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轨经济学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随着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过渡而出现的一门旨在研究这些国家的制度变迁特征、过渡路径选择以及经济过渡绩效的经济学分支，是将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以及比较经济制度学等经济学科的成果加以综合而应用到转轨问题研究的一种尝试。转轨经济的研究开始逐步走出既有理论框架，其研究的个性特征日趋明显，原有理论和认识开始出现以转轨经济为对象进行整合、集成和创新的发展态势，可以说，转轨经济学的研究框架正在形成。本文拟作些综合归纳与分析。

简介

特点((二)转轨经济学涉猎广泛 (三)转轨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研究思路(单视角研究思路 双视角研究思路的摸索 以“转轨—转型”为框架的双视角研究思路)

简介

转轨经济的研究开始逐步走出既有理论框架，其研究的个性特征日趋明显，原有理论和认识开始出现以转轨经济为对象进行整合、集成和创新的发展态势，可以说，转轨经济学的研究框架正在形成。

转轨经济学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随着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过渡而出现的一门旨在研究这些国家的制度变迁特征、过渡路径选择以及经济过渡绩效的经济学分支，是将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以及比较经济制度学等经济学科的成果加以综合而应用到转轨问题研究的一种尝试。转轨经济学的历史尽管仅仅十几年，但其文献数量的迅猛增长已经为该学科在经济学主流内赢得了巩固的学术地位。在丰富的经验基础上“转轨经济学”已成为经济学人所关注的话题。但什么是“转轨经济学”?

特点

1.转轨经济学不是转轨时期的经济对策研究。其焦点表现在逻辑自洽性与“可采纳性”方面。市场经济学与转轨对策研究是两个范畴。对策研究的基础是可行性，而学理上的逻辑性并不重要。转轨经济学作为一种学理，则应当强调理论逻辑的自洽，以求达到认知上的进步。所以，转轨经济学成立的基础是逻辑自洽性，而不是“可采纳性”。

2.转轨经济学不是“纯粹经济学”。市场经济中的经济学原则上可以是“纯粹经济学”，因为它可以只涉及私人物品的投入——产出，而不必涉及政治学——处理公共事务的学问。但是转轨经济学则不然，它处理的是公共资源如何转化为私人物品、不可交易物如何转化为可交易物的问题，亦即它是以处理公共事务作为逻辑起点的，新左派在市场经济中讲“经济民主”，要对私人物品实行“公共选择”，从自由主义的观点看是不能成立的。但在转轨经济学中讲“经济民主”，在公共事务中实行公共选择，却是自由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3.转轨经济学不是“交易费用经济学”。科斯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市场经济中引入交易成本分析，科斯定理中提出“初始权利属谁无关紧要”，作为不言自明的前提的。但这对于转轨经济学来说就不是前提，而是这门学科面对的核心问题。转轨经济学正是围绕交易权利如何设定，以及这种初始设定如何形成合法性来展开的。因而，转轨经济学只能是“交易权利经济学”，只有在这门学问解决了交易权利设定问题的基础上，“交易成本经济学”才有用武之地。

(二)转轨经济学涉猎广泛

关于经济转轨的解释可以运用不同的理论，在研究对象上，由于转轨经济学必须借助许多经济学科的知识来解释一些转轨现象，往往会与其他学科混淆。因此，区分转轨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科的研究对象会有助于准确理解转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1.转轨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虽然许多转轨国家都伴随着经济发展的主体，也有一些国家是二元经济结构，这对转轨过程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约束条件。有时候也需要运用发展经济学的某些概念来说明，但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并非转轨国家。转轨经济学主要是研究中央计划经济到现代市场经济转型中的问题，而发展经济学可以包含这一过程，也可以不包含这一过程。

2.转轨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转轨经济学往往也从西方经济学中汲取营养。比如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均衡概念，帕累托效应等概念，以及静态分析，比较静态分析、动态分析等范式。但是西方经济学本身并不能给出转轨经济学的理论结论。西方经济学主要是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的学问，而转轨经济学是研究从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到另一种资源配置方式转变的学问。

3.转轨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研究的是经济过程中各种制度的价值，不同制度绩效的对比以及制度变迁的基本理论。这些问题都是转轨经济学无法回避的问题。但是转轨经济学不同于制度经济学之处就在于转轨经济学研究的是特定的制度变迁，就是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制度变迁。而制度经济学可以包含整个人类历史过程中所有的制度变迁。因此，转轨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相比，研究对象更加具体，两者可以相互借鉴和相互印证。

