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背景

事件经过

结果

事件背景

1929年6月，因曲阜二师进步学生上演独幕历史剧《子见南子》，引发了轰动全国的一场大案。孔府的封建势力，在民国时代仍然享受着封建特权的“圣裔”们，以该剧侮辱了先祖孔子的罪名，越级上告到国民政府教育部，又通过孔祥熙将控告书转呈蒋介石，致蒋亲令“严究”，教育部下令山东教育厅查办。一场封建反动势力与民主进步势力的斗争就此展开，揭开了山东进步学生运动高潮的第一幕。

曲阜二师即山东省曲阜第二师范，是由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考棚改为学堂演变而来。学堂是由孔府圣裔把持的学校，两任监督（即校长）均由衍圣公孔令贻的先辈及其本人先后担任。民国建立后，1914年，改为山东省立曲阜第二师范学校，校长仍由“圣人家”的代理人孔祥桐担任。五四运动后，孔祥桐被学生赶跑，1920年，山东省教育厅教育科科长熊欢民委民主进步人士范铭枢为校长。范铭枢是山东较早地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进步人士，他到任后，聘请进步教职员，推荐进步书刊，宣传革命思想，支持进步学生。1926年8月，曲阜二师便发展了一批员工和学生党员，建立了共产党的支部。尽管由于张宗昌主鲁，镇压革命力量，1927年范铭枢被迫辞职，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国民党势力于1928年进入曲阜，在曲阜建立了国民党县党部，对二师进步学生进行了镇压，逮捕了一些共产党员，但进步思潮一直在二师占据主导地位。1928年，国民山东省政府成立后，教育厅长何思源派其同乡、同学且具有民主思想的宋还吾到二师担任校长。宋校长到任后与校内国民党势力进行了斗争，进步革命力量又发展起来，已成为国民党的帮凶的学生自治会被冷落，后被打倒。新的学生会由进步学生王宗佩（会长）、张继霖（组织部长）、刘子衡（又名刘位均，学术部长）、仇森林（宣传部长）组成，下属有俱乐部和剧团。面对孔府封建势力和国民党反动势力的肆虐，进步师生针锋相对，宣传革命思想，组织演出具有浓厚反封建思想的进步戏剧，编印传单和小册子，向广大佃户、庙户散发，并与他们一起上街游行，喊着“打倒旧道德”、“打倒旧礼教”、“铲除封建余孽衍圣公府制”等口号，声讨孔府的罪行。1929年春，由学生马宗俊（共产党员）、张凤来提议，学生会剧团排演了《子见南子》一剧。

事件经过

《子见南子》剧是林语堂根据《论语·雍也》“子见南子”条编写的独幕历史剧，发表在《奔流》月刊1928年10月号上。南子是春秋末年卫国灵公的宠姬，风流娇艳，好出风头，名声不佳。孔子到卫国游说卫灵公，拜见南子，曾与南子同车出行，子路对此很不满意。《论语·雍也》篇的原文是：“子见南子，子路不说（悦）。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意思是说，孔子拜见南子，子路不高兴。孔子指天发誓：假如我做了不正当的事的话，老天爷责备我吧！老天爷责备我吧！

林语堂编此剧有反封建意图，但战斗性不强。二师学生会接受马宗俊建议，获以宋还吾为首的学校当局批准同意后，在排练中，对该剧进行了反复研究，针对孔府封建势力，对该剧进行修改，增加了反对孔府的内容，使之成为既具有很强的反对旧礼教的战斗性，又具有对孔子行为进行讽刺的喜剧性。

1929年6月8日，《子见南子》在二师礼堂正式公演。为加强演出效果和对孔府封建顽固势力的打击，演出前做了充分的宣传准备工作。不仅在曲阜全城大街小巷遍贴海报，而且还特意送票给孔府、颜府和孔氏大家地主，邀请他们莅临指导。为演出人物形象逼真，还特向孔府借用服饰、器用等道具。老百姓好奇，被邀孔氏族人、圣裔们不知底细，都准时欣然前去观看。演出开幕前，学生会会长王宗佩致开幕词并发表演说。当演到孔子拜见南子，南子赠给孔子白璧，孔子接受馈赠，并向南子叩头道谢，为南子的娇艳美色所动，魂不守舍，子路忍不住愤怒，欲出言相讥，孔子向子路发誓，表白自己并无邪念，是正人君子等一系列滑稽情节时，老百姓欢欣鼓舞，而在座的孔氏“圣裔”们却坐不住了，由羞而恼，由恼而怒，竟至大声喊叫起来。

