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沪停战协定（Songhu tingzhan xieding） 亦称《上海停战协定》。1932年5月5日国民党南京政府与日本在上海签订。《淞沪停战协定》的签订，使上海成为日本侵华的重要基地。

简介

背景

主要内容

协议全文(正文 签署人 见证人 附件第一号 附件第二号 附件第三号)

影响

相关事件(一二八事变 上海抗战)

简介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驻上海一带的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等在全国人民抗日运动高潮的推动下，奋起抗战。但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假意应付事态，不仅不给十九路军以任何援助，还拒绝调江北部队去支援抗战。派代表和日本谈判，于五月五日签订停战协定，划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不得在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地区驻军，而日本则可以在许多地区驻军。这个协定称上海停战协定，即淞沪停战协定。

背景

一·二八事变爆发后，由于十九路军和上海人民的奋勇抵抗，日本侵略者遭到沉重打击，不得不与国民政府谈判，最后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停止了对上海的军事进攻，将一·二八事变作为地方事件解决。但在整个事变过程中，日军投入兵力最多时只有7万余人，没有将侵略战争进一步扩大。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此时中国人民掀起了空前规模的反日浪潮，使日本帝国主义不敢贸然扩大侵略。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和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全国人民无不义愤填膺，纷纷要求进行抵抗，全国掀起了空前规模的反日浪潮。中国共产党人多次发表宣言，号召“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全国各方面也纷纷发出通电，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要求采取行动抵抗日本侵略。各大中城市纷纷召开各界抗日救国大会，举行游行请愿，参加阶层之广和规模之大都是空前的。上海、北平等地工人不断进行反日罢工。各地大中学生则集会游行，发表通电，进行抗日宣传，建立抗日团体，组织抗日义勇军。全国各城市的爱国工商业者也起来抵制日货、拒收日钞，拒绝与日商买办往来，并要求政府对日经济绝交。国民党和国民党军队内部也发生了分化动摇，一部分国民党军政人员也深明民族大义，提出各项抗日主张。在全国性反日浪潮不断高涨的形势下，一·二八事变爆发，激起了中国人民更加无比的愤怒，使已经蓬勃发展起来的反日浪潮如火上浇油；迅速走向高潮。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帝国主义没敢大规模增兵扩大侵略。

其次，当时国际形势对日本十分不利。上海是当时东方最大的经济、金融中心和贸易港口，不但是四大家族的统治中心，也是帝国主义在华利益最集中的地区。日军对上海的进攻，直接危害了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因此欧美列强采取了不同于九·一八事变时的态度，纷纷对日本施加压力。1932年2月2日，英、法、美、意四国联合提议中日双方停火，并谴责日本违背了国联盟约、非战公约等国际公法；英美还共同抗议日本使用公共租界作为作战基地；英国增兵上海，军舰达10艘，兵员6000余人；美国几乎将其在亚洲的全部军舰集中上海，达17艘之多；法国在上海的兵力也增至3000余人。国联还决定在3月3日召开日内瓦缩军会议时召开特别大会讨论上海问题。而这时日本不但进攻上海受阻，而且对东北的占领也尚未巩固，因此日本十分担心因列强于涉而导致鸡飞蛋打，两头落空。日本内大臣牧野伸显说：“如果中国在上海失败了，则满蒙问题也将统统化为乌有。”藏相高桥也说：“如果在各国中孤立了，是否连迄今苦心经营的满蒙结果也会丢得一干二净？”

第三，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也采取了一些不同于九·一八事变时的抗战措施。日军进攻上海，不仅直接打击了四大家族的统治中心，也严重威胁了中国首都及主要的经济区域长江中下游的安全。此时国民政府虽没有真正下决心坚决抵抗，但对日本侵略也采取了一定的防卫措施。战争爆发的第二天，蒋介石被任命为军事委员，统管“对日作战”，并发表“自卫宣言”“告全军将士书”等文告鼓舞士气。1月30日，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宣布迁移洛阳办公。蒋介石在2月1日又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讨论“长期性”“全国性”的抗日作战计划，划分全国为四个防卫区和一个预备区，共有兵力240万人。并于2月5日增派以张治中为军长的第五军增援上海。在这种情况下，日军已不可能像九·一八事变那样轻易取胜，只好将战争限定在一定限度内，适可而止。