(三)转轨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从以上比较中可以看出，转轨经济学只有把自己严格界定为研究从中央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这一过程，才可以将自身与其他经济学科区分开来，从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这一思路出发，转轨经济学应当重点研究以下基本内容。

1.经济转轨的起点与终点。在这一问题上，有共识也有分歧，如经济体制的改变，都认为应当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那么宪政转轨是不是经济转轨的必要条件或者必然结果。

2.经济转轨的不同模式及其利弊。激进式改革与渐进式改革，都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也都与转轨初期不同国家面临的约束条件密切相关。但是不同模式对经济政策的取向和转轨路径的选择有较大的区别，转轨经济学应予以科学的解释。

3.经济转轨的基本动力。转轨过程必然伴随不同利益群体的形成，这些利益群体对经济转轨有不同的预期，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均会采取支持转轨或者反对转轨的态度，因此最终影响转轨的发展进程。转轨经济学必须从利益结构变化出发，给出转轨过程中基本动力的动态分析。

4.转轨过程中的制度安排及其成因。实践证明，即使是激进转轨也不能一次达到理想中的制度形式，也需要设定若干个中期目标，逐渐过渡到最终目标。这些过渡性的制度安排，往往会是转轨取得成功的关键，转轨经济学必须给出自己的解释。

5.新体制的生成与旧体制消解的基本规律。新体制的生成往往具有不稳定性，旧体制的影响仍在。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新旧体制的竞争问题，在什么样情况下，新体制可以占上风，这些问题应当是转轨经济学所关注的问题。

6.经济转轨与经济结构变动和经济绩效、社会发展、文化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转轨过程中，经济绩效、社会发展的态势不同，对文化的影响也不同。而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反过来也会影响转轨的实际进程。转轨经济学必须能够揭示这些规律。

研究思路

单视角研究思路

转轨经济的单视角研究思路，是指基本上将从计划——集权化体制向市场——自由化体制的制度变迁作为转轨经济过程中的惟一任务，以转轨作为惟一评价标准的研究思路。这种思路将转轨既作为手段，也作为目的，其基本出发点是基于市场体制效率>计划体制效率、迅速转轨导致的收益不确定性<缓慢转轨导致的收益不确定性等假定，因此属于旧体制的特征消失得越快、越干净越好，属于新体制的预设指标生成得越快、越全面越好。由单视角研究思路衍生出来的具体研究方法有四种（注：四种方法归纳的角度不同，有的是现象角度，有的是理论角度，因此会有重叠的因素，但不影响其单视角的性质，也不影响本文结论的形成。）：

1.由新古典理论到制度演进学派的研究方法

由新古典理论推导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以及不断修正中的制度—演进学派的“后华盛顿共识”（Post-Washington Consensus ）一直是主流的研究方法。“华盛顿共识”最初是针对20世纪80年代拉美金融危机的解决方案（St iglitz ）[19]，是针对市场机制已经建立但市场关系扭曲的解决方案，强调通过价格自由化、紧缩货币政策和平衡预算以稳定宏观经济、国有企业私有化等主要经济指标的变动来观察市场体系被矫正的情况，Williamson[20]将其归纳为10个要素。其隐含逻辑是只要这些指标好转，市场机制的效率就能得到发挥。当应用于转轨设计时，这种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转轨思路是希望通过大规模、迅速、全面地建立一套西方式的游戏规则体系，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在应用于东欧和前苏联转轨实践并遭遇失败后，其研究的背景调整为针对市场体系缺失条件下的建设，着眼于描述市场制度的构成要素。“共识”的内容也在不断丰富和修正中，Williamson[21]曾在原来的基础上新增了10条内容；Kolodko[15]在指责“华盛顿共识”必然导致的“制度真空”（institutional vacuum）后（注：良好的财政状况，低通货膨胀、稳定的汇率以及金融市场的平稳只是经济政策的手段，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生活标准的提高才是它们的目标。但是在执行这些政策的几年后，转轨国家并没有获得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人民生活标准的提高。一些重要的改变，如私有化和自由化都仅仅是工具，而不是目标。

