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语境中，边缘文化总是非重点的、片面的文化，因而得不到人们的重视。在极权主义统治者的眼中，边缘文化是一种对统治者有潜在威胁的力量，或者把它扼杀在摇篮之中，或者以各种手段收买同化之。

概述

理论根据(共生思想 边缘效应 文化多样性的思想)

历史根据和现实表现形态(边缘文化的历史根据 边缘文化的现实表现形态)

边缘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关系(与主流文化的联系 边缘文化的优势)

概述

一般语境中，边缘文化总是弱势的、次要的文化，人们热衷于追逐主流文化，从不重视边缘文化的研究。“共生”思想和“边缘效应”理论是边缘文化产生的科学依据，“文化多样性”的思想是边缘文化存在发展的理论根据。边缘文化具有众多的历史根据和现实表现形态，并有其特殊的优势。在共生语境中，边缘文化与主流文化的之间不断发生双向运动，二者不是敌对关系，而是共生的“伙伴关系”。

在一般语境中，边缘文化总是非重点的、片面的文化，因而得不到人们的重视。在极权主义统治者的眼中，边缘文化是一种对统治者有潜在威胁的力量，或者把它扼杀在摇篮之中，或者以各种手段收买同化之。虽然在1992年153个国家签署了《生命多样性公约》，可“多样共生”的思想仍然只是被一些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所接纳，而未能够实现包括人文学科在内的众多学科的广泛参与，更没有普及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价值。应当看到，“多样共生”的思想能够改变人们的传统观念，使人们逐步对边缘文化持认可和包容的态度，边缘文化由此获得新生，对边缘文化的研究也能够纳入学术界的研究视野。

理论根据

共生思想

“共生”（symbiosis）是1879年德国植物病理学家安东·豆·培里提出的，他在非常广泛的意义上把“不同生物一起生活”称之为“共生”。“多样共生”既是生物之间的一种互利关系，也是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依存、和谐统一的共存关系。文化多样性是建立在生物多样性基础之上的。佛法提出了“缘起世间相依相存”和“众生平等”的观点，儒家提倡“和而不同”，墨家倡导“兼爱”，这些都含有“多样共生”的思想，都把“和谐”作为“多样共生”的主要特征。当代日本学者偏重于“向异质开放”的共生和竞争中的共生。笔者以为，“和”与“异”是共生必不可缺的两个方面，然而“和”是共生的主导方面，只有通过共生中的互动，才能减少和消除冲突。当然，事物之间还存在一种“非共生”的关系，是指二者非直接地生活在一起，但又与对方有一定的关系，例如中立关系、捕猎关系等。

边缘效应

“边缘效应”（edge effect）是“边缘文化”（marginal culture）产生的自然科学根据。1942年德国地理植物学家比查（Beechar）首先发现了边缘效应，他指出：不同地貌单元生物群落的界面地带或交互作用处，结构比较复杂，不同物种共生于此，种群密度非常大，一些物种特别活跃，生产力水平相对较高，这种现象就是“边缘效应”。后来的科学发展表明，边缘效应是生态过渡带的显著特征之一，边缘效应主要表现为，生态系统内部生物多样性的增加，系统的波动性导致系统的变动。引起边缘效应的机理在于边缘效应的加成效应、协和效应和集肤效应。边缘效应对于生物多样性具有的特殊价值是，边缘地带有利于生物多样性的发展。边缘效应显著的生态过渡带，恰好是人类早期文明的发祥地，也是人类历史上一些重大的发明创造的诞生地。这说明生态过渡带的边缘效应是普遍客观存在的现象，它对不仅对保护生物多样性具有特殊意义，而且对于促进人类社会多样性良性健康发展有重要影响。

