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比尔克瑙集中营 |
| 释义 | 比尔克瑙集中营是1940年修建的，一开始时只关押波兰政治犯。后来纳粹将奥斯威辛变成了整个德国在欧洲占领区的关押基地，主要就是来自各国的犹太人、苏联战俘以及吉普赛人，此外还关押有来自欧洲各国的战俘、政治犯和家属。犯人的剧增使得纳粹以奥斯维辛为中心又修建了许多集中营，其中最大的就是比尔克瑙集中营(Birkenau),人称“集中营二号”，营中关押犯人最多时为十万人。在大型毒气室和焚尸炉修建好后，这里成为了纳粹最大的杀人工厂。 位置比尔克瑙集中营Birkenau 在离奥斯维辛集中营I仅三公里的地方有另一个集中营,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集中营II(比尔克瑙营, Birkenau). 这个集中营的占地面积为175公顷,在这片开阔地上纳粹修建了300座木排房.目前我们仅能看到的是保留下来的45个砖房和22个木排房. 作用虽然这是一个集中营,可营中被规划的非常精细,形成了营中有营的局面.营中关押犯人最多时为十万人,那是1994年8月的时候.这里的条件比奥斯维辛集中营I要艰难得多,这里缺水,肮脏,饱受老鼠的侵袭.在大型毒气室和焚尸炉修建好后,这里成为了纳粹最大的杀人工厂. 特征最早被运往奥斯维辛的犯人是30名来自萨克森豪森的“经过考验的人员”。他们的任务是担任犯人头头，集中营、狱区和狱室的头头，负责监视集中营里的犯人。他们自己不必从事体力劳动。他们得到更好的伙食，穿高筒靴和手工缝制的囚服。霍斯在他的记录里炫耀地写道：“分割和统治”，是这里的口号。分级的权力分配使每个人在集中营等级制度中获得一个位置，使他成为该体系的一部分，也让受害人成为凶犯。这是集中营世界的典型特征。 在到达三星期之后，第一批波兰犯人在殴打、脚踢和大声叫骂中被犯人头头们赶进了集中营的棚屋里。他们是地下抵抗战士、政治家、波兰知识界的代表、神职人员和犹太人。拘留营第一领导人卡尔·弗利奇，集中营总指挥的左右手，他迎接这些新来者的讲话一下子浇熄了任何想活着离开此地的希望：“你们到这里不是来到疗养院，而是进了一座德国集中营，只有一条出路离开这里——通过烟囱。谁不喜欢这样，他马上可以触电身亡。如果这批人中有犹太人，他们没有权利活过两个星期。如果有神职人员，他们可以活一个月，其他人3个月。” 进攻苏联之后，这座集中营里关满了俄罗斯战俘。根据数月前就颁布的“特派员命令”,帝国中央保安局头目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下令将所有的干部，特别是“职业革命者和人民委员”挑出来消灭掉。这一谋杀行动不能留下证人，于是集中营被指定为作案现场。 炼狱1941年9月5日，奥斯维辛的党卫军首次使用氢氰酸制剂齐克隆B屠杀。这一试验“非常成功”,执行者表示满意：近600名苏联士兵和300名左右有病的犯人被毒气毒死了。在奥斯维辛进行集体屠杀的工具被发现了。和同时在集中营里进行的集体枪杀相比，齐克隆B的“优点”是明显的：它屠杀起来不仅更快更节省，它也“更人道”——对于作案人，而不是对于受害者。集中营指挥鲁道夫·霍斯后来回忆道：“我必须坦率地说，毒气杀人让我感到安慰，因为不久就必须开始大量灭绝犹太人。枪杀总是让我毛骨悚然。现在我们大家都省掉了这些残杀，我感到安慰。” 但犯人们并没有能免遭亲手进行的残暴，殴打惩罚属于家常便饭。有无数的变化形式，因为折磨者施虐狂式的幻想没有止境。在老集中营里审讯时特别有名的是“荡秋千”，犯人必须双手抱在屈起的膝前，手腕被用手铐铐在腿前。随后将一根粗铁棒伸进受害人的臂肘和膝盖之间。折磨者将这根棍子搁在两只木架子上，让犯人头朝下挂着。看守用皮鞭抽打犯人的臀部、生殖器官和光脚板。