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中国自立教会 |
| 释义 | 中国自立教会不是在义和团事变被设立。 到了二十世纪以后，西方宣教士开始注意到要让中国人能够培养起来是很重要的。现在宣教士也注意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他们传福音工作有很大的妨碍，所以宣教士也对他们本国的政府一些作法，比较主动提出很强烈的抗议。 一、中国自立教会的设立中国自立教会不是在义和团事变被设立。在义和团事变时，有四十八位天主教传教士，一万八千教友被殉道，基督教有一百八十二宣教士和五百个中国基督徒被殉道。对基督徒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灾难。当福音越受到逼迫的时候反而传扬的更好，就好像火镰的试验可以考验基督徒，到底信基督教是真或假？ 到了二十世纪以后，西方宣教士开始注意到要让中国人能够培养起来是很重要的。现在宣教士也注意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他们传福音工作有很大的妨碍，所以宣教士也对他们本国的政府一些作法，比较主动提出很强烈的抗议。 第三方面就是中国基督徒的教会跟教士们知道一定要中国的教会尽可能的自立、自传、自养，所以这种所谓三自精神事实上早在十九世纪末叶就已经有了。 其实在十九世纪时，西方宣教士在三次的宣教会议里面，都已经不断提出要让中国人能够自立，自己来传福音，然后自己来供应自己经费上的需要。所以经过义和团事变，很多教会也做布道、造就基督徒，也做社会关怀的工作来消灭一般中国人对教会的反感，或对教会只关心天国的事不关心地上的事，这种观念渐渐远去。教会也在复兴上成为一个很大的力量。 比较早的自立教会在1862年的时候已经有一个叫 「闽南大会」， 现在最近越来越多关于这会的资料被发现。 二、早期自立教会（一）福音堂另外在1881年的时候席胜魔在山西也设立了叫 「福音堂」。 1906年俞宗周在上海设的中国自立教会。 这些都是比较早期一点的教会。接下来有几个教会是满重要的，是代表中国本土的自立教会。 （二）真耶稣教会这是在1917年北京设立的，初期的时候，魏保罗，王彼得， 张灵生他们一起领导。1926年的时候把总部设在南京。那这个教会是比较接近第一波灵恩运动的教会，虽然他们是比较灵恩派的背景，但是信徒相当的多，在中国算是有影响的，也是也是比较大规模的自立教会。后来真耶稣教会也传到台湾。 （三）教会聚会所在1922年，他们就已经在家庭开始聚会。那时候还不叫教会，初期是王载，倪柝声，李渊如，这几位同工。在们在上海编了一个「小群诗歌」所以后来有的人叫他们「小群」。 初期的口号是「走出教派，归回圣经」因为当时中国在走自立教会的路，就认为我们不要再受西方这些教派，差会的影响，所以他们就对这种教派的多，有一些人反感。到了1930-40年代间这种观念是满普篇的。 他们的早期文字工作是「复兴报」跟福音书房。福音书房从那时候一直到现在还有。1949年他们将近有七百间教会。 （四）中华基督教会1915年青岛新教徒刘寿山（鹤亭）（1863-1935）在青岛成立组成的山东中华基督教自立会。主要通过医疗和教育进行传教。 （五）耶稣家庭耶稣家庭是很独特的教会，在山东的敬奠瀛在马庄那里设立的，主要是集中在农村。当时他们提倡叫 「破家出世，参加入世」。 这意思就是说我们打破原来家庭的制度，离开原来得家庭及本地的族父家，加入一个新的「耶稣家庭」。 「破家出世」就是把我自己的家庭，把我原来得财产都捐出来，然后大家放在一起反物公用。用出世的精神加入这个耶稣家庭的情形以后另外一句话叫「换一个生命，耶稣为主」，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要改变，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换了一个新的生命，认耶稣基督作我们家之主。 然后接下来这一句话叫「打倒衣食住，成全衣食住」，就是讲道他们耶稣家庭的生活是改变你原来得衣食住。