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起源

推广

终结

教训

背景

“做饭技术革新运动”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1958年，“大跃进”运动在全国掀起，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粮食产量出现了大减产。但在浮夸风的作用下，各地却瞒报、虚报粮食产量，民众被迫勒紧裤带多交公粮。粮食短缺和营养不良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触目惊心。在坚持既定原则下（没收自留地、粮食分配到食堂等），各级党委政府发动了一系列的增产节约运动，如“低标准、瓜菜代”、推广代食品等。以“粮食烹调增量法”为主体的“做饭技术革新运动”，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起源

“苞米食用增量法”最先起源于辽宁省。辽宁省是个缺粮大省，虽然中央每年都给辽宁省调拨大量粮食，辽宁省各级党委政府也千方百计地增产节约，但在“大跃进”运动中仍然不能实现粮食自给，粮荒不断。为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辽宁省委、省政府大力提倡多种植高产作物——玉米，并发动群众开展节约粮食运动。

1959年5月，辽宁省黑山县大虎山卫星公社三台子管理区副业生产队集体食堂，本着节约粮食的精神，大胆创新，别出心裁地创造出玉米“先蒸、后磨、再煮”的做法，即先将苞米蒸到五分熟，然后将半生不熟的苞米拿去磨，磨成粉状后拌水做成馍，最后再将馍蒸熟。经试验，旧做法1斤苞米只能出馍1．5—1．7斤，而新做法1斤苞米能出馍2．5—2．7斤。通过改进做饭方法能够大幅度提高苞米的出饭量，这对粮食短缺的农民群众来说无疑是天大好事。消息一传开，全省上下非常振奋。辽宁省委立即派出工作组前往黑山县考察，并决定率先在黑山县进行推广试行。

1959年5月13日，辽宁省委在黑山县三台子召开推广“苞米食用增量法”经验介绍现场会。会议由副省长仇友文主持，各市、县委的财贸局长和粮食局长，以及部分县委书记、县长、农村人民公社党委书记、社主任、管理区总支部书记、人民公社食堂炊事员等共500多人参加。大虎山卫星公社党委第一书记王玉林在会上介绍了“苞米食用增量法”的经验，黑山县委第一书记王树森在会上介绍了全县推广这一经验的情况。与会人员参观了“苞米食用增量法”的操作过程，亲口尝试新法做出的各种饭食。经过听、看、吃等一条龙实践，与会人员一致肯定了黑山县的经验，并要求立即在全省推广。会后，中共辽宁省委、省政府发出通知，要求各地书记或市长、县长挂帅，推广“苞米食用增量法”，并在学习“黑山经验”的基础上，创造出更多更好的做饭方法。

1959年6月1日，辽宁省委还专门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递呈了报告。报告认为：“‘苞米食用增量法’可以提高出饭率百分之五十——八十，并且做出来的食品好吃、容易消化、营养价值也大为提高。真正做到‘吃饱、又节约’。这是苞米食用方法上的一个重大革新。”报告总结了四条经验：一是节约了大量的粮食。仅黑山县一年就可节约粮食7375吨。全省一年预计可节约粮食35万吨，不动一镰一锄取得了“大丰收”。二是大大提高了苞米饭的质量和营养价值。“‘苞米食用增量法’使苞米淀粉颗粒部分转化为糖，胚部的脂肪和米仁油因受热而游离，就散发出一股苞米所固有的芬香。所以，吃起来，好吃、营养价值大、抗饿。”三是既卫生，“又容易消化，老年人、小孩、病人(尤其是胃病)吃了不出毛病。可以减少胃肠病，不习惯的人吃了也是不烧心，不胃酸”。四是巩固了集体食堂，鼓舞了群众的积极性。由于群众对食堂的“苞米食用增量法”很满意，劳动积极性提高，出勤率增加了30％，现已达到100％。最后，报告认为：“‘苞米食用增量法’是一种重要技术革新，是一种科学的做饭方法，无论在政治上或经济上，意义都是很大的。”尽管报告中有许多自相矛盾之处，如“抗饿”与“容易消化”、“脂肪和米仁油受热游离”与“营养价值大为提高”等，但在“大跃进”的年代里，没人认真推敲该报告的逻辑问题。

