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法感情，就是指人们对法律采取的一种态度，是人们对法律的一种特别信仰和依赖。而正是这种依赖的产生，这种信仰的存在，决定了人们在行为选择时首先考虑的是毫不犹豫地对法的侵害付诸行动，以阻止他感情力主维护的法次序。

作为一种感情的趋向，法感情绝不可能是法的一种当然同胞。法要使法感情与之形影不离，必然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法的权威和法的特别关怀。人都是感情的动物，人们虽然一直试图加强理性的指导作用，但感性（特别是感情）在许多时候都主宰着大多数人。但人对一些东西有了真正的感情后，他会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对其好，甚至为其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典型如亲情和爱情。，将权利作为了义务，唤起了大众的法感情，从而实现法治。

《为权利而斗争》便是试图利用感情这种强大力量来将权利理念深入人心，从而激起大众为了权利而斗争，用自身点点滴滴的实际行为构建宏伟的法治大厦。该书共六章，前五章解决了为什么要为权利而斗争的问题，第六章回应到作者当时的国家状况，批判当时挫败公众法感情的现象。前五章分别从法的起源、法的生命、对自己的义务、对社会的义务和对国家的义务五个角度来讲述。

法不是凭空而生，都是不同利益主体斗争而来，新法的产生意味着对于旧法所产生利益格局的再划分，所以必定具有“阵痛”，而且可能很漫长，甚至会流血和失去生命。商鞅便是这么一位殉道者。作者强烈批判了萨维尼的认为法自然形成的观点。但是，笔者认为萨维尼是在强调法可能基于本土资源而形成规则，不需要立法去凭空编制，也不需要大量从国外去移植，但其并没有否定法的产生不经过斗争。正是这种阵痛和艰辛，人类的法感情就会那么深刻，像对于自己亲生的孩子和经过千辛万苦追到的女友那样去好好呵护和对待。法感情由此而生。

法律是一个生态系统，法制是规则体系，法的运行才使法律赋有了生机。这个过程可以称作为从抽象权利到具体权利。纠纷产生后有很多解决方法和途径。但作者认为必须拿起法律武器，和不法行为做斗争。这种斗争的价值超越了该纠纷本身所涉及的物质价值。正如两国为了一小块土地而大动干戈，最后双方均损失严重。在此，已经不是单纯的利益争夺，一种法感情开始支配人们的行为。作者认为法的核心是斗争，不去为权利而斗争，法就会成为一纸空白。在此，作者忽略了法治的另一种力量，那就是公民自己主动对于法律的遵守。所以，对于法的核心的认识有失偏颇。

对于一个人而言，他必须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斗争。所以，为权利而斗争是对自己的义务。人们的生存包括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物质条件需要权利主体的具体主张和斗争，人的行为才能开启法律运转的阀门。在精神条件方面最重要的是受到他人尊重和平等对待。“完全放弃权利是精神上的自杀”。但对方的侵犯是恣意时，人们的感情就会受到伤害，因此，为权利而斗争成为了自己的义务。而如果他人的侵犯是客观而非恣意时，人们可以通过和解等方式来处理。一个农民会倾其财产孤注一掷对簿公堂，便是为了这种感情，一种凝聚在财产上的感情，认为已经伤及其最在乎的脸面。而法律作为一种文明的斗争方式必须得到提倡，不然，法感情的缺失会使人民采取更为极端的行为。因此，主张权力关乎人们生存的方方面面，每个人不仅要有对于法感情的感受性，而且还要有实行力。

主张权力还是对社会的义务。在一个社会内部善恶的对战中，善良的一方必须组成联合，个别人的临阵脱逃不仅长他人志气，而且会伤透其他善良人们的心。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做法律的看守人和执行人。良好的秩序是一种社会公共品，只是享有而不去为此斗争必定会使该社会福利最终灭失。另外，法律必须是善的，法的非善性最终会导致人们法感情的减弱。而且，司法权威和公正性必须得以建立，腐败无能的司法会使人们对法丧失了信心。

另外，主张权利也是对于国家的义务。作者认为，只有积极主张权利的人才会真正去为国家权力而都斗争。在平时的生活中，权利意识成为了民族性格的重要部分。这种意识甚至是一国的道德力量，这些力量才是一国对外的强力保证。培养国民的法感情就是培养国家的健康和力量。许多国家都在移植西方的法律，但是制度来了，却没有那种背后深沉的感情，一个我们没有感情的东西，我们最多如客人一样以礼相待。

最后一章回到了对于现实的批判。但是德国的私法只是重视了呆板的物质主义，不要求侵犯者进行必要的补偿，而受害者还要承担败诉（尤其是不合理的证据制度）的风险，从而忽视了公众的法感情。因此，正确的作法是必须将不法区分为客观的不法和主观的不法。客观的不法只要求回复原状就可以，但是后者必须处以罚金或名誉丧失。这种合符人们情感的社会效果的产生才能使法律保持健康，这样才是对于法感情的正确回归，才能真正实现法治。

从以上的内容可以看出，作者所谓的法感情已经超越了个人，超出了法律本身。法感情也有着理性，而且包涵正义的理想。法感情是法治的内在动力，是其精髓所在。没有了法感情，法律世界便失去了意义，人类将不会钟爱于她。这种感情沟通了法律制度世界和人类生活世界，将法融入了生活。法制建设恢复已经三十年了，我国公众那深深厚重的法感情仍然在年那遥远的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