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织，是用水草编织的工艺性日用品。水草，古称咸草，因野生于咸淡交汇水域故名，属莎草科宿根植物。东莞处东江下游，淡水干流南下万江、道滘、厚街、虎门、长安，与南海咸潮上涌交汇，滩涂水朗连片野生这种碧绿、柔软、高挑的草本植物，无边无际宛似一道绿色围篱环绕半县，也许是特色凸显，“东官”之名改称“东莞”沿用至今。莞草繁盛乃一大自然资源，咸草成了沿海先民的薪火燃料，其质润滑、柔韧，又是先民搭棚盖屋、缚物吊重之生活、生产物料。随着人口流徙的传播，加上竹织物的启示，水草加工渐由原始方式向工艺改良过渡。据民间流传，编织技术先由蜀人引入，但正式见传史志则是南北朝：元嘉元年，广州刺史韦朗，曾以“银漆屏风二十三床，枕屏风一床，什白莞席三百二十领”为卸史中丛刘祯上奏弹劾，可见水草编织的工艺品已为当时官府的豪华摆设。到了宋元时代，人居趋于稳定，村落继起，《东莞新志》记载：“县西南沿海，则织草席，编麦辫、织草帽，制绒伞。”但野生水草纤维疏松，色泽暗什，而编织工艺又单调粗糙，草织品仅限于自产自足，难以形成商品性生产。进入清代，人口攀升，草织品普及民居，由于日用广泛，引起了工具改良、工艺更新，至鸦片战争前，民间已出现“鱼荐席”的制作工具，手工业生产趋兴，随着木制织机使用，扭绳、草席等多样加工渐为零散商品在市场上交流。 鸦片战争后，欧美国家敲开中国经济大门，草织品引起洋人注目并为其国内欢迎，尤其是郁南连滩的产品，但该地草源缺乏，于是洋商便把注目点投人东莞沿海。虎门、长安原本就是野生咸草最大之区域，但盐业开发，即使到了明末清初，原额灶地也上千顷，相应地限制了草源，加上长年累月的冲积，江海去远，咸卤日稀，盐的经济价值日薄。人口增长又变滩涂灶地为农耕，到了乾隆末年，靖康盐场彻底裁盐改稻，蓄淡冲咸，鸦片战争后第二年，清廷又下兴屯田养兵，沿炮台一线围滩造田，相应地滩田水朗咸草复苏。洋人的注目自然引起商贾的利欲。连滩草织价高利厚，显然是草质优良，工艺精细，于是人工种植水草便从连滩引入，先在厚街三屯、上下石角试种，此举功成又招雇连滩工人使之技艺生根，草耕草织之利迅速推广。虎门凭着优越的集散条件，成了东莞沿海草织的加工贸易中心，并牵动东江沿线的草织及农副产品集汇，外商内贾办厂设庄接踵而来。咸丰年间太平墟已出现如“昌隆”等专事加工的大型草织作坊，当时多为粗加工的穿鼻绳和地席。同治时期，商人资本扩大，太平的“源合”厂常住工人五、六百人，还在郁南、连滩、莞城等地开办作坊和商行。随着德国染料的引进，推动了工艺革新多色印染，使粗放型产品向精细型发展，由于草质、图案、色泽的变化，在香港声誉隆起，在外洋销路日畅，到清末民初，虎门草织从稳定发展推向鼎盛时期，成为领军式产业，外贸量占全省同类产品四分之三。草织的生产催动草农的热情，草耕面积迅速扩大，连锁带动了水运业、土产业的昌兴，奠定了太平在珠江口的商贸地位。

外贸述略

东莞草织的主要区域在望联、道滘、厚街、虎门、长安，从历史地域的观点上看，皆为虎门沿海，而厚街、虎门、长安实为一个区域，地域中心是太平。太平开墟于乾嘉年代，明清时期的镇口是莞邑西南的商务中心，（缺口司乃东莞三巡检司之一，管辖范围占全县三分之一），北靠白沙盐埠，南连太平，鸦片战争后，太平承传镇口、广济的商业传统，又以军寨前哨之优势成了东、新、番三县集汇的前沿埠头。虎门海湾深阔，清初，海岸线自双岗、涌口历白沙、北栅、沙头连宝安。虎门是粤海关的前沿分关、虎门草织实则是东莞草织的总汇，举凡出口外贸、皆通过虎门关口运抵香港转销外洋。草织品大致分为六类。

水草类　草农收获的水草按商行规格主要分为日本草、扭草和直庄草三种。（1）日本草：原是直庄草一种，但加工程序细致，需求量大，便独立分置一种规格，年外销量2.5万担至3万担，主销地是日本。（2）扭草：年外销量在1.2万担至2. 6万担之间，主销地是新加坡、马尼拉、泰国及东南亚地区，亦有日商转销国内烟台、大连等地。（3）直庄草：年外销量约1.6万担至2.2万担，主销香港，由港商再加工出口，按日本《支那物产综览》载：1910年-1913年，销人日本的水草总量达7万担。

草绳类　概分手搓和机制两类。（1）手搓绳质量一直胜于机制，销量难考，仅据香港天成号和恒样号1911-1913年统计，直接出口日本的草绳，年销量在3.2万担至3.5万担之间，上世纪二十年代，因各种社会因素影响，劳力缺乏，手工搓绳年均销量降至2万担：三十年代后机制草绳革新，直接出口的年销量为2. 6万担左右，主销地是德国汉堡，及伦敦、利物浦，部分销往美、澳二洲。

