外围防护栏没了，由多种民族、宗教组成的俄罗斯联邦无疑就成了西方直接进攻的对象，进一步被“细划”也大有可能。目前，俄罗斯会不会解体、如何避免解体，无论在俄罗斯还是在国际上都成了热门话题之一。4月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办公厅主任米德维迪夫提出，俄罗斯可能会解体为数个不同的国家，因此需要建立“超级行政区域”来预防。

其次，意识形态色彩仍没有消失。“冰战”时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并没有停止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遏制和打压。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并不等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消失，除了中国在建设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快速发展之外，朝鲜、越南、老挝、古巴等国也仍然举着社会主义大旗。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的“冰战”，最突出地体现在中国、朝鲜和古巴身上。对于中国，美国为首的西方不仅始终存有戒心，而且想方设法加以遏制。它们不仅鼓吹“中国威胁论”，还借口人权、民主等方面的问题攻击中国。2005年的军事政策正式评估报告暗示要对华实施强硬路线，极力阻挠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同日本在安保会议将台湾海峡列为美日两国共同战略目标。朝鲜依靠现有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根本无法构成对美国的威胁，即使在东北亚，朝鲜的威胁也无法与日本相比，美国以核问题作为说事的借口，其实质是要将朝鲜的社会制度扼杀。像以色列这样有着核武开发能力并且事实上早已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美国不但不管而且暗中支持。所以，说穿了，美国的最终目的就是要颠覆朝鲜的现政权。至于古巴，自从1961年美国断绝与古巴的外交关系以来，美国政府对古巴实行长期的经济、金融和贸易封锁，直到今天也没有解除。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把许多冷战行为进行了包装，使之披上了保卫自己利益与安全、维护世界稳定与和平、推行民主与自由这样一些冠冕堂皇的外衣，更加符合“冰战”色彩。20世纪90年代以前“冷战”的主调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意识形态色彩极浓。而“冰战”时代，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骨子里对社会主义的敌视透过种种包装仍依稀可见，只是更加隐蔽而已。

第三，中日之间政治上也进入“冰战”，其主要表现，一是自从2001年4月以来，由于小泉等日本政客屡次参拜靖国神社，两国首脑互访基本上中断，除了2003年10月小泉对中国进行了短暂的非正式访问外，两国首脑再无互访；二是两国在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的矛盾进一步尖锐化，日本不仅在教科书中、在地图上将它据为已有，而且把钓鱼岛列入西南诸岛防御计划当中；三是日本在历史教科书问题上默认极右翼美化日本军国主义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人民的伤害，激起了中国民众强烈的反日情绪；四是在台湾问题上，日本虽然声称政策没有变化，但常常搞点小动作，隐晦地支持台独势力，如原外相川口顺子去年“不小心”把台湾说成国家，允许李登辉赴日，要给予台湾特殊的签证待遇等等。

第四，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遏制中国和俄罗斯的同时，不断加强自己的“硬实力”和“软实力”。首先，作为冷战产物的北约不仅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而且不断扩大，如今已由最初12国扩大到26国。虽然宣称自己作用和使命有了新的变化，但是，北约成立之初所肩负着的“历史重任”仍然没有卸掉。其次，美国在不断地增强自己的军事实力。美国已经是世界上无可匹敌的超级军事大国，但它仍然不满足，军费开支越来越多，2004-2005财政年度美国的军费开支更是高达5000亿美元，超过全世界军费开支总额的一半；2007年的国防预算更是超过了6000多亿美元，军事力量越来越强。除了拥有装备精良的海陆空部队之外，美国还在世界30多个国家设立200多个军事基地；武器更加先进，B-2轰炸机出厂价是每架13亿美元，作战航程1.1万公里，加一次油后的续航能力达1.8万公里，2005年2月开始服役的“吉米·卡特”号攻击核潜艇，成本高达32亿美元；美国是世界上核武器数量最多的国家，拥有1万多件核武器，其中7000～8000件处于实战部署状态；拥有10多艘作战实力无与伦比的航空母舰。在手段上，如果套用约瑟夫·奈的观点，那就是美国在重点依靠经济、科技、军事表现出来的“硬实力”的前提下，还凭借由文化、意识形态吸引力表现出来的“软实力”。“冰战”时代的美国一手挥舞着超强的武力大棒，另一手打着美式的自由民主大旗，试图按自己的意愿来塑造世界，推展它的新帝国主义“冰战”政策。

