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以库恩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推向高潮的是美国的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Paul　karl　Feyerabend　1924～)。他出生于奥地利的维出纳,二战期间应征入伍,当过军官。1947年入维也纳大学学习,195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任美国加州的伯克利大学和瑞士苏黎世工业大学的哲学教授。主要著作有《反对方法》(1975)、《自由社会中的科学》(1978)等。

费耶阿本德的《反对方法》一书问世以后,其“多元方法论”或“认识论的无政府主义”等思想迅速在西方引起轩然大波。由于他对全部科学哲学流派进行的无情批判和犀利、激烈的言词,给人们留下一种偏激过火的印象;但是,另一方面,他对问题的深入探讨,他的旁征博引和一系列新颖的思想又为他在科学哲学界赢得了很高声誉和地位。

一、“多元方法论”的提出

现代许多人把费耶阿本德看做一个否定方法和理性、主张自由意志和离经叛道的无政府主义认识论者。其实,费耶阿本德提出“多元方法论”和“什么都行”原则并不旨在否定一切传统方法和理性,只是旨在反对那些僵死凝固、“普遍适用”的方法;反对把仅仅在一定范围适用的方法教条化,并由此推广到一切领域和时代,脱离历史和现实的传统方法论的思想。据此,他展开了对逻辑经验主义、批判理性主义、研究纲领方法论等的批判,指责他们要人们离开丰富多彩的客观世界,去遵循抽象、僵死的规则和方法以重构科学理论。他们的观点只会阻碍科学的进步,扼杀科学的活力。

(一)对逻辑经验主义的批判

费耶阿本德认为,以前的科学哲学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逻辑经验主义,因为逻辑经验主义存在着严重的经验主义、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他认为,在人类认识史上或科学史上没有一成不变的知觉和事实,也没有与之相应的不变的术语、概念、解释及不变的语言系统和理论范式。因而也就不可能存在与变动性极不协调的一成不变的法则、原理和方法。他进而认为,在科学哲学中流行的一些原则,如“一致性原则”、“发现的逻辑和辩护的逻辑相区分”的原则、“观察陈述和理论陈述相对立”的原则等等,都应该被取消。

(二)对批判理性主义的批判

对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的批判,费耶阿本德是从两个方面发难的:一是波普尔的理论以问题开始的进化模式;二是否证的方法论。

对于第一个问题,费耶阿本德指出,实际上像制度、观念、事业等问题并非是从问题开始;再者,所谓的问题有些经过调查研究之后发现本身是一种错误且并非存在于有关事件、性质中而一定要解决,它可以在人们的研究中不自觉地消失。

对于第二个问题,他指出,不能简单地根据个别事实与理论不一致就否定理论。因为这些事实完全有可能是假的、非本质的。

(三)对“研究纲领方法论”的批判

费耶阿本德着重批判了拉卡托斯的基本价值判断的观点。他认为利用“基本价值判断”为科学理论进行检验,至少消除了科学的两个重要特征:一方面由于科学分化成许多学科,每一学科又产生许多不同的理论,形成许多不同的学派,因此不同的科学家常常拥有不同的“基本价值判断”,尤其在科学革命时期几乎没有什么统一的东西不被破坏,没有什么原理不受到挑战,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方法不能废除。所以即使是对同一种理论也会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另一方面“基本价值判断”只能给出不太充分的根据和理由,因此许多科学家接受基本价值判断都是根据信念,并不验证它,只是完全顺从于他们的专家集团的权威;而且共同的科学智慧并不是十分共同的,而且它肯定也不是非常智慧的。所以基本价值判断常常是不合理的。

