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文学的源头当有二：“一是汉初司马迁的《史记》中的游侠、刺客列传；二是魏晋、六朝间盛行的‘杂记体’神异、志怪小说。”如果说先秦两汉乃至魏晋志怪，为武侠小说的产生构筑了坚实的基础，为之前奏；那么唐传奇在文学史上一领风骚时，武侠小说即真正开始萌芽。

火药没有发明之前，刀枪剑戟都被称为冷兵器，在冷兵器时代，个人的武术技巧就显得十分重要，它既可保家卫国，又可以用它求取功名富贵，尤其是统治者，更是十分看重，在中国古代教学，是文武并重的，《周礼》中记：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六艺中的射与御，就是射箭、驾战车挥刀枪作战的。《汉书.艺文志》亦载“剑道三十八篇”“和手搏六篇”，被称为“兵技巧”，它以手足、器械的使用为基本技能，据今已有二千多年，至南朝刘宋时，已有武术之称。会武术的人，一方面进入朝廷的军队，成为职业军人，这类人为朝廷所用，自然也就会在浴血沙场的同时，求得功名富贵。

但总有一类人，就象现在的执政党与在野党一样，对朝廷政治以及当权者有不同看法，在武术上的在野党就是那些号称侠客的人。他们因各种各样的原因流落民间，又自恃一身好功夫，挑战权贵、邪恶，扶危济困，这也原本没有错，但也有因所谓重感情、讲义气而犯糊涂的时候，只为报恩或复仇，可以置国家法律与他人利益于不顾，这就是韩非子说的：“侠以武犯禁”。但如果在一个政治黑暗民不聊生的朝代，当侠客们啸聚山林，当起“绿林好汉”来“替天行道”，公然与当权者叫板时。这种行为，却得到老百姓的拥戴，这同时也是侠植根人们心中，得到人们喜爱的重要原因，如瓦岗寨的程咬金、秦叔宝等与水浒传中的鲁智深、武松等。

[编辑本段]【武侠与侠客】

一部《水浒传》，能流传千古，恐怕还与它宣扬的侠义精神密切相关。而这种大规模的侠士聚集于绿林，并自称绿林好汉，这也大概是后来武林的出处，不仅取其山野之间自由自在，大概也有“在野”的意思，而且似乎“民主”程度也很高，他们以“会盟”的形式推选盟主，而推选的标准则只有两个，那就是武功和武德，否则，一律免谈。它们既显示出一种民间社团的性质，又是一种松散的联合。只有到了诸如水浒的规模，才显示出其政治和军事组织的特性来，但有一点仍是肯定的，那就是无论是晁盖还是宋江，都是侠士们自己推举出来的。

但最初的侠客多是独立的，个人的行为，如《史记》中记载聂政以及著名的荆柯剌秦王的故事。这样的人和事，在春秋战国时期还不少，当时由于七国之间争霸称雄，恩恩怨怨很多，各国权贵们都争相征贤纳士，这里的士，就是指武士，如当时的信陵君、平原君都养了好几百甚至上千的这类“食客”，这也就给这类武士侠客们创造了生存条件，他们大多以侠义著称，或为国，或为报主人之恩，充当刺客，甚至不惜舍生取义。这是封建时期的一大社会特点，欧洲中世纪时期的骑士，以及日本的武士，都与其类似。

这些侠义武士，历朝历代都有，他们那种大义凛然，扶危济困，路见不平杖刀相助，不畏强权，不畏残暴的武侠精神，十分为人们所敬仰。这些武术人士大多是真人真事，瓦岗寨、水浒中的侠客们不提了，如少林武功，武当派武功都是实实在在的武术流派，也有不少名家出自这些派别，宏扬了武术精神，就是近代，如清光绪年间的大刀王五，以保镖为业，被人称为大侠，他与谭嗣同交厚，戊戌变法时，还主动要求保护他出走。再有就是霍元甲，就曾击败不可一世的洋武师，大长了国术威风。而这些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武侠与武侠故事，则为武侠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源泉与土壤。

不过，另一类侠客就与我们现在的许多武侠小说有些类似了，他们似乎总存在于事实与虚构之间，这也似乎很深地影响了后世武侠小说的产生与发展，他们总是带有神奇性和神秘性，有的甚至过分夸大了武术本身的功能及作用，但这种以超人形象出现，除暴安良的武侠，又恰好反映了人们的希冀和愿望，这当中对后世武侠小说影响最深的有三个人物形象，那就是越处女、红线和昆仑奴。越处女源自《吴越春秋》，红线出自唐.袁郊撰《甘泽谣》，昆仑奴则出自唐《传奇》，历史上，许多身怀绝技的武侠们常常愿意退隐江湖，这是因为人心难测，即便是恩重如山的主人们也是如此，这种思想也影响了后世许多武侠的为人和武侠小说的创作。而从另一个角度讲，官场的腐败与黑暗，也使他们更愿意洁身自好，不愿意同流合污，这也是武侠们得到人们尊敬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文人们一种理想的人文精神，所以历朝历代有那么多的文人愿意记录书写创作这些武侠故事，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百花小说”就是毛泽东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以后，在短时间内发表的一些不同于以往的倾向的小说。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文学界在理论上和创作实践上，都出现了一些不同于以往倾向的作品。比较重要的小说有：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短篇小说《办公厅主任》(李易)，《田野落霞》、《西苑草》(刘绍棠)，《芦花放白的时候》、《灰色的篷帆》(李准)，《沉默》(何又化，即秦兆阳)，《入党》、《明镜台》(耿龙祥)，《美丽》(丰村)，《红豆》(宗璞)，《改选》(李国文)，《小巷深处》(陆文夫)；特写《被围困的农庄主席》(白危)，《爬在旗杆上的人》(耿简，即柳溪)，《马端的堕落》(荔青)。这些作品，在反右派的运动中，全部被打成“毒草”。文革结束以后，右派被平反，这些作品，也变成了“鲜花”。当时，出版了一部小说集，把这些作品收集起来，叫《重放的鲜花》。

这些作品可以大体上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批判现实的，一类表现人性的。

批判现实的。

王蒙（1934～），河北南皮人，曾任文化部长。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季节三部曲》，中篇小说《布礼》、《蝴蝶》、《春之声》等。王蒙是一位多产作家，除小说创作外，还发表了大量的散文随笔，评论文章等。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过主人公林震的观察和思考，反映了新中国现代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