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魂牵梦萦千呼万唤

辛勤耕耘积淀学术

共襄盛举确保质量

简介

戴秉衡(1926～)中国历史学家。现名戴逸，1926年9月出生，江苏常熟人，中共党员，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名誉所长、博士生研究生导师。

早年就学于苏州中学、常熟中学，1944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铁路管理系，1946年又重新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就学期间，投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学生运动，1947年加入民青，当选为北大学生自治会理事，又参加进步社团南北社、孑民图书馆。1948年被国民党政府通缉，为躲避政治迫害，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离开北大，前往解放区，进入华北大学一部十七班在职学习，年底转入一部政治研究室工作。全国解放后，华北大学进入北京并改为中国人民大学，在学校任教至今。

魂牵梦萦千呼万唤

我国有易代修史的传统。北洋政府修撰的《清史稿》纰漏甚多，不能作为正史流传。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同志建议纂修清史，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过问此事，周扬、田家英、郭影秋、吴晗、黎澍等前辈学者曾参与筹划纂修清史。戴秉衡从青年时代起就参与此项工作。由于种种原因，数次修史计划皆未落实，戴秉衡却时刻牢记老一辈革命家的遗愿和前辈学者的嘱托，把修清史作为终生奋斗的学术目标，为启动清史编纂工程千呼万唤不遗余力。

1961年，吴晗受周恩来总理委托，全面考虑纂修清史。戴秉衡向吴晗建议从全国各大学历史系挑选优秀学生集中培养专攻清史，吴晗赞成这个想法：“请你当教师，带领他们一起读《清实录》、《清史稿》。”1965年，中宣部决定成立由郭影秋、尹达、关山复、刘大年、佟冬、刘导生、戴秉衡等七人组成的清史编纂委员会。39岁的戴秉衡是最年轻的委员，并受命领衔筹建清史研究所。清史研究所所址已经选好，却不料发生了“文化大革命”。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后立即成立清史研究所。戴秉衡感慨万分：“郭影秋副校长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苦心孤诣成建制保留清史研究队伍，远见卓识，功莫大焉。”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同志批转建议国家纂修清史的人民来信，《清代通史》、《清代人物传稿》的编写列入国家社科规划，但因财力不支等原因没能全部完成。

在世纪之交，戴秉衡目睹改革开放后我国综合国力大大增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学术繁荣的大好形势，使这位历史学家心潮奔涌，他接受记者采访、撰写文章、发表演讲，呼吁盛世修史：“纂修清史的学术条件、经济条件皆已成熟，应把握机遇，促成这件文化盛事。”作为清史研究所的学术带头人，他参加同史学界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的磋商，请他们吁请“两会”关注清史纂修工作；他与学术界著名学者座谈取得共识，正式向党中央、国务院提交纂修清史的建议；江泽民同志考察中国人民大学与师生代表座谈时，戴秉衡当面向江泽民、李岚清、贾庆林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了纂修清史问题。戴秉衡带头呼吁，引起党中央、国务院和社会各界的关注。2002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江泽民、朱镕基、胡锦涛、李岚清同志批准文化部关于纂修清史的报告，决定正式启动清史编纂工程。

辛勤耕耘积淀学术

数十年来，为了纂修清史，戴秉衡教授在学术研究和培养人才等方面做了积极准备。

戴秉衡带头发扬“板凳须坐十年冷”的治学精神，潜心学术研究，扎实做好学问。他20多岁起就从事中国近代史包括晚清史的研究与教学，32岁写出40万字的《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文革”当中，他从1973年起用4年时间写出《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一书，从此把研究领域拓展到清代前期和中期。从1978年起，戴秉衡用7年时间主持编写了70余万字的《简明清史》，摸清了清代历史的主要线索，同时主编了《清代人物传稿》(下编)。20世纪80年代中期，戴秉衡又把研究重点转向清代边疆开发及乾隆时代，后来又主持编写《清通鉴》、《清史编年》、《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等著作。本人发表的400余篇论文，涉及有清一代历史的方方面面，被收入《履霜集》、《繁露集》、《步入近代的历程》、《语冰集》等多部文集。

