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中华书局 |
| 释义 | 中华书局是整理出版中国古籍的专业出版社，也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出版社之一。中华书局1912年1月1日在上海创立，创办人为陆费逵。在传统学术和古籍整理方面，中华书局拥有雄厚的人才资源，已故著名专家学者如陈乃乾、徐调孚、宋云彬、杨伯峻、马宗霍、金灿然、赵守俨等，在中华书局的发展过程中起过巨大的作用。现有工作人员中，高级职称占27%，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20人，绝大多数是学有专长的专家。中华书局以她一流的作者、一流的编辑出版人才和高质量的出版物享誉海内外，是最能代表中国古籍、学术著作出版水准的出版社。 书局成立1912年1月，陆费逵、戴克敦、陈协恭、沈知方等在上海创办中华书局，出版宗旨为: 一、养成中华共和国国民。 二、并采人道主义、政治主义、军国主义。 三、注意实际教育。 四、融和国粹欧化。同月，中华书局创刊《中华教育界》。 中华书局是集编辑、印刷、出版、发行于一体的出版机构。其组织形式为：设董事、监察若干人、总经理1人。总经理之下分设：总办事处、编辑所、印刷所、发行所。书局自办印刷厂，至1937年拥有印刷机械300余架，职工千余人。 历史沿革中华书局以编印新式中小学教科书为主要业务的出版机构之一。1912年1月1日在上海创立，创办人为陆费逵。初系合资经营，资本二万五千元，以编印新式中小学教科书为主要业务。1913年设编辑所，陆续编辑出版《中华教育界》《中华小说界》《中华童子界》等杂志和大型汉语工具书《中华大字典》。1915年改为股份有限公司，自办印刷所，增设发行所；翌年资本增至一百六十万元，职工达千余人，继商务印书馆之后成为国内第二家集编辑、印刷、发行为一体的出版企业。1917年，因资金周转不灵，几至停业。经多方设法，营业重获发展。此后，除编印出版教科书和各种图书杂志外，还于1929年创办中华教育用具制造厂，制造教学文具仪器；1932年扩充印刷所，1933年在九龙新建印刷分厂，1935年在上海澳门路建成印刷总厂，购置先进印刷设备，既印本版图书，也承印地图、邮票、香烟壳子以及政府的有价证券、钞票、公债券等。 到1937年春，资本扩充至四百万元，在全国各地和香港、新加坡开设四十余个分局，年营业额约一千万元，进入全盛时期。 中华书局在开业之初出版发行的杂志风行一时，号称“八大杂志”，有《中华教育界》《中华小说界》《中华实业界》《中华童子界》《中华儿童画报》，《大中华》《中华妇女界》以及《中华学生界》。其中梁启超主编的《大中华》在社会上颇具影响。黎锦晖等主编的《小朋友》创刊于1922年。其他杂志还有，《中华英文周报》(1919年创刊)、《新中华》(1933年创刊)等。 抗日战争爆发后，陆费逵赴香港，成立驻港办事处，掌握全局重要事务；上海方面由常务董事舒新城等主持日常事务，设在公共租界的印刷总厂以“美商永宁公司”的名义维持营业。1941年7月9日，陆费逵在九龙病逝。随后太平洋战争爆发，领导核心内迁，在重庆设立总管理处。此间，仍然印制教科书，编辑出版各种图书杂志。抗战胜利后，总管理处迁回上海，印制教科书的业务虽迅速恢复，但图书杂志出版业务逐渐陷入困境。 从创立至1949年的三十七年间，先后编印出版了《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辞海》《饮冰室合集》等重要书籍，卢梭《社会契约论》、达尔文《物种原始》等重要译著，以及几十种杂志，在学术界颇有声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4年5月，中华书局实行公私合营，总公司迁至北京，同时在上海留有中华书局上海办事处，1958年改组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同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中华书局被指定为该小组的办事机构，成为整理出版中国古代和近代文学、历史、哲学、语言文字图书及相关的学术著作、通俗读物的专业出版社，承担着国家级古籍整理的基本项目。历经20年时间，组织整理、出版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本，被公认为新中国最伟大的古籍整理工程。