从对以上几种方法的批驳看,并不能说费耶阿本德否定一切具体的、特殊的方法和规则,他只是肯定一切具体的、特殊的方法都有一定的适用时间和范围,要求人们不要用那些本身都有限度的规则和方法束缚自己的想像力和创造力。他主张人们可以使用任何方法,只要能获得成功,“怎么都行”。不应该把各种可以利用的、且有可能奏效的方法排除在合法地位之外,因为人类想揭示的这个世界还几乎是个未知实体,因此我们必须放飞思想,不要预先就束缚自己,不要受任何义务、命令、法则和权威的障碍。一种认识论描述也许看样子比另一种更富丽堂皇,但是谁能保证它是揭露自然奥秘的最好方法?由此,他竭力主张“多元方法论”。

二、多元方法论

在方法论上,费耶阿本德反对的是单一、独断、万古不变、所谓普遍有效的教条式方法,主张的是开放型的、自由创造型的、具有生命力的、能够适应历史变化的、促使人的个性充分发展的、能够最有效地揭示外部世界深藏的秘密的方法,而这个方法就是“怎么都行”。所以,费耶阿本德的方法论与传统方法论的根本区别就是:不把任何方法变成僵死的教条,同时又给任何方法以应有的位置。

费耶阿本德认为归纳法是经验主义的最大教条,是阻碍人们引进推动科学进步方法的最大障碍。由此他在自己主张的多元方法论基础上提出了几种具体的反归纳方法。

(一)多元比较选择法

费耶阿本德认为,反驳一种理论的证据常常是通过一种矛盾的选择来揭示的,也就是说,一种理论的最重要方面是通过不同理论、不同观点的比较而发现的,而不是通过分析。“一个科学家要想最大限度地增加他的见解的经验内容,要想尽可能清楚地了解它们,就必须尽可能多地引进其他见解,即他必须采用一种多元方法论,把这些思想与其他思想进行比较,而不是与经验进行比较。”而且他必须试图修正而不是抛弃在竞争中失败的见解。这样一来,他接受的知识就不是一种集中理想见解的自身一致的理论,也不是逐渐逼进真理,而宁可说是一个互不相容、可供选择的、日益增加着的知识海洋。在这种海洋中,每种理论、神话、故事通过竞争和选择都对人类意识的发展作出贡献,参加竞争的每个人也都对人类的科学文化事业作出贡献。

费耶阿本德强调选择方法是与他的“增多原则”相一致的,是针对传统方法论的“一致性原则”提出的。他认为“一致性原则”不仅与科学实践不一致,而且与经验主义不一致;由于强调一致,消除了许多可供选择的事实,排除了许多有价值的试验,大大减少了理论的经验内容,因而实质上也是减少了证明理论的事实总量。所以,即使某种理论获得成功,也不是因为它完全与事实一致,而是因为缺少一种构成验证的详细说明的事实,是因为这类事实被排除,以致它的成功完全是人为的。事实上,只有借助选择才能使许多事实变得有利,才能使许多反驳理论有错误的事实不被排除。所以,选择不是减少理论和事实的总量,而是增加理论和事实的总量。这是与他的多元方法论的“增多原则”相吻合的。

至于如何进行选择,费耶阿本德认为:主要是通过选择对象的对比,而选择对象可以通过各种可想像的途径和方法产生。关于选择的方法和原则,他说:“正确的方法一定不包含使我们在否证的基础上对理论进行选择的法则,它所包含的法则必须能使我们在已经验证过的、而且被否证的理论中进行选择。”否证的方法,由于强调“一致性原则”是不足取的。因为“事实”可能受到各种污染而使自身失去可靠性,这样被否证的理论可能未必错误,因此如果把这类被否证的理论从选择对象中排除,同样可能丢失科学真理。

