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垣退助(いたがき たいすけ，1837—1919），日本第一个政党自由党的创立者。今日日本国会前还有其铜像以纪念这位日本民权运动家。

人物简介

他人介绍

人物生平(戊辰战争 征韩论 议院建白书 地方政党 与政府合作 言论斗争)

民权斗争风云(自由党总理 板垣遇刺 分化而败)

政党内阁初始(拜受伯爵 国会斗争 隈板内阁)

人物简介

1837 年4月17日出生。土佐藩出身。1860年参加藩政，主管军事 ，后率兵勤王倒幕。1868～1873年在明治政府中任职。1875年创立爱国公党，并建议成立民选议院。1878年创办教授民权学说的学校，从而以日本的卢梭闻名。1881年成为自由党领袖。善演说。1882年至岐阜演说时遭人刺杀，曾大喊“板垣虽死，自由不灭”（板垣死すとも自由は死せず）。1887年封伯爵。在政治上与伊藤博文合作。1900年退休。1914年曾应林献堂之邀赴台。他常发表时论，主张社会改革。

他人介绍

戴季陶在其著名的《日本论》中，专设一章介绍板垣退助。戴先生评论道:"他拿起当时刚译起的半部《民约论》，猛烈地主张自由民权。这一个运动，的确是日本一切政治改革社会改革的最大动力。并且当时他和他的同志，不单主张解救农民，还努力主张解救'秽多''非人'那一种最悲惨的阶级。""这一个民权运动，一方面使下层民众多少得到了一些自由，一方面也造成了现代产业文化的基础。至于日本的立宪制度，不用说是他直接的功劳，所以不但日本的农夫工人，应该感激他，就是那些阔老官，也没有不受他的恩惠的，更应该要感激他。如果没有板垣先生的奋斗，日本今天，哪里有这样文明，这样发达。他真可算是近代日本的第一恩人了。"戴先生从前到日本，常去拜访板垣，看到他潦倒贫穷的样子，常为他伤感一番。戴先生认为:"这样一个讨幕的健将，维新的元勋，立宪政治的元祖，竟没有人理睬他"，而为他非常打抱不平，并形容板垣的境遇，不是"门前冷落车马稀"，简直是"门前冷落车马无"，连一个讨材料的新闻记者也没有上门，至于生活每月总有一两回连米钱房钱都付不出，穷到不成样子。

不错，板垣退助的确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元勋，自由民权运动的首脑，立宪政治的先驱，但是对他的政治思想和他从事的政治运动，笔者却有不同的看法。现在让我们从他的生平、时代背景、意识形态、自由民权运动始末，来重新认识这位民权论者。

人物生平

戊辰战争

板垣退助是土佐藩（现今高知县）出身的藩士，生于1837年（天保八年）。板垣退助生于土佐藩高知,旧姓乾,名正形,后来通称板垣退助。乾家是土佐藩的上层士族,板垣在土佐藩内颇受实权派、参政吉田东洋的赏识,1860年以后在土佐藩掌管军备庶务,后又被派驻江户，成为土佐藩前藩主山内容堂的心腹之臣。1864年晋升为土佐藩大监察。山内容堂原属“公武合体”派，在土佐藩内掌握实权。1864年,山内对藩内尊王攘夷派进行了残酷的镇压。板垣目睹惨状,感到不满,认为需要从尊攘发展到讨幕。于是,他在1865年辞去监察职务,去京都求学问,习军事。当时,萨摩、长州两藩正在策划讨幕,经土佐藩讨幕派志士中冈慎太郎介绍,1867年板垣在京都会见了萨摩藩讨幕派西乡隆盛和小松带刀,订立了萨土讨幕盟约。但当时土佐藩内部情况复杂,主流派持“大政奉还”论。板垣等人回到藩内专事军事改革,等待时机。