主要内容

第一条：中国及日本当局，既经下令停战，兹双方协定，自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五月五日起，确定停战。双方军队尽其力之所及，在上海周围停止一切及各种敌对行为。关于停战情形，遇有疑问发生时，由与会友邦代表查明之。第二条：中国军队在本协定所涉及区域内之常态恢复：未经决定办法以前，留驻其现在地位。第三条：日本军队撤退至公共租界暨虹口方面之越界筑路，一如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事变之前。但鉴于须待容纳之日本军队人数，有若干部队，可暂时驻扎于上述区域之毗连地方。第四条：为证明双方之撤退起见，设立共同委员会，列入与会友邦代表为委员。该委员会并协助布置撤退之日本军队与接管之中国警察间移交事宜，以便日本军队撤退时，中国警察立即接管。

除协议正文外，会议记录中还有对中国最致命的所谓三项谅解：一是中国政府同意取缔全国的抗日运动；二是第十九路军换防，调离上海；三是中国同意在浦东和苏州河南部，以及龙华对岸之若干地区不驻扎中国军队。根据协定的内容，中国实际上承认日本军队可以长期留驻吴淞、闸北、江湾引翔港等地，而中国军队却不能在上海周围驻扎设防。

“协定”之二、三、四条均有“附件”。“附件一”规定中国军队驻扎之具体地点；“附件二”规定日本军队驻扎和可以使用之地区；附件三”规定共同委员会之组成。此外还有“在全体会议记录中的声明”一项，中国同意在浦东和苏州河南部，以及龙华对岸等之若干地区不驻扎中国军队之具体规定。

根据“协定”的内容，中国实际上承认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可长期留驻吴淞，闸北、江湾及引翔港等地，而中国军队却不能在上海周围驻扎设防，且所谓“常态恢复”，“毗连地点”之规定，日军均可以任意借口加以解释；“协定”还在“共同委员会”名义下，把从长江沿岸福山到太仓、安亭及白鹤江起直到苏州河北为止的广大地区，划给了日本及英、美、法、意等帝国主义共管。

协议全文

正文

1932年5月5日，中日双方代表签订《上海停战协定》。协定全文如下：

第一条中国及日本当局既经下令停战，兹双方协定，自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五月五日起，确定停战。双方军队尽其力之所及，在上海周围停止一切及各种敌对行为。关于停战情形，遇有疑问发生时，由与会友邦代表查明之。

第二条中国军队在本协定所涉及区域内之常态恢复，未经决定办法以前，留驻其现在地位。此项地位，在本协定附件第一号内列明之。

第三条日本军队撤退至公共租界暨虹口方面之越界筑路，一如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事变之前。但鉴于须待容纳之日本军队人数，有若干部队可暂驻扎于上述区域之毗连地方。此项地方，在本协定附件第二号内列明之。

第四条为证明双方撤退起见，设立共同委员会，列入与会友邦代表为委员。该委员会协助布置撤退之日本军队与接管之中国警察间移交事宜，以便日本军队撤退时，中国警察立即接管。该委员会之组织，及其办事程序，在本协定附件第三号内列明之。

第五条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发生效力。

本协定用中、日、英三国文字缮成，如意义上发生疑义时，或中、日、英三文间发生有不同意义时，应以英文本为准。

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五月五日订于上海

签署人

外交次长郭泰祺

陆军中将戴戟

陆军中将黄强

陆军中将植田谦吉

特命全权公使重光葵

海军少将鸣田繁太郎

陆军少将田代皖一郎

见证人

依据国际联合大会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三月四日决议案协助谈判之友邦代表驻华英国公使蓝普森驻华美国公使詹森驻华法国公使韦礼德驻华意国代办使事伯爵齐亚诺

附件第一号

本协定第二条规定之中国军队地位如下：查照附连上海区邮政地图（比例尺十五万分之一）由安亭镇正南苏州河岸之一点起，向北沿安亭镇东最近小浜之西岸至望仙桥，由此北过小浜至沙头东四基罗米突之一点，再由此向西北至扬子江边之浒浦口，并包括浒浦口在内。

