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夫洛克.霭理士（一译埃利斯，又译霭理斯，1859-1939）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英国著名的性心理学家、思想家、作家和文艺评论家。作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学家，他终身从事人类性科学和性心理学研究，致力于探究性和人类精神世界之间的关系，是性心理学研究的先驱，贡献有目共睹。而作为具有开拓意义 的思想家，他在哲学、宗教、社会学、美学和文学批评上的著述同样令世人刮目相看，为冲破和摆脱宗教、道德和习俗对人类思想的禁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霭理士出生于英国伦敦附近的库 罗伊登市。他6岁时曾随父亲飘洋过海，16岁时（1875年）曾跟随父亲到了澳大利亚，后来因身体健康原因没有继续去印度，被一个人留下来，知道1879年才回到英国。在澳大利亚的四年间，他当过教师，经历了身心发育成长的季节，并立志为了解自身以及他人的成长而学医。1880年至1889年，他在伦敦的圣托玛斯医学院学习，并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但霭理士从来没有将医生作为未来的职业。学习期间，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文学、艺术以及社会活动方面，毕业后没有去当医生，而是积极追寻自己的人生志向，从事性科学研究和文艺、社会思想评论。

周作人与蔼理斯　文 / 虚生

“蔼理斯是我所最佩服的一个思想家。”周作人在1924年《蔼理斯的话》一文中开头就这么说。

蔼理斯（1859—1939），英国思想家，文艺批评家，性心理学家，西方现代性学的奠基人。

蔼理斯何以会是周作人“所最敬佩的一个思想家”呢？

在蔼理斯方面，周氏说他是精神宽博，思想深厚，能够同时理解科学与艺术。

《猥亵论》（1923年）：“近来读他的《随感录》，都是关于艺术与人生的随感，范围很广，篇幅不长，却含有丰富深邃的思想；他的好处，在能贯通艺术与科学两者而融和之，所以理解一切，没有偏倚之弊。”

《文艺与道德》（1923年）：“（蔼理斯文艺批评的书），纯从大处着眼，用了广阔的心与致密的脑估量一切，其结果便能说出一番公平的话来，——这不仅因为他能同时理解科学与艺术，实在是精神宽博的缘故。”

《蔼理斯的话》（1924年）：“（蔼理斯）其最大著作总要算是那六册的《性的心理研究》。这种精密的研究或许还有别人能做，至于那样宽广的眼光，深厚的思想，实在是极不易得。”

周作人自己也有其内在原因。首先周氏对妇女问题（尤其是性的解放）的关切，自然容易使他成为蔼理斯的同路人；但更重要的是，周氏自己就是一个蔼理斯式的人。

《文艺上的宽容》（1922年）：“文艺的生命是自由不是平等，是分离不是合并，所以宽容是文艺发达的必要的条件。”

《抱犊谷通信》（1925年）：“我现在且让一步承认性的过失，承认这是不应为的，我仍不能说社会的严厉态度是合于情理。即使这是罪，也只触犯他或她的配偶，不关第三者的事。”

《谈龙集》后记（1927年）：“我知道人类之不齐，思想之不能与不可统一，这是我所以主张宽容的理由。——凡过火的事物我都不以为好，而不宽容也就算作其中之一。”

《杂拌儿之二》序（1932年）：“以科学常识为本，加上明净的感情与清澈的理智，调合成一种人生观，以此为志，言志固佳，以此为道，载通亦复何碍。”(转引自1935年《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

又说：“不问古今中外，我只喜欢兼具健全的物理深厚的人情之思想。”（按：物理与人情亦科学与人情之谓。）

两人即为同类，一个佩服另一个，也就不足为怪。

现在来看周氏是如何佩服蔼理斯的。

周氏提到蔼理斯，据手边资料，最初见于1918年《爱的童年》一文（《爱的童年》是英国凯本德的一本关于两性方面的书，周氏作文推介）。二十年代，更不时地道及。到1935年，还写了一篇《蔼理斯的时代》，可谓“爱之有恒”。

周氏自谓读过的蔼理斯著作有：《新精神》、《断言》、《随感录》、《男女论》、《罪人论》、《性的心理研究》、《性的心理》、《梦之世界》、《人生之舞蹈》等（《文艺与道德》）。藏有蔼理斯的著作26册《（蔼理斯的时代》）。周氏之于蔼理斯，说得是“别有用心”。

周氏写过多篇专文，介绍蔼理斯的人生观（《蔼理斯的话》），及其论猥亵和论文艺与道德（《猥亵论》、《文艺与道德》），推介蔼理斯的《性心理学》（1933年《性的心理》），批驳“蔼理斯的时代已经过去”（1935年《蔼理斯的时代》）。之外，还在不少文章中引述过蔼理斯的各种观点，比如：论生活的艺术（1924年《生活之艺术》）、论女子的解放（1918年《爱的成年》）、论恋爱的贞义（1923年《爱的创作》附记）、论无事不值得研究（1923年（《结婚的爱》）、论道德之无用（1924年《教训之无用》），以及他对伪道德伪文明的批判（1922年《可怜悯者》）。

周氏还希望自己的文章里，象在蔼理斯里面那样，也有叛徒活着（1927年《泽泻集》序）。

自己孤陋，不知道除了潘光旦先生，中国是否还有人象周氏这样敬慕蔼理斯。

蔼理斯《性的心理研究》第六卷跋文中有两段话，周氏把它视作很好的人生观，先后在《蔼理斯的话》、《性的心理》、《蔼理斯的时代》三篇文章中引录过，现在转引于下：

“有些人将以我的意见为太保守，有些人以为太偏激。世上总常有人很热心的想攀住过去，也常有人热心的想攫得他们所想象的未来。但是明知的人站在两者之间，能同情于他们，却知道我们是永远在于过渡时代。在无论何时，现在只是一个交点，为过去与未来相遇之处，我们对于二者都不能有什么争斗。不能有世界而无传统，亦不能有世界而无活动。正如赫拉克来多思在现代哲学的初期所说，我们不能在同一川流中入浴两次，虽然如我们在今日所知，川流仍是不断的回流。没有一刻无新的晨光在地上，也没有一刻不见日没。最好是闲静的招呼那熹微的晨光，不必忙乱的奔向前去，也不要对于落日忘记感谢那曾为晨光之垂死的光明。

在道德的世界上，我们自己是那光明使者，那宇宙的顺程即实现在我们身上。在一个短时间内，如我们愿意，我们可以用了光明去照我们路程的周围的黑暗，正如古代火炬竟走——这在路克勒丢思看来似是一切生活的象征——里一样，我们手里持炬，沿着道路奔向前去。不久就会有人从后面来，追上我们。我们所有的技巧，便是怎样的将那光明固定的炬火递在他的手内，我们自己就隐没到黑暗里去。”

2003年5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