1868年,戊辰战争爆发,西乡隆盛敦促土佐藩出兵。土佐藩在板垣等人的推动下,举兵加入讨幕派。板垣退助率兵千名于1月底赶到京都。土佐军归东山道先锋总督统辖,板垣任总督府参谋,率兵转战于日本本州中部地区,当年3月进入江户。后又转战东北地区,参加攻打东北强藩会津藩的战役。 当时围攻会津藩若松城的政府军是萨摩、长州、土佐的三藩联军,共约5,000人。板垣指挥的土佐800藩兵是攻城的主力。攻城时,板垣本来预料会遇到会津藩的顽强抵抗,并下了葬身若松城下的决心。3,000名会津藩兵确实也曾奋起抵抗。政府军打了一个月,才攻陷城池。板垣事后追述: “会津乃天下首屈一指之强藩,政善民富,若上下一心杀敌报国,我不满5,000之官军岂能轻易降之。怎料一般人民偕妻子带家财,四散逃生,无一人与我为敌,且纷纷来投,……我深感奇观,至今难以忘怀”。9月,攻陷若松城,藩主松平容保投降。至此,戊辰战争结束。板垣作为一员武将在戊辰战争中崭露头角,为明治维新立下了战功。

征韩论

明治政府最初的官制，设置总裁、议定、参与王职。总裁由有栖川宫炽仁亲王就任，总理国政；议定由皇族及诸侯就任，参与由推行维新有功的公卿和藩士任命，显示当初朝廷和雄藩联合政权的性格。翌年，因政体书的公布，太政官制的设立而作废。，并受赏赐永世典禄一千石。1870年板垣返乡，为高知藩"大参事"，实施藩政改革。1871年废藩置县，板垣上京为明治政府的"参议"依太政官制而设置的政府重职。由左右大臣，大纳言和参议，构成太政官。1871年废藩置县后，大政官构成正院，补佐大臣，参与大政，成为辅翼天皇的重臣。参议由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西乡隆盛，大隈重信，板垣退助等就任，事实上形成明治政府的中心势力。

明治维新，是由萨摩、长州、土佐、肥前等东南雄藩的武士推动的，故维新后即由他们掌握新政府的实权。这时，当权派的岩仓具视 、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等出使外国，而成为所谓"留守政府"（外出不在称为留守），于是西乡隆盛和板垣退助等参议，即纷纷起来主张征服朝鲜或远征台湾地区，争论的结果，经朝廷决议先行征韩。西乡认为，明治政府实行废藩置县、征兵制度、以及其他剥夺士族特权的各种改革，必须以征韩的军事行动来安抚上族的不满，他企图以外征得胜后的军事余威，回过头来夺权改造国内政治，树立士族为中心的军事独裁政权。他的思想，以后就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及右翼思想的蓝本。板垣也认为应该以征韩来满足士族的要求，并想利用此一机会在国内扩大政治权力的参与，以打破萨摩、长州等藩阀的垄断政治。因为，自从1871年废藩置县，将权力集中中央以后，以旧萨摩和长州两藩的出身者，结成朋党，构成派阀，独占中央政府的实权，相对地，土佐和肥前两藩出身者，仅给与伴食的地位。他主张扩大政治权力的参与，并以幕府末年以来所形成的"公议舆论"思潮和西洋的自由民权思想作为工具，故成为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先驱。

不久，岩仓、木户、大久保等实权派回国，他们洞悉西乡和板垣等的意图，即以"内治之急"而坚决反对征韩，终于推翻先前的征韩决议。日本史称征韩论者为急进派或武断派，而反征韩论者为保守派或文治派。

其实，两派的意识形态，是形异实同。当时，实权派之主张"内治"和反对"征韩"，只是惧怕西乡和板垣等乘机增加其势力，恐其有割据不听朝廷指挥，甚至发动政变的危险。早于明治维新的第2年，当权派的木户孝允、岩仓具视等，即曾策划征韩，其目的在将诸藩兵力转向对外战争，以巩固中央政权，但又恐在废藩前征韩，将使诸藩坐大，故未付之实行。可见当时保守派的反对征韩，并不是真正爱好和平而讨厌武功的。在征韩论争议的胜负决定后，于 1874年4月，反对征韩论的文治派，即创意实行"台湾征讨"。其理由是，台湾征讨比征韩不易引起国际纠纷，而且军费也较节省，一方面可迫使清朝承认日本领有琉球，进而有窥伺占领台湾的机会，另一方面并可积极的准备在韩国及中国大陆发展的阴谋。其后，实权派强化官僚独裁体制后，即策动江华岛事件，接着便迈向甲午战争。这充分证明当时的征韩论者和反征韩论者，或武断派和文治派，并不是意识形态的对立，只是权力斗争的权宜之策和时间的先后而已。