推广

辽宁省委的报告立即引起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视。在全国粮食短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黑山经验”无疑是及时雨。毛泽东读完报告后非常兴奋，立即作了同意转发全国各地研究试行的批示。1959年6月3日，中发(59)520号文件将辽宁省委的经验报告转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并要求各地参照辽宁省的做法进行研究和试行，还要求各地对别的粮食也进行试验。但一方面由于一部分人认为这种“技术革新”无非是食品体积的膨胀和水分的增加而已，劳民伤财，意义不大；另一方面也由于1959年庐山会议后，全国掀起一场“反右倾”运动高潮，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中共中央(59)520号文件的贯彻。因此只有少数地方进行了试验。

尽管全国各地对中共中央(59)520号文件贯彻不力，但辽宁省对此却情有独钟，始终把“苞米食用增量法”当做政治运动来抓。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后，辽宁全省上下倍受鼓舞，“各地党委遵照中央指示精神，结合具体情况，一方面发动居民，大力推广黑山县‘苞米食用增量法’经验。另一方面又发动了炊事人员动手、动脑，大胆地对各种粮食进行增量试验，开展了做饭技术革新运动。经过三四个月的时间，粮食食用增量方法又有许多新的创造，进一步证明，不仅苞米的做法有很大潜力，一切粮食也都是有潜力的”。

与此同时，各粮食、科研、卫生等部门也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粮食食用增量法”进行研究和试验。虽然各研究机构提出了一些异议，但由于受“大跃进”运动的大气候的影响，总体上还是持肯定态度。

1960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又收到《中共辽宁省委关于开展做饭技术革新运动的报告》，报告总结了几个月来辽宁各地贯彻中央(59)520号文件的情况，进一步肯定了“粮食食用增量法”的可行性。报告指出：不但苞米可以增量，而且其他粮食都可以增量，只要经过：泡、烫、榨、发(酵)、磨，都能增量。为了慎重起见，中央要求中国科学院牵头，组织有关部门共同论证“粮食食用增量法”的科学性。1960年3月初，中国科学院、粮食部、卫生部等有关单位召集有关人员和研究专家，专门召开了以“粮食食用增量法”为主题的研究座谈会。各科研机构和与会人员普遍认为：“从现有的实际推广经验和研究资料来看，增量法确实是一个先进的方法，是广大人民群众革新烹调技术的一个伟大创举，也是计划用粮，节约用粮，吃得饱，吃得好，吃得省，吃得卫生的极为重要的措施，值得大力推广。”1960年3月25日，中国医学科学院营养学系专门出具了一份《关于主食增量烹调法的科学研究资料》。该研究资料从三个方面说明了主食烹调增量法的优越性：一是从淀粉胶粒膨胀的角度阐明了增量法可以多出饭的科学道理。二是肯定了食用增量法主食能节约粮食，对人体健康是良好的。三是增量法可以更多地保存营养。

最后的结论是：“主食增量法是具有很多优点的，无论从广大群众实行的效果或是从科学的观察上看，都证明了它可以节约粮食。营养可口，保证健康。因此各地推广增量法的群众运动应当坚持进行下去，不断巩固、提高。”

研究机构的“科学结论”加速了中央推广“做饭技术革新运动”的步伐。1960年4月1日，中央下发中发(60)300号文件，转发《中共辽宁省委关于开展做饭技术革新运动的报告》和中国医学科学院《关于主食增量烹调法的科学研究资料》。比较中发(59)520号文件和中发(60)300号文件，中发(59)520号文件对“粮食烹调增量法”还带有探讨研究的态度，中央只将辽宁省的经验提供给各地研究试行，并强调在试验推广时，一定要预先防止主观主义和命令主义；而中发(60)300号文件则明显持肯定态度，要求各地首先在公共食堂和熟食业切实试办、推广并将试办经验认真研究，作出总结，报告中央。同时，中发(60)300号文件对各地五花八门的叫法进行了规范，统称为“粮食烹调增量法”。