附件第二号

本协定第三条所规定之地方如下：

此项地方在附连四地图各别标志为甲、乙、丙、丁，并称为一、二、三、四各地段。

地段（一）。双方订明：（一）吴淞镇不在此地段之内；（二）日方不干涉淞沪铁路暨该路工厂之运用。

地段（二）。双方订明：万国体育场东北约一英里许之上海公墓，不在日本军队使用地段之内。

地段（三）。双方订明：曹家寨及三友织布厂不在此地段之内。

地段（四）。双方订明：使用地段，包括日本人公墓及东面通至该墓之路在内。

关于此项地方遇有疑问发生时，经共同委员会之请求，由该委员会之与会友邦代表查明之。

日本军队向上列地方之撤退，于本协定生效后一星期内开始，关于开始撤退起四星期内撤完。

依照第四条所设之共同委员会，对于撤退时不能移去之残疾病人或受伤牲畜，采取必要办法，以资照料，并办理其日后之撤退事宜，此项人畜，连同必需之医药人员，得遗留原地，由中国当局给予保护。

附件第三号

共同委员会以委员十二人组织之。中国及日本两政府暨依据国际联合会大会3月4日决议案协助谈判之与会友邦代表，即英、美、法、意各驻华外交代表，各派文武官吏代表各一人为委员。该会委员依照委员会之

决定，得随时任用认为必要数之助理员。所有关于程序事宜，由委员会斟酌办理。

该委员会之决定，以过半数行之。主席有投票取决权。主席由委员会内与会友邦代表委员中选举之。

委员会依照其决定，以其认为最善之方法，监视本协定第一、第二、第三各条之履行；并对于履行上述各条之规定有任何疏懈时，有促使注意之权。

"《中外约章汇要1689-1949》"

影响

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后，驻防上海的十九路军奋起抗战。但蒋介石坚持不抵抗政策，在英、美、法等国“调停”下，于3月3日宣布停战。3月14日，中日双方代表在英国领事馆进行谈判。5月5日，南京政府代表郭泰祺与日本特命全权公使重光葵分别代表中日双方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协定规定双方自签字之日起停战；取缔一切抗日活动，第十九路军撤防、划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不得在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驻军，而日本却可驻兵上海。《淞沪停战协定》的签订，使上海成为日本侵华的重要基地。

1932年5月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出《反对国民党出卖淞沪协定通电》。

5月5日，中日双方代表在上海英国领事馆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

根据协定的内容，中国实际上承认日本军队可以长期留驻吴淞、闸北、江湾引翔港等地，而中国军队却不能在上海周围驻所设防。

中共在通电中痛斥国民政府的卖国行径，号召全国民众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保卫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2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就上海停战协定发表《宣言》。

宣言指出：国民党政府无耻出卖上海并集中兵力大举进攻苏区，完全暴露了它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内奸，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清道夫”。号召全国劳苦群众在苏维埃旗帜下武装起来，拥护和支援中国工农红军胜利的进攻，推翻国民党的反革命政府，坚决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为中国民族的解放和独立而斗争。

28日，淞沪抗日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在苏州举行，数万居民前来参加悼念。

相关事件

一二八事变

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坚持不抵抗政策，使日本侵略军至一九三二年二月轻而易举地初步完成了对中国东北四省区的军事占领．在此形势下，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转移国际上和中国人民对东北问题的注意力，打击国民党，迫使其承认东北的既成事实，乃在中国内地和沿海城市，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起，先后在天津、青岛、汉口、福州、重庆、上海等地制造一系列事件，作为挑衅的借口。

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上海的工人、学生和人民群众，曾多次组织反对日本侵略的活动，抵制日货，集会示威，全市抗日运动日益高涨。与此同时，居住在上海的日本“侨民”和驻沪的日本官员，也多次集会，狂妄叫嚣要坚决惩罚所谓“暴戾”的中国人民。恰在此时，即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上海《民国日报》对前一天朝鲜人李泰昌在东京樱田门外狙击日本天皇事件，报道时使用了“不幸只炸副车”所谓的“不敬”词句。于是，日本“侨民”强烈要求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苍松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提出抗议。十六日，吴铁城接受了日方的要求，同意取消报道，赔礼道歉，处分负责人。使这一事件暂时平息下来。

以这一事件为序幕，一月十八日又发生了在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的电令下，日本公使馆驻上海武官辅助官田中隆吉少佐勾结日本女特务川岛芳子阴谋制造的所谓“日本和尚事件”。当天下午，住在江湾山妙法寺的日莲宗（按：日本佛教的一个宗派）和尚、上海传教主任天崎启升和四名信徒，去做“冬季修行”（按。日本僧侣冬季在马路上边行走边祈祷的一种宗教活动），当走到引翔港马玉山路中国人经营的三友实业社总厂外，停留观看厂内工人义勇军操练时，日莲宗信徒竞向工人义勇军抛掷石子挑衅，以至引起冲突，发生“互殴”，后日方传出一受伤日僧死于日本医院。