第五，“冰战”的对抗不再是全方位的，而是偏重于某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冷战双方的对抗是全方位的，涉及范围不仅在政治、军事领域，而且还有经济、文化领域，少有交流与合作，即使有，其范围、程度也都很有限。20世纪90年代以后开始的“冰战”则不同，主要体现在政治上，个别情况涉及到经济上（如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制裁，欧盟对华武器禁运等）和文化上，而军事上的公开对峙则更为少见（但也不是没有，如北约炸中国驻南使馆、南海撞机事件等等）。“冰战”的内容使得政治与经济上的交往与合作交织在一起。比如，俄罗斯虽然对北约和欧盟东扩十分不满，但并没有影响它与美国、西欧政治、经济关系。又如，中国和日本在政治上“冰战”的同时，经贸往来却很热，2004年两国贸易额达1600多亿美元；中美之间在各方面的争吵不断，但与此同时各方面的交往也从没有中断过，而且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发展，美国和西欧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朝鲜与美国在针锋相对的同时，在经济上也同样有过合作。因此，“冰战”时代的对抗变得更为复杂。

“冰战”时代的国际格局

“冰战”时代的形成，使得世界国际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世界由过去的两极演变成为“单极”，美国成为这个“单极世界”的霸主，拥有决定世界命运的话语权。国际格局由“冷战”时代的美苏“争霸”变成美国“称霸”。整个世界国际格局出现了严重的不对称。

首先，美国标准成为世界标准的通行证。1999年5月24日，美国《新闻周刊》特别报道《一个纷争的世界》的观点，认为美国正面临着被思想库称为E2CW（即“冷战终结的终结”，the end of the end of the cold war）的挑战。美国主导了冷战后“冰战”时代世界秩序的形成，世界地缘政治力量的平衡由西方对苏联的胜利塑造了出来。自1989年以来，国际关系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是美国的实力水平。只有美国才拥有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力量相结合的优势：硅谷、隐形轰炸机和“星球大战”计划，全都融为一种能够确定全球议程的力量。

2001年9月11日，恐怖主义的骇世之作彻底埋葬了种种犹豫，世界宣告了冷战后时代的终结。有舆论将“9·11”事件后的反恐怖主义战争定义为“第二次冷战”，作者认为，“9·11”事件是“冰战”时代不对称的典型事件。布什更是宣扬恐怖分子是出于对世界自由灯塔的怨恨甚至忌妒而袭击美国，并提出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分子也是恐怖主义行为”的布什主义，明确警告“中立是不公正的”。这令人想起冷战斗士、当时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那句广为传诵的话——“中立是不道德的”。世界似乎又回到了冷战时期那种“黑白分明”的逻辑。人们不自觉地发现，国际社会从冷战时期的“美国制造”进入到了当今时代的“美国标准”时期。美国总以美国观来定义时代，并左右国际社会的视线。美国霸权的继续，得益于美国能不断更新由其主导的国际秩序内涵使之包容新力量，抑制可能的破坏力量。这次也不例外，基辛格称，现在是“清除冷战后遗症（国家处于敌对关系），重塑国家间关系，建立国际新秩序”的绝好时期；各国利益正趋于一致，具有反国际恐怖主义共同目标。

