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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晗

市场价：￥28.00

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2008年9月

ISBN：9787561343463

版次：1版

装帧：平装

读者对象：大众读者

丛书名：20世纪四大传记

内容简介

本书是吴晗1948年写定的版本，当时作者思想自由，文思活泼，语言生动，正当盛年。在他笔下，一个历经艰辛磨难，乞讨度日的小流氓和英勇睿智、气度恢宏的统帅；一个勤政爱民、夙兴夜寐又猜忌心极重，杀戮成性的矛盾复杂多面的帝王形象活灵活现，本书终成明史及帝王传记的不朽名著。

作者简介

吴晗（1909～1969） 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明史专家。原名吴春晗，字辰伯，浙江义乌人。先后任教于云南大学、西南联大、清华大学，曾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历史系主任等职务。1949年后，历任北京市副市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等职。1960年写成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并因此与1969年10月被迫害致死。代表作有《朱元璋传》，先后写作四稿，投入了毕生精力，是明史研究的权威经典之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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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传》重版序言

章立凡

为史学前辈吴晗先生的代表作《朱元璋传》重版作序，我深感冒昧，更有一种难以名述的悲凉。回顾自己对历史的兴趣，就与小学时代读吴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外国历史小丛书》以及《地理小丛书》有关。当时我对这三套丛书是每出必买，搜集得很齐全。上中学后，又读了《朱元璋传》、《读史札记》等专著，对其考证方法及夹叙夹议的文体印象深刻。“文革”结束后我选择历史作为自己的专业，与这段早年的阅读史不无关系。

此次重版《朱元璋传》，系依据1949年的版本。但作者在1965年版的自序中，曾对1949年版本作了三点检讨：一、有超阶级思想，对彭莹玉和尚的评价和史料引用不当；二、当时不懂马列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以为国家机器只是官僚机构和军队；三、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故对朱有苛评。其实，这三点主要是来自毛泽东的批评。对朱元璋这位专制君主的评价，领袖与学者的视角从来就不在同一地平线上。

作者既如是说，而这次重版仍采用这个版本，确实需要说明理由：一、在存世的四个版本中，1944年版本是战乱年代急就而成的历史通俗读物，1954、1965年版本有过多的政治意志介入，只有1949年版本真实地表达了作者本人当时的观点；二、与1949年版本相比，后来的版本虽然贴上了阶级与国家学说的标签，但叙事骨架仍是原来的。三、目前流行最广的是1965年版本，而1949年版本发行量相对较少（2001年海南出版社有重印），且未受到相应的重视。

《朱元璋传》曾四易其稿。其中1944年的版本有两个，重庆胜利出版社版书名《明太祖》，在创出版社版书名《由“僧钵”到“皇权”》。1947年末，此书的增订稿章节开始在一些刊物上刊出，1949年正式以《朱元璋传》的书名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作者1948年到石家庄时，曾将书稿进呈毛泽东。毛曾对书中对起义领袖彭和尚“功成不居”的评价提出异议，认为：像彭和尚这样坚强有毅力的革命者，不应有逃避行为，不是他自己犯了错误，就是史料有问题。阅读后退还稿本时，毛还特地给吴晗写了一信，着重谈到史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

辰伯先生：

两次晤谈，甚快。大著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谨致

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四日

除信中提及的两次晤谈外，另据吴晗追记，同年12月还有一次长谈。毛当时提出：第一，彭（莹玉）的下落是消极的、道家的，称赞不当。第二，国家机器由军队、法庭、特务机构等组成，而不是由官僚机构和军队组成。第三，朱元璋由农民阶级转变为地主阶级，不是由个人的人性物欲决定的，团体利益决定个人利益。这次谈话产生了1954年的修订稿本，但未付梓，仅油印百余册征求意见。上述追记即用钢笔记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馆藏的稿本上，吴晗同时以毛笔加注曰：

下面这一启札记是1948年12月间毛主席的当面指示，地点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毛主席的住处。谈话时间从下午6时到12时。主席指示的话很多，当时所记的仅仅是对于这一稿子的主要的话。吴晗追记。1954年4月1日。