由上述“共生”思想和“边缘效应”理论，可以概括得出边缘文化的基本定义。“边缘文化”首先是指在不同文化交往中，某种文化吸取其他文化成分后，派生出许多新的文化，在此意义上，边缘文化是文化交流互动的产物，边缘文化也就是“杂交文化”或“共生文化”。除此之外，“边缘文化”还指与主流文化相对应的弱势的、不发达的、少数的文化，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边缘文化包含的这两方面内涵，前者侧重动态发展方面，强调文化流动中的变异；后者侧重静态原生意义，是从各种文化的力量不同、发达程度不一和数量大小等方面，相比较得出边缘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差异和特性。

文化多样性的思想

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了《我们创造力的多样性》报告，提出了世界文化多元发展的观点，强调对话交流是共生的前提。2001年11月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第31届大会，参加会议的188个会员国一致通过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多样性宣言》，提出文化多样性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在此意义上，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目前世界上文化交流中所存在的失衡现象，是对文化多样性的一种威胁，必须予以消除。文化多样性为发展的动力之一，不同文明和文化之间对话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富有成果的。

在现代社会，人们的价值观日益走向多元化，各种文化代表着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因此文化发展呈现出多样性状态，边缘文化的客观存在是必然的。具体说来，在经济上，人们所处地位、环境不同，利益分配中的占有量不同，必然分属于不同阶层、不同集团，其思想文化也必然各有不同；在政治上，现代民主社会中主流文化能够容忍和承认各种边缘文化的存在，而不像极权主义统治者那样靠暴力封杀围剿边缘文化；在文化方面，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过程，使人们更加珍惜不同文化的个性差异。更何况经济全球化“并不一定会带来一个源于西方模式的、全然同质的全球文化”(亨廷顿语)。

“一个世界，多种声音”，文化本来就是多样的，文化多样性是全人类的权利，必须加以维护。文化多样性有两个层面：一是全球层面的文化多样性；二是一个国家内部层面的文化多样性。因为，文化是我们人类的共同财富，所以，捍卫文化多样性仅以民族或国家为单元是不够的，还要考虑到各个集团、群体的文化特殊性以及他们的存在价值。因此，重视和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就必须承认边缘文化的存在价值。原因在于边缘文化的存在是文化多样性的突出表现，如果真正要保护文化多样性，那么首先就要保护边缘文化的存在。一个只允许主流文化存在的世界或国家，在失去文化多样性的同时，也丧失了文化的创新能力。这种单一的文化世界，不适合于人类的生存发展，就像生态系统濒临物种减少的威胁一样。

历史根据和现实表现形态

边缘文化的历史根据

古希腊文明作为欧洲文明的发祥地，并没有发源于欧洲中心地带，而是产生在南欧与西亚及北非相交接的边缘地带，是融合了多种文明的“混血儿”，而决非是欧洲文明自身的产物。古希腊文明最初并不是欧洲主流文化的代表，由于它含有民主和科学的萌芽而上升为欧洲主流文明，即使是后来被古罗马文明所替代，但其永恒的文明价值被后人所景仰和继承。

在我国，从东北、西北到西南，自新石器时代存在一个“细石器文化的半月形地带”(严文明语)，笔者以为，这里始终处于中外文明碰撞的边缘地带，该地带的民族相对于中原汉族来讲是边缘民族，他们在多种文化的交错地带形成了有别于中原文化的边缘文化特色。每当中原文化显露出一些衰兆之时，边缘文化总是为中原文化“换血”，使中国文化重新焕发青春。

世界闻名的敦煌艺术，就产生在中国文化、印度文化、西亚文化等几个文化区交融结合的边缘地带。敦煌艺术主要样式——石窟、壁画、塑像与中原艺术相比，很明显是一种边缘艺术形式。敦煌造型艺术和敦煌文学的创作主体，都是民间艺人——边缘群体。因此，从敦煌艺术的诞生地、艺术样式和创作者等几个方面看，敦煌艺术就是边缘文化的代表。

美国文化更是鲜明的边缘文化例证。美国文化融合了欧洲、美洲以及世界其他地方文化，它是以多民族的“熔炉”而著称于世，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美国文化逐步上升为世界的主流文化。