(二)特设性假设法

费耶阿本德所谓的“特设性假说法”指人们为了证明一种理论、宣传和使人信服一种观念,可以通过提出“为此目的”的假说来进行论证、说服的方法。费耶阿本德说,关于这种反归纳的、增加假说或理论的方法,通常为保守的科学家拒绝使用,他们认为新思想通常缺乏有利的证据。然而,这种方法却是科学共同体中不可缺少的,因为,事实上许多新的观念和理论萌芽都是特设性的。比如伽利略的“自然运动”就是为了与地球的旋转运动相容,以及为了逃避有关塔的争论的困境而提出来的;或者说,他的“自然运动”的新思想至少部分是特设性的。在这里,旧意义上的原动力消失,部分是由于特设性方法的原因,部分是由于模糊地认识到与所有运动的相对性观念不一致。因为要说明地球在运转就要求有一种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理论的新的动力学;而新动力学的解释必须能够使地球运动,并倒过来成为反驳旧动力学的一个例证。要使这种解释成功,第一步就要求构造一个有关地球旋转的“特设性假说”。哥白尼和伽利略进行了第一步中的最初工作。这项工作由于伽利略利用一个成功的“特设性假说”捍卫了哥白尼理论,完成了从亚里士多德天文学到17世纪天文学的过渡。所以,反归纳的方法——“特设性假说法”是科学研究过程中切实可行、方便有效的方法,在科学史上它被广泛应用和推广。现在人们为了解决另外一些理论上的矛盾和困难,又提出了“特设性近似值”、“特设性测量”、“特设性推测”等过渡性的方式、方法,这些方式方法显然都是“特设性假说”的衍生物。

(三)历史回复法

关于这一反归纳的方法,费耶阿本德说:“科学史上一个新的时期是从一种向后退的运动开始的,它使我们回复到一个早期阶段,在那里理论更含糊,更少经验内容。这种倒退运动恰恰不是一种事故,而有一定的功用,它是我们想要推翻现状的实质。因为它给予我们详细发展主要观念的时间和自由,而且是为了发现必要的辅助学科。”比如在亚里士多德之后,关于古老“荒诞”的地球运动的观念被抛到历史的垃圾堆中长达2000年之久,只是到了哥白尼时代,通过历史回眺的方法才将它复活过来,并锻造成打击其对立势力的武器。

关于“历史回复”最有力的证据是中国医学的“死灰复燃”。费耶阿本德在他的几部著作中,多次提到中国传统医学的复活与价值。他说,在中国由于新一代崇尚西方科学,排斥传统科学与传统方法,结果凡是与西方医学不一致的东西都受排斥。老中医被从医学实践中驱逐,草药学、针灸都被看成陈旧过时的东西。但是,由于政治上的干预,“50年代的政治力量强迫大学重新讲授传统医学,因而开创了世界上最有趣的研究路线”,从而也获得了最有益的迷人发现,即产生了西方医学不能够重复的诊断结果和诊断方法;而且这种诊断一直没有得到现代医学的解释,它暴露了西方医学的缺陷。因此在中国,主张中西医结合的道路,成为现代医学成就的一个重要方面。

基于以上史实,费耶阿本德结论说:“哥白尼学说、原子论、伏都教、中国医学等事例都证明最先进、最保险的理论也是不安全的。它能够被那些已经抛进历史垃圾堆中的无知自负的观念所修正,甚至完全推翻。这就是今天的知识如何会变成明天的神话,而最可笑的神话如何会最终转变成为最稳固的科学。”为此,人们甚至必须保留《创世纪》中所发现的人和宇宙的理论,精心地改造和修饰它们,并利用它们来衡量进化论及其他现代观念的成功与否。通过这种衡量,人们也许会发现进化论并不像一般理论所假定的那样好,它必须被补充,甚至被一种新的修改本取代。基于此种认识,费耶阿本德认为,许多现代最优秀的科学理论、科学观念都并非现代所生,而是早就以含糊的形式包含在古老的观念中。现存的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医学、生物学、地质学、哲学和人文科学不仅可以追索到它们的原始形态,而且通过回复方式可以从古老的观念中焕发出它们的青春。