由是可知，两人在西柏坡的晤谈，至少有三次。另据吴晗的妻姐袁溥之记述，毛还提出了这样的意见：“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应该肯定的，应该写的（得）好点，不要写的（得）那么坏。”（袁溥之：《忆吴晗同志二三事》，《北京盟讯》1981年第三期）直到1965年，作者才将最后一个修订稿本交付三联书店出版。“文革”结束后，北京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吴晗文集》，收入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馆藏的《朱元璋传》1954年油印稿本以及1965年三联书店版两个版本。

《朱元璋传》初版对传主有“三个伟大”的评价，即“最伟大的军事统帅”、“最伟大的政治家”及“伟大的民族英雄”，其中前两个还是“最伟大”。但在第二版中突出了朱元璋残暴嗜杀的性格，加上了“以屠杀著名的军事统帅”、“最阴险残酷的政治家”。吴晗在1965年版的自序中，也承认“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蒋的形象在抗战时期是“民族领袖”，战后竟演变成反民主的独裁者，作者对朱元璋先褒后贬，折射出知识分子对这位历史人物的情感变迁。

毛泽东对吴晗曾有“将来成就不可限量”的勖勉，吴晗1950年发表《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一文，也谈到伟大领袖的教诲：“特别指出彭和尚这一条，给了我极深刻的阶级教育，挖出我思想中的毒瘤，建立了我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他诚恳接受毛泽东的批评，根据新发现的史料修改了对彭和尚的评价，在1954年版本增加了让步政策论，1965年版本又增加了中小地主阶级论，肯定朱元璋功大于过。评价确实是“写得好点”了，但似乎仍未领悟深意，辜负了领袖的期望。九个月后，作者即因1961年发表的历史剧《海瑞罢官》，稀里糊涂地成了“文化大革命”祭旗的头道牺牲。

以往学界对此书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影射史学”上，兼有评及引用史料的粗疏之失。一个学者的政治倾向，影响到他的研究工作乃至对研究对象的历史评价，使吴晗成了中国历史学界“影射史学”的代表人物，其中既有其本人的原因，也有传统政治文化上的原因。身处一个泛政治化的时代，一旦成为这种“代表人物”，他的一切著述都可能被贴上“影射”的标签，而现实中的千古风流人物，也随时可能自动前来“对号入座”。

可能是出于文化上的不自信，当草莽枭雄或外族首领坐定龙廷时，不免对新归顺的士大夫阶层心存疑忌，生怕被这帮舞文弄墨的家伙愚弄。早年读此书，印象最深的是引用明徐祯卿《翦胜野闻》中的一段轶闻：朱元璋外出私访入一破寺，见墙上画一布袋和尚，并有题诗一首，墨迹犹新，立即派人追捕作者，未获。其诗曰：

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将一袋藏。

毕竟有收还有放，放宽些子又何妨？

囊括江山创立明王朝的朱元璋，毕生紧抓权力从未“放宽”过，他通过特务政治和文字狱，屠戮功臣、知识分子和百姓，本是不争的事实；而《朱元璋传》解读雄猜之主自私的深心，可谓层层剥离，直入堂奥，读后令人倒吸一口冷气。

中国士大夫总摆脱不了事功的传统，治学中偏好帝王之学，希望辅佐明主并有所建树，其实这是一门如履薄冰的学问，君心依然深不可测。从“影射史学”转向“遵命史学”，从改写《朱元璋传》到发表《海瑞骂皇帝》，作者曾力图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熊鱼兼得，却迷失自我，身陷黑箱。“影射”的猜疑如影随形，“遵命”的研究事与愿违，对君臣关系的揣摩越深入，后果越致命。这其间，从上到下最缺的，是现实与历史之间的平常心。

将历史作为现实的参照系，应该是一种正常的思考和表达模式。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只是将史实当作一面镜子去对照现实，无须作为讽喻刺隐的手段，这是正常“映射”与非正常“影射”之区别。“影射史学”只是专制时代的一种表达方式，是缺乏言论自由之社会的特殊产物；它同时也可以被利用，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文革”中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即是其中的著名范例。以今度之，“影射”无非是严肃的“恶搞”，“恶搞”往往是非正规的“影射”，在社会生活正常化之前，各种另类表达之纠缠亦无从摆脱。

作者早年师从胡适，并在其指引下专攻明史，胡适对作者的学术和人生道路有重大影响。二十世纪30-40年代是全世界左倾的年代，虽然吴晗曾潜心考据不问政治，但正如其自述的那样：“1940年以后，政治来过问我了。”1943年他加入民盟后，其政治倾向导致师生之间渐行渐远，最终分道扬镳。胡适亦曾惋叹：“吴晗可惜，走错了路。”一个甲子过去，当今学界正热衷于重新解读陈寅恪、胡适、钱穆和傅斯年，却已很少有人评价吴晗的学术成就。

