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赵堂子胡同3号，东邻宝盖胡同，西近朝阳门南小街，北靠盛芳胡同。此宅是朱启钤在二十世纪30年代购置的，当时还是一座未完成的建筑，后由他亲自设计督造，建成为一处大型宅院。北京沦陷时期，被日本人强行购买，抗战胜利后又发还朱家。新中国成立后，朱启钤将此宅献给国家，全家迁入东四八条111号。1986年1月21日，赵堂子胡同3号被公布为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现为某单位宿舍。

此宅院占地约3000平方米，布局独具特色。它以一条贯穿南北的走廊为中轴线，将整个宅院分成东西两部分，且将两部分的八个院落有机地组合为一个颇具气魄的宅第。现存建筑形制为，南端中部辟有金柱大门一间，硬山灰筒瓦过垄脊屋面；院内原由一条贯穿南北的走廊分成东西两部分。西路大门西侧有倒座房五间，一进院一殿一卷式垂花门；二、四进院均为北房三间前出廊，三进院北房三间，前后廊各带西耳房二间，西厢房三间，前出廊，皆为硬山顶灰筒瓦过垄脊屋面。东路一进院北房三间，前出廊，勾连搭一殿一卷式屋面，西耳房两间，进深五檩，歇山顶；二进院亦为北房三间带西耳房两间，前出廊，有东厢房三间；三进院有北房五间，东厢房三间。四进院已改建。以上主要建筑均为硬山顶灰筒瓦过垄脊屋面。

朱启钤先生曾为北洋政府政要，对近代北京城的改造建设做出过贡献，后来致力于中国建筑的考据学研究，自费成立了专门研究古建筑的机构中国营造学社。赵堂子胡同3号四合院建好后，前半部为中国营造学社办公，后半部为朱启钤先生眷属居住。据朱先生之子朱海北回忆，院内建筑的做法及彩绘，完全按照《营造法式》进行，所用木工、彩画工都是为故宫施工的老工匠。故此该宅院同时具有一定的纪念与研究双重价值。

详细故事

赵堂子胡同属东城区建国门地区，是朝阳门南小街路东从南往北数的第五条胡同，胡同西起朝阳门南小街，东止宝盖胡同，长250余米。清代，即称“赵堂子胡同”，“堂子”乃旧时江南方言，即指妓院。胡同呈东西走向，东端稍有曲折，且与另外4条胡同相通，形成一个胡同枢纽。即:往东是“后赵家楼胡同”，往北是“宝盖胡同”，往南是“宝珠子胡同”，往西南是“阳照胡同”。5条胡同相交实属罕见，当地居民美其名曰“五路通祥”。

赵堂子胡同3号，旧时的门牌是赵堂子胡同甲2号，在胡同稍有曲折处北侧，恰处“五路通祥”之地，坐北朝南，是一座占地近3000多平方米的四进四合院。

这座宅院是朱启钤在20世纪30年代购置的一所未完成的建筑，由他自己重新设计并督造。据朱启钤之子朱海北回忆，院内的彩画及建筑上的做法，完全按《营造法式》进行，所用木工、彩画工都是为故宫施工的老工匠。可以说这座宅院的建设倾注了朱启钤大量心血。

宅院的街门为“广亮大门”，街门西侧是6间倒座南房，街门东侧有4间南房，4间南房并不是一条脊，东侧3间稍向南移。因此，街门东侧的南院墙向东南倾斜。进入广亮大门，正对着的是一条贯通南北的走廊，形成一条南北轴线将整个宅院分成东西两个部分，共8个院落，院内回廊环绕。西部一进院有6间倒座南房和一座两卷“垂花门”；二进院、三进院、四进院北房3间、西厢房3间，在北房西侧建有两间耳房。东部一进院有南房4间、正房3间，在正房西倾建有两间耳房，北房与二进院的南房为三卷钩连搭歇山顶建筑，用料讲究，工艺精细；二进院有北房、南房、东厢房各3间，在北房和南房的西侧各建有两间耳房；三进院有北房5间、东厢房3间；四进院原来应该是宅第园林，如今已经改建。

该院建成后，前半部为“中国营造学社”，后半部是朱启钤及其眷属的住宅。北平沦陷时期，日本侵略者强行购买此宅，抗战胜利后发还。1953年，朱启钤搬到东四八条111号居住。

此宅现为单位宿舍，现有房屋113间，建筑面积2056平方米。原有的主要建筑改变不大，只是部分廊子被扩建成房屋，院内又添建了一些小厨房之类的简易房屋。 1984年1月10日，东城区人民政府将赵堂子胡同3号作为“朱启钤故居”，公布为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