打得那么狠，被折磨者一直转个不停。如果喊叫声太大了，就给他戴上防毒面具。在比尔克瑙许多人不是死于一桩残酷的“罪行”,而是死于集中营人员的寻开心。有时责任人随意找出一位受害者。他们强迫这位不幸的人，腹部朝下四肢伸直趴在地上，将一根棍子放在他的颈部，使劲跳上去，折断他的颈部。常有恐怖的情形：“目光野蛮的犯人头头走过犯人之间血迹斑斑的夹道，而党卫军成员像电视里误入了一部没完没了的荒诞恐怖片的西部牛仔，从屁股后面射击。”从恐怖中幸存下来的犯人鲁道夫·弗尔巴回忆道。逃跑时被枪杀的人被放在集合场地上，用于威慑其他人。党卫军成员将写有“乌拉，乌拉，我们又回来了”的标语牌子挂在他们的脖子上，还活着的逃跑者当着犯人们的面被绞死。 事件为了减轻凶手的工作负担，集中营领导争取“平衡自由时间”。奥斯维辛的有些党卫军成员去桑拿、足球场或妓院里打发业余时间。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有个专为赫尔曼·戈林修建的鹰院和一个骑马厅，后者是为集中营指挥官科赫的妻子修建的。 高级党卫军军官及其家庭一般是安排在一到两个家庭的房子里。这些双层房或行列式住房配有小花园，花环似地包围着集中营的其他地带。有道命令显示了鲁道夫·霍斯是多么重视环境的整洁：“新建的花园式设施是营地的装饰品。每位党卫军成员都应该保护这些设施，不践踏损害草坪。”另外，他们的指挥官还要求党卫军成员自己护理他们的花园：“已婚的党卫队领导、下级指挥员和男性只可以在他们的住房周围圈起他们自己能料理的那么多园地。不可以使用犯人料理花园事务，因为他们被使用于更迫切的工作。”——指党卫军工厂里的强制劳动。 霍斯一直在努力争取促进集中营看守的团结。无论是战友节还是体育比赛——都是为了维护党卫军的团队精神。指挥官的命令涉及面广泛，向我们展示了集中营里的社会活动，比如有一回要求在奥斯维辛举行战友晚会：“1940年8月16日所有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党卫军成员在保护性拘留营地背后的剧院里举行战友晚会。19点开始。18点50分之前必须入座。保护性拘留营的领导们必须设法让各小分队及时归营，让党卫军成员最迟18点15分下班。邀请目前在奥斯维辛的党卫军成员的妻子和未婚妻们参加战友晚会。” 体育活动也能消遣。在进攻苏联前一天，奥斯维辛下达了下列命令：“值此夏至之际，于1941年6月21日在党卫军体育协会的体育场上举办田径运动会。当日只安排极重要企业的劳动小分队外出，好让各队能有足够的人员参加比赛。不得请假。”就在希特勒在东线发动灭绝战争不到三星期之时：“星期天，1941年7月13日，在本地体育场上举行三场手球和足球比赛。比赛场次如下：14点至15点半：党卫军骷髅头足球队对老贝伦体育协会。16点至17点半：党卫军手球队对比尔克瑙比赛俱乐部。17点至18点半：党卫军足球队对比尔克瑙比赛俱乐部。这些比赛的门票10帝国马克。” 结构特点右图显示出整个集中营的结构，满载犯人和犹太人的列车可以直接驶入集中营内，铁路的左边是砖房区，那里主要关押妇女和重政治犯，右边是木排房，房子没有地板，房屋是直接在打平的土地上建立起来的。 集中营划分为BI，BII和BIII区，BIa: 妇女营，BIb:妇女营(1943年这里开始关押男犯人) ，BIIa:隔离营，BIIb：来自犹太区的犹太家庭营，BIIc： 匈牙利犹太营，BIId:男囚营，BIIe:吉普赛家庭营，BIIf：医院。 从死者身上掠夺来的财物存放处KII，KIII，KIV，KV为毒气室和焚尸炉遗址， L：柴堆 M：苏军战俘的“万人坑” N：骨灰池 O：营房长官办公处 P： 死亡区，R： 处罚营 T： 便池和洗浴处 W：被纳粹杀害的死难者国际纪念碑。 罪恶见证最早被运往奥斯维辛的犯人是30名来自萨克森豪森的“经过考验的人员”。