这位左翼历史学家与同时代的大批激进知识分子一样，真诚地投身革命并积极跟进，检讨自己也伤害过别人。身为独立意识薄弱的学者之一，“工具化”的史学犹若一把双刃剑，令历史学家成了自身专业的受害者。在走过了春风得意的十几年后，作者终因一出历史剧《海瑞罢官》身陷文字狱，落得个家破人亡的结局。造化弄人，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儿女，其个人悲剧不仅在于如何研究和演绎历史，更在于误踏历史悲剧的大舞台，且无意中成为演员之一。这结局自1948年献书时即已注定，同时也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宿命。

现实是历史的继续，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至今仍被广泛引用。历史场景总是以惊人的相似重复着，戏外有戏，戏中有戏，但戏还是老戏，只是改编了剧本并换上了新演员。一个历史悠久积淀厚重的民族，如果屏蔽历史，拒绝反省，将难以走出“周期律”的循环怪圈，更无法把握未来。

生活在多元化的信息时代，互联网络可提供更丰富的历史参照物。史家大可不必着意于“影射”，只须让翔实的史料自己说话；读者会一代比一代更精明，对历史的解读将越来越个性化。无论是治史或读史，当你打开这部史学名著之际，作者的命运也在昭示后人：欲洞察真相求取真知，坚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第一要务。

2008年7月12日 风雨读书楼

编辑推荐

从乞丐到皇帝

吴晗毕生心血的经典之作，明朝历史读物的最佳选择，帝王传记的巅峰巨制

毛泽东主席亲自披阅与提奖，终成不朽名著

这是目前市面唯一的解放前吴晗写定，毛主席阅读并提出修订意见的版本，当时作者思想自由，文思活泼，语言生动，正当盛年。在他笔下，一个历经艰辛磨难，乞讨度日的小流氓和英勇睿智、气度恢宏的统帅；一个勤政爱民、夙兴夜寐又猜忌心极重，杀戮成性的矛盾复杂多面的帝王形象活灵活现，本书终成明史及帝王传记的不朽名著。

它是20世纪四大传记之首，对朱元璋这个创立大明霸业的封建帝王的多疑、猜忌、阴冷、狡猾、老谋深算的性格的刻画无人能及。看了本书就能明白朱元璋是怎样由一个乞丐成为皇帝的。朱元璋的聪明、毅力、手段及手腕让你既惊叹又惋惜，对他反腐的坚决及勤政爱民的一生充满敬意，但对他的极权、残暴又很痛恨。朱元璋就是这样一个让人既爱又恨的人。

本书还配有反映明代政治军事生活的图片，有助于对明代政治生活的理解，给您精美大气及权威经典的双重享受。

专业书评

毛主席写给吴晗（字辰伯）的信

辰伯先生：

两次晤谈，甚快，大著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谨致

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四日

统一中国创立明王朝的朱元璋，在位期间实行特务政治，大兴文字狱，屠戮功臣、知识分子和百姓，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此书解读雄猜之主自私的深心，可谓层层剥离，直入堂奥，读后令人倒吸一口冷气。中国士大夫偏好帝王之学，希望辅佐明主并有所建树，其实这是一门如履薄冰的学问，君心依然深不可测。从改写《朱元璋传》到发表《海瑞骂皇帝》，作者曾力图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熊鱼兼得，结果事与愿违，对君臣关系的揣摩越深入，后果越致命。

——章立凡

吴晗和《朱元璋传》

－苏双碧

吴晗写成1949年版的《朱元璋传》是有个过程的。1944年，吴晗为解决经济上的困难和发泄政治上的愤懑曾写成《由僧钵到皇权》一书，交重庆《在创出版社》出版。与此同时，由潘公展、印维廉主编的《中国历代名贤故事集》又决定收入此稿，书名叫《明太祖》。吴晗以为一书两名不好，就让夫人袁震写成《明太祖》一书，交《胜利出版社》，并嘱以袁震署名出版，结果出版社以已登广告为名，仍用原书稿原书原名出版。《由僧钵到皇权》写作时由于当时时局动荡，生活不安定，可供参考的史料有限，科学分析也很不够。书出版后，吴晗总感到心有负疚，他说："个人感情上对前两本书实在太坏，简直是痛恨。"唯一补救的办法，就是重新写一本《朱元璋传》。1946年从昆明回到北平之后，就着手写作《朱元璋传》。