田中等人乘机竭力扩大事态。十九日半夜，田中指使日本宪兵重藤千春大尉指挥上海的“日本人青年同志会”会员三十二人（另一说六十余人）趁黑夜袭击了三友实业社总厂，放火烧毁了厂房、工房和仓库，损坏织机十多台。此后，这伙暴徒还与急忙赶来的公共租界华籍巡捕，发生冲突，行凶砍死两人，重伤两人。日本暴徒在与巡捕冲突中，也被打死一人，重伤两人。

在这一连串的暴行之后，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反而继所谓“不敬报道事件”抗议之后，于二十一日又向上海市政府提出抗议，要求赔礼道款、惩凶、赔偿、立即解散抗日团体等四项无理要求。二十二日，日本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少将也发表声明，借口《民国日报》在报道日人二十日暴行时，有“日浪人借陆战队掩护”等语，要求中国方面反省（由此，《民国日报》于一月二十八日，被公共租界工部局封闭停刊）。同时声言，如不接受日方要求，为保护日本帝国的权益，将采取适当手段，以为恫吓。

随着上海局势的日益紧张，日本驻中国长江流域的第一遣外舰队，兵力急逑增加。一二八事变发生前夕，调集于上海的日本海军舰艇与陆战队总计有：军舰三十余艘、飞机四十架、铁甲车数十辆；原有陆战队九百零八名，新调来的兵员九百二十五名，共计一千八百三十三名。在此情况下，上海市长吴铁城对村井总领事二十一日提出的四项要求，已表示了基本接受：（一）市长赔礼道歉；（二）逮捕、惩办肇事人；（三）向受害人负担抚恤和治疗费用；（四）立即解散抗日会等反日团体。在上述四项要求中，吴铁城只对第四项表示为难，需要请示南京国民政府，为此向日方表示希望等到三十日以前作出正式答复。但二十七日晚，村井向上海市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必须在二十八日下午六时以前明确作出答复”，否则日本海军将自由行动。在此形势下，吴铁城被迫在二十八日下午三时十五分表示全面接受日本的四项要求。

然而，蓄意在上海制造事端的日本帝国主义，并不以中国方面全部接受其四项无理要求为满足。二十八日晚八时三十分，即在吴铁城全面接受日方无理要求的五小时又十五分钟之后，日本的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又提出了早已准备好了的一项新的通牒，声称。“帝国海军因担心有多数日侨居住的闸北一带的治安，特决定配备兵力负责维持。本司令官切望中国方面尽快撤除配备在闸北方面的中国军队的敌对设施。但在尚未得到中国方面答复时，日本海军陆战队二千人已按预定的作战计划，于十一时三十分，在北四川路西侧，以及天通庵路、青云路、横浜路等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当时还未及撤离防地的十九路军第七十八师一五六旅（旅长翁照垣），在日军的进攻面前，奋起抗战。由此，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制造的上海一二八事变，就在日军的不宣而战下爆发了。

一二八事变发生时，驻京沪地区的中国军队是十九路军。一九三一年十月，由于陈铭枢促进了宁粤妥协，被任命为京沪卫戍司令长官，因之，十九路军亦由江西赣州“剿共”前线调戍京沪地区。蒋光鼐任总指挥，蔡廷锴任军长，戴戟任京沪警备司令。全军下辖第六十师，师长沈光汉，驻防苏州、常州一线；第六十一师，师长毛维寿，驻防南京、镇江一线；第七十八师，师长区寿年，驻防吴淞、闸北、南翔一线。全军共三万三千多人。

十一月初，十九路军卫戍京沪后，在上海人民坚决抗日行动的推动和影响下，抗日决心是坚定的，但在组织上，实际上的准备很不充分。当时十九路军到沪不久，对敌情知之甚少，而南京国民政府抱定不抵抗主义，并未向该军提供任何有关敌情，直到该军从自己获得的情报中判断出军日发动侵略战争已经不可避免，才于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五日开始进行应战的军事部署，而此时距日军发动进攻的时间尚不足两周。