边缘文化的现实表现形态

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世界化，促使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碰撞更加频繁，从而产生了更多的边缘文化。必须承认，资本主义文化在当代作为主流文化处于话语霸权的中心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文化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更不能无视在文化碰撞中产生的新的边缘文化。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看，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国家的文化属于边缘文化；有色人种文化对于白人文化来说是边缘文化；女性文化相对于男性文化是边缘文化。在一个国度内，边疆少数民族文化相对于内地文化中心是边缘文化，乡村文化对于城市文化就是边缘文化，还有一些隐没在民间的文化和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的先锋文化都隶属于边缘文化，等等。总之，边缘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划分，是以近代西方物质文明为尺度的，甚至是以文化的势力强弱来衡量的。这种划分标准使得原有的主流文化日益变得更加强大，非主流文化——边缘文化变得更为弱小。显然，这种划分标准是不平等的，因为文化是“无法用严格的物质尺度来衡量的”（伊格尔顿语），但这又是人们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

边缘文化的表现形式，与整体文化一样其核心是由价值系统所构成（克罗伯，克拉克洪），但最主要的还是“一种特有的生活方式”（威廉斯语），而且还以哲学、文学、音乐、电影等精神文化形式表现出来，用“作品和活动”体现不同群体的不同“理想”。

边缘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关系

与主流文化的联系

边缘文化与主流文化的之间不断发生双向运动，边缘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划分不是绝对的，二者在变动中不断改变各自的地位和作用，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互相制衡、互相借鉴。人们期望创建一个边缘文化与主流文化共生互动和谐局面。只有在共生语境中，边缘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才有可能实现一场文化上平等的角力和对话。尽管边缘文化是非主流文化，但并不等于就是反对主流文化，尤其是在主流文化对边缘文化持宽容态度时，有些边缘文化则向主流文化吸取养分充实自己，有些边缘文化甚至向主流文化回归。

由于边缘文化与主流文化相比，是自发形成的，代表着“弱势群体”的利益，所以很容易使主流文化习惯于居高临下，以救世主的身份出现在众多的边缘文化面前，向边缘文化实施单向度的文化灌输。这种所谓的“文化交流”，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矮化”了边缘文化的地位和形象。实际上，边缘文化与主流文化的交流是双向互动的，边缘文化并不总是主流文化的被动接收者。正是“这种持续进行中的交流互动，从而把我们从目前单向度、偏颇和贫乏的全球主义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史华慈语）。正是因为边缘文化远离权力中心或商业中心，才使边缘文化能够幸运地摆脱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强力干预，产生出有别于主流文化的特殊文化个性。

边缘文化的优势

在于，它是广泛文化资源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同的主流文化造成了不同的边缘文化。边缘文化对主流文化的疏离，使边缘文化总是向主流文化提出质疑，发现主流文化的弊端，为主流文化输入新鲜血液，使主流文化摈弃那些僵化有害的毒素，加速主流文化的新陈代谢，使主流文化免于崩溃。因此，在共生语境中，边缘文化对于主流文化并非颠覆性力量，而是共生的“伙伴关系”。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就是从边缘文化立场展开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这种批判具有独特的观察视角，可以说是研究文化变迁的最佳位置。正因为边缘文化具有特殊优势，所以人们不仅要保护它，还要扩大和利用它，以便带来文化发展的旺盛生命力。因为，文化差异是文化变迁的动因，不论边缘文化多么微小，其中所含的文化个性特征则具有无限的价值。边缘文化永远是丰富多彩的。