1948年吴晗到石家庄解放区，曾把《朱元璋传》稿本呈送毛泽东。百忙当中的毛泽东认真地读了《朱元璋传》稿本，并两次和吴晗晤谈，最后还就对此书的意见亲自写了一封信给吴晗。主要提了这么两条意见：其一，吴晗认为西系红巾军首领彭莹玉功成不居，革命成功之后"回到人民中间去了"，毛泽东不以为然，认为彭莹玉这样坚强的领导者，不应有回避行为，不是他自己犯了错误，就是史料有问题；第二，毛泽东认为吴晗"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

平心而论，一本普通的历史著作，引起毛泽东如此关注，在毛泽东的历史上并不多见。吴晗十分感激毛泽东对他写作《朱元璋传》的关心，并"发愤重新读书，果然发现了过去所没有注意的史料，彭莹玉是战斗到底，被元军杀害的"。吴晗并由此引伸出自己犯了"超阶级观点"的错误，以此来鞭策自己。其实，彭莹玉的归宿问题不过是个史料问题，史料发现了，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而毛泽东所指有关掌握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方法论的问题，则主要是指对朱元璋的评价问题。这一点，吴晗似乎并没有真正领会到。他在重新修改《朱元璋传》时，十分注意史料运用的准确性和分析问题的科学性。并以此为指导思想来修改《朱元璋传》。

朱元璋是元末农民起义领袖之一，又是维持二百多年统治的明王朝的开国皇帝，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是一个有很大影响的历史人物。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质上也是一场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作为这场革命的领袖，关注史家对朱元璋的评价自在情理之中。然而，在评价历史人物上，政治家和学者立足点往往是不同的，政治家注重的是对现实的得失和影响，学者注意的是史料的准确和科学的分析。所以，作为史学家吴晗，更多地是忠于史实，按照史料分析，来评价朱元璋。《朱元璋传》较真实地描写了朱元璋年轻时候的苦难生活。他从家乡闹灾，得了瘟疫，弄得家破人亡，到走投无路，当了和尚，过着极端贫困、低下的苦难生活，终于被逼上梁山，走上了农民革命战争的道路。时势造英雄，朱元璋能够成为元末农民反抗压迫和剥削的代表，正是他亲身体察了当时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并驾驭了解决这两大矛盾的手段，他才能从一个农民军中的普通士兵比较顺利地升到大元帅。吴晗生动而简要地描写了朱元璋的成长过程，特别是朱元璋的机智、勇敢，以及过人的谋略、深厚的群众基础，说明朱元璋的成功绝不是偶然的。《朱元璋传》充分肯定了朱元璋在推翻蒙古和色目人的残酷统治，作出的重大贡献。

当然，对朱元璋的评价，重点应是在他成了明皇朝的开国皇帝之后的种种表现。由于朱元璋亲身参加过元末农民大起义，对于元末封建政权的腐败，以及人民群众以什么样的方式起而反对元王朝，他是十分熟悉的。因此，他在取得政权之后，主要精力便是放在巩固政权和防止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上。对于这些问题《朱元璋传》都作了实事求是而又比较辩证的分析。

其一，关于防止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当时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急速医治历经劫难的社会创伤。朱元璋采取减免赋税，清丈田亩，与民屯田，开垦荒地，以及兴修水利，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他下令在他所控制的地区，凡桑、麻、谷、粟、税粮、徭役，免征三年。

朱元璋防止群众造反的另一措施，就是下令取缔一切"邪教"，特别是白莲社、大明教和弥勒教。认为这些都是"左道惑众"，为首者斩。吴晗指出：朱元璋这样做，是因为元末农民起义所标榜的就是"明王出世"、"弥勒降生"，朱元璋深知这类预言富有鼓动性。他本人就是尊奉明教和弥勒教获得成功的，因而也决不允许别人利用这种形式来影响他的统治。有人指责朱元璋背叛白莲教，吴晗却认为，明封建王朝用严刑取缔压制秘密宗教，目的却是维护、巩固明封建王朝的统治。也就是说，朱元璋取缔"邪教"是无可非议的，是巩固政权的需要。

