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中国通史 |
| 释义 | 1 1923年版《中国通史》《中国通史》全名《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中国通史，初版于1923年9月，出版后数十年内不断重印再版，仅1933年至1935年间就重版了4次，是民国时期发行量最大的一部中国通史。《中国通史》上起远古时代，下至作者写作之年(1922)，是一本名副其实的中国通史。在20世纪的史学界，凭个人力量独立完成，囊括了古代、近代和现代三大时段的中国全通史，迄今为此，本书也是其中最权威和最完整的一部。 ◎ 五千年延绵不绝的历史传承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延绵不绝的历史传承，强大的凝聚力和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是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和生命底蕴。历史蕴含着一个民族世代的兴衰更替，以及透过事件表象所饱藏着的成败之道与内在规律，以历史作为审视现实的一个视角，从历史中汲取智慧营养，是每一个中国人所必须正视的课题，学习历史具有极高的现实意义。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记述了五千年的烽烟迭变，从正史《二十四史》到汗牛充栋的各类野史、笔记、演义，中国人对自己民族历史的重视与珍爱，使之无愧于“历史的民族”的美誉。然正宗史著旧式的观念、晦涩的文字以及浩繁的卷帙，对现代读者来说无疑是一道与历史隔绝的鸿沟。 为此，20世纪初，随着对19世纪苦难的痛定思痛、对旧史学的反省以及新世纪初新史学的落地而生，新式中国通史应运而生。所谓“新式中国通史”，从史书编纂体裁上是相对传统的旧史学而言的。新式《中国通史》问世之前，司马迁的纪传志表体通史、司马光的编年体通史堪为古代两大通史经典。至于各种《通鉴纪事本末》、《通鉴纲目》、《纲鉴易知录》之类的汇辑，皆可作为适应不同需要的通史典籍。而“新式中国通史”突破了古典模式，以“章节体”编纂为代表体裁。从史书编纂取材记叙内容上而言，传统通史性史书大多以记叙帝王政治史为主，而“新式中国通史”叙述内容的重点已由王朝转向国家，由传统“贵族精英”转向社会民众，由政治、制度扩展至文化、经济、社会、宗教、美术，大都不再以“褒贬人物、胪列事状为贵”。章节体裁的逐级分编、分章、分节列题形式，有利于叙述内容自由剪裁、有机编织的灵活优势，较之传统分卷更容易表述作者的意向和内容叙述的内在逻辑联系。 ◎ 新编中国通史的宗旨早在1900年，章太炎撰写《中国通史略例》时，已经就新编中国通史的宗旨、体例乃至具体篇目发表了相当系统的看法。章太炎认为修撰中国通史的宗旨，一是为了“知古今进化之轨”，一是为了“振励士气”。其所拟议的体例，实际是试图综汇中国原有各种史书体例之长，推陈而出新。文内云：“不必以褒贬人物、胪叙事状为贵，所重专在典志，则心理、社会、宗教诸学，一切可以熔铸入之。典志有新理新说，自与《通考》《会要》等书，徒为八面链策论者异趣，亦不至如郑渔仲《通志》蹈专己武断之弊。然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四千年中帝王数百，师相数千，即取其彰彰在入耳目者，已不可更仆数。通史自有体裁，岂容为人人开明履历，故于君相文儒之属，悉为作表．其纪传则但取利害关系有影响于今日社会者，为撰数篇。犹有历代社会各项要件，苦难贯串，则取械仲纪事本末例为之作纪．全书拟为百卷，志居其半，志(表)纪传亦居其半，盖欲分析事类，各详原理，则不能仅分时代．函胡综叙，而志为必要矣；欲开浚民智，激扬士气。则亦不能如渔仲之略于事状，而纪传亦为必要矣。”1901年9月，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从世界史学变革的大背景上展开论题，文首指出，新旧史学特质上的差别，主要是；“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体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1]可见《中国史叙论》无疑属新编中国通史第一篇带纲领性的宣言书。梁启超于1918年致陈叔通书中透露了他规制的《中国通史》体例有载记、年表、志略、列传四类。1920年完成春秋、战国的《载记》、《年表》各二篇，语盲文学和三代宗教礼学《志》各一篇．1922年在南开讲演时还说“蓄志此业，逾二十年”(《中国历史研究法》)。只可惜章太炎、梁启超当时皆身系政治，心多旁骛，忙于社会活动，终究未能亲自担纲来实现编著《中国通史》的宏愿。 ◎ 晚清学制改革各类学堂，学校风起云涌，课程革新的需要，推动了以教科书形式出现的中国通史编著步入高潮．1896年、1898年李端棻、康有为先后向清政府呈《请推广学校折》、《请开学校折》。作为“晚清新政”的组成部分，清政府先后有壬寅学堂章程(1902年)、癸卯学堂章程(1904年)之颁．