倡议"征韩论"失败的参议西乡隆盛，旋即下野回萨摩故乡，集结士族，开设私立学校，建立军阀势力，待机夺取政权。

其他"征韩论"失败的参议板垣退助、副岛种臣、后藤象次郎、江藤新平也连袂下野，组织"爱国公党"，并于1874年1月向左院提出《民选议院设立建白书》。爱国公党是日本最初的政治结社，而民选议院设立建白是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导火线。从此，日本的政界，官僚派和民权派，壁垒分明，开始如火如荼的政治斗争。

议院建白书

《民选议院设立建白书》是了解板垣等民权扩大论者的意识形态最重要的文献之一，特译出其全文，以飨读者。

"臣等伏察，方今政权之所归，上不在帝室，下不在人民，而独归有司。夫有司上不可不尊帝室，而帝室渐失其尊荣，下不可不保人民，而政令百端朝出暮改，政刑成于私情，赏罚出自爱憎，言路壅塞，困苦无告。夫如是而欲天下之治安，虽三尺童子犹知其不可，因循不改，恐致国家土崩瓦解。臣等爱国之情不能自已，乃讲求振救之道，知唯在张天下之公议。张天下之公议，唯立民撰议院耳。如此，则有司之权有所限，而上下相安，同受其幸福也。请逐次陈之。

夫人民对政府有纳税义务者，则对其政府之事有与知可否之权，是天下之通论，实不待臣等喋喋赘言。故臣等窃愿，有司亦不抗拒此大理。

今拒立民选议院之议者曰，我民不学无识，未进开明之域，故今日立民选议院应属尚早。臣等以为，果真如其所言，则使民学且智，而速进于开明之域之道，即在立民选议院。何则，今欲使我人民学且智，而进于开明之域，即应先保有其通议之权，使之自尊自重，而起天下忧乐与共之气象，使之参与天下之事。如是，人民安其固陋而自甘不学无识者，未之有也。而今自待其学且智、自入于开明之域，是殆等待百年以俟河清之类。论者甚且谓，今遽以立议院，是不过集天下之愚。噫，何其自傲之太甚，而蔑视人民如斯乎?有司之中，智功固有过人者，然又安知无学问识见并未过人者?盖天下之人，不可如是蔑视，若可蔑视，有司亦岂非其中之一人乎?然则，均是不学无识也。仅为有司之专裁与张人民之舆论公议，其贤愚果如何。臣等谓，有司之智视之维新以前，必有所进者。何则，人之智识，亦必因其有所用而进。故曰，立民选议院，是使人民学且智，而速进于开明之域之道。且夫政府之职，其宜以为目的者，在使人民得以进步耳。故草昧之世，野蛮之俗，其民勇猛悍暴，而不知所从。今我国既非草昧，而我人民之顺从，且为过甚。然则，今日我政府宜以为目的者，乃立民选议院，使我人民起勇往敢为之气，并知分任天下之义务，而得参与天下之事，则阖国之人，皆同心焉。

夫政府之强，何以致之，天下人民皆同心也。臣等不必远引旧事证之，且就晚近十月政府之变革以验之。我政府之孤立何其岌岌乎危哉，而我政府之变革，天下人民为之忧乐者几何?实不啻未为之忧乐也。天下人民漠然不知之者，十居八九，唯惊于军队之解散耳。今立民选议院，则政府人民之间，真情融通相共，合为一体，国遂以强，政府遂以强。

臣等既就天下之至理究之，就我国今日之情势言之，就政府之职责论之，及就晚近十月政府之变革验之，则臣等愈笃信臣等之说，切谓今日使天下振起之道，唯在立民选议院，张天下之公议而已。至其方法等之议，臣等不必在兹言之，盖十数张纸不能尽之者也。但臣等窃闻，今日有司籍持重之说，事多务因循，视世之言改革者为轻率改进，而拒之以尚早二字，臣等请辩之。

