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影集》为民国23年1月出版，十六开本，共收录30幅摄影作品，由摄影团体“大同影社”出版。存世极罕，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

“五四”新文化运动，才使摄影术具有一种革新的意义。一九一九年北京大学的业余摄影爱好者陈万里等人，在校内举办了第一次摄影作品展，并成立了“艺术写真研究会”，这即是后来正式的我国第一个摄影艺术团体———光社的前身。不久，广州、南京、上海等地的爱好者们也相继成立了摄影组织，他们不仅经常举办摄影展览，还出版了摄影书刊等等，这有力地推动了我国艺术摄影的发展。

二三十年代，各地摄影学术团体纷纷涌现，专业的和业余的摄影者日益增多。各地摄影学术团体定期或不定期举办摄影展览，还有个人展览和几个人联合展览，展完之后，以社团的名义出版年鉴、选集、选刊、影刊等。此部影集即是在团体展览后由大同影社编辑出版的。从后面的编后中可以了解该影集出版的一些相关背景：“然自九一八国难之后，我国影坛渐趋寂寞。本社同人，有鉴于兹，乃于本年春间，在本校（上海大同大学）图书馆举行，然又受上海民众教育馆之请，在文庙公园展览，颇得观众批评与指导，裨益良多，本社同人，至为感激。欧美各国年有摄影专集印行。我国所见者寥若晨星，今特于前次影展中选出之三十幅……”

此影集前面部分有蔡元培和林风眠先生题写的 “大同影集”四字，九四相老人题写的“大同影集美源在握”。此外，还有曹惠羣与吴中行先生于民国22年写的序言。其中九四相老人当指马相伯94岁所提。马相伯（1840—1939），1903年创办震旦学院。 1905年创办复旦公学，并两度担任该校校长（监督）。1907年参加梁启超组织的政闻社。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曹惠群则时任大同大学校长；吴中行（1899-1976）是我国早期摄影界的开拓者之一，对推动我国的摄影艺术创作做出过重要的贡献。抗日战争时期，举行个人摄影义展，捐款支持抗日。

影集中的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它包括风景、花卉、人物、静物、裸体等等。其中不乏精彩之作，如吴印咸的《女人体》、徐增先的《恐怖》等人体作品，富有艺术表现力。某些作品，还显示了作者的刻意追求，如李宪文的《帽子和饭碗》，卢振衷的《静物》等，作者以光影效果，让平凡的静物进入了一种庄严宁静的境界。此外，还有蔡中和的《闺怨》，徐躬培的《沉思》，其中人物背向观者，搭配以身边物品，将闺怨与沉思之情表现的极为深刻，且富于生活气息。摄影集还收入了不少反映自然风景的作品，如朱师程的《野渡花正发，春江水乱流》，熊清明的《渡头》，徐德先的《桃花江》、《人间天上》，蔡笃恭的《观潮》等。其中《人间天上》、《观潮》等作品以景物衬托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极具艺术感染力......如此丰富的题材和表现手法反映出我国当时摄影是处在一个百花齐放的状态。

此影集封地为广告，分为上下两层，上层是为上海虹口冲晒放大服务处做的广告，其中内容涉及 “矮克发 ”摄影器材的销售以及当时冲洗的标准，如用细银药水冲洗底片，用矮克发模范纸晒印，用矮克发博罗威那美术纸放大等。下层则是摄影化学师卢馥携其弟卢毓做的声明，盖言自己平日职务繁忙，未能满足广大摄影同仁，因此特设星期日照相室，酌收成本等费用，并得预先登记等。卢馥与其弟卢毓皆为摄影名家，且富有爱国之心，1936年12月19日至31日在上海大新公司画廊举行的摄影展，展出作品共230多幅，其中卢馥83幅、卢毓19幅。影展将门票和出售作品收入捐赠给绥远抗日前线的将士。报刊评论他们的“爱国热诚，令人敬佩。”卢馥在这次影展中展出一幅画面很大的照片，拍摄的是东北长白山上的青松，配以精美的画框，标价200元义卖，标题为《何日能还我》。被评为“于摄影艺术之外，尚有深刻的用意在焉。”由此可见，作品倾注了摄影家爱国爱民之心，也鼓舞起了民众抗日救国的斗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