时常将这些工具的变化过程作为经济政策的核心，即使不是最终的目标，也是十分奇怪的。过多地将注意力集中到了假设中能够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和竞争力的手段上，而不是它们实施的结果，这种偏见导致了政策的扭曲，使工具变成了目标本身，忽视了最终目标对于实际经济的影响。（见参考文献[15]）），提出了8个要素在转轨中的作用，着重强调了制度建设在转轨中的重要性。Stiglitz[19]指出“后华盛顿共识”必须采用更加广泛的工具以实现更加宽泛的目标，即不能仅以GDP 的增长来衡量转轨，而应该寻求包括健康与教育在内的生活标准的提高；寻求包括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在内的持续发展；寻求社会上所有集团分享成果的均衡发展；寻求使居民能够以多种方式参与和影响政策决策过程的民主的发展。

从“华盛顿共识”到“后华盛顿共识”虽然体现着转轨经济研究框架的逐步完善和理论支撑的逐步综合，但总体来说研究视角并没有发生大的改变，其中主要的局限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古典理论及制度—演进学派理论自身对市场制度认知的不足，成为转轨经济研究的直接制约条件；二是转轨过程和目标的总和不确定性决定了这种设计思路潜在的极大风险（注：“在总和的和个别的层面上，结果的不确定性都是转型的关键特征。……我们必须承认转型经济走向并将收敛于其中的资本主义模型并不一定是清晰的。经济学家对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的争论很自然地转变为对转型的争论。更重要的是，即使转型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也没有公认的理论说明如何达到这个目标。……转型结果存在着巨大的总和不确定性，迄今为止这些国家的经验并没减少人们所感到的不确定性。”“由于总体不确定性的存在，转型从来就没有路线图。”（热若尔·罗兰：《转型与经济学》，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5、27页））。转轨的一般性目标虽然是市场经济制度，但具体到一个转轨经济体未来发展成为怎样一种市场经济制度，则难以有统一的模式，更没有完整的设计；而且即使可以做到这些，比如以美国模式为终极目标，如何保证这一目标模式的建立必然会给特定的转轨经济体带来美国那样的效率，本身又是不确定的（注：“实际上，没有人确切知道这个转型会转多久，也没有人确切知道已经开始的国家是否最终能够转化为成功的资本主义经济。……其他国家的制度不能轻而易举地照搬成模仿。生搬硬套可能产生预想不到的后果。……并不一定存在把成功的资本主义制度简单照搬的制度上的捷径。”（热若尔·罗兰：《转型与经济学》，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页））；再退一步讲，即使上述条件都能做到，如何通过设定的程序完成这一过程，其不确定性将会更大（注：最具挑战性的问题并不是为新的组织和制度发现目标设计，而是转轨的过程将实现这些目标。因此，这一最难问题的回答并不是应该如何寻找和致力于真正的目标，而是如何作到由此及彼。（见参考文献[15]））。而当这些因素都能够恰当满足的时候，适用的研究方法必然早已不是“共识”所设定的内容。

2.激进与渐进的研究方法

由于有前述的基本假定，转轨被认为越快实现效果越好，速度成为评价转轨效果的主要指标。这种方法由于过于现象化，其实际应用具有相当高的不稳定性和不适用性。更重要的是由于这种方法是基于新古典理论对现实的简单抽象得出的，新古典方法的失败本身就是对速度原则的否定。

从研究的分化来看，萨克斯等大爆炸方式的支持者认为应当同时、迅速地推进所有改革，钱颖一、麦金农、罗兰等渐进主义方式的支持者强调改革的循序渐进，另外还有科尔内等人强调在某些领域实施大爆炸、某些领域推行渐进主义的重要性。[13]从实践的多样性来看，中国、越南、匈牙利等国的转轨具有渐进特征，其他国家则在总体上遵循了激进的策略。但具体的情况又并非完全如此。比如波兰的大规模私有化在1991—1995年政治上受阻后事实上采取了渐进的方式进行；捷克、俄罗斯在初期实施大爆炸后，其结构重组和稳定化政策也采取了相对渐进的方式；中国的转轨总体上以渐进的方式推进，但在局部领域和特定阶段也有激进的措施和策略（注：邓小平在谈到1984—1988年经济快速发展与1989—1991年治理整顿的关系时，有这样一段评价：“但是怎样全面地来看那五年的加速发展？那五年的加速发展，也可以称作一种飞跃，但与‘大跃进’不同，没有伤害整个发展的机体、机制。那五年的加速发展功劳不小，这是我的评价。治理整顿有成绩，但评价功劳，只算稳的功劳，还是那五年加速发展也算一功？或者至少算是一个方面的功？如果不是那几年跳跃一下，整个经济上了一个台阶，后来三年治理整顿不可能顺利进行。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6—377页，着重号为笔者所加））。在经历了第一阶段转轨的实践检验后，关于激进与渐进的判断更有了较大的变化。由于制度建设（instit ution building ）是一个基于新的组织、法律建设和经济主体行为变化的渐进过程，转轨已逐渐被认为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15]但是在局部领域可以有渐进与激进的划分，如大部分转轨国家的自由化是以激进方式实施的，而所有转轨国家的企业重组大都安排在转轨的中后期，且都以渐进的方式来实施。这样的实践与认识实际上意味着激进、渐进的二分法本身已不能再作为评价转轨效果的标准。