夫云轻率改进者，固非臣等所解也。若以事出仓卒者为轻率改进，则民选议院乃事出郑重者也。有司各部省不知，而变更之际，诸事失本末缓急之序，以彼此之措施不相类者为轻率改进，是国无定律，有司任意施行也。有此二者，适足以证可立民选议院。夫改进者，天下之至美，事事物物均非改进不可为功，然则，有司不能罪改进二字，其所罪者必止于轻率二字而已。

轻率二字，与民选议院未相关涉也。尚早二字于立民选议院，臣等不独不之解而已，臣等之见且与之相反。何则，今日立民选议院，尚恐有待时日，而后始期至于完备。故臣等一日唯恐其立之晚，故曰臣等之见且与其相反也。

有司之说又云，欧美各国今日之议院者，非一朝一夕设立之议院，其进步乃渐以致之者。故我今日，不得卒然效之。夫进步以致之者，岂独议院哉?凡学问技术机械皆然。然彼积数百年之久以致之者，盖前无成规，皆自行经验以发明之。今我择其成规而取之，奈何不可企及耶?且必待我发明蒸气之理，然后始得用蒸气机械，必待我发明电气之理，然后始得架设电线乎?政府应可下手从事也。

臣等既已辩明今日我国所以应立民选议院，及今日我国人民进步之程度堪能立斯议院，则有司之拒之者不得有所借口矣。立斯议院者，乃欲伸张天下之真理，立人民之公论通义，鼓舞天下之元气，以上下亲近，君臣相爱，使我帝国振起，保护其幸福安全也。请予择之为幸。"林田龟太郎:《日本政党史》，上卷，19?24页，日本雄辩曾，1928年。平野义太郎:《民权运动之发展》，10?13页，雄鸡社，1948年。

此一建白书，旨在攻击政权还于"有司"，即萨长藩阀的专横，而政令百端朝出暮改，政刑赏罚偏颇不正，言路蔽塞而受压迫，人民的困苦无告，并指出其拯救之道，唯有伸张天下的公议，而设立民选议院。并对议院设立尚早论，加以逐次反驳，申明设立民选议院，政府和人民之间，真情才能相互融通，合为一体，国家始能强盛。这是正面向官僚派专权挑战的一大文献，为日本民权运动与国会创设运动的先声。此建白书一出，朝野赞否两论沸腾，那些被政权所排挤的士族，本来就愤懑于藩阀有司的专横及民权的屈枉，即举双手赞成，仰望自由民权光芒的来临，盛赞板垣为救世主。然而出仕官内省的加藤弘之，则以为民智未开，时期尚早，而反驳民选议院的设立是一种空疏的理论，不切实际。

地方政党

板垣等在提出建白书前后所组织的爱国公党，也是日本政党的萌芽。当时之所以称为"公党"，主要是以天下政治为使命，而想要和向来的私党或朋党区别而来。但严格地说，爱国公党还不能算是"近代政党"，而属"名望家政党"，的性质，是站在“维新功臣”的立场上,想使豪农巨贾“姑且独自保有权利”,即“上层民权论”,或称“士族民权论”。因为当时的党员都是显赫的士族，不是一般民众所能望其项背，他们又设立"幸福安全社"为同志集会的俱乐部。这是名望家层的政治俱乐部，用以对抗掌握实权的藩阀俱乐部。但无论如何，爱国公党确是日本政党组织的嚆矢，并为后来爱国社的前身，及自由党的滥觞。

板垣等提出民选议院建白书，而组织爱国公党之后，未掌权势的士族即相竞唱和板垣的自由民权论，影响所及达于全国各地，藩阀政府不得不讲求镇压的手段。这时爱国公党一分子的江藤新平，因操之过急而参加1874年的佐贺士族叛乱，被捕枭首示众，于是爱国公党就昙花一现地自然消灭了。