以戴秉衡为学术带头人的清史研究所，以编纂清史为己任，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届校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经过25年的建设和发展，目前在国内拥有人数最多的清史研究人才，具有雄厚的研究实力，形成了老中青相结合享有较高声誉的学术梯队，培养博士97名，硕士89名，创办《清史研究》季刊，出版清史著作275种，发表清史论文1932篇，编写整理了一批清史文献资料，成为国内研究清史最重要的基地。根据戴秉衡的建议，清史研究所发扬“蚂蚁啃骨头”的精神，把编纂清史前期工程化整为零，利用各种小额度科研经费的支持，陆续完成清史的不同“部件”以待日后组装，其《清史编年》、《清代人物传稿》，已初具清史“纪”和“传”的雏型，各种清代专史著作也为清史“志”的编写奠定了基础。

戴秉衡教授倡导并多次主持召开中国暨国际清史学术讨论会，凝聚研究队伍，检阅研究成果，也为清史纂修铺平了道路。

共襄盛举确保质量

挑起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这副重担，76岁的戴秉衡教授调整了自己的作息时间，几个月来，几乎每天都要从城内中国人民大学宿舍到编纂委员会临时办公地点国图分馆文津楼“坐班”，精神矍铄地召集会议，安排前期工作。他的工作头绪很多，目前抓得最紧的是编纂体裁体例、编纂人才、文献档案、写作立项管理。

戴秉衡初步设想，编纂清史工程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主体工程，即约为3000万字的清史；二是基础工程，即搜集整理出版清代档案文献。

戴秉衡说：“清史编纂工程的总体设计是编纂体裁体例，它关系到整个工程的成败。”为此，编纂委员会专门成立体例体裁调研小组，编制了“清史编纂体裁体例调研大纲”，上半年将分别在上海、北京召开座谈会，并采用问卷方式广泛征求意见，确定编纂体裁体例。

清史研究现状和清史研究人才调研小组也开始工作，对全国高校、科研机构的清史研究人才及研究成果进行全面摸底，吸收优秀清史研究人才充实编纂队伍。戴秉衡说：“纂修清史不是几个人、几个单位就能完成的。要在国家的领导和支持下，靠全国学术界的团结协作共同完成。”他谈到，国内从事清史研究的优秀人才很多，要使他们有参与感，不能将他们冷落在一边。戴秉衡认为，清史特别是“志”这一部分，涉及科学技术、水利、天文、工农业、交通、运输、邮电以及经济、法律、军事、民族、文学、艺术等多学科领域，需要各行专家共同参与编写。戴秉衡特别谈到，许多重要外文档案分散在世界各地，一些珍贵文献档案保存在我国台湾，台湾一些学者终身研究清史有很深的造诣，他们也很关心清史的纂修。香港、澳门特区及海外的清史学家对清史编修也很关注，正在酝酿采用适当的组织形式，邀请他们共襄盛举。

编纂委员会文献档案组的调研工作也有条不紊地逐步展开，为清代档案文献的搜集整理出版做准备。戴秉衡说：“前朝修史所依据的档案文献都没有能够保留下来，是学界憾事。抓好档案文献的搜集整理出版这项修史的副产品，也是对祖国历史文化的贡献。”

在戴秉衡的工作日程上，还包括制订《编纂手册》，立规矩，定制度。戴秉衡最重视的是清史的编纂质量。他说：“质量就是生命，要确保清史成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传世之作。”戴秉衡确信，有可靠的政治保障和财力支持，有训练有素的编纂队伍，有百年学术积淀，有编撰《清史稿》时所不具备的档案和外文条件，只要全国学术界齐心协力，一定能编纂出高质量的清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