(四)“非理性”方法

费耶阿本德在批判归纳法的基础上,还把他所谓的“非理性”的方法引入其多元方法论。他通过对科学史的缜密考察指出,每一个历史时代的社会条件、知识背景、群众的心理因素、科学家的宣传、技巧、情感等“非理性”方式都是推动科学进步的有力手段。伽利略引进“荒唐”的地球运动的观念使哥白尼学说获胜就主要是借助上述非理性手段,即他是利用自己的丰富想像力提出的“相对性”原理,经过说服、宣传、利用心理技巧和一切智慧的理由而最终使人们相信“地球正在运动是真实的”。伽利略不利用这种“相对性”诡计就不能克服阻碍人们认识地球运动的绝对运动的观念,因为牢固树立的绝对运动观念完全像孩子般的理智一样,足以保持“地球是不动”的低等信念。

费耶阿本德认为科学与艺术相似。在艺术中,表达的风格和优雅、表演的精炼和简洁、故事的情节和吸引力是其重要内容。同样在科学中,也要坚持理论的兴趣、吸引力和创造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与宣传、说服、偏见、想像等许多因素联系起来,尤其是说服,是职业科学家不应该逃避的。当一般的方法论药方失去功效时,就必须坚持这种手段,也许要坚持几个世纪,直到新的理论取得胜利。

费耶阿本德强调“非理性”在推动科学进步中的重要作用,一方面是基于对科学史的考察,另一方面是基于对科学史和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比较。在他看来,科学史不仅与人类社会发展中有许多类似之处,而且两者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他认为国家、政党、阶级、宗教,一切个人的意志、兴趣无不渗透于科学,作用于科学。所以,如果说,宣传、说服、组织、鼓动、唤醒民众的觉悟和争取先进阶级的支持是政治革命胜利的保证,那么上述因素也同样应是科学革命胜利的保证。可以说,正是由于伽利略运用了上述“非理性”手段才使一个进步的世俗阶级产生对亚里士多德的旧体系、旧解释及每一种证据的蔑视,才有对哥白尼的新方法、新结果和新的语言体系的重视,并逐渐吸收、接受。

除此之外,费耶阿本德认为哥白尼学说的胜利还在于它代表了新生阶级的进步观念。他说,“哥白尼是一个新阶级观念的象征。这种新阶级观念可以追索到柏拉图和西塞罗的古典时代,而且向往一个自由和多元的社会。这种天文学观念与历史和阶级倾向相结合并没有产生新的论据,但却产生了一种对日心说的坚定信仰——而这一点在这一阶段是需要的”。我们已经看到其他的理性观念和科学理论在理性被压倒的情况下,科学家们是如何利用热情、自负、爱好和猜测等手段而使新的观念和理论得以确立和发展的。然而,纵观科学史,无论是逻辑经验主义还是批判理性主义,对科学的发展都给予了不适当的说明,因为科学与他们的方法论规则相比是更为松散和非理性的。科学与以往方法论规则的冲突和差别就表明了所谓“理性规律”自身的弱点。与这些规律相比,松散、混沌或“机会主义”在科学理论的发现中具有更重要的作用。这些“越轨”和“错误”是进步的前提。它们允许知识在复杂的困境中存在,允许人类保持自由、幸福的动力,允许非理性在科学发现过程中的重要角色。“甚至在科学内部,理性也不能和不应该是广泛的,必须常常克服它和除去它。没有一种法则在所有情况下都有效,没有一种动力被要求始终使用”。因此,理性不可能独霸科学,非理性也不能被完全排除在科学之外。科学中还同时存在神话、神学教义、形而上学和其他世界观。所以,为了获得一种成功的世界观,不需要有任何限制。这样,“无政府主义认识论”就是科学进步和整体的文化发展所必需。反过来,“一旦理性和其他一些抽象的怪物,如职责、义务、道义、真理,以及它们的更具体的前辈——上帝结合起来,并被用来威吓人类和限制人类的自由与幸福的发展时,理性就枯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