其二，调整地主阶级内部矛盾的措施，是巩固统治基础的重要手段。吴晗认为地主对封建统治集团和农民来说是有两面性的。一面是他们拥护当前的统治，倚靠皇朝的威力，保身立业。朱元璋让户部保荐交租多的地主，任命为官员，粮长。一面又指责富民多豪强，欺凌小民，武断乡曲，人受其害。他把一部分地主迁到京都，削弱地主在各地方的势力。同时，通过田地和户口的普查，制定了鱼鳞图册和黄册，颁布了租税和徭役制度，大量漏落的田地户口通过登记固定下来，皇朝从而增加了人力物力，稳定和巩固了统治的经济基础。

其三，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的无限加强。朱元璋采取以猛治国的方针，来加强中央集权。为了巩固政权、循正吏治，他对贪官污吏采取严刑惩治的办法。他说，过去在民间，见官不恤民，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里恨透了。如今要严立法禁，对"官吏贪污蠹害百姓的，决不宽恕"。他认为"此弊不革，欲成善政，终不可得"，为此，制定了很严厉的法律。朱元璋痛斥这些贪官是"害民之奸，甚如虎狼"。应该承认，在朱元璋执政一朝，"是历史上封建政权对贪污进行斗争最激烈的时期，杀戮贪官污吏最多的时期。"因而，吏治也是比较清正的。

朱元璋搞封建集权，除了建立一支庞大的常备军外，其中另一重要措施就是废除丞相制度。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擅权枉法的罪名杀了权倾一时的宰相胡惟庸，并借此下令取消中书省，由皇帝直接管理国家政事。吴晗指出，一切大权都由皇帝一个人掌握，"从中书省综掌政权一变而为由皇帝亲自管理庶政，封建专制政权从此更加集中，集中于一人之手，皇帝便成为综揽一切政事的独裁者了。"诛杀胡惟庸对朱元璋搞封建集权有重要意义，这是政治斗争的需要，至于胡惟庸是否罪必当诛，这并不重要。所以《朱元璋传》非常明白地指出："所谓胡惟庸私通日本，串通李善长谋反等罪名全查无实据。"

为了搞封建集权，朱元璋采取了十分残酷的手段。诛杀胡惟庸之后，又以谋反罪诛杀大将蓝玉，两案被牵涉其中的达数万人之多，几乎把明初的功臣都杀光了。朱元璋作为明朝的开国皇帝，许多政绩为史家所称许，但诛杀功臣一事却为历史留下了不太光彩的一页。吴晗在写了朱元璋诛杀胡惟庸和蓝玉之后，又绘声绘色地写了这么一段话："不但列将依次被杀，甚至坚守南昌七十五日，力拒陈友谅的义子亲侄朱文正也以'亲近儒生，胸怀怨望'被鞭死。义子亲甥李文忠南征北伐，立下大功，也因左右多儒生，礼贤下士，被毒死。徐达为开国功臣第一，洪武十八年生背疽，据说这病最忌吃蒸鹅。病重时元璋却特赐蒸鹅，徐达流泪当着使臣的面吃下了，不多日就死。"字里行间，对朱元璋诛杀臣功报予极大不满。

特务统治是朱元璋搞封建集权的另一重要手段，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朱元璋搞特务统治是最突出的。吴晗在《朱元璋传》中生动地描绘了朱元璋的特务足迹"无处不到"的情况。其中有这么一段："钱宰被征编《孟子节文》，罢朝吟诗：'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元璋对他说：'昨日的好诗，不过我并没有嫌啊，改作忧字如何？'钱宰吓得出了一身汗，磕头谢罪。国子祭酒宋讷独坐生气，面有怒容。朝见时朱元璋问他昨天生什么气，宋讷大吃一惊，照实说了。元璋叫人把偷着给他画的像拿来看，他才明白。"从这段描述可以看出，朱元璋目的是利用特务网在大臣中构成一种威慑力量，使他们不敢背着他干有损于皇权的事。朱元璋的特务网是由检校和锦衣卫组成的，检校是朱元璋专设的特务人员，任务是"专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无不奏闻"。最著名的特务头子高见贤等人，专门搜集和告发人家稳私的勾当，使官员人心自危，都很害怕他们。朱元璋说："有这几个人，譬如人家养了恶犬，则人怕。"确实，在高见贤等人得势时，就连朱元璋亲信的元勋李善长也怕他们，日夜提心吊胆。当然，特务统治名声不大好，加上大小特务假借皇威作恶多端，特别是后来迁都北京，演化成东厂，成为明皇朝黑暗势力的一角，遗臭于后代。但是，不能一概而论，吴晗在斥责了朱元璋的特务统治之后，同时对朱元璋使用特务统治加强封建集权，作了颇有见地的评价："要组织这样的力量、机构，进行全国规模的调查、登记、发引、盘诘工作，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和准备周密的计划，以及必须的监督工作。差不多经过三十年的不断斗争，朱元璋和他的助手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把自己的统治机构，威慑力量，逐渐发展、巩固，使之比前代更为完善。"