相继编辑出版了《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唐文》《全唐诗》《全宋词》《古本小说丛刊》《甲骨文合集》《殷周金文集成》《资治通鉴》《文苑英华》《太平御览》《永乐大典》《册府元龟》《清实录》、《光绪朝朱批奏折》《中华大藏经》等一大批古代文史哲经典文献。陆续推出的重点丛书如“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历代史料笔记丛刊”、“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刊”、“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中华史学丛书”、“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新编诸子集成”、“中国佛教典籍选刊”、“道教典籍选刊”、“理学丛书”、“学术笔记丛刊”、“古逸丛书三编”、“清人书目题跋丛刊”、“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等，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基本典籍。中华书局还出版了梁启超、王国维、顾颉刚、陈垣、王力、钱钟书等著名学者的学术著作；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学术集刊、文史类期刊《文史》、《文学遗产》、《书品》等，在学术界、读书界、教育界有着广泛的影响。 近年来，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工作方面，中华书局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先后出版了《左传译文》、《论语译注》、《孟子译注》、《庄子今注今译》、白话《资治通鉴》、白话《续资治通鉴》、《通鉴故事百篇》、《新编千家诗》、简体横排本《二十四史》、简体横排增订本《全唐诗》、《全宋词》，以及1981年创刊的《文史知识》、1998年复刊《中华活页文选》（成人版、高中版、初中版、小学版）等，为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尽一份力。 发展历程中华书局成立于1912年1月1日，创办人陆费逵(伯鸿)、戴克敦(懋哉)、陈寅(协恭)、沈颐(朵山)、沈继方(季芳)。 1913年沈知方(芝芳)加入。陆费逵任局长(后称经理)，沈知方为副局长，编辑所所长先后有：范源濂、戴克敦、陆费逵、舒新城等。中华书局的创建是辛亥革命的产物。 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在商务印书馆任出版部主任的陆费逵与戴克敦、陈寅等约请编辑人员秘密编写新教科书。 1912年元旦，中华书局开业后，提出“教科书革命”和“完全华商自办”的口号，与商务印书馆竞争。首先出版新编的《中华教科书》，以其国旗图案抢占了大部分教科书市场。“于是改公司，添资本，广设分局，自办印刷”，后又盘入文明书局、民立图书公司和聚珍仿宋印书馆，迅速发展成为国内民间第二大出版机构。书局成立之时于福州路东首租三间店面，又在福州路惠福里设立印刷所，不久迁河南路。 1913年总公司迁至东百老汇路(今东大名路)AB29号，并租用其旁之民房，设编辑、事务、营业、印刷四所。其编辑所后又移至东百老汇路88号。总店(发行所)先设在抛球场(今河南路南京东路口)，1916年迁至棋盘街(今福州路河南路转角)新建的五层楼大厦，店面10间，与商务印书馆贴邻。同年，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哈同路(今铜仁路)口建成总厂，除印刷所外，总办事处和编辑所也设于此。总厂占地面积40余亩，居当时上海各印刷厂之首。由于大量购地建房造成资金短缺，加上副局长沈知方挪用公款投机失败，又因同业竞争，售书赔本，发生经济危机，几至停业。书局曾租给新华公司，又曾与商务谈判合并而未成。后有常州资本家吴镜渊等组织的“维华银团”及董事高欣木等组织的“和济公司”给予贷款，书局才得以维持。其间，陆费逵曾一度辞局长职，任司理，由史量才继任局长，仅两个月后收回，仍由陆费逵任总经理。 1920年前后，书局承接印制克劳广告公司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烟壳的业务，获利丰厚。 1930年孔祥熙任董事长以后，书局大量承印国民党有价证券和小额钞票，印刷业务更加发展。 1933年在香港九龙建立印刷分厂，设备之新，号称远东第一。