1905年上谕更明令废止科举，各类新学堂遂迅速兴起，数量呈直线上升之势．在清廷颁布的《癸卯学堂章程》(阳历为1904年1月)中即规定小学历史课程的目标是“俾知中国文化所由来，及本朝列圣德政，以养国民忠爱之本源，尤当先讲乡土历史，采本境内乡贤名宦、流寓名人之事迹……以动其希贤慕善之心”;中学的目标是“注意在发明实事之关系，辩文化之由来，使得省悟强弱兴亡之故，以振国民之志气”。[2]历史课程既为所颁新学制必开的课程，因此编写中国通史教材成了当时急不可待的教学必需。柳诒徵增辑的《历代史略》就曾因此被清政府列为暂定中学教科书。 虽然整个20世纪，各种中国通史编著本，其中绝大多数或起于教学需要，或被各级学校采用为教科书，但是，20初以来问世的中国新式“历史教科书”与新式“中国通史 ”不能等同视之。否则，20世纪中国出版的所有初中、高中、大学的历史教材都可称为“中国通史”，这显然难以成立。以一般认识而论，可说前者不能充当后者，而后者可以充当前者。 正因如此，鲜有严谨的学者将夏曾佑的《中国历史》三册（即《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1904～1906），吕瑞廷的《新体中国历史》（1907），章嵚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三册（1908），潘武的《历史教科书》（1913），钟敏龙的《新制本国史教本》三册（1914），傅运森的《历史教科书》（1923），顾颉刚、王钟麟的《本国史》（1923），王钟麟的《新时代本国史教科书》二册（1927），周予同的《开明国史教本》（1931）等名家名教材当作“中国通史”论著视之。[3]而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四册（1923年初版），王桐龄的《中国史》三编和第四编上册，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等等中国通史著作，大多作教材或讲义之用。[4]20世纪初～30年代初冠名为“中国通史”的通史论著以黄现璠、刘镛合著的《中国通史纲要》上、中、下册（1934年7月完成）、缪凤林的《中国通史纲要》三册（1935年8月完成）[5]为序。被日本学术界誉为“中国通史权威”邓之诚曾为黄现璠、刘镛合著《中国通史纲要》上册作序，言：“近代恒重视历史一科，重其能随时代思想以前进也……。 ◎ 盖史学之专研已成为一世之风尚矣。独惜中国通史之编纂，尚未为学者所注意，坊间所见之本，非稗贩东西洋陈籍，以其见解为见解，即徒事零星掇拾，详则嫌于支蔓，略则嫌于挂漏，求其详略得宜，去取适当，足以发扬中国文化，供一世参考，及自修者，殆无有也……世固尊重中国史学，而为史学见端之通史，及独付阙如，非可惜之甚者耶？黄君现璠刘君镛专意读史，以其专研之暇，共成中国通史纲要三册。虽仅备纲领，而首尾贯串可观，遍及各个时代之制度沿革社会进化，而因果关系一目了然，取材皆注其出处，使读者可以由是而知中国史之梗概，更可由是而加详加博，可谓繁简相驭，条理分明者矣。予喜其有益于教课者之参考，及自修者之探导，故乐为之序，倘因是书行世，而发见通史之需要，尤为切至……”。[6]可见邓之诚当时并未将问世的中学、高中教科书视为：《中国通史》著作。这从黄现璠于1933年7月所撰《最近三十年中等学校中国历史教科书之调查及批评》一文对中国历史教科书问世以来中学常用的51本历史教科书直言不讳地点评中同样可见一斑。文中说道“我国之有历史教科书，自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创办中学始。自此至今（即1933年——笔者按），约三十年。在此三十年过程中，中国学术思想，一以欧风美雨之侵入；一以国体政权之改变，多所兴革，花样翻新；历史教科书，当亦混入旋涡，时常改遍。兹将其改编经过分为三个时期。第一帝王政治叙述时期，自光绪二十八年至民国二年（1902～1913年）；第二社会文化叙述时期，自民国三年至十六年（1914～1927年）；第三新史学时期，自民国十七年至现在。”帝王政治叙述时期“经时十二年，出版教科书约十三部，在此十三部著作中，一言以蔽之，‘帝王政治’而已。 盖前三部记载，全为帝王家谱，后十部虽稍改进，然大部分材料，仍偏重政治，谓之为‘帝王政治叙述时期’，谁曰不宜。本期教科书，除吕瑞廷《新体中国历史》，夏曾佑《中国历史》，章嵚《中国历史教科书》外，皆无足观。且最错误者，是采用日人著述为蓝本，改作教科书，或直接用之为教科书。盖本国历史，原有其特别的目的和效用，教科书正为实现此目的工具。外人著述，无论如何，必不能准此目的。”[7]黄现璠于文中对吕、夏、章三氏所撰历史教科书的推荐，主要是以体裁、内容编辑新颖为其评判标准的，而他对“采用日人著述为蓝本，改作教科书，或直接用之为教科书”的现象甚感不满，主要是针对柳诒徵、吴葆诚等人借胎日人之作出世的教科学以及直接将日本富山房编纂的《中国历史问答》翻译后当作辅助教材而言的。