其次，“恐怖主义”成为“冰战”时代国际格局的另一极，非对称的国际冲突没有疆界。冷战结束以后，全球化的飞速发展迷惑了美国单极霸权时代的特征，也埋下了非对称冲突的种子。恐怖主义在无法与美国进行常规交锋的非对称冲突下，采取极端手段，引发了“9·11”事件。美国以反恐怖主义的名义发动阿富汗战争，并迅速取胜，无疑更强化了美国单极霸权的地位及其意志。“冰战”时代就是单极霸权与非对称性冲突相交织的时代。恐怖分子对美国展开空前的攻击事件，吸引了世界的视线，也引起人们的深刻思考。像这样大规模的袭击，所造成的冲击和影响都是前所未有的，这和向敌对国家发动一场突然的袭击，甚至是公开的宣战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不同的，是这场袭击所持续的时间异常短，看不到战场上的硝烟。表现在：袭击事件是由为数不多的几个恐怖分子，经过周密的策划，通过劫机的方式，对美国等发达国家展开震撼力强大的袭击，把恐怖活动提升到新的境界。恐怖活动成为“冰战”时代没有疆界的战争。亨廷顿在1993年就指出，“世界并不是像西方在冷战中取得胜利之后预示的那样不可避免地拥抱西方的价值观念，相反，世界正逐步迈向各种文化的冲突……”亨廷顿的文化冲突理念，显然的影响了近年来美国政府对西方世界以外的势力所采取的警惕态度。在行动上，美国同样对恐怖主义活动做了不少防备工作，愿意在这个课题上和中国进行合作与利益交换，甚至设法和朝鲜这类曾被指为“无赖”的国家接触，目的都是为了使恐怖主义活动受到制约。“9·11”及以后一系列恐怖事件以后，更突显了恐怖主义已成了国际社会的公敌，各国之间唯有加强合作，才能有效制止这种毫无人道的行径。

第三，“冰战”时代军事竞赛的舞台由显转隐，由陆地转向海洋和太空。出于战略上的需要，美国全力推行全国导弹防御系统(NMD)，企图把对外战争限制在美国的境外或太空里，不对美国人造成伤亡。同时大力发展高、精、尖的军事实力，将各种冲突引向海洋和太空，并对国土防御采取更加严厉的应对措施，做到防微杜渐，在行政、法治、检查等等方面一改过去宽松的机制，实行较严厉的管制。

“冰战”时代国力强大的美国沿用冷战思维，一直在寻找潜在对手，可是所找到的对手，如中国、俄国等，都似是而非，和冷战期间美苏针锋相对的形势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导致美国在外交政策上一直摇摆不定。一系列的恐怖事件发生以后，美国意识到威胁国家安全的主要是恐怖活动，因此，美国开始把对付恐怖主义活动放在首要位置上，减缓它耿耿于怀的外国威胁论，重新以核武器扩散及是否支持恐怖活动为标准，设计出了包括伊拉克、朝鲜、古巴、伊朗等在内的“无赖国家”、“邪恶帝国”等敌对目标，并根据轻重缓急先后加以打击。对于中国，美国则想方设法加以遏制，不仅鼓吹“中国威胁论”，还以人权为借口攻击中国，美国极力阻挠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的禁令等。

第四，政治上的对抗与经济上的交往与合作同时并存。20 世纪90年代以前的冷战双方多是全面对抗，少有交流与合作；即使有，范围、程度也都很有限。而“冰战”时代则不同，每个国家考虑问题都从本国的国家利益出发，将政治、意识形态与经济发展区别对待，因而出现了一种对抗与交往、合作并存的怪现象，如俄罗斯虽然对北约和欧盟东扩十分不满，但并没有影响它与美国、西欧的政治、经济关系；日本在政治、历史等问题上对中国不断挑衅，小泉等日本政客屡次参拜靖国神社，在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上故意激化两国之间的矛盾，在教科书中、在地图上将它据为已有，而且把钓鱼岛列入岛屿防御计划当中，默认极右翼美化日本军国主义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人民的伤害，一再刺激中国民众的感情，在台湾问题上常常搞点小动作，隐晦地支持“台独”势力等，但在经贸往来上却与中国保持正常关系，2004年两国贸易额达1600多亿美元；美国不断在各方面找中国的麻烦，但同时与中国在各方面的交往却从没有中断，并且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发展，美国和西欧都已经成为中国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