至于文字狱，《朱元璋传》见解也有独到之处。吴晗认为这种历史现象是由"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引起的。"是一部分旧地主阶级的文人对新兴皇朝臣属关系的斗争。他们的阶级立场很坚定，认为造反的穷苦农民怎能作皇帝，对地主进行统治，因而拒绝和新朝合作。"贵溪儒士夏伯启，苏州文人姚润、王谟都拒绝和新皇朝合作，宁死不为新朝效劳。朱元璋兴文字狱惩处这些对新朝抱敌对态度的人是情有可原的：从历史的进程看，朱元璋推翻腐败的元王朝，是历史进步的表现。拒绝合作的地主阶级文人，就其立场和态度来说都是不可取的。至于朱元璋用文字细节和他自己出身经历的禁忌来兴文字狱，把这场本来是新旧势力的斗争，演变成以莫须有的罪名杀戮大批知识分子，那又暴露出朱元璋残暴的一面。吴晗指出：朱元璋"用他自己的政治尺度、文化水平读各种体裁的文字，盛怒之下，叫把作这些文字的文人，一概拿来杀了"，造成对知识分子的一次大浩劫，这是应当受到谴责的。

朱元璋在巩固朱明王朝政权的过程中，所采取的种种手段，有其建树的一面，也有其残暴的一面。他用了无数的功臣、无辜的文人、官吏、百姓的血来巩固他的政权。《朱元璋传》对这段历史作了这样的概括性的描述："朱元璋用严刑重罚，杀了十几万人，杀的人主要是国公、列侯、大将；宰相、部院大臣、诸司官吏，州县胥役；进士、监生、经生、儒生、文人、学者；僧、道；富人、地主，等等，总之，都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成员，他心目中的敌人。他用流血的手段进行长期的内部清洗工作，贯彻了'以猛治国'的方针，巩固了朱家皇朝的统治。"这样分析朱元璋为巩固政权所采取的手段是比较客观的，对朱元璋采取过多的指责和不加分析的美化，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图书目录

第一章 小流氓/001

一 小沙弥/002

一 游方僧/002

三 逼上梁山/002

第二章 红军大帅/001

一 小亲兵/002

一 小军官/002

三 大元帅、大丞相 /002

第三章 从吴国公到吴王/001

一 鄱阳湖决战/002

二 取东吴/002

三 南征北伐/002

第四章 大皇帝的统治术/001

一 大明帝国和明教/002

二 农民被出卖了/002

三 新官僚养成所/002

四 皇权的轮子—军队/002

五 皇权的轮子—新官僚机构/002

六 建都和国防/002

七 大一统和分化政策/002

第五章 恐怖政治/001

一 大屠杀/002

二 文字狱/002

三 特务网/002

四 皇权的极峰/002

第六章 家庭生活/001

一 马皇后/002

二 皇子皇孙/002

三 教养和性格/002

四 晚年的悲哀/002

附录 朱元璋年表/001

序言

《朱元璋传》重版序言

章立凡

为史学前辈吴晗先生的代表作《朱元璋传》重版作序，我深感冒昧，更有一种难以名述的悲凉。回顾自己对历史的兴趣，就与小学时代读吴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外国历史小丛书》以及《地理小丛书》有关。当时我对这三套丛书是每出必买，搜集得很齐全。上中学后，又读了《朱元璋传》、《读史札记》等专著，对其考证方法及夹叙夹议的文体印象深刻。“文革”结束后我选择历史作为自己的专业，与这段早年的阅读史不无关系。

