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语

起源和发展

批判

新语法学家假说(借词，区域扩散和随机变异 类推 渐变学说)

比照法或比较法是一套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语言学家用它来揭示语言间的源流关系。它的任务是通过同源词的比较来证明两种或多种切实存在或存在过的语言拥有共同的祖先（祖语）。同时，我们用它来归纳语言间同源词的语音对映规则，推演一系列用以重构祖语的规则的语音演变。

19世纪时在对印欧诸语的研究过程中比照法逐渐发展起来，现今它已被主流的语言学家视作用以判断两种语言是否有亲缘关系的标准，而与之对应的语汇统计类方法则被普遍认为是不够可靠的。但是，语言学界的一些新的理念，比如对传统语言树形谱系的修正，对比照法本身持批判态度，这导致了学界对比照法的构拟结果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怀疑。

术语

在本文中，“亲缘”一词有特殊的含义，如果说两种语言有滋生亲缘关系，意思是说她们都是共同祖语的后裔。好比西班牙语和法语都是拉丁语的后裔，那么法语和西班牙语就被看成是属于同一谱系——罗曼语族。

“后裔”指的是世世代代的传承：子女从上一代——父母那里——学习语言，同时也受到同辈人的影响，他们再将自己的语言传授给下一代，如此延续下去（语言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至今尚无完满的解答）。一条不间断的链锁穿越了若干个世纪将世俗拉丁语同她现在的子孙连接起来（现代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罗马尼亚语等）。

然而，语言间的亲缘关系是有亲疏远近的差别的。比如，英语同德语、俄语都是亲属语言，但是前两者的亲缘关系要更近一些。原因在于，虽然三者都是共同祖先原始印欧语的后裔，但英语和德语还拥有一个距今相对较近的共祖——原始印欧语的后裔之一原始日耳曼语，而俄语则不在这一支系中。也就是说，英、德语与俄语分属于印欧语系的不同的下级支系，前者是日尔曼语族，后者是斯拉夫语族。在谱系中对支系的划分要基于对“更新”的考量，如果有若干语言显现了大量相似的有别于父语的“更新”则可将其归入某一支系，反之，假如两个语言群落都大量地保留了父语的成分，则不具备划分支系的条件。

“亲缘”的定义中还有一层暗藏的含义：语汇高度相似的两种语言不见得就一定是至亲。比如，经过了漫长的岁月，波斯语从阿拉伯语中引入了数量巨大的借词，以至于在现代波斯语的语汇中，借词所占的比例已超过了从祖语原始印度-伊朗语继承下来的固有词。但是，依照定义，波斯语仍然是原始印度伊朗语的后裔，而不是阿拉伯语的子胤。

如前所述，比照法是一种验证语言亲缘关系的方法，同时它也是构拟祖语音位和揭示同系属诸语言所经历的语音转变的方法。

起源和发展

匈牙利人亚诺什·沙伊诺维奇（János Sajnovics）于1770年进行了第一次系统性地证明两种语言有滋生亲缘的尝试。他以语法和词汇的相似性为基础，试图阐明萨米语和匈牙利语之间的亲缘关系。（在此基础上，沙伊诺维奇的同胞萨穆埃尔·焦尔毛蒂（Samuel Gyarmathi）于1799年将研究的范围扩展到了整个芬兰-乌戈尔语族）。但是学术界普遍将威廉·琼斯爵士——一个生活在印度的英格兰人——看做是该学科的创始人。琼斯于1782年发表了下面这段著名的言论：

“梵语尽管非常古老，构造却精妙绝伦：比希腊语还完美，比拉丁语还丰富，精致之处同时胜过此两者，但在动词词根和语法形式上，又跟此两者无比相似，不可能是巧合的结果。这三种语言太相似了，使任何同时稽考三者的语文学家都不得不相信三者同出一源，出自一种可能已经消逝的语言。基于相似的原因，尽管缺少同样有力的证据，我们可以推想哥特语和凯尔特语，虽然混入了迥然不同的语汇，也与梵语有着相同的起源；而古波斯语可能也是这一语系的子裔。”

琼斯感知到了“祖语”的存在，基于这个认识，语言演进的“谱系树”模型得以建立起来（祖语分化成若干子语，部分子语又继续分化成更多的语言）。这个模型就是比照法的基础。

比照法是在尝试构拟琼斯假想的原始印欧语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1916年德国的语言学家弗朗兹·博普（Franz Bopp）第一次尝试对印欧语言的亲缘关系进行分析。没有借助构拟，他试着通过系统地揭示希腊、拉丁和梵语在结构和语汇上的共通性去证明三者的亲缘关系。

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于1808年指出了，在试图证明语言亲缘的过程中尽可能使用最古老的语言材料（指文献）的重要性；随之，丹麦语言学家拉斯姆斯·克里斯蒂安·拉斯克（Rasmus Christian Rask）于1810年确立了规则音变的原则，以之解释他的有关日尔曼诸语言单个词语间的相似性以及同拉丁、希腊语共有的同源词的学说。之后，以格林童话著称于世的雅各布·格林在他的著作《德语语法》中（四卷本1819初版1837再版）首次运用与现代比照法相似的方法，尝试阐示了日尔曼语族从共同来源到当代诸语的演化史，这也是第一次对贯时（diachronic）语言现象的系统研究。