板垣见情势不利，同年3月返回其家乡土佐，另行组织一政治团体"立志社"，募集青年才俊，翻译洋书，研究泰西法制，鼓吹卢梭的民约论、边沁的功利说等，倡导人民有天赋的权利和自由，同时唯有伸张民权，日本帝国始得强盛。于是，不得志于中央，不满藩阀政府专制而垄断政权的志士，云集土佐，受自由民权主义的洗礼，奉板垣为自由民权论的先觉，而土佐俨然成为自由民权的圣地，“立志社”的成立对其他地方产生了影响,各地方纷纷组织了地方性的政治社团。板垣等向全国各地有志之士发出檄文后,各藩来参加者多人。以“立志社”、德岛的“自助社”为中心,于1875年在大阪成立了第一个超越地方的组织“爱国社”,总部设在东京。爱国社通过的“合议书”,共8条,其中规定:社员之间相互和睦,倡导权利和自由,最终“增进天皇之尊荣福祉”,使日本“屹立于欧美诸国之林。”

与政府合作

这时，官僚派方面亦觉得，自从征韩论的纷争后，多数参议辞职，以致以大久保利通为中心的藩阀政府乃陷入孤立无援的状态。为了补强藩阀势力以及镇压民权论的沸腾，由井上馨和伊藤博文斡旋，安排大久保和板垣退助、木户孝允等维新元勋们的会议。在1875年1月至2月间所举行的大阪会议，是官僚派要以萨摩、长州、土佐三藩的同盟来加强政府的势力和威信。会议妥协的结果，板垣的主张被接受，以渐次采用立宪政体为条件，约定与朝廷合作。于是同年 3月12日，板垣复任参议之职。基于会议的决定，4月设置元老院和大审院，并设立地方官会议，发布渐次开始立宪政体的诏书。这是官僚派为了回避自由民权运动的攻势的策谋，虽然表面上采取三权分立制，但官僚专制的实质并没有改变。板垣想要使元老院拥有立法权限,以发展成民选议院;而木户认为这是对民权论的让步,会进而限制天皇的大权;大久保政府则迟迟不实行协议。板垣因其改革意见不被接受，只当了8个月的参议，于10月27日再度下野。

言论斗争

主张征韩论的多数参议下野之后，明治政府事实上成为大久保利通的独裁政权。但政府集权化的政策，亦否定了士族在传统上的特权，他们在经济上丧失了历代相传的家禄，军事上因征兵制的实施而夺去其传统武士的荣誉感，故在1876年颁布"带刀之禁令"时，心理上的屈辱感乃达到极点，于是就拥立西乡隆盛举兵造反，酿成1877年的西南战争。结果兵败，西乡在政府军的包围下，切腹自杀。这是明治政府下最大而最后的以武力反对政府的斗争，其失败也就结束了士族以武力夺取政权的梦想。

当西南军变时，立志社也有血气方刚的青年相呼应，而有少数人，以阴谋颠覆政府而被捕，但板垣勉力压制其门生暴动，向京都行在所提出《立志社建白书》，以合法的行动，批评政府，并要求早日设立民选议院，奠立立宪政体。

西南战争既然证明反对藩阀政府的运动，不能使用武力斗争，就非改变为言论斗争不可，这给自己民权运动带来新的转机。1878年1月，爱国社在大阪召开第一次大会，这时天下之士翕然赴之，但都是各县的士族，而不见农工商民的影踪。故日本民权论的兴起，是不平的士族对抗藩阀官僚的专权而来，这和欧美的民权运动是因市民阶级的崛起，以及在政治上对抗贵族和僧侣的势力而产生，回然不同。

由于爱国社的再兴，日本乃呈现言论集会的黄金时代，各种政社辈出，而演变成如火如荼的国会开设请愿运动，爱国社亦经过几次大会，于1880年3月改称为"国会期成同盟会"，公开宣称除非达成开设国会的目的，不论经多少岁月，决不解散此一同盟。板垣并亲自乘马当头阵，到各地方游说，展开热烈的全国国民运动。4月27日，向大政官提出2府28县同志8?7万多人所签名的国会开设请愿书。