3.宪政与非宪政的研究方法

将经济转轨与政治体制的变革联系起来，认为转轨的核心是宪政规则的大规模改变，[18]经济转轨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种模式一直是西方经济理论研究的主流和转轨国家实践的主流，他们对“转轨”（Transition）、“改革”（Reform）和“转型”（Transformation）的概念进行了严格区别（注：所谓“转轨”（Transition），是指以前的传统模式完全被另外一个不同性质的模式所取代的社会经济性质发生变化的过程，其显著特点不仅在于大规模的市场化，而且在于压倒一切的私有化、自由民主和全面的世界经济一体化。“改革”（Reform）只被认为是不改变以前传统模式性质的前提下对其体制的某些不当之处进行的改动：“转型”（Transformation）只被看作是一个相对短期的更侧重于经济体制或制度迅速转变的概念。（剧锦文：《世界经济大转轨中的转轨经济学》，《经济学消息报》，1997年1月31日）），并在国际通行的统计口径上作了区分。在此基础上，Kornai[17]提出了“体制的特殊品性”的概念，这一概念以“政治力量特征”为首的五要素组成，认定只有政治转轨方面的“基础性特征”变革成功了，属于经济机制变革方面的“非基础性特征”才有实现的可能性。这是一个典型的政治转轨决定经济转轨的研究模式。科勒德克[4]则将原实行计划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体制的变革实践划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由“有限的经济变化/严格限制的政治变革”为特征的市场改革，是有意设计（有组织）、渐进主义的；一类是由“经济/政治发生根本性变化”为特征的向市场转轨，是合乎规范的、以偶然所为（无序的）实现自由化和宏观经济稳定的。有学者[22]则认为中国成功的经济改革已经向将宪政秩序转轨作为经济改革的根本的观点提出了挑战。

4.成本—收益的研究方法

中国学者对这一方面的研究具有代表性。有意思的是，这种研究在贡献于成本—收益方法的同时，也对其局限性提出了质疑。

中国的实践首先使传统的成本—收益分析由没有过程的时点概念转向针对转轨经济过程中累积效应的研究，从而证明至少在短期内适宜的路径选择与次序优化是存在的。“休克疗法”的理论基础是只要新制度带来的收益超过旧制度的收益，转轨就会发生，是关于时点A与时点B 的制度收益的静态描述。这种观点也被中国学者称为“利益分配无关论”。[12]但是中国的改革实践表明，一个能够带来资源配置改善的新的制度安排，未必能使每个当事人的福利状况都有所改善，至少在短期是这样，利益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实际的制度变迁在本质上具有利益冲突的内涵。盛洪等[12]人提出了转轨过程中的成本最小化原则，以此探讨路径选择的合理性。在此基础上有学者进一步提出，转轨过程中除了成本外，应该还有收益的存在，转轨路径的选择应该取决于过渡性制度安排在各个时点所带来的收益累积与成本累积的差额。[2]这样的分析仍可根据转轨实践的提出进一步细化和修正。

但是就转轨全过程来考察，是否存在长期的成本—收益分析和路径优劣问题，目前的成本—收益方法还难以做出解答。以中国的转轨过程来看，改革的前20年政府的主要目标是下放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被集中控制的权力和利益，一部分权力下放到地方各级，一部分则下放给市场中各个利益主体，随着权力配置资源模式的被突破，相应的利益分配和索取的权利也分解到更多的主体身上。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放权让利”。市场化的运作机制随着利益主体经营权和剩余索取权的落实而逐步形成，微观经济获得了少有的活力，经济增长与体制转轨也因此而获得了持续的推动。在这之后而至今的过程中，政府改革的主要目标开始转向集中下放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各种责任。比如包括职工下岗、养老、医疗在内的社会保障的责任，比如职工住房、子女教育的责任。这些责任不放下去，国有企业的问题就无法解决，银行的不良资产还会增加，一些竞争性商品与服务就仍然要靠公共部门以较低的效率来提供。而下放责任的政策取向对经济增长和体制转轨而言，意味着政府、企业、家庭三者之间一次新的利益关系的调整。与前一阶段相比，这种利益调整的方向可能会是逆向的，至少是复杂的。一些学者因此认为断言中国改革成功还为时尚早。[6]与此对应的是“转型性衰退”（transformational recession）[16]的说法，即认为俄罗斯等国在转轨初期的衰退是难免的，一旦新制度建立，效率会立即显现出来，长期绩效孰优孰劣还很难判定。