此次重版《朱元璋传》，系依据1949年的版本。但作者在1965年版的自序中，曾对1949年版本作了三点检讨：一、有超阶级思想，对彭莹玉和尚的评价和史料引用不当；二、当时不懂马列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以为国家机器只是官僚机构和军队；三、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故对朱有苛评。其实，这三点主要是来自毛泽东的批评。对朱元璋这位专制君主的评价，领袖与学者的视角从来就不在同一地平线上。

作者既如是说，而这次重版仍采用这个版本，确实需要说明理由：一、在存世的四个版本中，1944年版本是战乱年代急就而成的历史通俗读物，1954、1965年版本有过多的政治意志介入，只有1949年版本真实地表达了作者本人当时的观点；二、与1949年版本相比，后来的版本虽然贴上了阶级与国家学说的标签，但叙事骨架仍是原来的。三、目前流行最广的是1965年版本，而1949年版本发行量相对较少（2001年海南出版社有重印），且未受到相应的重视。

《朱元璋传》曾四易其稿。其中1944年的版本有两个，重庆胜利出版社版书名《明太祖》，在创出版社版书名《由“僧钵”到“皇权”》。1947年末，此书的增订稿章节开始在一些刊物上刊出，1949年正式以《朱元璋传》的书名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作者1948年到石家庄时，曾将书稿进呈毛泽东。毛曾对书中对起义领袖彭和尚“功成不居”的评价提出异议，认为：像彭和尚这样坚强有毅力的革命者，不应有逃避行为，不是他自己犯了错误，就是史料有问题。阅读后退还稿本时，毛还特地给吴晗写了一信，着重谈到史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

辰伯先生：

两次晤谈，甚快。大著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谨致

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四日

除信中提及的两次晤谈外，另据吴晗追记，同年12月还有一次长谈。毛当时提出：第一，彭（莹玉）的下落是消极的、道家的，称赞不当。第二，国家机器由军队、法庭、特务机构等组成，而不是由官僚机构和军队组成。第三，朱元璋由农民阶级转变为地主阶级，不是由个人的人性物欲决定的，团体利益决定个人利益。这次谈话产生了1954年的修订稿本，但未付梓，仅油印百余册征求意见。上述追记即用钢笔记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馆藏的稿本上，吴晗同时以毛笔加注曰：

下面这一启札记是1948年12月间毛主席的当面指示，地点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毛主席的住处。谈话时间从下午6时到12时。主席指示的话很多，当时所记的仅仅是对于这一稿子的主要的话。吴晗追记。1954年4月1日。

由是可知，两人在西柏坡的晤谈，至少有三次。另据吴晗的妻姐袁溥之记述，毛还提出了这样的意见：“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应该肯定的，应该写的（得）好点，不要写的（得）那么坏。”（袁溥之：《忆吴晗同志二三事》，《北京盟讯》1981年第三期）直到1965年，作者才将最后一个修订稿本交付三联书店出版。“文革”结束后，北京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吴晗文集》，收入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馆藏的《朱元璋传》1954年油印稿本以及1965年三联书店版两个版本。

《朱元璋传》初版对传主有“三个伟大”的评价，即“最伟大的军事统帅”、“最伟大的政治家”及“伟大的民族英雄”，其中前两个还是“最伟大”。但在第二版中突出了朱元璋残暴嗜杀的性格，加上了“以屠杀著名的军事统帅”、“最阴险残酷的政治家”。吴晗在1965年版的自序中，也承认“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蒋的形象在抗战时期是“民族领袖”，战后竟演变成反民主的独裁者，作者对朱元璋先褒后贬，折射出知识分子对这位历史人物的情感变迁。

毛泽东对吴晗曾有“将来成就不可限量”的勖勉，吴晗1950年发表《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一文，也谈到伟大领袖的教诲：“特别指出彭和尚这一条，给了我极深刻的阶级教育，挖出我思想中的毒瘤，建立了我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他诚恳接受毛泽东的批评，根据新发现的史料修改了对彭和尚的评价，在1954年版本增加了让步政策论，1965年版本又增加了中小地主阶级论，肯定朱元璋功大于过。评价确实是“写得好点”了，但似乎仍未领悟深意，辜负了领袖的期望。九个月后，作者即因1961年发表的历史剧《海瑞罢官》，稀里糊涂地成了“文化大革命”祭旗的头道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