他们的任务是担任犯人头头，集中营、狱区和狱室的头头，负责监视集中营里的犯人。他们自己不必从事体力劳动。他们得到更好的伙食，穿高筒靴和手工缝制的囚服。霍斯在他的记录里炫耀地写道：“分割和统治”，是这里的口号。分级的权力分配使每个人在集中营等级制度中获得一个位置，使他成为该体系的一部分，也让受害人成为凶犯。这是集中营世界的典型特征。 在到达三星期之后，第一批波兰犯人在殴打、脚踢和大声叫骂中被犯人头头们赶进了集中营的棚屋里。他们是地下抵抗战士、政治家、波兰知识界的代表、神职人员和犹太人。拘留营第一领导人卡尔·弗利奇，集中营总指挥的左右手，他迎接这些新来者的讲话一下子浇熄了任何想活着离开此地的希望：“你们到这里不是来到疗养院，而是进了一座德国集中营，只有一条出路离开这里——通过烟囱。谁不喜欢这样，他马上可以触电身亡。如果这批人中有犹太人，他们没有权利活过两个星期。如果有神职人员，他们可以活一个月，其他人3个月。” 比尔克瑙集中营小犯人 进攻苏联之后，这座集中营里关满了俄罗斯战俘。根据数月前就颁布的“特派员命令”,帝国中央保安局头目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下令将所有的干部，特别是“职业革命者和人民委员”挑出来消灭掉。这一谋杀行动不能留下证人，于是集中营被指定为作案现场。 1941年9月5日，奥斯维辛的党卫军首次使用氢氰酸制剂齐克隆B屠杀。这一试验“非常成功”,执行者表示满意：近600名苏联士兵和300名左右有病的犯人被毒气毒死了。在奥斯维辛进行集体屠杀的工具被发现了。和同时在集中营里进行的集体枪杀相比，齐克隆B的“优点”是明显的：它屠杀起来不仅更快更节省，它也“更人道”——对于作案人，而不是对于受害者。集中营指挥鲁道夫·霍斯后来回忆道：我必须坦率地说，毒气杀人让我感到安慰，因为不久就必须开始大量灭绝犹太人。枪杀总是让我毛骨悚然。现在我们大家都省掉了这些残杀，我感到安慰。 但犯人们并没有能免遭亲手进行的残暴，殴打惩罚属于家常便饭。有无数的变化形式，因为折磨者施虐狂式的幻想没有止境。 比尔克瑙集中营罪恶见证 在老集中营里审讯时特别有名的是“荡秋千”，犯人必须双手抱在屈起的膝前，手腕被用手铐铐在腿前。随后将一根粗铁棒伸进受害人的臂肘和膝盖之间。折磨者将这根棍子搁在两只木架子上，让犯人头朝下挂着。看守用皮鞭抽打犯人的臀部、生殖器官和光脚板。 打得那么狠，被折磨者一直转个不停。如果喊叫声太大了，就给他戴上防毒面具。在比尔克瑙许多人不是死于一桩残酷的“罪行”，而是死于集中营人员的寻开心。有时责任人随意找出一位受害者。他们强迫这位不幸的人，腹部朝下四肢伸直趴在地上，将一根棍子放在他的颈部，使劲跳上去，折断他的颈部。 常有恐怖的情形：目光野蛮的犯人头头走过犯人之间血迹斑斑的夹道，而党卫军成员像电视里误入了一部没完没了的荒诞恐怖片的西部牛仔，从屁股后面射击。从恐怖中幸存下来的犯人鲁道夫·弗尔巴回忆道。逃跑时被枪杀的人被放在集合场地上，用于威慑其他人。党卫军成员将写有“乌拉，乌拉，我们又回来了”的标语牌子挂在他们的脖子上，还活着的逃跑者当着犯人们的面被绞死。 迫害对象纳粹政权的迫害对象和最终杀害目标包括所有犹太人，不论男女。他们常常使妇女，无论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遭受残忍的迫害。这些迫害有时只针对受害者的性别。纳粹分子也将迫害对象锁定于罗姆（吉卜赛）妇女、波兰妇女以及居住在福利院内的残疾妇女。 集中营为女性囚犯特别指定了某些单独的营地和特定区域。1939 年 5 月，纳粹党卫军(SS)开放了专为妇女建立的最大的纳粹集中营-拉文斯布吕克 (Ravensbrück) 集中营。1945 年苏联军队解放拉文斯布吕克 (Ravensbrück) 集中营时，有 10 万多妇女被关押至此。