中国经济转轨实践本身似乎也对成本—收益方法提出了质疑。已有的实践表明，转轨并不总是通过成本—收益的比较决定。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是从总结自身在建国后前30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迈出第一步的，转轨过程中特别是转轨初期的很多创新都是根植于本土的，有的在过去都有过思索、争论和实践，有着其内在的延续性和继承性。农村大包干根源于1962年的“包产到户”，价格双轨制也曾在“一五”公私合营期间和60年代初困难时期两次推行。转轨最根本的动力应该来自于政府在一定前提下允许企业、个人等以自身利益增长为目标的行为或活动，以及政府不断为其创造条件和改善条件的行动。除此之外，转轨的具体路径是因各经济体的差异而多样化的。

总体来看转轨经济的单视角研究思路，主要是基于市场是导致资源配置最大化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最有效机制的判断。这种判断被先人为主的设计观点主导后容易导致三个认识上的误区：（1）目的与手段的倒置（注：尽管宏观稳定很重要，例如，通货膨胀并不总是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贸易自由化和私有化是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关键部分，但它们并不是目标本身。它们是手段，以最终实现一个较少扭曲、富有竞争力和效率的市场，并以有效的监管和竞争性的政策作为辅助。（见参考文献[19]）），即只要建立了市场机制，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目标就会自动实现。（2）不需要过程的变革，即越迅速地完成转轨越有利于减小成本，过程是没有意义的反复。（3）以政治制度变革主导转轨进程，即私有制是与市场机制最适合的效率组织形式。这三个误区程度不同地形成和影响了上述4种研究方法中的3种。中国学者对转轨研究的可贵之处在于重视过程的研究，认识到转轨过程中的两种制度安排除了对立的一面以外，还有可兼容的一面，[12]对立与兼容都是转轨可以利用的方面，也是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的基础和实践路径的依赖。转轨所追求的效率改进和必然带来的利益调整是过程中的两个侧面。把改革过程中的利益冲突作为改革成本的度量，用新的制度安排替代旧的制度安排所带来的资源配置的改善则是这一改革的收益。由于有绩效概念，这种研究方法使得过程的选择与评价成为转轨可以持续进行的依据，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手段与目的的正确定位。这种研究已远远超出了新古典理论对两种制度简单的价值判断，因此与实际更为贴近，也更具指导性。

双视角研究思路的摸索

转轨经济研究的双视角思路，是指将经济体制的转轨与发展阶段的转型同时作为这一特殊经济形态的考察对象，并且研究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此寻求对经济运行的总体评价。这种研究思路的形成是基于如下判断：制度选择和发展阶段之间存在契合关系。几乎所有的前社会主义国家（或称计划经济国家）在转轨前都处于较低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计划体制无法通过效率带来发展水平的迅速、持续提高。转轨就因此具有了通过制度选择改善发展的激励条件的含义，发展也同时对制度形成反作用。

当制度模式与发展模式的契合没有完成、定型时，转轨过程中的二者就处于动态和不确定的状态，二者同时受到重视并匹配得当时，经济运行绩效就比较明显、全面，反之则可能带来矛盾的累积和结构性失衡。

迄今为止关于双视角的研究都还处在由实践感受引致的自发摸索中，没有成形的体系，甚至没有准确的界定。比如对“转轨”和“转型”概念的混用，“转型”经常既被用作体制转轨的含义，也被用作发展阶段转型的含义。这种混用表明我们对两个视角的界定和相互关系的认识还是模糊不清的，误用、替代、简单化和以偏概全的观点时常出现。