由于日军侵略形势的日趋严重，一月二十三日，十九路军在蔡廷错、蒋光鼐、戴戟主持下，于龙华召开了驻沪部队营级以上军官紧急军事会议，一致决心保卫上海，讨论和决定了一切必要的应变措施，并向全军各部发出了：“我军以守卫国土，克尽军人天职之目的，应严密备战。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部队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的密令。

二十四日，蔡廷锴等到达苏州，又召集驻苏部队高级将领沈光汉等人举行紧急会议，传达和解释了二十三日发出的密令，驻军将领也一致拥护。

二十八日夜十一时三十分，盐泽少将统率之日本海军陆战队在北四川路西侧突然向中国驻军发动进攻，十九路军一五六旅张君嵩团，当即予敌猛烈还击。此时，日军以二十余辆铁甲车为前导，分兵五路，从闸北各路口发动进攻。二十九日，日军出动飞机助战，在闸北、南市一带滥施轰炸，战火迅速扩大。据日军自供：“战斗极为激烈”，市街到处起火，火焰漫天，战场极为凄惨”。但各路进攻之日军，均被守军击退，日军伤亡甚众“战况不佳”。

日军进攻受挫后，通过英，法，美各国领事的斡旋，予二十九目夜二十时，向中国守军提出停战要求。中国驻军明知其为缓兵待援之计，同意停战。同时十九路军也加强部署，急令驻镇江以东之第六十师进驻南翔、真如一线，并将第六十一师调沪，驻沪之第七十八师全部投入前线，加强防御，严阵以待。

日军停战后，竭力增兵。三十日，佐世保第三特别陆战队（四百七十四名）于上海登陆。二月一日，横须贺第一特别陆战队（五百二十五名）于上海登陆。二日，将长江一带第一遣外舰队之外的舰船，以“出云号”为旗舰，由海军中将野村吉三郎为司令官，组成第三舰队，投入战斗。

日军兵力增加后，于一月三十一日夜开始，再度向闸北中国守军猛攻，仍被中国守军击退。二月四日，日军发动第一次总攻，战火扩大到江湾、吴淞一线。激战竟日，日军进攻江湾的一联队被围歼；吴淞露天炮台，虽被敌狂轰滥炸摧毁，但在中国守军抵抗下，日军始终不能登陆．此次总攻被粉碎后，盐泽被撤职调回该国。

接替盐泽职务的是新组建的第三舰队司令官野村中将．野村到职后，日军开始增援陆军。早在二月二日，日本内阁便决定正式派遣陆军。由于上海战况告急，决定派出上海派遣混成旅团（旅团长下元熊弥少将）与第九师团（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并先行运送上海派遣混成旅团和独立战车第二中队等部（此后称混成第二十四旅团），于七日午后在吴淞登陆．至此，日本海陆空军已增至万人以上。十一日，野村对西方记者说：“日军渡过蕴藻浜之日，即为日军行动终止之时。”又说：“日军在吴淞踏平华军濠沟之日，为时不远。请渚君拭目相观，届时即可结束华东之抵抗。”

十一日下午，日军在闸北狂轰溢炸的同时，向蕴藻浜、曹家桥一线大举进攻，并不断增援．十九路军猛烈抗击，双方肉搏，战况极其激烈。至晚，进犯之敌被全部击退。十三日，日军陆军一个大队一度越过蕴藻浜，纪家桥一线，当即遭到第六十一师张炎旅的夜袭。中国军队夺获枪械甚多，终使敌军溃败。至此，野村企图从几路包抄吴淞中国军队的计划，终被粉碎。

根据日本天皇批准的敕令，日军参谋总长载仁急令陆军第九师团火速增援上海。十三日，师团长植田与第一梯队到达上海港．十六日，该师团全体官兵于吴淞登陆。由此，第九师团长植田中将接替了野村的统帅职务。此时，日本侵略军海陆空兵力已达近三万人，野炮六、七十门，飞机六十余架，并有舰艇数十艘集中于吴淞口。．植田首先于十三日深夜发表声明，宣称：“如有妨害本师团执行任务者，必将采取果断措施，决不踌躇。十八日，植田又向蔡廷锴提出了最后通牒，内称：“一、贵军应立即停止战斗行为；在二月二十日午前七时前把现在的第一线撤退完了。并应在二月二十日午后五时前，从下列地区撤退完了：在黄浦江西岸地区，从连接租界西端曹家渡镇、周家桥镇及蒲淞镇以北撤退；在黄浦江东岸地区，从连接烂泥渡及张家楼镇线以北撤退，各撤退至距离各租界边界线二十公里地区（包括狮子林炮台）以外。同时，撤除在以上地区内的炮台等其他军事设施，并不得再设置。……。