1942 年，纳粹党卫军(SS)当局在奥斯威辛-比尔克瑙 (Auschwitz-Birkenau) 集中营（又称奥斯威辛二号集中营）建立了拘留所关押妇女囚犯。第一批囚犯就是纳粹党卫军(SS)从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转运至此的。1944 年，当局在贝尔根-贝尔森 (Bergen-Belsen) 建立了女子集中营。来自拉文斯布吕克(Ravensbrück)和奥斯威辛(Auschwitz)的犹太男性囚犯也被关押在这里。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一年，纳粹党卫军(SS)将数千名来自拉文斯布吕克 (Ravensbrück) 和奥斯威辛 (Auschwitz) 集中营的犹太女性囚犯转移到这里。 屠杀德国当局和其同谋在大屠杀中丝毫没有放过犹太和非犹太的妇女和儿童。纳粹意识形态宣扬彻底消灭犹太种族，无视他们的年龄和性别。纳粹党卫军(SS)和警务官员执行了代号为“最终灭绝计划”的行动。在苏联德占区上百个地点，纳粹党卫军(SS)和警务人员大规模枪杀了妇女和男性。在遣送中，怀孕的妇女和幼童的母亲被视为“无劳动能力”。她们被送往灭绝营，在那里营区长官常常将她们首先送往毒气室。比尔克瑙集中营 带着孩子的正统犹太教妇女是最易受害的群体,她们的穿着打扮很容易在藏身之地暴露，而且极易遭受大屠杀中虐待狂的侵犯。正统犹太教家庭的孩子越多，母亲越易成为纳粹分子的迫害对象。 非犹太妇女也遭受了同样的残害。纳粹分子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屠杀了吉卜赛妇女，在 T-4 和其他安乐死行动中杀害了残疾妇女，1943 年至 1944 年，在苏联许多村庄中屠杀了大批妇女和所谓的游击战男性战士。 在犹太人区和集中营，德国当局逼迫妇女在恶劣的条件下从事劳役，这常常导致妇女的死亡。德国医生和医疗研究者利用犹太和罗姆（吉卜赛）妇女进行细菌实验以及其他违反人性的人体实验。在集中营和犹太人区，妇女特别容易遭到毒打和强奸。怀孕的犹太妇女往往尽力隐瞒怀孕的事实，否则就会被迫中止妊娠。从波兰和苏联被运送到第三帝国从事强制劳动的妇女常常受到毒打和强奸，或是被迫发生性行为以换取食物、其他必需品或基本的舒适条件。波兰、苏联以及南斯拉夫的劳动妇女被迫与德国男人发生性关系，有时甚至导致怀孕。如果所谓的“种族专家“认定某个孩子不具备纯正的德国血统，通常这些孕妇就会被迫堕胎，或被送往临时保育所生育，而那里恶劣的条件足以使婴儿死亡，或是仅仅把这些母亲运送到她们来的地方，完全不提供任何食物和医疗护理。 比尔克瑙集中营 许多关押在集中营的妇女建立起非正式的“互助”小组，她们分享信息、食品、衣物从而得以生存。通常，这些小组的成员往往来自同一个城市或省际，具备相似的教育背景或是有共同的家族血源关系。其他妇女则是由于纳粹党卫军(SS)营区管理者发配她们作为小分队从事衣物修补、做饭、洗衣、收拾屋子等工作而得以幸存。 运动在各种各样的反抗运动中，妇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加入社会党、共产党、参与支持犹太人复国青年运动的妇女。在波兰，妇女作为情报员将各种信息传达到犹太人区。许多妇女纷纷逃到波兰东部和苏联的森林并加入了游击队。在法国（法国-犹太反抗运动）的反抗运动中，妇女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苏菲．朔尔 (Sophie Scholl) 是慕尼黑大学的学生，她也是白玫瑰反抗运动的成员，因散发反纳粹传单，于 1943 年 2 月被捕并处死。一些妇女是犹太人区抵抗运动组织的领导人或成员。比亚维斯托克 (Bialystok) 的 Haika Grosman 就是其中的一位。