藩阀政府方面，为了扑灭自由民权运动如火燎原的火势，乃于1880年4月5日发布集会条例，加以镇压，禁止政社之间的联络，拘束演说集会的自由，并讲求封锁言论的对策，但板垣等所率领的国会开设请愿运动，激动了日本的六十余州，使政府觉得对于公议舆论的具体化和实现化，亦必须讲求对策，才能安抚民心。于是在1881年10月12日，发布国会开设的大诏说:"将期于明治23年（1890年），召集议员，开设国会以成朕之初志"。

民权斗争风云

自由党总理

国会开设的大诏，使自由民权的志士欢欣雀跃，以为国会期成同盟会已经达成目的，从而将其解散以树立新政党。1881年10月30日，成立自由党，并公推板垣退助为总理。

自由党的盟约四条。如次板垣退助监修，宇田友猪编纂:《自由党史》，上卷，457-458页，五车楼，1910年。。第一条:我党以主张扩充我日本人民之自由，伸张及保全其权利者，相结合组织之。第二:我党务图增加国家之进步，人民之幸福。　第三:我党相信我日本国民应当同权。第四:我党相信我日本国之立宪政治为适当。国会开设的大诏，发布不及二旬，板垣就能领导成立了这一大政党"自由党"，立刻进行政治活动，可想见当时其声望如何地高。

板垣遇刺

众望所归而出任自由党总理的板垣，为了宣传自由民权主义，南船北马，大事活动。1882年4月6日，在东海道游说的途上，进入岐阜市郊金华山麓，当晚在神道中教院，面对三百多人的恳亲会演讲。当演讲完毕退场，走到玄关之际，有一壮汉大喊"国贼"，手持白刃直刺板垣胸部，板垣翻身与之格斗而伤及左颊和右手，幸其门徒追来将凶汉逮捕。板垣的门生，均认为这是政府党所派遣的刺客，并传出当时板垣泰然自若而高唱"板垣虽死，自由不死"的故事。

大喊"国贼"而刺杀板垣的凶汉，是28岁的小学教员相原尚褧，他是爱知县士族出身，喜好内外历史，欣慕文天祥，事亲至为孝顺，立志勤王报国，深信板垣国贼之说不疑。当时，日本全国对板垣的看法，一方面有视其为自由民权的尊者，另一方面有视其为破坏国体的共和党头目，真是毁誉参半。而此刺客，即认为自由民权之徒，都是背君命叛国，急进过激不忠不臣之人，而为日本帝国必须诛戮自由党的贼魁板垣。他给其双亲的遗书上说:"兹者儿勤王之志难遏，而诛国贼板垣退助，然上犯国家大法，下不能孝养双亲，不孝之罪实无以辞。但儿屡次使大人忧劳，有此不孝之子诚不如无。儿涕泣顿首。"

板垣遇刺的消息，是当时日本政界的一大新闻，于是各报争相报道板垣遭难的模样。为了增加新闻报道的效果，各报绘声绘影，加以渲染，其中有一节描写板垣当时睥睨刺客而叫"板垣虽死自由不死"的话。其后，经过反复的传播，此一遇难剧发挥了很高的戏剧效果，"板垣虽死自由不死"，就成为日本国内所传诵的名言。但事实的真相，很可能是经过记者润色而成的。有一说谓此一名言并非板垣"睥睨"刺客而叫的，而是板垣倒在病床上时，为制止骚乱的门生而说的。又有一说谓该名言并非板垣亲身叫的，而是侍于其侧的门生内藤鲁一所叫的，内藤以为总理叫出这种话，更能收到宣传的效果。无论如何，"板垣虽死自由不死"就成为日本自由民权运动史的名谚鹤见俊辅等:《日本之百年》第9卷，89?95页，筑摩书房，1967年。又前引戴季陶:《日本论》，将"板垣死すと自由は死せ"译为"板垣不死自由不死"（42页），此应译为"板垣虽死自由不死"。此错误究是排版的错误还是戴先生的笔误，不得而知，但应更正。

