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科名片

人物生平

典故轶事(个性坦诚开罪人 性格强悍和学问精深 传播中国文化 古文翻译成就显著 不屑日本汉学研究)

荣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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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里斯，英国著名汉学家，学术范围触及中国文化的小说、诗歌、古文方面尤其精通。

人物生平

1845年12月8日，翟理斯出生在英国的牛津，其父约翰·翟理斯是一位具有相当知名度的编辑和翻译，这对翟理斯后来的成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翟理斯的父亲曾经因为对教规有些微违背而被关在狱中三个月，获释后由于生计所迫而求助于笔墨，出版了一系列实用性质较强的书籍，包括适应学童的有关希腊和罗马的学习用书。

作为家里的第四个儿子，翟理斯在文学方面明显受到父亲的濡染，对古希腊和拉丁经典较为熟知，他最早比较正式的文学实践也与这方面有关，比如1863年在巴黎逐字翻译了希腊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Aeschylus）著名的三部曲，六年后又在台湾翻译了朗吉努斯的《论崇高》，而这些都是为其父所编的《经典关键》（Keys to Classics）所作。正如傅尚霖所指出的，家庭的熏陶和他自己对古典的兴趣与实践，为他将来在英译汉著中体现的高标准和旁人难以模仿的风格奠定了基础。

在颇负盛名的查特豪斯（Charterhouse）公立学校就读了四年之后，翟理斯迫于家庭的经济问题并没有继续进入牛津大学深造。1867年他通过了竞争相当激烈的考试，被任命为英国驻华使馆通译生， 随后漂洋过海来到北京，开始了他在中国长达二十六年的外交生涯。翟理斯的特殊职业要求他必须掌握良好的汉语技能，而事实上他在这一方面具有超乎常人的天赋。

1872年，在他来华的第五年，翟理斯便出版了汉语学习教材《中文无师自通》，该书以后多次重版，在1922年已经出至第八版。紧接着，他又在1873年出版了《官话口头习语字典》。中国的书面语虽然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和稳定性，但由于地域广阔，各地的方言呈现出较大的差异，甚至有时会因此造成相互之间口头交流的障碍，这在早期“越歌楚说”的故事中便可清楚地得知。当年鄂君子皙泛舟新波，越人拥楫而歌。鄂君子皙不懂越语，幸好有翻译在场，“今夕何夕兮，搴中洲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顽而不绝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刘向《说苑·善说》），不懂方言的鄂君子皙险些与那份美丽与浪漫擦肩而过。然而翟理斯对方言的兴趣，并不是为了在中国邂逅一份男女之间的浪漫，其主要目的在于增进实际沟通的能力。

1876年5月8日至8月16日期间他出任汕头代领事，居留的时间并不长，他却出人意料地完成了《汕头方言手册》，充分显露其语言天赋。翟理斯在语言上的优势，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其在外交领域内地位的上升，他从1867年的见习通译生不断向上攀升，1872年升为二等助理，并先后担任天津、宁波、汉口、广东等地领事馆翻译，

到1876年已经成为一等助理。后来，翟理斯并未能在外交事业上晋升至较高的职位，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他那鲜明甚至好斗的个性，用 Charles Aylmer的话来说，极度缺乏外交家的气质。翟理斯的个性强烈在当时绝对是出了名的，甚至有一点臭名昭著的味道。曾经有一位中国评论家对他的英国朋友如是说：“翟理斯博士是狂热型的人，因此，他比你在中国方面有更多的成就。但是他的狂热，经常是不顾对错而愤怒地采取立场，这使他成为一个……”话不用说完，我们不难想象翟理斯将被描述成一个什么样的人。翟理斯对仇敌的斗争不仅仅是唇枪舌战，也是一种生命的较量，正如他在给其父的信中谈到，对仇敌最好的报复就是活得比他们长。翟理斯的寿命诚然很长，也快意目睹了仇敌无可奈何地离开人世。人事沧桑的砥砺使他的棱角益加分明，晚年依旧本色不改，因此旧仇方去，新怨又结，倒也省却了没有对手的空虚和寂寞。

1897年，翟理斯继威妥玛之后成为剑桥大学中文教授，然而他个性中天生好斗的一面招致了与剑桥中诸多人士的不和。

1919年《新中国评论》上刊登了翟理斯的照片，历史系教授Philip R. Marshall对这张照片的评论是：一个七十七岁高龄的老人，其锐利的目光足以阻止任何人的挑战和辩论。