以上各条如不见实行，日军不得已将对贵军采取自由行动，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应由贵军负责。”

蔡、蒋接到植田的最后通牒后，下令前线部队向日军阵地猛烈开炮，作为对植田最后通牒的回答和警告。

二十日晨，植田发动了新的进攻。进攻的重点是位于闸北至吴淞之阊的江湾、庙行。日军先以大炮轰击，继之以步兵协同坦克部队，分两路进犯张华浜一线和杨树浦一线，均被中国守军击退；闸北日军千余人和坦克十余辆，因触地雷，死伤枕藉。二十一日，植田亲自指挥步兵数千人，在飞机、大炮配合下，向中国守军阵地冲击，双方伤亡均重，战斗延至二十三日黎明，日军试图从江湾车站包抄江湾镇，中国守军英勇抗击，多次冲锋，生俘日军空闲少佐及士兵数百人，日军不支始溃退。

庙行方面，原十九路军防地，于十六日起为增援的第五军接防。第五军军长张治中，下辖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和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全军约二万多人。第八十七师（张治中兼师长，副师长王敬九）下辖孙元良的二五九旅，宋希濂的二六一旅，担任胡家庄沿蕴藻浜北岸经曹家桥至吴淞以西之线；第八十八师（师长俞济时，副师长李延年）下辖钱伦体的二六二旅，杨步飞的二六四旅，担任由江湾北端经庙行镇、周巷至蕴藻浜南岸之线，教导总队（总队长唐光霁）之一部担任狮子林南北闸汭、川沙口、浏河口、杨林口、七丫口沿江一线警戒。

二十二日，日军第九师团倾巢出动，进犯第五军八十八师之庙行阵地，飞机轰炸竟日不停，数千发炮弹轰击中国守军阵地。但在张治中亲自指挥下，由孙元良旅、宋希濂旅和十九路军六十一师的三面夹击下，敌遭惨败，庙行阵地终于转危为安。日军第九师团及久留米混成旅团之精锐，伤亡惨重。此后数日，敌军虽不断轰击和进攻，但均被守军击退。至二十五日，植田的总攻计划也宣告破产。

此时，日本海军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号，被十九路军敢死队潜水炸伤，日该国内震动；且因劳师动众，战事难以速决。为此，二十三日，经日本内阁会议决定，火速派遣陆军增援。于是参谋本部决定成立上海派遣军司令部，由前田中内阁陆相白川义则大将接替植田，增派第十一师团（师团长厚东笃太郎中将）、第十四师团（师团长松木直亮中将）和飞机一百多架来华，以便在上海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

经过多次增兵，白川统率下的上海日军兵力已达六、七万人。在白川的部署下，三月一日，日军在闹北、江湾、庙行各方面都发动了进攻，用重炮、野炮、钢炮以及飞机连续轰炸，步兵则乘势进击，白刃相搏，双方伤亡均重；与此同时，白川密令第十一师团，利用浏河方面中国兵力单薄的弱点，在七丫口、杨林口、六滨口等地强行登陆，侵占浏河。浏河的失陷，使中国军队侧、后方均受严重威胁，于是，不得已于三月一日晚全军退守第二道防线（即嘉定、黄渡之线）。直至五月，在蒋介石、汪精卫联合破坏下，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终于出卖了上海抗战。