孔教会会长孔繁璞、孔氏族长孔传堉、孔府首领执事官孔继伦等，经过一番密谋策划，纠集封建余孽，以“孔氏60户族人”名义，越级向国民党南京政府教育部控告曲阜二师校长及学生会“侮辱宗祖孔子”，又通过国民政府工商部部长孔祥熙将控告状转呈蒋介石，同时向曲阜县政府指控二师进步学生，甚至不惜企图借助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威胁曲阜二师师生。也就在《子见南子》公演的第11天（6月18日），日本前首相犬养毅来华参加孙中山先生遗体奉安大典后，由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张继陪同到曲阜谒孔。孔府殷勤接待犬养毅等，“出入皆乘八抬大轿”，“每馔价至二十六元，又馈以古玩玉器等物，每人十数色”（高文浩：《张郁光先生在曲阜二师》，载于《济宁文史资料》第1辑），还邀犬养毅、张继到曲阜二师讲演，训诫二师师生要安分守己，不要反对旧礼教，口气充满威胁。

蒋介石接到控告书后，亲自下令对二师进步师生要予以“严究”（同上书），教育部于6月26日下发“训令第八五五号”，令山东省教育厅“查明、核办、具报”。时国民政府教育部长为蒋梦麟，乃蔡元培系中人。而蔡元培是民主进步人士，时任国民党中央执委、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他和蒋梦麟都是反对孔府封建势力的，且早有反孔言论和举措，此时更有同情曲阜二师进步师生之意。蒋梦麟不好亲自出面，便派能体现自己意图的参事朱葆勤赴鲁，会同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办理此案。

何思源也有民主思想，久存对孔府封建势力的不满，对进步师生也存同情之心。再说他与蔡元培有师生之谊，与曲阜二师校长宋还吾是曹州同乡，还与他是济南六中和北京大学的同学，思想都倾向进步。宋还吾任二师校长是他亲自委任的，关系非同一般，因此他对此案采取拖延和抵制策略。何思源的态度引起孔祥熙和张继的不满，二人在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上对何思源提出弹劾。迫于国民党要员的这种压力，何思源不得不有所表现。但他也同教育部长蒋梦麟一样，自己不出面，而派山东省教育厅督学张郁光代表他会同朱葆勤到曲阜调查。

张郁光也是一个进步青年，当时34岁，济南人，少时在制锦市小学即师从山东早期的共产党员鲁佛民，思想品格均受其影响很深。中学时在济南山东省立第一中学是学生会领导人之一，积极参加五四反帝运动，20岁考入北京师范大学，积极参加革命斗争，1926年参加李大钊领导的“三一八”爱国运动，曾率同学冲击段祺瑞的执政府。在国共合作大革命高潮中，参加国民党，并投笔从戎，到广州参加国民革命军，随军北伐，1928年回到济南。因蒋介石背叛革命，在济南又见国民党反动派疯狂镇压革命，搜捕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特别是看到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国民党特务CC系大员张苇村之流为虎作伥，肆虐横行，使他看清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反革命本质，于是愤然退出国民党部队，解甲归入教育界。“子见南子”案发生时，他任山东省教育厅督学，因思想进步而受何思源器重，故何委派他同教育部参事朱葆勤去曲阜调查“子见南子”案。

朱、张二人思想一致，既能代表教育部长和山东省教育厅长的意志，体现其意图，也受自己的进步思想支配，自觉不自觉地对曲阜二师进步师生深具同情，甚至赞许。二人一到曲阜，孔府“圣裔”们便对他们极尽笼络拉拢之能事，恭请二人礼居孔府等等，均遭二人婉拒。调查中，他们只去二师学校，不去孔府；对孔府“圣裔”们的纠缠，虚与委蛇；坚决站在进步师生一边设法为之开脱，保护进步力量。调查后，他们向教育部呈报的调查报告结论是：孔府孔氏所控，“查无实据”，“该校职教员、学生似无故意侮辱孔子事实”（鲁迅：《关于《子见南子》案》，载于《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版）。在汇报过程中，二人又逐条说明孔氏污蔑进步师生原因，指出：孔氏的盛怒，是因数千年来无人敢在曲阜“对孔子有出乎敬礼崇拜之外者，一旦编入剧曲，摹拟声容，骇诧愤激，亦无足怪”（同上书）。据此，教育部7月19日下发“训令第九五二号”，令行山东省教育厅云：二师师生“尚无侮辱孔子情事，自应免予置议”（同上书）。因此宣布宋还吾无事。

孔府封建势力对此调查处理结果自然不服，再次上告，并连朱、张二位调查人员一并告发，责朱、张二人“偏袒一方”，“查复不实”，二人被二师师生“同化”，因而“随之云云”，“妄附和之”。复呈曰：“朱参事去后，宋还吾更逞其变性，对人谈话必曰复仇，广印答辩书，沿街宣传，复招集……学生，促令通电全国……如疯似狂，势不可遏。”哀叹：“生逢今日，不幸而为孔氏，又不幸而与第二师范相毗邻，饱听口号，熟视标语，今日打倒，明日铲除……复不幸而又有朱参事之偏袒。”（高文浩：《张郁光在曲阜二师》，载于《济宁文史资料》第1辑）