1935年在澳门路469号建成新厂，总办事处和编辑所也设于此。 1941年陆费逵在香港去世后，李叔明继任总经理，上海方面由吴叔同任经理。抗日战争时期，静安寺老厂印钞部转移至香港分厂，澳门路总厂改名“美商永宁公司”，由美籍商人A.F.沃特生任经理。日军进占租界后，永宁公司被封，第二年才启封。 1942年2月书局在重庆成立总管理处，抗战胜利后迁回上海。 1949年2月李叔明离沪，舒新城任代总经理。7月舒新城辞职，沈范继任。 1954年总局迁至北京。 中华书局从1912年到1949年，共出版各类图书约6000种，包括教科用书、古书、字典辞典、杂志、各科新书、儿童读物、外文书籍、碑帖书画等。 出版业务书局从创办起就把业务重点放在教科书上。除了最先出版的《中华教科书》以外，先后出版了《新制教科书》、《新编教科书》、《新式教科书》等大量中小学、师范学校教科书及教师用书。共400种。抗日战争时期，中华书局奉命在重庆参加国定本教科书联合供应处，承供教科书占23%。 书局精印古书中最著名的是《四部备要》和《古今图书集成》。《四部备要》选择经史子集中之要籍，采用聚珍仿宋版字精印，版式一律，字体美观。分出三种版本，其线装本订为2500册，洋装布面本订为100册，纸面本订为280册。自1921年开始辑印，1934年出齐。《古今图书集成》是继《永乐大典》以后又一部大型类书。将原书1万卷共5000册以9页拼成1页照相缩印，分订线装800册。此书于1934年开始影印，1940年出齐。 书局还出版了不少中西字典、及专科辞典。最早出版的是《中华大字典》，收单字4万余，400万言，超过以前出版的字书，并校正了《康熙字典》4000余条错误。800万字的大型辞书《辞海》由舒新城、徐元诰、张相、沈颐等主编，1915年开始编写，1936年出版，先后参加者有百数十人，历时20年之久。《辞海》是中国近代规模较大的一部含古今汉语语词和百科词目的大词典，初版时以16开及32开两种开本装订，以字典纸及道林纸两种纸张印刷，后又出版南平毛边纸本等，各种版本行销总数在100万部以上。 中华书局在开业之初出版发行的杂志风行一时，号称“八大杂志”，有《中华教育界》、《中华小说界》、《中华实业界》、《中华童子界》、《中华儿童画报》，《大中华》、《中华妇女界》以及《中华学生界》。其中梁启超主编的《大中华》在社会上颇具影响。黎锦晖等主编的《小朋友》创刊于1922年。其他杂志还有，《中华英文周报》(1919年创刊)、《新中华》(1933年创刊)等。各科新书有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文学艺术等类图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面有：《新文化丛书》(马君武翻译的达尔文的《物种原始》被列为丛书之一)、《社会科学丛书》、卢骚的《民约论》全译本(马君武译)、亚当·斯密士的《国富论》及里嘉图的《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郭大力、王亚南译)等。文学艺术方面有：《少年中国学会丛书》(田汉翻译的莎士比亚的《哈孟雷特》、《罗密欧与朱丽叶》等列入丛书)、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郭沫若译)、张闻天的《青春的梦》、李劼人的《死水微澜》和刘海粟编的《世界名画集》等。 书局创办时由5人合资开设，局员不过10余人，资本仅2.5万元。1913年6月改为股份有限公司。至1915年局员(包括分局)共有700多人，资本达100万元。以后陆续增资，至1926年达200万元，1936年增至400万元。仅上海部分就有局员660人。书局先后设立分局40余处。 除印本版出版物外，还承接国内外各界印刷业务，包括债券、证券、钞票、商标及工商界大宗印件等。书局引进国外现代化印刷机器，其印刷种类有铅版、聚珍仿宋版、石版、铝版、橡皮版、凹版、凸版、珂罗版、影写版、照相铜版锌版、三色四色铜版、电镀铜版钢版等。其印刷设备技术当时在国内乃至东亚地区是较先进的，彩印业务为全国第一。除了出版印刷业务外，发行所还兼营国内外仪器文具，并在昆明路自设中华教育用品制造厂。编辑部附设图书馆，1916年开设藏书楼，自1925年起改称图书馆。由于商务印书馆的东方图书馆被战火烧毁，中华书局图书馆成为民间出版机构附设图书馆中藏书最多的一家，藏书50余万册，其中丛书、类书、地方志、金石书画、工具书、教科书、报纸杂志等均收藏丰富。 近百年来，中华书局整理出版了一大批典籍力作，累计出书两万余种，在海内外享有较高声誉。精品图书纷呈迭现的同时，经营业绩突飞猛进，2010年实现销售收入1.35亿元、利润2000万元。 