一二八事变前夕，上海战云密布，蒋介石即阴谋调离抗日情绪高涨的十九路军七十八师出上海，以求“避免战争”。继之，蒋介石又指令何应钦调派宪兵第六团务于二十八日前赶至上海，接替十九路军七十八师闸北防地，不许贻误戎机。二十七日夜，军政部长何应钦、参谋总长朱培德发来三次火急电报，内称：“着该军忍辱求全，避免冲突，万勿妄动，以免妨害国防大计，”上海战端既起，南京政府惊慌出走，于一月三十日迁都洛阳，但对上海抗战，却不予支援；不仅断绝十九路军的给养和军饷（扣发了一九三一年十月至一九三二年五月八个月的军饷），同时还截留国内外同胞援助上海抗战的款项七百余万元。当时，几经交涉，军政部才勉强同意从该项捐款中抵充欠饷下发，同时，下令各部队不准支援上海抗战。何应钦遵照蒋介石的意旨，竟发电警告各部队：“十九路军有三师十六团，无须援兵，尽可支持。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二月中，日军不断增兵，十九路军孤军血战，极为艰难。经张治中亲向蒋介石恳切陈情，蒋介石始允何应钦下令组成第五军，于二月十六日开赴前线，与十九路军并肩抗日。但是，南京政府对十九路军在战争中所消耗损失的武器弹药、医药器材，以至御寒棉衣，则一律不予补给。一月三十日，孙夫人宋庆龄、廖夫人何香凝到前线慰问十九路军，见官兵只穿单夹衣，她们回沪后，立即发动捐制棉衣运动，五天内送到前线三万套全新棉装。同时，也在她们主持和组织下，很快即筹设了几十个伤兵医院。十九路军在第一线经常与日军短兵相接，急需大量手榴弹，军致部竟拒绝发给。为了解决此项急需，由上海总工会动员募集赶制几万只“土炸弹”送往前线使用。至于十九路军一再请领的平射炮、高射炮，军政部则始终拒发一炮一弹。

更有甚者，一二八事变之初，南京政府海军当局竟与日本海军达成所谓“协议”，海军部长陈绍宽密令各舰队，略谓：准日海军司令来函，此次行运，并非交战，如中国海军不攻击日舰，日舰亦不攻击中国军舰，以维友谊。”密令指示：“凡我舰队，应守镇静。”日本海军在下关开炮，中国舰队司令紧急命令各舰：日本海军炮击狮子山炮台及南京市，与我海军无涉。非日舰炮击我舰，不准还击。当十九路军与日军血战正酣，中国海军部次长李世甲竟然与日军司令官野村，同乘汽车参观中国阵地各处战壕，万目睽睽，毫无忌惮。

上海抗战发生后，南京政府一再宣称“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但是，实际上依然是抱不抵抗主义和依赖国联。南京政府一方面照会欧美各国，乞求“履行其条约之责任”和“主则向日本侵略者乞求和平。由于上海战争直接威胁到各帝国主义利益，因此，迫使他们采取比对待九一八事变较为积极的态度。不仅在中日间奔走斡旋，并且以国联名义出面干预。正因如此，在上海战争过程中，由英、美、法出面奔走的“调停”一直不断。

上海战争开始的第二天，驻上海的英美领事即出面调停，中日述成停战三天的口头协议；但实际上日军并未停止进攻。二月二日，英、美、法、意、德五国各自照会中日两国，“提议停止冲突；（一）双方根据下列条件，立即停止各种暴力行为；（二）两国间此后不再有动员或准备任何敌对行为；（三）在沪中、日作战人员，退出彼此接触地点；（四）设立中立区，分离双方作战人员，以保护公共租界，该项地区由中立国军警驻防，各种办法．由领事团拟定；（五）两国一经接受该项条约后，不先提出要求或保留，即根据非战公约及十二月九日国联决议案之精神，在中立国观察者或参与者协助之下，迅速进行商议，以解决一切悬案之事宜……。”这一提案是企图把上海变为国际帝国主义共管的“中立区”。南京政府对于这一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提议，已经表示完全同意。而日本却提出在上海、汉口、天津、广州、青岛等大商埠周围，划一不住兵区，宽十五至二十英里，以对抗英、美等五国共管上海的计划。

二月十三日，日军三易主帅，第九师团长植田到达上海。蒋介石、何应钦闻讯甚为惊恐，急忙邀请英、美领事第二次调停。派出军政部次长陈仪、陆军步兵学校校长王俊为代表，于十三日抵沪与英、美、日领事磋商和谈。与此同时，蒋介石曾亲至浦镇召见何应钦和外交部长罗文干指示：“十九路军保持十余日胜利，趁此收手，避免再战为妥。应即进行停哉，转入外交途径。”十三日夜，何应钦致电蔡廷锴、蒋光鼐：“蒋公（指蒋介石一引者）之意，我军进攻，无论如何牺牲终难达目的，已派陈次长与日武官原田及第九师团参谋长田代少将接洽，……。”在谈判中，由于日方采取：在内部“暂以不即不离的态度来对待”，以“等待陆军作战形势的进展”，对外则持强硬态度，坚持中国军队先撤。至十八日下午，和谈破裂。当日，植田发出强硬蛮横的最后通牒，遭蔡、蒋坚决拒绝卮后，战事又起。