典故轶事

个性坦诚开罪人

不过，不同人的眼中对他的个性也有着不同的看法。在翟理斯的外曾孙Giles Pickford看来，翟理斯那让很多人头疼的个性缘于其坦诚的品质，他言为心声，而且言出必行，因此开罪了不少人，而大多数与他为敌的人都是因其著作被翟理斯痛批过的，其中包括与他同时代的英国汉学家、同样身为英国驻华外交官员的庄延龄（E. H. Parker）。好斗的翟理斯虽然具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英雄无畏气概，但是他的个性并非只有单一的维度。比如，如果他知道跟他谈话的人懂汕头话时，就会用当地的方言来打招呼，让人立即觉得倍加亲切，而在另外的某些场合，他也会用诸如“你吃过饭了吗”之类的北京话来问候对方。此外，从他与父亲的通信中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他对父亲的尊敬和关心，还可以窥见他对自己的儿子舐犊情深的一面。

1871年7月20日，身在天津的翟理斯兴高采烈地通过信件向他父亲描绘自己刚刚出世的儿子，并开玩笑地说要给他取名为“成功·智慧·翟理斯”。

性格强悍和学问精深

Moule曾总结了翟理斯的两大特征：性格强悍和学问精深。翟理斯的好斗，特别是学术上的争论，与他对汉学的热爱和稔熟密切相关。作为一名未受过正规学院训练却蜚声遐迩的汉学家，翟理斯对西方中国学的研究贡献巨大，其涉足的领域亦十分广泛，包括文学、历史、哲学、语言、艺术、宗教，甚至于他所处时代的众多社会现象。从他一生丰富的著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翟理斯最主要的贡献还是在对中国文学的传播和研究。

在翟理斯之前的英语世界，大腕级的汉学家非詹姆士·理雅各 （James Legge）莫属。理雅各是十九世纪英国传教士和汉学家，也是早期中学西传过程中屈指可数的杰出翻译家。事实上在脚步踏上中国的土地不久，早期的欧洲传教士们就已经逐步清楚地认识到，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角落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十六世纪的著名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在入华后先是以西僧自称，在意识到这一点后，立即退却僧服，蓄发称儒，走合儒易佛的路线，从而迅速打开局面，与中国文人士大夫建立起良好的人际网络。既然认识到儒家思想在中国被奉为圭臬，对西方传教士而言，学习、翻译儒家经典就是一项极具价值和紧迫性的工程，而理雅各在此方面的努力可称得上典范，其扛鼎巨著《汉文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s）将四书五经一并囊括在内。时至今日，在谈到儒家经典的西传史时，理雅各的译著仍然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高度。Norman J. Girardot就曾经指出：“如同鸠摩罗什，理雅各所具有的持久文化意义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他作为一个翻译者的伟大。”

很明显可以看出，理雅各的翻译主要集中在儒家经典上，而相比之下，中国文化中儒家经典以外的广袤畛域依然不为西方了解和重视。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铸就了世界上罕有的辉煌文明，其中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中国文学。文学与民族的整体文明建构息息相关，因此钱穆先生说：“若我们能了解某一民族之文学特性，亦可对于了解此一民族之文化特性有大启示。”目光犀利的翟理斯一眼觑定，以中国文学尤其是诗歌为中心，开辟出中国文化向英语世界传播的新局面。

1867年5月，二十二岁的翟理斯开始在北京学习汉语，他曾先后使用过伦敦东方学院Morrison教授编的《汉语字典》和著名汉学家威妥玛的《自迩集》，但是由于效果不佳，他对二者均不满意。之后翟理斯买了一本《三字经》，并在后来的自传里称自己“开始如小学童一样用心学习”。这种独特的语言学习方式也使翟理斯从一开始就以文化的视角来看待中国，此后他的阅读范围逐渐扩大，但大都集中在中国文学的领域，特别是小说，比如四大名著和《聊斋志异》。1873年，不足二十八岁的翟理斯首次尝试翻译了中国诗，实际上是《三字经》和《千字文》的英译。

传播中国文化

具体而言，翟理斯对中国文学传播上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小说、古文和诗歌三个方面。小说翻译上，1878年翟理斯完成了《聊斋志异》的英文选译，并于两年后出版，在英国乃至欧洲都引起了轰动，好评如潮。不过最让翟理斯感到惊喜和自豪的是意外地受到当时远在巴黎的外交家曾纪泽来信赞许。在1880年3月的信中，曾纪泽对翟理斯的《聊斋志异》英译本评价甚高，认为它既忠实又传神，甚至视其为英译中国作品的登峰造极之作。翟理斯也因此士气大振，时隔多年，八秩高龄的他追忆起这段往事依然温暖如昔。

古文翻译成就显著

翟理斯在古文翻译上亦有佳绩，1883年完成了《古文选珍》。后来翟理斯通过他的朋友，也是著名出版人Bernard Quaritch出版了这本书。翟理斯为该书撰写了英文序言，由他人译成中文并以漂亮的书法写于该书封底，简要陈述了该书目的所在：