可能你原来喜欢穿好的衣服，喜欢吃美食，喜欢住好的房子。这是人之常情，也是人的欲望。他们这一些要把它打倒不要了，不要再过奢侈的衣食住生活，因此要过最简单，最简朴的生活。 成全衣食住意思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凡物公用，包跨农作物或者我们的食品，我们收入多少，那么大家就吃多少，尽量过最简朴的生活。 他们是效法初期耶路撒冷教会凡物公用的这样一种精神，这个当然在农村里面是比较容易实现的。在一个区大家耕种，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彼此相爱，凡物公用。当然除了修道院以外，一般很少教会有这种组织形式。在中国将近两百多个这样的耶稣家庭。 他们另外一句话说：「在心为主活，立志为主死」这是他们的心志就是说我们存心为主活，立志愿意为主死的精神。在中国有很多人效法。 遵行大部分都是在农村地区，这在在都市里面确实是很难。 事实上这种耶稣家庭的生活在犹太人当中是有的，犹太人自从建国以后，在以色列国这个地方，设立很多屯垦区。这些屯垦区用他们希伯来语叫「Kibbutz」(基布兹)，就是所谓集体农场，是人家自愿加入十，二十年等，随时可以退出。 （六）基督徒会堂本来也是家庭聚会，后来在王明道在1937年，北京开始建立了新的堂。他们说是自传开始，意思就是不靠西方的传教士而是自己来传道，然后自己来管理，自养（经济上可以自立）。王明道有一个很特别地方就是对受浸的要求很严格。从1933-1949这十六年时间里，受浸的只有570名人。但是他要求每一个受浸要入会的人必须能够待人信主。 他说「羊要有生命，你生命的表现就要能够生羊」。所以你要能够带人来信主，才表示你的重生得救够清楚，不是说你重生得救了，而是说你才有资格加入教会成为会友。 所以他对会友的要求非常的严格而且一个人如果说他信了主，他们在教会里面的生活要被观察一段时间。观察他的生活，行是为人，观察他对圣经的了解。确定他是一个有生命的，在生活上有基督样式的人，他们才准许他加入成为教会的教友。 （七）总结这几个中国自立教会是比较出名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的。当然目前的家庭教会是自立教会，因为从1949年以后，特别是文革以后跟外边的关系是完全断绝了，所以教会是完完全全的自立。 三、自立教会和复兴运动概述西方基督教差会凭借传教保护条款在华传教的做法，招致中国民族主义的排拒，给中国教会带来无穷祸患。一些眼光比较远大的西方传教士，早在十九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就已指出：中国教会，必须是有完全自主权力，自治和自传的教会。这是基督教扎根中国并成长壮大的最大保证。 详细介绍二十世纪初，脱离西方差会而独立的中国教会逐渐出现。1902年，谢洪赉、宋耀如等一批有影响力的平信徒领袖在上海慕尔堂发起中华基督徒会，其宗旨是向世人表明，对中国基督徒来说，爱国和爱教并不矛盾，同时也想自传福音到西方传教士足迹未至的广大国土。但那一时期，独立教会的发展速度还不够快。 1922-1927年的非基运动中，反教人士猛烈抨击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的“关系”。这时，大多数西方传教士才醒悟到应该把教会的领导权移交给中国信徒。中国教会的领袖们也意识到，为了与帝国主义划清界限，必须尽快建立中国化的教会，于是针对原来大部分教会对“外人、外资、外治”的依赖，提出了“自立、自养、自传”的“三自”方针。 二十年代，出现了由各地“三自”教会组成的“中国自立教会总会”。西方差会在中国发展的不同宗派的教会，也联合成立了“中华基督教会”，虽然这些教会还不能脱离西方差会而独立存在，但在领袖人选和管理方面，中国信徒的比重逐渐增加。 这一时期，最令人注目的，是出现了一批由华人领袖建立的完全脱离西方教会传统的自立教会，其中最有名的是张灵生、魏保罗等人建立的真耶稣会，敬奠瀛建立的耶稣家庭，倪柝声建立的基督徒聚会处和王明道建立的基督徒会堂：它们都是“自立、自养、自传”的中国教会，与西方差会没有任何组织上、行政上和经济上的关系。