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作韶（1902—1978），河南夏邑人。早年毕业于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和上海震旦大学。其祖父、父亲均为归德府学优廪生员，相继参加过维新变法与辛亥革命，具有初步的资产阶级民主进步思想。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多舛的民族命运，促使丁作韶自幼胸怀救国救民的远大抱负。1928年，丁作韶远赴法国，考取巴黎大学研究生院，攻读法律专业，并于1931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法文科毕业，巴黎大学法学博士，曾任云南省政府秘书长 。1945年抗战胜利后来天津执律师业务，并任天津《益世报》法律顾问。1946年被选为天津临时参议会会员、参议会议员。1949年天津解放前夕去台湾。

丁作韶事迹：

1931年9月4日，丁作韶从法国学成归来抵达上海，希冀能借助一个人生舞台以充分施展才华，进而实现其报效国家的夙愿。其实，早在丁作韶启程回国之前，他就已经收到了时任厦门大学法律系主任的震旦大学老学长徐砥平教授的来函，言明已向厦门大学林文庆校长推荐并获得同意，力邀其到厦门大学法律系执教。但由于丁作韶在巴黎留学期间，曾与张作霖的公子张学文及被派到欧洲考察军事的东北将领吴克仁有约，遂决定先赴东北一游。

当时的中国虽然名义上已经实现了统一，但实际上仍处于军阀割据和西方列强觊觎之下。在从上海乘火车赴北平的路上，沿途贫瘠破落和民不聊生的景象，深深地灼痛着这位游学方归的年轻学者之心。列车越往北行，丁作韶越能深刻地感受到日本帝国主义恣意横行的嚣张气焰。此前不久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相继策划的“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丁作韶已经从中意识到：日本将趁我国在天灾人祸相乘之机，实行其武力掠夺及屠杀中国的计划。

为了一明事件真相，同时也为了实地了解日本对我东北的图谋，以便为日后唤起全国民众武装抗日做好准备，丁作韶在北平顺道拜访几位旧友，并稍事休整后，便毅然登上驶往沈阳的列车。是时，正是1931年9月18日晚上。

当列车从北平东站徐徐开出时，日本在沈阳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尚无所闻。然而，随着19日早上列车抵达山海关，有关日军已经侵占沈阳的消息便开始在站台上传开。丁作韶不敢相信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是真的，因此，当许多旅客纷纷下车折回之际，他依然决定继续前行。从打虎山到皇姑屯，长长的十节车厢里，竟然只剩下丁作韶这一位旅客了。

由于沈阳已经易手，城市正处于戒严之中，因而通往沈阳的列车只能停靠在皇姑屯，丁作韶也只好在车站附近觅得一家小店暂且住下。20日一早，丁作韶不顾旁人的苦苦相劝，将随身携带的行李委托旅店老板看管并留下家人的联系方式以防不测后，决意只身冒险前往沈阳城。沿途所见，“一片沉寂……路断人稀，几乎看不见人，看不见中国人在街上行走，所能看见的，只是日本军部的军车，络绎于途，只听见车轮的声音。有时候，看见他们搬东西，看见他们烧东西，在火光熊熊之下，不知多少东西都被烧去了，……”。“在通过的桥两头，彷彷佛佛看见不少被刺死的同胞。”（注3）站岗的日本士兵双手托枪，刺刀闪烁，耀武扬威，犹如凶神恶煞一般。

这是丁作韶第一次来到东北，不期遇上国土沦丧，心情好不悲愤。“九一八事件，是世界绝无的奇闻，中国空前的耻辱，确仿佛一声霹雳，惊动了沉迷的华族！”（注4）对于政府事先未加积极预防，事后又奉行不抵抗政策，致日本不费吹灰之力便占据沈阳，丁作韶内心感到无比的愤慨。