第五，“冰战”时代的国际格局由“天平型”转化为“波纹型”。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冷战”，两个势均力敌的阵营维持着世界的均衡。“冷战”结束以后，苏联解体了，美国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均衡的世界天平出现了倾斜，支撑天平平衡的重心滑落到了美国一方，整个世界格局变成了“波纹型”。如同丢入水中的石子溅起的层层波纹，美国位居波纹的中央，以美国为中点圆心，靠近中点的最内层波纹是美国的盟友，随着波纹状的扩大，越靠近外层波纹则是被美国称之为“邪恶帝国”、“无赖国家”的敌对国家。整个世界形成了以美国为波纹中心，再以靠近波纹中心远近的波纹分亲疏的国际格局。美国的思维就是建筑在这一理论基础上，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单边主义愈来愈猖獗。

“冰战”时代变得更为复杂。所以，人们不能简单地以一分为二或者非此即彼的眼光和态度来对待它，而是要把它放到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总体来考量。但无论如何，人们应该认识到，“冷战”刚刚结束，“冰战”已经开始，而且是更高级的冷战。

“冰战时代”中国的对策

2005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红场胜利阅兵讲话时强调：“战争教训警告我们，资助暴力，不参与和忍受都必然会导致世界规模的可怕悲剧的发生。因此，今日人们在现实遭遇恐怖主义威胁时，应当忠实纪念我们的父辈，必须捍卫和平与秩序，在安全和公正基础上，在新的相互关系文化上，都不允许任何冷战和热战的重演。”因此，世界各国和人民应竭尽所能，防止新的致命学说和新威胁的出现，避免任何冷战、热战的重演。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非常复杂的“冰战”时代，如何采取正确的对策，应对“冰战”时代带来的挑战，是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

首先，团结发展中国家，推动国际“平民政治”的建立。“冰战”时代的一个典型现象是发达国家运用自身的政治、经济、军事优势，忽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要求，在世界上推行“精英政治”。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精英政治”的宴席上没有自己的位置，因此，就应当为数量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立言立行，整合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要求，推动“平民政治”，提高占世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世界政治中的影响力。2005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中，开门见山就讲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而且承诺向30多个最不发达国家提供优惠关税待遇，减免有关国家债务，提供100亿美元优惠贷款等。这些措施，都对维护世界公正与促进中国自身的和平发展，推动“平民政治”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当然，在重视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的同时还应该看到，中国与世界或联合国之间的关系具有多重维度和多个层面。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当然需要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来思考重建国际政治生态；但中国也是一个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地区大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能完全无视大国政治的逻辑；中国还是东亚世界中的一员，不可避免要为东亚的和平与安宁做出更多努力；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的经济已经高度融入世界，中国还要学会从全球视角思考问题。在参与世界事务时，中国应把所有这些都纳入视野，在通盘考虑它们之间的复杂纠葛的基础上进行决策。

其次，坚持多边主义，建设国际和谐政治生态。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应着重从作为发展中国家与地区大国这两个事实层面，来思考权衡“冰战”时代的世界性问题。只有强调加强多边合作，才能有效应对日益增多的全球性威胁；恐怖主义和单边主义对世界的和平和安全都构成威胁。因此，中国需要在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的双重要求下，关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使联合国改革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需要，防止出现对中国不利的国际政治生态；二是使其与中国所负担的国际责任相匹配，也就是说，使联合国改革能尽量体现世界公平；三是要保证联合国的权威，提高联合国的工作效率，防止因简单的正义性要求而使联合国工作失效。中国所考虑的，不是简单的局部意愿与诉求，而是世界的持久和平与整体国际和谐。将和谐社会冠以“国际”二字，不仅意味着要在世界范围内达成人与人的和睦相处、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而且要赢得国家与国家的和平共处。和谐是和平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和谐，就容易出现冲突、纠纷，和平就很难实现，即使实现也很难持久。国际和谐政治生态的主张，能够使中国在世界树立起一个讲道义的大国形象，它对中国的和平发展，将是一个有力的保障；同时也可以避免“冰战”时代的大规模热战冲突爆发。