1949年前后，真耶稣会在全国有一千所，信徒约八万人，基督徒聚会处有一百间教会，信徒超过七万人。这两个自立教会，再加上耶稣家庭，共有信徒二十五万人，超过全国基督徒人数的四分之一。 二十至三十年代的中国，政局多变，战火纷飞，灾难频仍，物资匮乏，人心空虚，中国基督教布道家应时而起，在属灵的工作上，取代原来西方传教士的地位，成为中国教会的属灵领袖。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布道家有王明道、陈崇桂、宋尚节、计志文、倪柝声、王载、贾玉铭、赵世光等人。在他们的推动下，神州大地掀起了奋兴运动。 布道家足迹所到之处，中国教会都掀起了奋兴的热潮。布道家通过个人见证、户外聚会、福音大会、奋兴培灵等活动，同信徒一起认罪、悔改、奉献，使原来死水一潭的一些教会变得生机勃勃，同时也吸引了更多的人加入教会。一些听过他们布道的信徒，今天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仍然热血沸腾，激动不已。 这批布道家大多没有差会作后盾，经济上没有固定的收入，但他们不为生活而担忧，只管凭着信心，放胆大讲真道。他们大多没有受过正规神学的训练，除宋尚节曾获美国化学博士头衔外，其他的人大概都只有高中学历。他们是在圣灵的导引下，凭着十足的信心，以满腔的热诚和彻底奉献的精神传扬真道，所以灵性的活水能从他们的口中如滔滔河水一般汹涌而出。虽然他们讲述的内容比较简单，在某些神学家看来，甚至可以说肤浅，但他们有圣灵灌注的布道的确震撼了当时的中国教会，同时震撼了成千上万中国基督徒的心灵。他们在中国教会中的声望与日俱增，远远地超过了西方来华的所有传教士，尽管后者当中的不少人神学训练有素，哲学思想高深。 其他相关这批布道家的共同特点是充满灵力，但由于各人的恩赐不同，布道的重点也就有所不同：宋尚节和计志文主要在教会里鼓动复兴；王载和赵世光注重向非基督徒布道；王明道强调信徒的圣洁生活；贾玉铭注重灵修；而倪柝声则特别强调灵命。他们都是成材的大器，是圣灵兴起的中国教会的新一代领袖。 布道会燃烧起中国基督徒的信仰热情，布道家的举止、作风也一时成为人们模仿的榜样。虽然模仿者大都难免东施效颦之讥，但布道家在当时人心目中占有崇高地位则是不可动摇的事实。 在这批布道家当中，以伯特利布道团的宋尚节、计志文影响最大。他们的布道团花了四年时间，巡行布道五万里，足迹印遍全中国，因参加他们布道会而坚定信心和受洗归主的人数超过五万人。 复兴运动布道家的布道十足地中国化，信息内容与国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听他们的布道，不会使人觉得基督教是外来的“洋教”，而是中国人自己的信仰。在复兴运动中，西方差会带到中国来的好些传统仪礼、形式习惯、行政作风和教条主义都被中国布道家抛到了一边，所以他们多有排斥西方教会传统的倾向。 复兴运动的布道家也听到了批评的声音。批评之一，是他们的神学训练不足，理论基础薄弱；他们高举圣经，遵奉圣经为唯一的权威，却不在乎他们所持的中文译本圣经的译文存在不少可议之处。批评之二，是有的布道家布道过于情绪化。比如，宋尚节布道时，常手执一具小小的棺材模型大声疾呼：“发财！发财！发棺材！”一些对基督教缺乏了解的人，甚至可能怀疑某一布道家是否有些歇斯底里。批评之三，是他们的思想保守，只顾及个人得救和末世的幸福，而把基督教对社会的关怀略去不论。 四、中国基督教自立运动基本概述（Independence Movement of ProtestantChurches in China）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中国基督教(新教)内主张独立自办教会、不依恃外国的运动。19世纪初起，基督教对华传教活动依凭殖民势力而发展，酿成了无数次的教案。传教为帝国主义所利用，使一些民族意识强烈的教徒甚为反感，主张教会摆脱外国势力而自立。 