自由板垣遭难的第二天，参议山县有朋即将此事奏上明治天皇，故朝廷就派遣敕使慰问，并传达圣旨，颁赐金三百元。自由党员之中，有人以为刺客是藩阀政府所嗾使，所以敕使的派遣是政府的安抚政策，总理应该坚决谢辞。然而，板垣一闻敕使前来，即从床上抬起痛手正襟危坐，对其党员说:"事达圣闻，皇恩及于微臣，何能谢辞!"这时板垣落泪两行，表示至忠至诚的心意，于是聚集在板垣周围的党员，见其勤王的神态，无言地一个一个走散了。

分化而败

日本的自由民权运动，可分为"上流的民权说"和"下流的民权说"。板垣退助等主流派，从组织爱国公党时即主张"士族、豪农、豪商" 才有参政权，故属于"上流的民权说"。相对地，大井宪太郎等从当初就主张普选制，全国人民都有参政权，故属于"下流的民权说"。由于自由党的成立，自由民权运动从士族层的政治运动脱皮，加入了豪农和手工业工厂主的阶层，甚至中农或贫农的阶层，而有国民运动的形态。但是不久，板垣等主流派开始与官僚派妥协，而"下流的民权说"也就趋向社会主义运动了。

板垣遇刺的1882年秋季，这位自由党的总理，就传说被政府收买，以政府的资金出国游历西洋，当时自由党党员及舆论，对其出国经费的来源加以责难。板垣不在乎党员们的反对，出国漫游，与当时在欧洲考察宪政的伊藤博文和西园寺公望交换草拟大日本帝国宪法的意见。还在法国会见了《悲惨世界》的作者雨果。

自由党内末广重恭、马场辰猪等干部反对板垣出国,纷纷退党。自由党影响下的农民及其他小生产者、市民劳动者,也对板垣出国感到失望,于是采取独自的行动。在国内发动反政府运动，如福岛事件，高田事件，加波山事件、大阪事件等，不断地兴起打倒藩阀政府的气焰。政府方面也就以谗谤律、集会条例，出版条例，来加强言论集会等自由的取缔和限制，而形成政党受难的时代。板垣从欧洲游历回国后，大力宣扬扩大海军。1884年他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解散了自由党。 板垣在其解党演说上，引用汉朝老将军马援，跨马鞍上盻顾，以示其犹可用的故事，以喻他本人如此尽言论、劳心思、荡尽财产，伤害身体，而未尝屈挠，尚能骑马健在。然而他接着说:"死生无常，旦夕不可测，强健如余者，又何足为赖，人云死而后已，若余不幸而死，乞诸位将我坟墓，湮没于秋草茫茫里。"前引《自由党史》，下卷，287--289页。自由党的生命，仅三载即结束，板垣随后渡海归卧故里高知。1884年自由党宣布解散以后,板垣退助的政治生命已经基本上结束,农民中流传的“板垣公救世”已成为一种神话。

政党内阁初始

拜受伯爵

自由党宣布解散后，自由民权运动并没有消沉，反而日趋激烈，民权各党派即兴起反政府统一运动的趋势。随着民权派的"大同团结运动"的高涨，板垣也就不甘寂寞，于1887年到大阪，参加全国有志者大恳亲会。政府为抑压及分裂此运动，于同年5月9日授伯爵给板垣退助、大隈重信、后藤象二郎、胜安房等维新的功臣。在主倡自由民权的板垣授爵的消息传开以后，旧自由党的人士之间，纷纷发出应该固辞授爵的议论，连《国民之友》杂志的主办人德富苏峰，也发表一篇《授爵谏止》的文章，加以反对。因为贵族制度和主张平民主义或四民平等的自由民权精神相违背。板垣虽然感泣圣恩，但也呈上《辞爵表》。

板垣的《辞爵表》奏上明治天皇后，天皇再度传达圣旨，谕其接受伯爵作为其维新勋劳的赏赐。于是，板垣陷于进退两难的苦境，一是其忠君爱国之情唯恐背悖圣恩，一是接受荣爵将违反其平生所倡导的自由民权主义，因此为之寝食不安。这时，旧自由党员频频迫其辞爵，而政府当局也暗示如果板垣再拜辞则视为背悖敕令的"朝敌"。板垣终于在7月15日，呈奉《拜受书》，于是这位自由民权论的首脑就成为伯爵了。

