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筒高14厘米、口径13厘米，就竹节之形雕刻，底有三足。整个笔筒画面构思巧妙，有静有动，明末清初遗物。

简介

背景介绍

历史记载

评价

简介

清，尺寸:高14、口径13厘米。这件笔筒描绘的画面是人们所熟悉的竹林七贤图。画面构思巧妙，有静有动，是明末清初竹雕笔筒中的精品。

竹林松柏之间有一空地，空地上共有九人，大致可分成两组，左边一组一人抚琴二人倾听，或背手直立，或打坐肃然，一童自左边竹林中抱琴而来；右边一组其中一人手拿笔纸，身边有砚，作欲书状，另三人或立或坐或伏案，旁边一童手执灵芝，急匆匆向四人走来。整个笔筒运用薄地阳文雕法，间以透雕技法描绘了一幅文人雅士们无欲无求、恬静宜人的乡村生活画画。布局巧妙，人物虽多，却毫无芜杂散乱之感；刀法精湛，有如成竹在胸，人物神态各具特性，栩栩如生；景物雕刻，工整精微，一丝不苟。尤以镂空竹枝，更显竹林之深远，景色之宜人。大片的留白，给人留下无尽的遐思。此笔筒收藏山东省博物馆。

背景介绍

竹林七贤之名始见于《魏氏春秋》，是指魏晋时山涛、嵇康、阮籍、向秀、刘伶、阮咸、王戎。七人早期均新魏，并崇尚老庄，纵酒放浪花，以清高自许。《三国志·魏志·嵇康传》称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笔筒所刻绘的情景，正是此时的写照。但七贤们的交谊并未善始善终。随着司马氏集团的兴盛和曹魏的衰败，他们的政治态度逐步分裂。嵇康、阮籍、刘伶仕魏为官，不屈从于司马氏集团。向秀在嵇康被害后，被迫出仕。阮威、山涛先后投靠司马氏，王戎则功名心最盛，为人鄙吝，深得官场要诀，久居高位。山涛曾想拉拢嵇康投司观氏，嵇康写了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痛骂山涛 ，抨击时政，七贤们的艺术成就也大相径庭。刘伶一篇《酒德颂》千古传育。阮籍工诗，嵇康擅文能诗，向秀能赋。阮咸通乐，日常惟以弦歌宴饮而已。至于山涛、王戎仅能清言而已，未见诗文佳作。竹林七贤虽然最终分道扬镳了，但他们早期崇尚空灵，抛开政治、隐居山林的所谓“晋风度”受到了后世知识分子的赞赏和推崇。相传七贤所常去的竹林，位于今河南辉县西南的竹林寺。

明清两代的绘画、陶瓷、雕塑常用“竹林七贤”、“对弈”、“听松”之类反映文人雅士生活情趣的题材，进行创作，抒发自己的感情，展示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精湛的技艺，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清新的遐想。

历史记载

自“嘉定三朱”以雕竹成名后，嘉定县学习模仿“三朱”技艺之人，不绝如缕，竹雕作品也就成为嘉定县的重要物产，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刊行的（嘉定县志）物产类中，朱缨的雕品首次被列于附录中，而康熙十二年（1673年）刊行的《嘉定县志》，已将“雕刻竹品”列入物产中的一项。此后，不论乾隆七年（1742年）、光绪七年（1881年）刊行的（嘉定县志），民国十九年（1930年）印行的《嘉定县续志》都把竹刻列为当地特产之一。因此，嘉定县的竹刻由一门手工技术发展成为一门独特的手工业而闻名于世，嘉定城也由此成为明清两代的竹刻中心。

明末清初，嘉定派竹刻名家人才辈出，其中秦一爵、沈汉川、沈禹川等均师法朱氏刻法，以高浮雕及圆雕的刻竹技巧而闻名于世，但也有部分名家却在继承之余，探索雕刻之奥妙，推陈出新，出现了以周颢为代表的平刻花纹派，以封锡禄、封锡璋兄弟为代表的竹根人物立体雕刻派，以吴之璠为代表的薄地阳文浮雕派，并且金西 更在《竹刻艺术》中认为吴之璠是朱稚征后的确良“嘉定第一名手”，其中略去了其前的秦一爵、沈汉川诸人，可谓对其推崇备至，王世襄也追随其舅父金西 的说法，于是此说法几成定论。吴之璠，字鲁珍，自号东海道人，是活跃于清初康熙中晚期的著名竹雕刻家，工绘花鸟、人物，也擅长行、草，书风秀媚遒劲，竹刻师法“三松”，承袭朱雕刻技法，并采取北魏浮雕的技法创造出“薄地阳文”，即去地浮雕法，金元钰在《竹人录》认为是吴之璠最为工绝、擅长的技法。而褚德彝将之比为洛阳龙门石窟造像中的浅浮雕，其实在汉代画像石中即已有“减地法”的浅浮雕，如山东嘉祥的武氏祠画像石。

评价

不过，明末清初嘉定派总的竹刻艺术风格仍承袭明代朱氏高浮雕、透雕的传统。构图虽然简单，造型却极佳，雕刻也十分精细，所有边棱部分都很圆滑，对器顶、器背以及底部均着意处理，另外，清代皇室官宦及文人对文房用具十分考究，只笔筒一项便尽图绘雕镂之能事，几乎失去了其本身的使用价值，完全以工工艺品的形式出现。本文介绍的这年笔筒即为清早期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