运动年表19世纪70年代，广东儒生陈梦南信奉基督教后，提倡中国教徒应当自行传教，以免被讥为洋教。1872年，他在部分广州教徒和美洲华侨的资助下，首先自行租屋传教，次年成立粤东广肇华人宣道会，为华人自办教会之先河。1885年山东登州文会馆学生发起酬恩布道会，自筹经费，作自立教会的传教基金。1877年，中国有十多所经济自立的教堂，到1897年，增至100多所。1900年义和团运动失败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一些民族意识强烈的基督教徒受到很大刺激。上海俞国桢首先反对将“保教一款，列入不平等条约”。1903年，他依靠中国教徒创办了自立长老会堂。1906年，他倡议组织中国耶稣教自立会，主张“有志信徒，图谋自立、自养、自传，……绝对不受西教会管辖”。同年该会成立，并通过简章，阐明爱教爱国、自立自治之宗旨。1910年，俞国桢奏请收回教权，取消不平等保教条约，但遭清廷拒绝。1903年，上海教徒高凤池、谢洪赉等，鉴于1902年湖南辰州教案，“西政府索赔甚苛，因发起中国基督教会，鼓吹自立”，各省多有响应者。此外，在华北也出现了自立运动。1910年在徐汇川、张伯苓等倡导下，天津部分教徒脱离各自的教派，联合成立中国基督教会，完全独立自办。北京亦成立了自立的中华基督教会。辛亥革命后，1912年青岛教徒刘寿山等，“以国体更新”，倡议成立山东中华基督教会，“凡经济管理，均归华人自办”。五四运动爆发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日益高涨，不少爱国教徒也投入了这一运动，主张中国教会立即实现独立自主，并纷纷脱离外国差会，成立自立教会。 运动特点这一时期的自立运动具有以下特点： ①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尤其是其中的传教条款。1925年南京王治心等发起废约的运动，组织中华基督徒废除不平等条约促进会，各地教徒纷纷响应，成立分会； ②指出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进行侵略，谴责某些压制爱国学生运动，坚持帝国主义立场的传教士，认为他们“不是为爱基督而来，更不是为爱华人而来”，实际充当了“帝国主义的先锋”； ③要求收回教权，脱离外国差会，成为独立自主的中国教会。五卅惨案后，各地教会，尤其是受英国差会管辖的教会，纷纷宣告自立。他们表示要“为国家争人格，为教会争人格，为基督徒争人格”，提倡中华自立教会，“以与不平等条约保护下的英（国差）会脱离”。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教会自立运动更加发展。如湖南湘潭的教徒发起教会自办运动大会，提出“中国现存教会的一切权利移交给中国信徒自有、自理、自享”。一时教会自立浪潮遍及全国。 其他相关1927年大革命失败，基督教内的爱国力量受到打击，自立运动也遭到很大挫折。大革命时期出现的 600多处自立教会，到1935年只剩下200多所。一向高举自立旗帜的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在遭受“物议与排斥”的压力下，于1933年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上，竟表示“深觉前非”，被迫放弃了当初要求独立自主的爱国立场。抗日战争胜利后，基督教爱国人士吴耀宗等曾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并对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进行侵略的行为予以抨击。可是在当时的形势下，基督教自立运动未能有所开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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