板垣自此以后，开始高倡"一代华族论"，在其遗书上也写上:"为了贯彻生前的主张，决不申请袭爵"，但无论如何，这与他平生所主张的撤废特权阶级的思想，有点抵触，民权派的激进之士也就逐渐离开他而去。

国会斗争

民权派的大同团结运动分裂后的1889年，板垣上京企图调停各党派的政治结合，以备翌年的国会开设，但是并不如意而没有什么结果。板垣不得已，于 1890年再行组织爱国公党，自任为会长，旋与其他小党派合流，组织"立宪自由党"，与大隈重信所率领的"立宪改进党"并立，成为日本的两大政党。立宪自由党的纲领有下列三条:一、保皇室之尊荣，期民权之扩张。二、内治少干涉之政略，外交期对等之条约。三、举代议政体之实，期政党内阁之成立。立宪自由党在第二年（1891年）的大阪会议，改称为"自由党"，并再推板垣为其总理。但在 1896年4月，板垣脱离自由党，和第二次伊藤内阁提携，就任内务大臣的职位。因为当时日本尚没有政党内阁的先例，维新以来都是藩阀官僚否定政党的超然内阁，板垣身为政党的一员而加入内阁，必然引起官僚保守派的反对，故板垣任官时，同时宣布脱离自由党，以示其不偏不党以尽职责。

不久，伊藤内阁的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因病辞职，而伊藤博文想任用立宪改进党的首领大隈重信为外相时，内相板垣认为要起用现内阁的反对党领袖为阁员是违反宪政的本义，而加以猛烈的反对，于是阁内意见的统一破坏，8月31日第二次伊藤内阁总辞职，板垣也回归自由党，再当自由党总理。

隈板内阁

自从1890年开设帝国议会以来，自由党和改进党合并议席即可以控制议会的过半数，但是两党始终互相攻击，不肯相让，以致不能打倒藩阀官僚的专权。1898年6月10日，自由党和进步党第一次合作，在帝国议会否决政府提出的地租增征案，而面临议会解散的局面。这时板垣认为时机到来，即与进步党党魁大隈商谈妥协，将自由党和进步党二党结合，在6月22日组织"宪政党"，其联合决议书说:"为期宪政之完成，有同一希望之党派相结合，组织一大政党，进一步努力以达其目的。"

这时，在政府拥有最高地位的伊藤博文，眼看政党政治是时代潮流，即向天皇推荐板垣和大隈二人组织宪政党内阁。这是日本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政党内阁，由大隈任总理大臣兼外务大臣，板垣任内务大臣。史称“隈板内阁”,

自由党和进步党的联合，只是夺取政权的一时妥协之策，当政以后两党即开始轧轹，,因文部大臣尾崎行雄在国会上的发言有“对天皇不敬”之嫌,而引起自由、进步两党的明争暗斗,产生内讧，终于瓦解分裂，自由党派另组"宪政党"，而进步党派自称"宪政本党"，于是日本最初的政党内阁，仅四个月即崩溃了。

藩阀官僚的实力派伊藤博文，曾经游学欧美考察宪政，并倾心起草明治宪法，制定内阁制度，枢密院、华族令等，故在帝国宪法发布后，认为日本已经是实行立宪政治的时期，而亲自计划藩阀的政党化，于1900年组织"立宪政友会"，自任为总裁。星亨与伊藤博文做了一笔交易,自由党被出卖给伊藤，板垣退助所率领的宪政党（即旧自由党），于是宣布解散，拥立伊藤为党魁，加入政友会，和官僚派合流。其后的日本的政党史，不再是民权派与官僚派抗争的历史，而是政党和官僚不断妥协的历史。旧自由党的实权也转移到星亨的手中，板垣于是从政界引退，从事社会运动，但与其显赫的前半生相比,却未留下什么光辉的业绩。其后殁于1919年，享年83岁。

(本文摘自:《宪政人物》 应奇/主编 本文作者:许介鳞 出版:吉林出版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