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镈是中国远古时期的青铜礼乐器，距今已有两千八百多年历史的西周末期戎生编钟、编镈可能是秦地人（亦称犬戎）中的圣者所创制的多序列音响器乐。它具有古朴、深沉、多变、神秘的丰富音色，可排出一个非常绝妙的现代多调性音列。

编镈大下相次，发音亦自成序列，故应为一套，但根据纹饰、音调及乐悬制度可分为几组。

编镈的镈体带有浑圆的趋向，铣棱不很突出，枚较短，加之镈的于口平齐，与同期甬钟相比，具有发音绵延悠长的特性，若数枚镈连续奏击，易造成不同音频相互干扰，出现“混响”，故不适于演奏速度较快的旋律。中国的编钟类乐器(包括编铙、铎等)，自殷商以来就采取了独特的、钟体呈合瓦状的形制。近年来的研究表明，这是出于一钟两音的需要来进行设计的结果。但是早期的编钟，并未用来演奏完整的曲调，而主要用以演奏旋律中的骨干音，以加强节奏，烘托气氛，诚如《国语·周语》中所说“钟不过以动声”、“金石以动之，

丝竹以行之”的情形。演奏旋律的主体乐器，应是琴瑟笙管类乐器。所以，考古发现自殷商至西周穆王时期的钟类乐器多为三个一组，温县殷铙等即是实证。至西周中晚期，用编钟演奏旋律受到重视，为适应这一需要，首先要扩大编钟的音域，健全编钟的音列，于是出现了“柞钟”(八个一套)、闻喜上郭村M210编钟(九个一套)的规模。春秋及其以后，编钟的旋律性能被进一步强调，加之周室衰微，礼崩乐坏，各国诸侯无视周室权威，极力追求规模宏大的成套编悬。此时出现了像金胜村这19件一套的编镈，以及河南信阳出土的13件一套的编钟。对于加强编钟的旋律性能来说，扩大规模只是解决了音域和音阶方面的表层需要，这是首要的。随着大规模编钟的出现，尤其是用编钟演奏旋律的实践，使得编钟“余音混响”的缺陷越来越明显，矛盾越来越突出。较好地解决了这一矛盾的卓越例证，则是湖北随县擂鼓墩一号墓的曾侯乙编钟。这一套由65枚钟构成的大型编钟，除“楚王镈”一件及上层19件小型(纽)钟外，余均采用了甬钟的形制，甬把粗硕长大，钟体铣棱突出，于口上曲，两铣角明显下垂。舞、鼓、篆、甬各部，纹饰凹凸繁缛。这些措施，都有效地遏制了余音的过度延展。特别是中下层音调较低的22个钟，还采用了“长枚”来解决余音过长的问题。而金胜村编镈尚处于追求宽广的音域、完善的音阶这些适合演奏旋律表层需要阶段：解决“余音混响”的深层需要则尚未获得重视，这可从采用豪华的“镈”的形制得到侧面的证明。当时晋国显赫的赵氏家族，着眼于把编镈作为权利和地位的象征，着眼点不在于作为演奏的乐器。换言之，金胜村编博在当时礼器功能要超过乐器功能。

金胜村编镈的镈体结构上设置了“音脊”(或称“音梁”)。“音脊”位于体腔内四侧鼓部，即一条窄长而扁平的隆起，亦可看作是于口内唇（带状缘饰）于侧鼓内向上作条状延伸，上部呈圆形，大小相近，设计对称。最大的1号钟（M251:200）的“音脊”长约7．0、宽约3．5厘米(图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