余习中华语，因得纵观其古今书籍，于今差十有六载矣。今不揣谫陋，采古文数篇，译之英文，以便本国士人诵习。观斯集者，应念恍然于中国文教之振兴、辞章之懿铄，迥非吾国往日之文身断发、茹毛饮血者所能仿佛其万一也。是为序。

《古文选珍》的出版，确实带来了众多好评，翟理斯在他的自传中仅选录了一条来自《先驱报》的评论。在翟理斯心目中，这一评论极为清楚而又恰如其分地将翟理斯的崭新贡献与理雅各先前的儒学译介成就区分开来。这不难看出，翟理斯对理雅各心存芥蒂，二人后来在《道德经》上有过激烈的争执，理雅各也直言批评过翟理斯。不过令人奇怪的是，翟理斯这次并没有将仇恨进行到底，仿佛不打不成交，二人后来成为挚友并且书信往来频繁，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惺惺相惜吧。

中国诗歌是古代文苑的奇葩英华，翟理斯在这方面的斐然成就同样有目共睹，他的一些译诗甚至让中国人大为折服，如苏曼殊就十分欣赏翟理斯的英译《长恨歌》，并赞赏其“词气凑泊，语无增饰”。对《三字经》和《千字文》的翻译是他早年初出茅庐的开山之作，也注定了他一生与中国诗歌难解的特殊情缘。1894年1月，已近知天命的翟理斯向刊物《十九世纪》提交了题为“古今诗选”的论文。四年后，他撷取中国历史上若干有名诗人的诗作，翻译出版了英译中诗集，仍以“古今诗选”为题。《古今诗选》一共选取了从《诗经》到清代诗歌近两百首，主要目的是在总体上向英语读者介绍长达三千年的中国诗歌。翟理斯的目标受众是英语世界的普通读者，因此他在翻译风格上追求优美和简练干净，避免了用众多的脚注来解释中国古典诗歌中晦涩的典故，使译诗较为通俗，具有较强的可读性，易于英语读者接受。《古今诗选》的问世对中国诗歌在西方的传播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其中的一些诗歌先后被译成法文和意大利文，还有的被谱成动人的乐章。

翟理斯对中国文学的贡献还集中体现在他所撰写的《中国文学史》上，该书作为E. W. Gosse主编的《世界文学简史丛书》的第十种出版。《中国文学史》的初版时间在国内尚有不同表述，不过据笔者反复勘查，确认该书是在1901年由伦敦威廉·海纳曼出版公司出版。《中国文学史》的主体共分八个部分，时间从公元前六世纪延续至清代末期。

不屑日本汉学研究

更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并文化往来频繁，因此在当时的英国汉学界面前，日本的汉学研究在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研究上具有一定的权威。然而翟理斯对日本的汉学权威毫不买账。七十三岁的时候他写了一篇评论，指出亚瑟·韦利《一百七十首中国诗》中的错误。不久韦利在回复中予以辩解，声称翟理斯所言是对诗歌的不同解读，并强调自己的解读得到了日本汉学家和诗人桂五十郎的认可。翟理斯对此颇为不屑，表示日本人对于中国文本的注释向来不可靠，而且他们对中国古代文明极为嫉妒。

翟理斯的人生道路显然影响到了他的两个儿子，长子Bertram在中国从事外交工作，次子Lionel 则选择了学术道路，关注中国研究，并在后来成为大英博物馆东方研究部的负责人。

荣誉贡献

“他的与世长辞使英国汉学家中最显赫的人物从此被一拭而去”。1935年，A. C. Moule在讣告的末尾中宣告了这一无比沉痛的事实，而这位被A.C.Moule誉为英国汉学家中最显赫的人物的就是曾任剑桥大学中文教授的翟理斯（Herbert A. Giles）。

倘若翟理斯天国有知，对于这样的溢美之词他会如何反应，我们不得而知。无须在此一一列举他的全部著作，让我们把目光投向翟理斯逝世前四年的1931年，时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傅尚霖先生在4月出版的《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上发表了“One Generation of Chinese Studies in Cambridge”一文，该文的末尾附有翟理斯教授的主要著作，包括从1872年的《中文无师自通》（Chinese Without A Teacher，being a collection of easy & useful sentences in the Mandarin dialect， with a vocabulary）到1925年的《中国笑话选》（Quips from a Chinese Jest Books），共计六十种，堪称著述丰赡。2004年，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纳分校东亚系教授Joshua A. Fogel将翟理斯在大约一百年前出版的两部著作重新结集出版，并明确指出今天的读者仍可从中获益良多。由于他在汉学领域的杰出贡献，1922年翟理斯被皇家亚洲协会授予金质奖章，这一殊荣也是首次授予汉学研究的领域。可见，A.C.Moule 当时所言的“最显赫的英国汉学家”并非是一种过分的恭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