据笔者掌握的资料，双视角的最初摸索似乎始于单视角研究受挫和深化过程中的自然演化。证据之一是在西方学者都固守于新古典理论原则时，斯蒂格利茨对转轨经济的研究则从更多理解中国转轨实践的合理性和更深理解市场制度内涵的角度展开，其中隐含了关注转轨、关注发展的内容。比如他将成功市场制度的特征概括为产权和竞争，从一般化意义上对中国样本与其他样本之间的差异进行区分，即大多数国家强调产权，中国强调竞争。大多数国家不重视经济组织机构即“组织与社会资本”，中国采取逐步发展的过渡在改革中转变了经济组织机构。比如他认为原社会主义国家终结变革过程的前提，是以新的福利契约机制替代旧的福利机制，最终把过去政府与全体公民之间事实上存在的社会契约“转化”掉，而这一过程的完成必须考虑到发展方面的制约。[14]证据之二是中国学者关于成本—收益研究方法的深化，当这种方法被用于转轨过程的绩效考察时，节约成本和扩大收益都必然会受到发展因素的制约，都不得不考虑经济发展的阶段和条件。这种路径探索也被描述为从“非帕累托改变”向“帕累托改进”的转化过程。[1]其中隐含的就有发展水平对转轨速度、路径制约的考虑。

具有比较明显双视角特征的思路是“转型发展”的研究方法。其主要观点是不能够孤立地设计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也不能够按照常规实施对变革中经济的宏观调控，必须考虑二者的相互制约关系。系统阐述这一见解的代表性著作是厉以宁的《转型发展理论》。这里的“转型”与转轨同义，发展则指经济发展阶段。他认为中国是一个转型的发展中国家，转型是指中国正在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到市场经济体制，发展是指中国正在从不发达状态迈向现代化。正是由于转型与发展这两项任务结合在一起，中国所遇到的问题。尤其错综复杂，这里既有转型中的问题，又有发展中的问题。[4]这样的认识是开拓性的。从学科背景来讲，不仅指出了发展经济学较少涉及转轨特征的发展问题，还同时批评了以转轨解释一切现象的单视角研究方法，间接地指出了一些转轨实践与预期背离而又得不到解释的根源。从理论主张上来看，他似乎倾向于将转型发展作为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在发展经济学的框架内补入转轨的条件以求完善（注：厉以宁是从“迄今为止，发展经济学还没有把转型发展问题作为重点研究的课题”和“有些著作中涉及到类似问题，但大都比较肤浅”的现状引出这一番阐述的。所谓两个研究领域和两个学科，是指研究发展问题被看成是发展经济学的任务；研究转型问题被看成是比较经济学或比较体制经济学的任务。厉以宁指出，从转型发展中国家具有明显特点的方面看，至少有四个问题对转型发展研究十分必要而在一般经济学著作中并没有仔细分析的：（1）资本形成；（2）人力资本形成；（3）市场化；（4）企业家的成长。（厉以宁：《转型发展理论》，同心出版社，1996年，前言第1—2页，第18—77页）），这实际上反映了当时转轨经济研究还比较零散、简单的历史背景。周振华对“增长转型”的研究则是以体制转轨为约束条件，研究狭义的发展问题，只是这里的“转型”是指增长方式或发展方式的转换（注：他在导论中对转型的描述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实际增长方式的差异构成了不同总体特征反映的类型。但从理论上讲，增长方式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划分，没有统一的格式。

例如从需求的角度，可以划分为以内需为主导的增长方式或外向型增长方式；从供给的角度，可以划分为外延增长方式与内涵型增长方式；从投入产出的角度，则可以划分为粗放型增长方式与集约型增长方式。而选择哪种角度来划分增长方式的类型，完全取决于其研究的内容及其需要。“（周振华：《增长转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4页））。这种研究以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开始登上了一个”新台阶“为背景，依次分析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的紧迫性、宏观有利条件、制约因素，最后阐明了实施增长转型的路径选择。以后的研究中”转轨“与”发展“逐渐成为可接受的共识，经常被用于对同一问题的解释。但是转型发展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分别强调两个方面，或者更多地将发展作为一个背景，强调转轨中重大问题的解决次序，或者更多地将转轨作为一个背景，强调发展战略必须考虑的特殊条件，缺乏关于二者内在联系的研究，更没有考虑从这一类特殊经济体、特殊经济形态的角度来考察约束条件下的体制转轨与发展转型的动态过程，创立和形成转轨经济的一般理论。在实践和对策研究中，二者的使用更显随意，有时甚至被用作对难以解释的问题或政策进行搪塞的借口。

近期的一个值得重视的研究方法，是加藤弘之提出的“双重转型”思路。[3]他定义的双重转型是指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从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并存的状态。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可以理解为体制转轨，从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是指从“市场未发达”阶段向发达的市场阶段转变，可以理解为发展转型。