品牌影响中华书局于民国元年(1912年)创办于上海，1954年迁至北京，曾长期在王府井北大街的原中国文联大楼内办公，与商务印书馆同处一楼。1997年迁至位于丰台区太平桥西里的独立办公楼。中华书局是我国整理、编校、出版古籍读物的权威出版机构，在国内外知名度颇高，影响深远。 中华书局的创办人陆费逵，出生于出版世家，其祖父曾担任过《四库全书》总校官。清宣统年间，陆费逵在上海“文明书局”任职时，被商务印书馆用高薪挖走，委以出版部部长。当时，废除私垫，兴办新学的呼声很高，孙中山领导的推翻清朝封建王朝的革命运动，也如火如荼，民国政府建立在际。陆费逵以出版家的远见卓识，认清了这一形势，提出革新教材，重编一套适应新形势的教科书的建议，并联络一批同道者，着手编出了一套小学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的新课本教材。但其时主持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些负责人，思想保守，对新的革命形势抱悲观态度，惟恐新教材不被世人接受，经济受损，否定了陆费逵的建议。加之陆费逵早已不满足寄人篱下之地位，于是，1912年，辛亥革命甫一成功，民国始建，陆费逵便联络了原商务印书馆的一批同仁，宣布脱离商务印书馆，成立了中华书局，并自任中华书局总经理。 中华书局一成立，当即出版了《中华新教科书》，为辛亥革命成功后，普遍改制的学堂提供了各类新教材，受到各地欢迎，一时供不应求，中华书局一炮打响。这时，商务印书馆追悔莫及，也赶紧编印新教材，与中华书局展开竞争。上海“世界书局”等出版机构，也纷纷加入出版教科书的竞争行列。各家都在编辑出版中，力求精善，减低定价，争夺市场，这无形中促进了新教材的革新和普及。此后，中华书局又在编印工具书、辞书及整理古籍书方面，投入精兵强将，成绩斐然。他们于民国初年出版的《中华大字典》、《辞海》、《四部备要》、《图书集成》等辞书、工具书，编校严谨、印制精善，后经多次修订，已成为我国出版史上的经典之作。 在解放前的数十年里，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在激烈的竞争中，艰难的生存，对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解放后，国家为更好的发挥这些老字号出版机构的作用，于1954年，将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同时迁来北京，以他们各自的传统优势，进行了合理调整，在主营业务上进行了科学分工。1957年，中华书局与在京的古籍出版社合并，主要承担起中国古代文学、历史、哲学、语言文字学和各类历史资料的编校、整理、出版。建国50年来，中华书局在这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出版的各类古籍和学术著作数万种，已成为国内外研究中华文化、历史的珍贵资料。改革开放20年来，中华书局扩大经营业务，在保持传统优势的主业下，出版了大量文史哲和外国研究中国的专著普及读物，受到了广泛好评。在新的文化市场竞争中，取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与商务印书馆类似，台湾也有一个台湾中华书局，台湾中华书局值得一提的出版品是翻译英文小说《飘》（乱世佳人）及它的续集，也曾出版过《大英百科全书》的繁体中文版，不过近年把店面关闭，只留下办公室及存书仓库。 百年华诞2012年中华书局迎来百年华诞，举行了一系列庆祝活动。国家邮政发行了特种邮票1枚。 中华书局一百周年寄语中华书局总经理 李岩 1912年元旦,在南京,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同一天,在上海,中华书局应运而生。 今天,中华书局迎来了她100岁的生日。 百年,中华人趟过了中国近现代出版的长河。水声激激风吹衣。百年,中华人栽种起中国文化学术的书林。红如丹砂绿似碧。100年来天光云影,潮起潮落,那些逝去的人和事,那些繁简横竖排列的文字,那些在心灵深处叩发的激动和温情,今天,都在生日的杯酒中荡漾。 前贤逝矣,只有比人长寿的书可以留下,只有我们千淬百炼的理想不曾磨灭。 我们关注国民教育—— 书局创始人陆费伯鸿先生说过:“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 我们关注中华历史与文化的传承—— 铭刻先民作息的甲骨金文,书写战国秦汉的竹帛,使我中华历史数千年相贯绵延的官修私修史册,振拔我中华民族理性的诸子百家,荡涤我中华儿女情怀的唐诗宋词,使我中华文化绚丽多彩的佛教道教,还有敦煌藏宝,海外逸珍……这一片片中华民族精神的田园,是我们呵之护之,爱之惜之,经之营之,无日忘之的劳作之地。 