Rask和格林都不能解释他们所发现的音变法则的明显例外。虽然德国语言学家格拉斯曼在他于1862年发表的《格拉斯曼定律》中对这些异常类型其中的一种作出了解释，真正在方法论上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却是卡尔·维尔纳。维尔纳在他的维尔纳定律中首度以通过比较得出的证据说明了音素的音韵转变可以由同词中的诸如相邻音素和重音位置等因素造成——在现代语言学的概念中称这种现象为“条件音变”。

19世纪末在德国的一群激进的来自莱比锡大学的被称作“新语法学家”的年青人中间，有了更多的类似的发现。最终他们得出结论：所有的语音演变都是极度规则的。卡尔·布鲁格曼（Karl Brugmann）和赫尔曼·奥斯特霍夫（Hermann Osthoff）更于1878年断言：“音变法则没有例外”。这一波革命性的思潮奠定了现代比照法的基础，因为比照法的前提要求亲属语言间语音对映的规则性，以及从祖语到子孙语言语音演变的规则性。这就是后来所说的“新语法学家假说”。在这个前提下，从当时研究最为深入的印欧诸语出发，比照法开始被用于去构拟原始印欧语。随后，语言学家们又把研究范围拓展到了其他语系。很快地，比照法被确立为探求语言亲缘的科学方法。

批判

现已认识到比照在诸多方面存在着欠缺。然而，比照法本身作为对语言进行比较研究的有效工具，仍旧被语言学家广泛地使用；其他一些被引荐用于确定语言亲缘和重构祖语的的学术，比如语言年代学和大宗语汇比较，多被语言学家们认为是有缺陷的不可靠的。但是与老一辈的语言学家相比，当今的学者们或多或少地都对比照法的结果持不可知论的态度。比方说，福克斯就曾经得出如下的结论：

“这样”的比照法所描述的并不是历史；它只能对我们能够作出历史解释的语言亲缘提供证据……[将日益丰富的有关历史进程的知识纠缠进来]也许会使得历史语言学家们越发难以平等地看待方法所偏爱的理想状态和历史实际……如果将[对结果和方法本身的解释]区别开来，比照法仍可以用于重构语言的早期阶段。

新语法学家假说

比照法的第一个弱点就是被“新语法学家”们视作理论基础的假说：“音变法则没有例外”这个假说即使把它放在纯理论层面也是问题多多：好像是说各种语言都必须按照各自的音变法则演变似的，这无疑是对语言自然演变的武断。不尽于此，一旦接受了服从某些更复杂规则的在特定条件下的语言转变，就为“规则”开了一道后门，因为那规则可能只适用于少量的词，甚至就一个词；这在逻辑上就等同于承认了边缘法则的例外。这一问题将一些批评家推到了极端相反的立场上，他们用一句格言来反驳：“每个词都有自己的历史。”

借词，区域扩散和随机变异

即便是新语法学家们也承认，不理会通常的音变法则，语言也会从其他的语言中借用词汇，或者时不时地出现一些“偶然的变易”（诸如不规则的屈折变化、复合、缩略等），一次只影响到一个词或一组词。

尽管借词在分析的时候是要被排除在外的，因为从定义上看它们不是祖语“滋生”的。但是它们会增添数据的“噪音”，掩盖系统的规则，或者干扰对规则的分析。不仅如此，我们有可能还要面对一个可怕的循环推理——将一个词假定为借词仅仅因为它不服合当前对音变法则的假定。

尝试将比照法应用于受到地域扩散影响的语言也是要出问题的。本质上讲这是一种形式微妙的借用，假如相当数量的人处在母语和另一种（可能无亲缘关系的）语言竞争的旋涡中。这将导致两种语言在音韵结构上的互相渗透，有时候并没有可感知的语汇或形态上的借用，但潜移默化地两种语言最终可能看起来就像是有亲缘关系的了。还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两种无关语言因都受到了第三种语言地域扩散的影响，而表现出类似亲缘语言的相似性。

另有一些音变法则的例外可能会带来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它们就是伴随着普通的语言转变同时发生的。这种完全不合逻辑的偶发变异的一个典型例子：西班牙语的“palabra”（“词”），按照音变规则，本应从拉丁语的“parabŏla”演变成“*parabla*”，可是“r”和“l”的位置很偶然地调了个个儿——语言学术语管这种现象叫音位置换。

原则上，当这类偶发变异积累到一定程度将会模糊系统的音变法则，最终使得语言间的系属关系难以识别，或者导致对祖语的错误构拟和错误的谱系树。

类推

新语法学家们也同样认识到了偶发变异的另一来源——类推，即某词会因为语汇或语义上的相关偶然转变成与另一（些）词相似的形态。比如俄语的“九”按著与原始斯拉夫语的对映规则本应转变成/nʲevʲatʲ/，而事实上却是/dʲevʲatʲ/。据推想，声母nʲ-变作dʲ-就是受了“十”（/dʲesʲatʲ/）的影响而发生的类推变异。

渐变学说

最近，通过对当代语言音变的深入研究，威廉·拉波夫（William Labov）和其他一些语言学家发现，所谓系统的音变往往起始于一种非系统的模式，即在各种社会因素的牵制下，在个人的言语中一定的比例出现。通常，开始的时候语音的演变只影响到一种语言中的某些词，逐渐地再向其他的词扩散，这种现象被称作语汇扩散。对这一现象的认识使得新语法学们的格言“音变无例外”的感召力有所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