草辫类　分三级辫和七级辫。三级辫是四方席和辫元席之原料，绝少外销，七级辫也极有限，年销量仅为200担至400担左右，主销荷兰，间有销往美洲。

绳席类　分蛋元席和环边席（扭绳席入内）两项。蛋元席原为广州产品，1930年后传人道滘而取代广州，年销量直逼广州的原销量，达1.7万包，至1949年前后达2.3万包，主销地是利物浦、伦敦、荷兰、雪梨、墨尔本等地。环边席包括扭草绳席和时花席，民国年间年均销量为7000包至1万包，主要销往英国、荷兰、间有销往美洲。

辫席类　分辫元席和四方席两项，辫元席是1949年后的试验品种。四方席乃抗日战争后开始试销，其发展迅速，因劳力不足供不应求，年销量在5000包左右，主销美国、英国，次为荷兰、丹麦。

草席类　分地席和床席两项。地带又分多款，有什花、时花、白密珠、大时花、密码时花、竹花长机、绣金花、印花等，主要销往英、美、荷、法、澳洲及阿位伯等国。民国间年均销量在10万包以上，高峰年在民国初年，年销量达18万包。床席又分白床席和色床席，外销产品以色床席为主，占总量95% ，主要销往印度、泰国、印尼及南洋，年销量在6万包至18万包，是席类产品中的大哥大。

上列产品的外销量，由于当时没有权威的统计制度，又出于商号的各自经营秘密，其估计仅据产区的生产量，结合香港海关的公告数字测算，究其实际销量可能比上列数量更大。

品牌意识

草织生产在鸦片战争后迅速崛起，为外贸商品的产销行业，虎门以其地理条件和人文环境的优势，开近代外贸经济之先，并且成为领军产业风行全球，笔者推原所自，咸归技术创新与品牌意识之功。

虎门草织在清代以前一直处于原生状态，虽然拥有丰富的野生草资源，但滨海居民只满足于生活所需和自给性的生产用品，这与人烟稀薄无力开发的原因有关（明末，东莞县人口仅为24968户），而虎门沿海又是产盐之区，官府定科催课控制尤严，居民中军、蛋两籍漂移无定，盐、农居落又聚迁无常，到了明代方始安定，人力资源之少可想而知了。清初，又逢清政府两次迁海，沿海村落深受十数年重创，裁盐改稻后又致力开恳农耕，地域之广，农耕之巨当然无力发展副业，此乃草织品未受重视之可能也！道光以后、随着草织为洋商注目，时人透过香港市场而倡兴开发性生产，产销中商人们发现外地产品的优胜而萌发引进、吸收，开展技术革新，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原料的质量，鉴于郁南、连滩的草色鲜亮，纤维韧滑，草长茎壮，于是将其人工种植的方法、经验引入厚街上、下屯试种，其结果是珠江口的水质、气候、土壤更适宜新品种的生长，不久，人工种植迅速铺开，产量骤增。与此同时，商人们招雇连滩工人进厂，各出奇招，莫不以产品质量为突破点抢占市场。光绪年间，涌口的五昌号街市席（床席）已驰誉穗、港。1890年前已畅销南洋。其商家原则重在“三选”，选人看操作熟练；选草看色泽光洁、草身圆润；选麻绠看纺工匀韧。制作上用草宁长莫短，4.2尺的床席本来常用4.8尺草料，该厂却选用5尺或5.2尺，使席身草条齐切划一，光洁匀滑，加上严把拍席、收口、储晒之关，销价独占鳌头，信誉好，利钱厚，开质量竞争之风。太平和盛号另辟蹊径，着重于机制草绳的质量，选料标准盯在“大路草”上，通过技术改良，创造出光洁齐一的“飞机牌”，驰誉西德汉堡，价格比同行产品高出20%-25% ，一鼓作气，又改良扭草和日本草，创出“老虎牌”，与东栈的“双鱼牌”、广州的“蝴蝶牌”齐名。而编织绳席和辫席，亦在竞争中创新，当时辫席花样较多，但技术单纯，皆按洋行指定样式织制，绳席兴起后，初为纯白色，太平超盛厂首先引进日本的印花技术代客加工，其质量在市场取誉日久，但到了1921年，市场厌腻，印花绳席渐趋下波，引起了恒记厂家的注意，他从一家商号招牌托架上的两只金属蝙蝠得到感悟，力求在产品图案的美感上下功夫，他量度绳席纬线的纹理，吸收印花席中的瓜果类图形，反复试验，终于织就“蝠鼠争瓜”的线条型时花席，其造型活泼生趣，极富动感，取得良好的市场效应。继而太平建业厂业主以其善掌火色、漂染之能，锐意在时花席创名牌，他招揽了绘制、染色能工巧手，推陈出新，梁九根研制出“禁心网”（凹凸花）的穿鼻绳时花席，取名“新虎门牌”投放市场，以其花纹玲珑显露，色泽调和雅致，绳地匀滑晶洁，不仅英国伦敦、利物浦争先订购，而且倾倒了荷兰、希腊市场。跟着梁淦设计的“宝山牌”、叶酞设计的“摩登牌”、“凤鸣牌”相继叠出，与“新生牌”、“荷花牌”、“黄岐山牌”、“莲花山牌”等各显特色、互起信誉，名牌产品集列齐驱，蜚声海外，为虎门草织在国际市场上树起了形象，赢得了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