东四八条属东城区东四地区，是东四北大街从南往北数的第八条胡同。胡同自西向东沟通东四北大街和朝阳门北小街，长700多米。东四八条111号，旧时的门牌是54号，在胡同西段北侧，坐北朝南，街门为穿墙大门，开在东四八条109号和113号两院形成的夹道内，后墙砌在东四九条南侧。大门内建有“一字影壁”一座，院内现有房屋、游廊等建筑115间，建筑面积670余平方米。此宅是朱启钤之女朱湄筠的房产。朱启钤从1953年搬入，直至1964年辞世。

朱启钤(1871－1964)，字桂莘，号蠖园，贵州开州(今开阳)人。清光绪年间举人，曾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监督、北京外城警察厅厅长、内城警察总监、蒙古事务督办。辛亥革命后，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内务总长、代理国务总理，因拥护袁世凯称帝而被通缉。1919年任南北议和的北方总代表，谈判破裂后，遂辞职潜心著述；1930年组织中国营造学社，自任社长，从事古建筑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著有《蠖园文存》。

朱启钤热心公益事业。1914年，时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的朱启钤发动绅士、商人捐款，将社稷坛开辟为公园，命名为“中央公园”，又名“稷园”，即现在的“中山公园”。中央公园是北京城内最早开放的公园，当时建设的主要景点，诸如四宜轩、唐花坞、水榭、来今雨轩、习礼亭、格言亭、投壶亭、迎晖亭和兰亭八柱等，仍然是现在中山公园的主要景点。当年园中有一楹联——“名园别有天地，老树不知岁时。”

朱启钤喜好收藏，尤以缂丝收藏为最，据说朱启钤堪称“中国缂丝收藏第一人”。据朱启钤后人说，民国初年，清皇室贵族日趋潦倒。朱启钤从恭亲王奕訢的后人手中购得一批缂丝珍品，有的年代可至宋朝。有日本人闻讯后，曾出价百万想购买，朱启钤不为所动。但当时时局动荡，朱启钤惟恐国宝有失，遂以20万元转让给了张学良。1950年，朱启钤将珍藏的明岐阳王世家名贵文物56件捐献给故宫博物院，文化部颁发奖状予以表彰。

朱启钤是中国古代建筑的奠基人。1917年，朱启钤在江南图书馆发现了宋代李诫的《营造法式》手抄本，便委托商务印书馆以石印本印行，同时又在北京刊行仿宋本。之后，又组织人员对《清钦定工部工程做法》一书进行校注。1930年，朱启钤得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资助，成立了“中国营造学社”，自任社长。设文献组和法式组，朱启钤兼任文献组主任，建筑学家梁思成担任法式组主任。营造学社是最早研究中国传统建筑式样、设计的学术团体，奠定了中国古代建筑学的基础。

中国营造学社创办于1930年，1937年因北平沦陷而停办。其间，先后出版了《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工段营造录》、《元大都宫苑图考》、《营造算例》、《牌楼算例》、《清式营造则例》、《梓人遗制》、《哲匠录》、《同治重修圆明园始末》等书刊。朱启钤评价:“中国营造学社在历史上，在美术上皆有历劫不磨之价值。”

朱启钤年长周恩来近三十岁，他们二人在不同的时代都担任过政府总理，周恩来尊重朱启钤，朱启钤佩服周恩来。

1957年深秋的一个傍晚，周恩来到东四八条111号看望朱启钤。周恩来说他在北戴河看到一篇碑文，上面有他叔父周嘉琛的名字，问朱启钤知道不知道。朱启钤说:“民国二年，我任内务部总长，举办县知事训练班时，你叔父是我的门生，当时他正在临榆县知事任内。”周恩来笑着说：“那你比我大两辈，我和章文晋(朱启钤的外孙)同辈了。”

谈话时，朱启钤因耳聋经常打断周恩来的谈话，家里人就向他摆手示意。周恩来看到后说：“不要阻止他，让老先生说嘛！”

朱启钤担心死后被火化，托付周恩来：“国家不是说人民信仰自由吗？我不愿意火葬，我死后把我埋在北戴河，那里有我继室于夫人茔地，我怕将来办不到，所以才和你说，你帮我办吧！”周恩来高声回答：“我一定帮你办到，你相信我，放心吧！”朱启钤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朱启钤对家里人说：“总理是我在国内外所遇到的少有的杰出政治家，也是治理我们国家的好领导。可惜我生不逢时，早生了30年，如果那时遇到这样的好领导，我从前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一定能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