二十五日，在中国军队粉碎了植田的总进攻计划后，日军认识到，中国军队的“抵抗仍然出乎预料的顽强坚定”，因而“痛感兵力不足”。于是，一方面，匆忙组织上海派遣军，增加兵力；另方面，继续在谈判中与各国周旋。二十八日，在英、美驻中国公使调停下，中国方面顾维钧（外交部长代表）、黄强（十九路军参谋长）等，与日本方面野村、松冈洋右（日本犬养首相和芳泽外相的特派使节），由英驻上海海军司令克利、英使兰普森、美使詹森陪同下，在英“康特号”旗舰上会晤。英，美公使提出五项原则，请中日双方采纳：(一)双方同时撤退；（二）不得提议永久卸除吴强或狮于林炮台问题，（三）双方撤退，由中立委员会会同中立国视察员监视之；（四）撤退区域，照旧由中国官吏治理，并出中国警察维持治安；（五）中国军队撤退至真如，日本军队退至公共租界及越界筑路地段。并由经双方数次会商，对上述五项原则表示谅解。但当南京国民政府正式表示原意接受时，日本方面作出的回答却是由于白川大将统帅之陆军第十一师团抵沪而发起的更大规模的进攻。

三月初，由于日军偷袭浏河登陆，中国军队被迫退守第二道防线。三月三日，日军司令官根据其参谋总长的电示，发表停战声明。同日，国联决议中日双方下令停战。二十四日，在英领署举行正式停战会议。

中国代表为外交部次长郭泰祺、军事代表戴戟、黄强等七人，日本代表为驻中国公使重光葵、军事代表植田、田代等九人．英、美、法等公使和武官也列席了会议。谈判中双方争论之点颇多，而在日军撤退时间、地点问题上尤为激烈。二十七日，兰普森对各款提出折衷方案五条。二十八日至三十日双方连续讨论无结果，会议陷于停顿。中国遂将上述问题提交国联特别委员会解决。四月十九日，国联特委会通过决议草案十四条，但日方对于其中第十一条联合委员会职权之规定，陆军认为干犯了统帅权，表示坚决反对。经兰普森的调解，提出折衷方案，日本代表才以在投票时弃权，表示默认。于是三十日在国联大会上，将兰普森修改的决议草案通过。此时蒋汪联合政府已于四月初成立，遂更加竭力破坏和出卖上海抗战。

由此，中日停战协定得以在五月五日予上海签订。

上海抗战

上海抗战整整血战三十三天，中国军队仅以蔡、张孤军，抵抗众多之强敌，所恃乃广大同仇敌忾之人民群众的援助支持，全体不畏强暴之忠勇将士的浴血苦战，终使敌军三易主帅，死伤枕藉，士卒胆寒，朝野震惊，付出巨大的代价，屡败骄横的敌锋。然而，由于蒋介石、汪精卫顽周坚持不抵抗主义政策，终致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此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使中国人民又蒙受一重新的耻辱。而一二八事变后，蒋介石却变本加厉地宣布了“攘外必先安内”为基该国策。蒋介石曾经追述说：“‘一·二八’淞沪之战，共匪乘机扩大了湘赣闽粤的苏区，……人心惊惶，燎原之火，有不可收拾之势。……我乃于淞沪停战之后，宣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在日本发动的侵略上海的战争中，据粗略统计，十九路军与第五军的官兵壮烈牺牲四千四百余人_，负伤约达七干余人。中国人民损失了十六亿元的财产，牺牲了几万无辜的和平居民的生命，仅被战火毁坏最严重的闸北战区一地，竟有五、六十万人无家可归，全国重要的文化机构，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被敌军的战火全部烧毁。

一二八抗战中，十九路军和第五军的广大爱国官兵表现的高度爱国热情和抗日救国的英勇牺牲精神，是可歌可泣的．上海的广大工人、学生和市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通过工会、学生会以及各种抗日爱国的群众组织的积极努力下，给予十九路军抗日的支援，也是极其巨大的。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在一二八抗战中取得的伟大胜利，表明了为民族生存而战的中国军队，虽然武器装备远不如敌军，但抗日卫国的正义性质，和广大人民的支援，使中国军队发挥出强大的战斗力，在中国的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