我们由衷感念梁启超、陈垣、刘海粟、徐悲鸿、陈寅恪、吴晗、顾颉刚、王力、钱钟书、唐长孺、季羡林、任继愈……这一代代学界大家和艺文泰斗,将他们一座座著述的丰碑,融入书局百年基业,为中华的发展注入绵绵期许与厚望。百年同行,鱼水之情,思念不已,感激不尽! 我们无法忘记梁启超、舒新城、张相、李达、田汉、张闻天、陈伯吹、钱歌川、宋云彬、陈乃乾、杨伯峻、周振甫、赵守俨等数代编辑同人的文化深情和文化理想。回望得到中外学人认可的几千种古籍学术资料,盘点飞入寻常百姓家的万千普及读物,轻抚案头600余种获奖图书,历数各类名列前茅的国家级出版奖项,细览连年入选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的名录……我们在自豪中仍有忐忑,不知这一切是否实现了前辈们编辑出版的理想? 我们更不能忘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陈云、李一氓、薄一波等老一辈革命家对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一次次指示与重托。几十年了,关怀铭感于心,记忆葆有潮湿。我们会牢记“致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努力提高古籍整理出版水平”的嘱托,努力去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传播者和内容提供者,不忘担当,不辱使命! 百年登览,我们肃然伫足。在构筑中华民族特有的核心价值理念、倡导中华民族文化伟大复兴的今天,我们由衷认同: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造就了一代代倾心尽力、总结提炼人类智力成果精萃的学人们,同时也成就了为构筑中华学术文化史与广大民众社会文化心理作出特别贡献的这家出版社。中华书局幸哉!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珍视历史和传统的时代。整理与复原中国典籍,商量旧学,培养新知,是我们的自觉。为社会提供绵久的书香,我们当凝神聚力。 今天,是一个敛卷幸福,期待花放的时刻。 今天,是一个凝聚力量,蓄势待发的时刻。 今天,是一个直挂云帆,远望前程的时刻。 百年中华,在这一天,再出发,向着新的百年,向着新的辉煌。 《中华书局》邮票中国邮政定于2012年2月23日发行《中华书局》特种邮票1套1枚。详情如下： 志号：2012-3 图 序 图 名 面 值 （1-1）T 中华书局 1.20元 邮票规格：30×40毫米 齿孔度数：13.5度 整张枚数：15枚 整张规格：192×158毫米 版 别：胶印 防伪方式：防伪纸张 防伪油墨 异形齿孔 荧光喷码 设 计 者：李群 资料提供：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王静 印 制 厂：辽宁省沈阳邮电印刷厂 中华书局南京分局1932年中华书局庆祝成立20周年时的店堂内景 到1937年春，资本扩充至四百万元，在全国各地和香港、新加坡开设四十余个分局，年营业额约一千万元，进入全盛时期。 抗日战争爆发后，陆费逵赴香港，成立驻港办事处，掌握全局重要事务；上海方面由常务董事舒新城等主持日常事务，设在公共租界的印刷总厂以“美商永宁公司”的名义维持营业。1941年7月9日，陆费逵在九龙病逝。随后太平洋战争爆发，领导核心内迁，在重庆设立总管理处。此间，仍然印制教科书，编辑出版各种图书杂志。抗战胜利后，总管理处迁回上海，印制教科书的业务虽迅速恢复，但图书杂志出版业务逐渐陷入困境。 从创立至1949年的三十七年间，先后编印出版了《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辞海》、《饮冰室合集》等重要书籍，卢梭《社会契约论》、达尔文《物种原始》等重要译著，以及几十种杂志，在学术界颇有声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华书局于1954年5月迁址北京，1958年改为以整理古籍为主的专业出版社，在整理出版古籍和学术著作方面更有长足的进展，从而享誉海内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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