加藤弘之认为中国经济转轨面对的任务并不单纯，体制转轨并非是纯而又纯的体制形态转变，还要受到别的转变条件的制约，使转轨不能按照改革方案预先设计的路线前进，由此引起了将发展指标与改革指标结合起来进行分析的思考，这是很有创新意义的。但在接下来的分析中，加藤弘之基本上将双重转型研究局限于市场培育和市场化程度的刻画上，他对“双重转型”的定量分析指标有两类：一类是用产业结构的变化考察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进展，将第一次产业视为传统部门的代表，第二、第三次产业视为现代部门的代表。一类是用所有制结构的变化考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进展，将现代部门分为计划部门与市场部门，再将国有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归为计划部门，城市其他所有制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自营业、从事农业劳动以外的农村劳力（包括乡镇企业职工）归为市场部门。这样的分析方法既粗略又狭隘，把双重转型问题局限于简单的市场化进展的解释中，缺乏科学性。

双视角研究思路摸索过程中的这种混用和随意性反映出其作为方法论还很不成熟：第一，我们很难从以上的研究中看到清晰、稳定的理论基础和学科背景作支撑；第二，转轨经济还没有形成以理论和学科为背景的关于转轨经济研究的一般性方法；第三，在转轨、转型的混用中，研究者还没有在特定历史阶段中考察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作用与反作用，也还没有自觉地将现实经济运行中的问题纳入转轨、转型的双视角框架下来进行解释。

以“转轨—转型”为框架的双视角研究思路

双视角研究思路的创新首先应从概念的界定着手。本文用“转轨”来定义经济体制的变革，用“转型”来定义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当二者同时出现在转轨这样一个特定阶段和特定经济形态中时，将其主要特征概括为“转轨—转型”（Transition-T ransformation）经济。这样的定义意味着，这一特定阶段的经济运行既受到体制转轨的制约，也受到发展转型的制约；发展层面的转型问题与体制层面的转轨问题构成矛盾运动的复杂关系，正确理解这些关系至关重要；转轨制约与转型制约在动态过程中，可能存在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转化；对选择不同路径的转轨国家来说，路径差异而导致的效率差异可能与“转轨—转型”矛盾的处理有关。按照以上定义，“转轨—转型”经济研究的理论基础或学科背景将主要集中在发展经济学与转轨经济学两大体系（见表1）：资料来源：谭崇台主编：《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2页；张卓元主编：《政治经济学百科全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994—996页；陈甬军：《过渡经济的本质与中国经济改革的走向》，《中国经济问题》2000年第6期，第1—9页；热若尔·罗兰：《转型与经济学》，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4页。

但是实际的研究过程并不是对两大体系的简单搬用或任意复制，而必须在“转轨—转型”经济的特定条件下研究二者的互动关系，以及由此带来的对绩效的影响。一个直观的判断是，“转轨—转型”经济从体制转轨角度而言，远远超出了诺斯等新制度经济学派关于制度变迁的一般概括，它既不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也不是同一经济制度下的体现为规则、行为规范等关系的变化，[8]而是一个经济运行系统的彻底改变。从发展转型角度而言，虽然在发展阶段的演进上同样存在着罗斯托[9]所描述的类似特征，大多数转轨国家都还处在为经济起飞创造条件或起飞初期的阶段，但形成这些阶段的制度背景并不是他从资本主义发展史理出的线索，而是有社会主义特定历史阶段的作用。因此在中国、前苏联的资源配置和工业化过程中，都有着独特的实现方式，形成了独特的固化结构。而当这两方面的特异性共存于“转轨—转型”经济中时，如何通过转轨推动转型、如何通过转型推动转轨就成了特定条件下的特定问题。这样的特异性实际上是由“转轨—转型”居于“计划—转型”到“市场—转型”的中间阶段所决定的。“计划—转型”经济在过去的实践中已经证明无法实现预期的持续的效率增长，在体制选择和发展阶段之间难以形成良好的匹配关系：“市场—转型”经济在已有的实践中已经证明其效率优于“计划—转型”经济，这也是转轨的动因所在。但在两种模式转换的中间状态，即“转轨—转型”经济中，最大的难点在于要通过尚不确定、尚不完善的体制推动转型，要通过发展转型为转轨提供外部环境和动力。这一过程用我们习惯的思维方式解释，就是要通过对过去超前的体制的“后退”行动、逆向生成市场体制，以推动发展阶段有效率地顺向演进。[10]这样的分析表明，体制与发展之间的关系不可能是一元线性的，其契合的过程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既不能象新古典理论那样简单地设计对应关系，也不能将转换过程的重要性简单地忽略。“转轨—转型”双视角研究的创新意义至少包括：（1）有利于在过程中校正目标与手段错位或倒置的问题。（2）有利于降低对目标模式简单设定所带来的总和不确定性。（3）有利于降低转轨过程中路径选择的不确定性。