其他妇女参与了在集中营的反抗运动。在奥斯威辛一号集中营，五名被发配到维斯瓦河联合金属工厂 (Vistula-Union-Metal Works) 从事劳役的妇女为奥斯威辛—比克瑙(Auschwitz-Birkenau)集中营犹太特遣队 (Jewish Sonderkommando) 的成员提供火药。她们分别是 Ala Gertner，Regina Safirsztajn (aka Safir)，Ester Wajcblum，Roza Robota，以及一位身份不明的女性，可能是 Fejga Segal。1944 年 10 月特别小分队的成员在起义中用这些火药炸毁了毒气室，几名纳粹党卫军成员也随之丧生。 其他妇女也积极参与帮助和营救欧洲德占区内的犹太人的行动。比如犹太伞兵 Hannah Szenes 和倡导犹太人复国运动的激进分子 Gisi Fleischmann。1944 年，伞兵 Szenes 在匈牙利安全着陆。Fleischmann 则在布拉迪斯拉发犹太委员会的框架下工作，做为工作组织 (Pracovna Skupina) 的领导，她试图阻止从斯洛伐克移送犹太人。 数百万妇女在大屠杀时期遭到迫害和屠杀。但是，归根结底，她们被杀害的原因不是其性别，而是因为她们的纳粹种族等级或宗教和政治面貌。 无耻休闲为了减轻凶手的工作负担，集中营领导争取“平衡自由时间”。奥斯维辛的有些党卫军成员去桑拿、足球场或妓院里打发业余时间。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有个专为赫尔曼·戈林修建的鹰院和一个骑马厅，后者是为集中营指挥官科赫的妻子修建的。 高级党卫军军官及其家庭一般是安排在一到两个家庭的房子里。这些双层房或行列式住房配有小花园，花环似地包围着集中营的其他地带。有道命令显示了鲁道夫·霍斯是多么重视环境的整洁：“新建的花园式设施是营地的装饰品。每位党卫军成员都应该保护这些设施，不践踏损害草坪。”另外，他们的指挥官还要求党卫军成员自己护理他们的花园：“已婚的党卫队领导、下级指挥员和男性只可以在他们的住房周围圈起他们自己能料理的那么多园地。不可以使用犯人料理花园事务，因为他们被使用于更迫切的工作。”——指党卫军工厂里的强制劳动。 霍斯一直在努力争取促进集中营看守的团结。无论是战友节还是体育比赛——都是为了维护党卫军的团队精神。指挥官的命令涉及面广泛，向我们展示了集中营里的社会活动，比如有一回要求在奥斯维辛举行战友晚会：“1940年8月16日所有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党卫军成员在保护性拘留营地背后的剧院里举行战友晚会。19点开始。18点50分之前必须入座。保护性拘留营的领导们必须设法让各小分队及时归营，让党卫军成员最迟18点15分下班。邀请目前在奥斯维辛的党卫军成员的妻子和未婚妻们参加战友晚会。” 比尔克瑙集中营罪恶见证 体育活动也能消遣。在进攻苏联前一天，奥斯维辛下达了下列命令：“值此夏至之际，于1941年6月21日在党卫军体育协会的体育场上举办田径运动会。当日只安排极重要企业的劳动小分队外出，好让各队能有足够的人员参加比赛。不得请假。”就在希特勒在东线发动灭绝战争不到三星期之时：“星期天，1941年7月13日，在本地体育场上举行三场手球和足球比赛。比赛场次如下：14点至15点半：党卫军骷髅头足球队对老贝伦体育协会。16点至17点半：党卫军手球队对比尔克瑙比赛俱乐部。17点至18点半：党卫军足球队对比尔克瑙比赛俱乐部。这些比赛的门票10帝国马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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