有些主流文化为了维护自己的强势中心地位，常常对众多的边缘文化进行“脱色处理”。这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文化生态环境，模糊了不同文化特有的本来面目，使广泛有效的文化资源变得单一化。文化多样性的减少与自然界多样性减少一样，都是一种生态失衡。应当看到，当今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发展面临双重威胁的危险境地：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在悄悄地“同化”众多的边缘文化；另一方面，一个国家内部的主流意识形态文化也在排斥和消解边缘文化，使边缘文化失去独立存在的价值。某些极权主义统治者还以极端的国家意识形态冒充本民族文化，借此增强自己执政的合法性，迫使一些边缘文化的杰出代表人物及其作品成为“游魂”而无家可归。捍卫文化多样性与尊重人的尊严是密不可分的。现在特别值得警惕的是，主流文化行使的所谓“保护文化多样性”的一些措施，是把边缘文化当作珍贵的文物标本，只看中了边缘文化的“旅游观光”价值。这无疑是把边缘文化变成了“木乃伊”，剥夺了边缘文化的生存发展权。一般说来，人们只看到国际上文化霸权主义对文化多样性的威胁，忽视了某些国家地区内文化多样性的消失。“保护文化多样性”不能成为闭关锁国的理由，“维护民族文化传统”也不能成为围剿封杀其他弱势文化的借口。例如，阿富汗塔里班政权禁止人们看电视，剥夺了人们的知情权；取消人们的宗教信仰自由，炸毁世界文化遗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不断上升。然而，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文化在当代世界文化发展中仍然是一种边缘文化。这首先是西方文化强势中心造成的，例如“对于美国人文科学的主流学者来说，他们对中国从来没有真正的关注”（戴锦华语）。再有，中国文化的边缘化状况还与中国一百多年来竭力学习西方文化，加入了“追赶先进的强行军”（汤因比语），中西没能有机融合，仍处于两种文化之间的摆荡状态有直接关系。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激烈碰撞，尤其是“资本主义的创伤性插入”（伊格尔顿语）,使中国文化的发展显现出严重不适应的迷茫状态，给人感觉似乎是“不中不西”。显然，这是一种边缘状态，也是文化探索中的常见现象。这种边缘状态还有可能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创新效应，这就是外来文化的“中国化”过程。因此，中国文化更新的希望在于，“深入理解西方思想的来龙去脉，并在此基础上重新理解自己”（刘小枫语）。笔者以为，这种更新主要不在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更关键的是在行为层面、价值系统方面的更新。

意大利思想家恩贝托·埃柯认为，人们发现的差别越多，能够承认和尊重的差别越多，就能更好地相聚在相互理解的氛围之中，他提出欧洲大陆第三个千年的目标是“差别、共存与相互尊重”。笔者以为在这种共生语境中，主流文化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无视或遮蔽众多的、丰富多彩的边缘文化的存在，告别那种历史总是主流文化“胜利者的清单”（本雅明语），而边缘文化则是“缺席的在场者”（德里达语）的状况。边缘文化的存在，至少能够让许多弱势群体有一个得以安慰或拯救的归宿，这是涉及到能否允许不同群体生存空间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说除了国家行为之外，还有其他群体特别是民间团体的活动空间。边缘文化的存在，还能够有效地防止文化趋同的问题，尊重边缘文化就是在保护文化多样性，以防止文化资源的枯竭。边缘文化的存在，更使得一部分有良知的人文知识分子超越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以及学科界限的束缚，自觉主动地站在边缘立场上，发出“另类声音”，比如揭示出主流文化中消费主义时尚所掩盖着的文化犬儒主义倾向，他们努力强化被主流文化所淡化的“历史文化记忆”，淡化被主流文化所强化了的“政治经济记忆”，避免使文化沦落为政治或经济的附庸（关于人文知识分子边缘化立场，笔者另有文论述）。主流文化单向度的统一性和排它性以及边缘文化的彻底离心和拒绝，这两种倾向都违背了“多样共生”的思想，都是不可取的。主流文化应放弃空洞虚伪的“大话”（grand narrative），倾听边缘文化的真实声音，不能使边缘文化总是处于“隐性状态”；边缘文化则应克服自卑和自我膨胀情绪，承认自己的思想、主张或活动不一定能被世人所认同，防止沦为“游民文化”（杜亚泉语），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通过对话或“适当参与”来改变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的力量对比。总之，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不应把对方视为威胁对象而急于吃掉对方，都要以包容的心态对待对方，取长补短，相互兼容，共存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