将“转轨—转型”双视角研究思路应用于现实问题的分析，并通过对现实问题的研究推进现有理论的融合和一般性方法的归纳，是创新必须的过程。事实上中国20多年的转轨实践已经提供了丰富的案例。比如在改革初期农村和城市的制度创新较好地突破了资本稀缺方面的约束，在转轨取得进展的同时也推动了经济发展。这一转轨过程的绩效也可以同时用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来解释，[11]其大致过程是：（1）按照纳克斯的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缓慢、长期难以摆脱困境的原因在于“低收入”水平的制约，这既是供给方面低储蓄、资本短缺、生产率低下之因，也是需求方面低购买力、投资引诱不足之因，供给与需求受此制约而陷入恶性循环。解决的办法一是外部资本注入，二是内部强迫储蓄。[7]（2）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摆脱国民经济徘徊局面时，家庭部门的收入状况是：197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31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133.6元。收入之低已接近底线，没有支付改革成本的能力和走出恶性循环的条件，政府除通过财政让利点燃民众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别无选择。实际的经济启动采取了通过财政收入超分配以提高家庭企业部门收入水平的结构性调整，来垫高低收入形成的“瓶颈”，突破恶性循环。（3）财政退让策略启动和支撑这一阶段改革的逻辑顺序为：财政让利在分配领域的突破带来了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个人、企业的利益得到认可和增长，脱离计划控制的货币剩余增多，由此孕育了利益主体多元化格局的出现，并自动创造了资金的供给与需求→储蓄动机与投资动机导致金融地位凸显，金融的成长又反过来推动储蓄—投资的转化→由分配领域发动的这一系列改革，还伴随着计划控制的必然削弱，流通环节的必然修补，市场化的价格机制和商品交换的基础关系得以建立，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反作用于生产过程，带来生产方式的变革，经济运行的商品化、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货币资本化所带来的资本运动不断扩张，以市场配置资源、以资本再生产推动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得以逐步确立。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的阶段，转轨与转型形成了相互激励的局面，只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基本上就可以自动解决其它方面的发展问题（如失业等），这一阶段针对现实的经济学研究也形成一个高潮，[12]研究工具的解析力较强。但以后的情况并不总是如此，在效率增进的同时，比改革初始状态大得多、也比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大得多的两极分化就是一个突出问题。目前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二元结构”问题显然已经不是发展经济学中的一般理解，而是在特定体制背景下变异后的多“二元”构成，它至少包括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农村与农村之间的，以及转轨过程中同一区域内部因改革次序与进度不同而出现的职业之间、所有制之间、产业之间等多种情况的利益分化导致的“二元”，反映了改革过程中的结构性变动特征和结构性矛盾，是特定的改革与发展战略的伴生品。与此相关的还有分配不公、社会保障体系缺位、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都属于发展转型的范畴。虽然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经济增长仍然保持了较快的速度，但增长已无法自动解决这些发展问题，而是形成了速度与矛盾累积相伴随的局面。2002年下半年以来经济增长提速和消费矛盾突出的现象同时出现、经济一冷一热的现象并存，尽管有人用总量增长与结构性矛盾突出来解释，但总量与结构的一般性划分不利于对矛盾的性质缺乏清晰的判断。

用“转轨—转型”双视角思路来分析，中国改革过程中两个阶段经济运行绩效的反差说明：单纯以转轨绩效为目标的经济增长过程并不必然带来发展问题的自动解决，转轨评价的单一思路会导致发展问题的激化，而发展方面的问题又会反过来明显制约增长的效果和转轨的继续推进。同时，十六大以来对统筹发展的全面强调、对经济运行绩效考察指标的矫正都反映了对现实情况认识的深化、对实践观的重新把握。这些方面上升到理论层面就应该是重新构建“转轨—转型”的分析方法，研究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本文借事说理，旨在强调研究思路创新的必要性，因此在一般性理论的归纳上仍然是粗略的、不系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