构建国际和谐政治生态应当坚持四项原则，即政治上相互尊重，在联合国宪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基础上，坚持主权平等，共同推进多边主义，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中心作用，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经济上加强合作，建立公开、公正、合理、透明、开放、非歧视的国际多边贸易体制，在互利互惠、取长补短中实现共赢，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文化上开放包容，尊重文明、宗教、价值观的多样性，尊重各国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自主权，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在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基础上相互借鉴，发展繁荣；安全上增强互信，树立互利、互信、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以对话增进互信，以协商化解矛盾，以合作谋求稳定，共同应对各种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维护世界和平。

第三，继续奉行韬光养晦策略，增强国家竞争力。“弱国无政治”，“弱国无外交”，“落后就要挨打”，这些真理性的名言，中国人民是深有体验的。在“冰战”时代的今天，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来说，这些名言更加具有醒世作用。一个国家能否在“冰战”时代的国际社会中立于不败之地，不仅取决于经济、军事等某单方面的力量，更在于它所具有的综合国力，即一个主权国家赖以生存发展所拥有的全部实力及国际影响力。“冰战”时代是一个赢家通吃的世界，强国、赢家左右着世界经济的格局，他们发起和推动的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运动，实质上是要求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无遮无拦地撤除对资本、物质、市场和人员流动的一切限制和障碍，为那些张开血盆大口贪婪地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投机资本在民族国家毫无提防的环境下进行驱利活动。因此，中国一定要认清“冰战”时代的本质，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和发展水平，按照权利和义务相统一的原则，权衡利弊，切忌在市场没有成熟的情况下，毫无保留地拱手将一切管制权力交给那些貌似公允的全球化“经理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迅速增长，200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5万亿美元，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如果按购买力平价估计，GDP达到6.5万亿美元。中国已经顺利完成了现代化战略目标的第一、第二步，跨过了小康门槛，2020年综合国力将跻身世界三强，到2050年左右，中国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44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大国。中国带来的边际变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和决定性因素。更重要的是，中国的软实力正在悄然崛起，中国一方面高度融入世界体系，接受现存体系的规则；另一方面，中国根据自己的能力静悄悄地发展出了和美国不同的软实力，即业已形成的中国国际行为模式：多边主义把中国的影响带向世界的各个角落。中国多边主义的核心是经济外交，正是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构成了中国多边主义的发展动力。同时，中国将睦邻友邦政策深深地寓于多边主义和经济外交之中，多边主义又为睦邻友邦政策提供了一种制度机制和保障，而经济外交则成了实现“安邻”和“富邦”的方式。多边主义、经济外交和睦邻政策等正有效保障着中国的和平崛起。

但是，中国的综合国力相对于美、日、俄、德、法、英六国来还很弱，中国的综合国力值仅有美国的25%，为英、法、德的50%，俄罗斯的2/3。再加上在当今“冰战”的世界中，全球化的游戏规则更多的体现着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需求，西方大国不会让中国自动享有的机制权益，甚至可能千方百计把中国排斥在利益安排之外，以遏制中国的和平崛起。因此，中国应该要很好地给自己定位，建立起开放的、国际化的、健康的国民心态，以平常心、进取心、包容心、自信心、责任心的大国心态，既不盲目崇洋、崇西，又不采取狭隘的、激进的排外民族主义；既不盲目尊大，又不妄自菲薄，而是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积极向上的民族精神，韬光养晦，努力进取，加快和平崛起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