丁作韶此次本为奔张学文、吴克仁而来，但故人却早已不知去向，杳无音讯。久留沈阳已经没有意义，而且日军烧杀抢掠的暴行开始愈演愈烈，个人随时都可能有生命危险。在友人的规劝下，丁作韶于9月22日夹杂在成千上万的逃亡难民之中搭乘火车返回北平。

丁作韶冒险入沈阳考察三日而返，目睹了日军令人发指之暴行，他不禁义愤填膺，更抱持抗日救国之决心，遂开始了他积极宣传抗日救亡主张的生涯。他深信民众的斗志并未泯灭，“他们的愤怒，有如烈火一般，彷佛火山，到了适当的时候，还是要爆发的。”（注5）他同时更进一步意识到：“如果不能抵抗，日本的气焰将更高。在东北得手之后，华北行将继之，轮胥及溺。”（注6）

厦大执教：激励民众共赴国难

从沈阳脱险后，丁作韶先是返回北平，然后继续一路南下，并于1931年9月底到达厦门，受聘为厦门大学法律系教授，承担刑法总则、刑法分则、国际公法、国际私法等课程的教学任务。

其时，厦门大学校园内的抗日救亡运动正开展得如火如荼。初来乍到的丁作韶，受到广大师生爱国热情的鼓舞，遂不顾旅途疲劳，征衫甫解，便很快投身其中。10月2日下午，丁作韶受厦门大学学生抗日救国会的邀请，在群贤楼大礼堂公开演讲中日问题。全校学生为了出席听讲，特地向学校请假二小时。丁作韶向大家报告了在沈阳的所见所闻，以铁一般的事实全面揭露了日军在东北的侵略暴行，从而进一步激发了全校师生的抗日救亡热情。与此同时，为了唤醒更多民众的抗日救亡意识，丁作韶还亲率学生抗日救亡宣传队前往漳州、泉州等地，深入民众，分发宣传资料，举办时事演讲，揭发事件真相，控诉日军暴行。

当时的厦门社会各界，同样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频频要求厦门大学的教授前往演讲。1931年10月间，受集美抗日救国会之邀，丁作韶前往作有关日军侵占沈阳城情况的演讲，听者群情激昂，同仇敌忾。（注7）自11月5日起，厦门青年会也先后邀请本校多位教授前往举行国事演讲，其中丁作韶就应邀作了题为“抗日方案谈”的讲演。11月31日，厦门各界在商会召开反日救国代表大会，丁作韶曾代表厦门大学出席。1932年3月24日下午，丁作韶再次应厦门青年会之请，在该会大礼堂演讲“全国抗日救国运动之经过”。

丁作韶一面积极宣传抗日救亡主张，以期“喊醒犹在梦中的同胞”；一面悉心指导学生抗日救国会开展各项活动。在紧张的活动过程中，丁作韶以其坚强的毅力和渊博的学识获得了学生的尊敬与信赖，成为广大青年学子的良师益友。有人曾善意地提醒丁作韶：“你要担心啊，不要太和学生接近了，这方面可有很大的危险”。（注8）但他却对此付之一笑，表现出作为具有民族气节的正直学者的自信和坦然。

丁作韶是一位坚毅刻苦的学者，学识广博，对国际政治和经济也素有深入研究。早在1927年，他就曾将法国布立厄耳所著的《现代三大帝国主义》一书译成中文在国内刊行（商务印书馆1927年出版），同时他还独自撰写了《英俄与犹太人》一书（世界书局1927年出版）。在法国留学期间，他还兼任过时事月报，中央日报，中央月刊及世界日报的驻欧特约通讯员，足迹遍及欧洲各主要国家，阅历丰富。因此在演讲过程中，丁作韶总能旁征博引，深入浅出，既结合中日问题的现实，又体察国际关系的近势，阐发出许多先人独到的见解。“他的声调坚强而有力，他的姿势有力而集中，他的态度恳切而动人，每一开口，常至两三时之久，从头至尾，一气呵成；因此他随到一处，都能引起听者的共同注意，和博得听众的随时鼓掌！凡是听了他的讲演的人，没有不表示深切的同情与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