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尔以锐意改革、主张“新工党，新英国”、倡导走第三条道路而起家，人们习惯上把他1997年执政以来所采取的相关政策称为“布莱尔主义”。它包括内政外交两方面内容，但主要是国内政策，因为国内政策充分体现了英国“中左”派政党的改革理念。其政策重心可简略概括为走“第三条道路”，即在经济政策上执行介于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之间的路线，社会政策方面进行资本主义改良式的社会变革和政策调整，突破资本主义政党左右翼的传统框框，力争在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之间寻求新的平衡。此外，“第三条道路”也是在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冲击下，资本主义中左派政党为解决经济全球化与原有资本主义传统体制滞后之间的矛盾而提出的执政理念。正如“第三条道路”理论奠基人吉登斯所认为的，第三条道路是左翼在一种全新形势下为适应新环境、新现实的一种自我更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欧美各国左翼政党纷纷走向前台，单独或联合执政，开始了“第三条道路”（布莱尔和克林顿主张）或“新中间道路”（德国前总理施罗德主张）的实践活动。而布莱尔是其中最活跃的实践者。总体看来，布莱尔执政十年，第三条道路式方针政策用于英国经济改革较为成功，推动了英国经济发展，使其保持持续、较快增长，年平均增速达到3%左右，高于同期的德国和法国。经济增长也创造了大量工作岗位，大大降低了失业率，这些也相应成为布莱尔得以三度击败对手，连续赢得大选的重要原因之一。“英国经济模式”在布莱尔执政期间焕发出新的活力，某种程度上保持了相对于欧洲大陆经济模式的优势，成为德、法等大陆国家以及西班牙、希腊等南欧国家和新加入欧盟的中东欧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借鉴。与经济增长成就相比，社会政策成就方面则略显逊色。尽管布莱尔领导下的工党政府不断进行政策调整，在医疗、教育等方面不断加大财政投入，并在可行的领域适度引进竞争机制，取得了一些效果，但种种问题仍然存在。如国家医疗卫生服务领域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等问题日益突出，民众的不满情绪日增。英国“改革”智库去年一份研究报告测算，国家卫生服务的投入缩减至少10%便能满足需要，目前过度招募人员的投资“导致了不平衡和沉重负担”。为减少对布莱尔的批评，2006年5月工党政府推出艾德礼政府以来英国最大的一次退休金制度改革（引自当时劳工和养老大臣赫顿语），延长退休年龄，提高民众个人养老储蓄的积极性。此次改革代表了欧洲养老金改革的方向，但其实施和见效的周期很长，短期内已无法扭转局面。

此外，布莱尔所进行的国内政治制度改革也引人注目，其中突出的有实现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地方自治，使其拥有自主财政权利，以及取消上院的世袭贵族议员等。为解决北爱尔兰问题，布莱尔政府投入了大量精力，北爱和平进程历经曲折，终于在布莱尔宣布辞去工党领袖职位之前一刻取得重大进展，长期发生冲突和相互制造流血事件的天主教和新教徒两派势力，首次在北爱尔兰地方议会坐下来，和平共商政事，这或多或少令任期未满而中途离去的布莱尔少一些黯然神伤，多一些温暖安慰。

“布莱尔主义”落实在英国外交政策方面，特别是在对伊拉克的政策上，则为布莱尔带来了执政灾难。事实上,布莱尔追随美国的对外政策极不得人心，导致其民众支持度急剧下降。布莱尔在2003年采取完全不同于欧盟其他大国的策略，紧跟美对伊拉克战争政策的步伐，支持美对伊开战并出兵伊拉克，是极大的政治冒险，并为此付出惨重代价，他本人和工党政府在民众中的声望受到严重打击。2005年又发生“7.7”伦敦恐怖爆炸袭击事件，各党派和媒体普遍将之归咎于布莱尔对美国的亦步亦趋，招至恐怖分子的报复。2005年布莱尔第三次当选首相但工党没能保持住前两届的议会优势，06年、07年的地方议会选举工党均失去众多席位，也主要归因于此。去年7月中旬，以黎冲突之后，布莱尔又同美国总统布什站在了一起，露骨偏袒以色列，招致国内民众对布莱尔的批评声浪四起，不仅朝野的议员，连内阁成员都表示了不满，并最终造成工党内部拥布朗派坐大，布莱尔被迫中途卸任。

历史地看，布莱尔2003年对外政策的选择并非出于偶然，它源于其第一任期时的外交实践，和从科索沃战争中发展出来的一套“新干涉主义”（new interventionism）理论，其主要内容是打着“人道主义干预”的旗帜，鼓吹“人权高于主权”，强调当时北约轰炸南斯拉夫联盟是为制止“人道主义灾难”，是一场捍卫“文明价值观”的战斗。1999年4月22日，布莱尔在美国芝加哥经济俱乐部发表了一篇向主权国家宣战的演说，提出所谓面向21世纪的“国际关系新准则”，其核心思想是国家主权的重要性次于人权和阻止种族屠杀，应当对像伊拉克和塞尔维亚这样的“独裁国家”的内部事务进行军事干预，“不干涉内政”是有条件的等等。“布莱尔主义”因科索沃战争而在西方声名鹊起。“布莱尔主义”体现在国际关系原则上的“新干涉主义”特点离不开冷战结束初期的国际安全环境。当时西方特别是美国普遍认为，在两极格局终结的情况下，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安全不再受到直接威胁，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巩固，为解决因民族、宗教纠纷等引发的局部地区动荡，美英等西方大国均调整了安全战略，“布莱尔主义”中的“新干涉主义”是该项调整的组成部分。“9·11”事件发生后，英国积极支持美国布什拉开反恐战线，不仅击败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并且走得更远，发动了建立在虚假情报基础上的伊拉克战争。布莱尔和布什甚至错误地认为，借反恐之机推翻萨达姆政权和重建“伊拉克民主”即可毕其功于一役，一举解决困扰中东地区多年的巴以冲突乱局。但事实表明，外部力量对一国主权的干涉并非灵丹妙药，建立在强权和单极思维基础上的价值观和民主输出只能处处碰壁，布什和布莱尔都尝到了自酿苦酒。美英深陷伊拉克泥潭的教训，或者说“布莱尔主义”外交的衰落再次说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道路并不平坦，建立一个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公正合理的多边国际关系机制需要各国之间相互尊重主权和独立，构建和谐世界的设想还需要一段长时间的积极努力实践。就在布莱尔辞去英国首相一职的当天，联合国秘书长正式任命其为中东问题特使，布莱尔能否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更好地斡旋中东地区事务，为该地区带来更多和平的曙光，人们将拭目以待。

布莱尔执政的十年恰好同我国香港回归的十年在时间上相吻合，这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英关系发展的十年历程。可以说，香港问题的顺利解决，为中英双边关系的深入发展扫除了最大障碍。经过双方政府的持续努力，目前英国已成为欧盟国家中仅次于德国的对华贸易伙伴国，去年双边贸易额达到400亿美元。布莱尔政府见证了香港从回归之初的金融动荡到迅速恢复，基本法实施过程中同原有法律体系的碰撞以及很好的解决和对接。更重要的是，布莱尔政府亲历了香港十年不平凡的努力。在这十年里，香港保持了市场经济优势地位，克服了金融危机走向繁荣并顺利融入中国大陆经济发展圈。凡此种种成就，并不逊于布莱尔主义下英国取得的经济成就。这些成就，得益于中国最近十年经济腾飞的巨大拉动效应。在这个十年里，从英国和西方不时传出的对香港前途的质疑均消失在滚滚前行的历史潮流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