国民党上层反动势力对此调查处理结果也大为不满，抓住案子不放。蒋介石由孔祥熙陪同赴青岛路过济南时，特将何思源召至火车站，当面训斥，令其对曲阜二师进步师生“严究”。

面对蒋介石的训斥，何思源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为了寻找出路，只好求助于其大学时的老师、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的蔡元培和教育部长蒋梦麟。蔡元培早就提出过废止祀孔制度、没收孔府财产的主张。同蒋梦麟一样，对“子见南子”案一直十分关注，私下为曲阜二师进步师生的举措高兴。7月中旬，何思源借筹办青岛大学之机，邀请蔡师、蒋部长及马寅初到青岛，共商应付蒋介石之策。蔡、蒋二人路过济南时，已向何“非正式表示，排演新剧，并无侮辱孔子情事，孔氏族人不应小题大做”。（《新闻报》，1929年7月16日）至青岛后，经过商议，蔡元培对何思源正式表态：“反动势力很难消灭，处处都能遇到，你应该下决心抵制，决不让步。”（冷铨清、唐旬：《忆我们的老校长蔡元培——访杨晦教授、赵西博教授、何思源先生》，载于《光明日报》1980年3月5日）何思源得蔡、蒋二位上司的支持鼓励，对案事继续采取抵制态度。

面对孔府封建势力的嚣张气焰，曲阜二师进步师生进行了坚决回击。当张继同犬养毅到校讲话威胁时，进步师生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犬养毅”、“打倒西山会议分子张继”等口号，最终将他们二人轰了出去。孔氏“圣裔”向南京政府控告后，二师校长宋还吾于7月8日公开发表了《答辩书》，向全国披露了“子见南子”案的真相，揭发了孔府长期以来对曲阜人民的迫害以及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犬养毅和国民党右派张继进行的肮脏交易，驳斥了孔府对二师师生的污蔑，尖锐指出：“孔氏60户族人”，“实孔氏特殊之封建组织”，其家长户首横暴虐民，包揽词讼，勒捐功名，无恶不作，“俨然专制时代之小朝廷”，“青天白日旗下，尚容有此制乎”？孔氏之所谓控告，“满纸谎言，毫无根据”，“纵使所控属实，亦不出言论思想之范围，尽可公开讨论”，“捏词诬陷，越级呈控，不获罪戾，而教育部竟派参事来曲查办，似非民主政治之下，应有之现象”（鲁迅：《关于《子见南子》案》）。7月中旬，曲阜二师学生也通电全国，表示对“恶封建势力绝不低头降伏”，呼吁全国同学及各界人士给予支持。当曲阜县政府接受孔氏的控告，开庭审理“子见南子”案时，二师派出了六七名附小学生冒名顶替出庭为之周旋。原告都是孔氏家族的代表人物：孔教会会长孔繁璞、孔氏族长孔传堉、孔庙执事孔继伦等，人多势众，气势汹汹。结果辩论中被几个10岁左右的孩子驳得张口结舌，狼狈不堪——理不直必输，脸面丢在法庭上。但败诉后，他们仍不甘心，纠集会道门武装，企图血洗二师。但二师进步师生毫不畏惧，组织起来，准备迎击。国民党曲阜县党部怕事态扩大，无法控制，也无法向上司交代，紧急警告孔府冷静考虑，立即停止武装行动，否则闹出乱子，一切后果由孔府承担。在此情况下，孔府才未敢轻举妄动。

结果

曲阜二师坚决与孔府封建势力进行的斗争，得到了全县广大群众和全省、全国大部分舆论机关以及各界进步人士的支持，甚至国民党政府机关、党部、社会团体中的正义人士也对二师师生表示同情和支持。据说，当张郁光把调查情况和案情提供给鲁迅先生后，鲁迅先生即发表了《关于《子见南子》案》一文，代表了全国进步舆论界的观点。

何思源终究是国民政府的官员，为了自保，在蒋介石要求“严究”的巨大压力下，看到其抵制策略已取得了一定效果后，便向孔府封建势力作了一定妥协。8月1日，以山东省教育厅名义发了“训令第一二○四号”，将曲阜二师校长宋还吾“调厅”，另有任用；9月9日又宣布将与“子见南子”案有关的二师进步学生、两任学生会会长王宗佩、刘子衡（刘位均）开除学籍，了结了此案。尽管原、被告双方都对此案处理结果不满：首先是原告孔府“圣裔”犹嫌对二师进步师生处理欠重，继续唆使他人辱骂、围攻二师进步师生；二师进步师生对调离校长、开除学生领袖气愤不已，举行示威游行进行抗议，联名上书挽留宋还吾校长，对孔府封建势力的围攻也进行了反击。但斗争已是余波，围绕“子见南子”案掀起的学运大潮，终因山东省教育厅息事宁人的处理而渐渐平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