中发(60)300号文件下发后，全国各地掀起了一场试验各种粮食增量法的热潮。一方面由于中共中央红头文件的作用，各地领导不敢等闲视之，都将“粮食烹调增量法”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另一方面也由于当时全国各地粮食更加紧缺，解决粮荒问题已经刻不容缓，无论是各级领导，还是人民群众，都希望粮食能增量。加上当时各地正在大办集体食堂，有条件进行各种粮食增量试验。因此，被搁置半年多的“粮食烹调增量法”正式在全国广泛推行。

终结

尽管“粮食烹调增量法”在中共中央的支持下得以广泛推广，但在实践中却遭到不同程度的反对。反对意见最大的是广大农民和工人。作为体力劳动者，没有足够的饭量是无法坚持长时间的重体力劳动的。食品体积膨胀增大了，数量却减少了，从总体上说，吃在肚子里的东西少了，怎么会耐饿呢?他们说：用“粮食烹调增量法”做的饭，吃起来觉得饱，干起活来容易饿，“娇小姐中看不中用”，骗人的把戏。而且做顿饭又泡、又蒸、又磨、又发，增加了多道工序，既劳民又伤财。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也指责说：“一两粮食蒸来蒸去不还是一两粮食吗?”“净出幺蛾子（北京话，指坏主意——笔者注），叫人吃这个行吗?”一些从事营养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也公开指出：这种做法会使维生素不同程度地流失和破坏，得不偿失。虽然说各种粮食在机械的作用下，大量水分子渗透到食品分子中去，使食品的体积增大了，但食品分子的数量和质量并没有增加。从表面上感觉食品体积膨胀了，食后胃腹有某些充实感和肿胀感，但一定数量的食品，其热量是一定的，这是事物的本质属性，人为作用是无法改变这一客观规律的。事后专家们分析了当时的情况，认为“粮食烹调增量法”之所以能引起中共中央和各级领导的重视，并得以广泛推广，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的心理作用，也就是说在粮食极度匮乏的年代中人们的一种预期心理，与科学原理毫不相干。

轰动一时的“粮食烹调增量法”并没有真正解决当时中国的粮食短缺问题，却引发了三个方面的不良后果：一是助长了浮夸风。在贯彻中共中央两个文件过程中，各级党委政府为了总结经验，作出成绩，推出了名目繁多的“粮食烹调增量法”；为了说明本单位的“粮食烹调增量法”效果显著，肆意夸大事实，虚报、瞎报成效。在向中央的报告材料中，各省都说推广“粮食烹调增量法”后，粮食节约了几百几千万吨。这种浮夸风破坏了党的实事求是精神，损害了党的作风，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加剧了“左”倾错误的发展。二是浪费了大量的精力、人力和物力。从个别食堂的成本估算，一顿饭多泡、多蒸、多煮损物耗并不大，但如从全国数以万计的集体食堂所浪费的能源、人力和物力看，那将是一笔无法估量的损失。三是误导了中央的决策。从“黑山经验”和各省、市、自治区的报告看，“粮食烹调增量法”功效无比，无论是从政治上说，还是从经济上看，意义都很重大。各地通过“做饭技术革新运动”这一渠道夺取意外的“粮食大丰收”，数量也极其可观。因此，中央坚持“三面红旗”，继续“大跃进”也在情理之中了。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教训

历史事实证明，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必须遵守客观规律，努力发展生产，增加粮食和其他副食品的总量。经过一年多的折腾，深刻的教训终于使中央高层领导头脑逐渐清醒起来，并及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1960年11月，中共中央作出恢复农民自留地的决定，以调动广大农民生产自救的积极性。1961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九中全会，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国民经济调整方针，通过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以缓解经济困难。同时，中央重新提倡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一定程度上扼制了浮夸风，初步纠正了“大跃进”运动和庐山会议以后的“左”倾错误，从而使名扬一时的“黑山经验”不攻自破。同年6月，中共中央又作出解散公共食堂的决定，“粮食烹调增量法”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物质载体。至此，轰动一时的“做饭技术革新运动”，最终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朵无果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