例如，1902年9月，柳诒徵出版的《历代史略》六卷，即是他在南京江楚编译局担任分纂之职时以日本近代东洋史泰斗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卷四至宋代止）为基然后再增辑元、明两卷汇编而成的。次年，柳氏在南京思益小学堂讲授中国历史，用的课本即为《历代史略》。黄现璠于文中明确地指出了当时中国名贤异口同声推崇的日本东洋史家桑原骘藏所著《东洋史要》四卷的不足之处，同时向史学界发出了振聋发聩之声：（《东洋史要》）“上古史，尚插以神话；文化材料，多付阙如；且重要史事，亦多遗漏，实非完善之作。不过在当时教科书中，称为善本，名贤同声推重，几至人手一简，可知国人历史知识，在日人之下，由来已久。呜呼！亡国非一道，救国亦多端，吾国史学家，其知猛醒焉末？”文中还说“民国十年瑞典人Andeson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新石器文化，然当时教科书亦未采用。至民国十七年，即本期教科书，始多记载地下发现之石器，开前此未有之记录。再自国民政府成立，以党治国，历史记载多含党义，故本期所谓新史学，实以‘石器’、‘党义’而得名，并非如鲁滨逊之所谓新史学也。不过本期作者，注意地下遗物，可谓走入研究史学之新途经矣。”[8]由此又反映出黄现璠新史学观念与众不同之一貌。 ◎ 20世纪西风东渐掀起的拍岸新潮冲击出了新式中国通史编纂成果的层出不穷，从中反映出的新史学多彩多姿的风云际会，犹如百年中国社会变迁、观念更新的一面镜子，映照出各个时期史学家对时代问题的应对和感悟。众多史学名家以讲授和编著中国通史为要务，由此赢得学术声誉的史学家不乏其数，代表者有李泰棻、吕思勉、王桐龄、邓之诚、黄现璠、缪凤林、章嵚、钱穆、范文澜等等。尤以黄现璠所撰“中国通史”成果最为突出，理由在于：他一生编著过不同形式和内容的三部“通史”，一为《中国通史纲要》；二为《壮族通史》；三为《中国生活学——古代食衣住行研究》（原名《我国人民起居衣食生活之演变》，副题《中国衣食住通史》）初稿三卷。身处改革开放已经经过20多年后的21世纪，我们不能谈到“中国通史”时仍然仅仅以“汉族通史”全盘代替“中国通史”，各少数民族通史同样应该而且必然是“中国通史”的组成部分。否则，中华民族通史无从谈起。2000年7月23日在北京举办的为期5天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中期会议上，来自46个国家的360多位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在此间呼吁，世界各个民族应不分人口多少、社会发展程度高低而一律平等，这是各民族和睦相处、共同发展的基础。显而易见世界各个民族应一律平等已经成为世界的呼声和世界人民的心愿，遗憾的是中国一些学者凡论述“中国通史”时长期对少数民族通史只字不提，视若无睹，以致所论难免有失公允之嫌。本词条没有对含有“党义”或“风派史学”或“影射史学”者所著通史进行介绍。同时，于此仅对一些个人编著的《中国通史》阐述一己之见，至于一些人主编的“中国通史”巨著，不在此词条所介之列。 注： 1.《清议报》(光绪廿七年七月廿一日)第90册，1—5页，《清议报》(光绪廿七年八月初一)第91册，1--4页． 2.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华东师大出版社1987年。 3.参见胡戟、张弓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第4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4.参见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年》“历史·传记·考古·地理”上册第75～77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第1版。 5.笔者于此采用胡戟、张弓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第40页所列表中的按完成时间序列标准。参见胡戟、张弓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第4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6.黄现璠、刘镛著：《中国通史纲要》上册“邓之诚序”，北平文化学社，1932年9月初版。 7、8.黄现璠：《最近三十年中等学校中国历史教科书之调查及批评》，载《师大月刊》第五期，1933年7月。里面记载了许多春秋战国 和 秦始皇 杀害儒家 活埋人的 故事 焚书等 2 吕思勉版《中国通史》◎ 图书信息作 者：吕思勉 著出 版 社：凤凰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5-1 版 次：1 页 数：524 字 数： 印刷时间：2011-5-1 开 本：16开 纸 张：胶版纸 印 次：1 I S B N：9787550602588 包 装：平装 ◎ 内容简介《中国通史》是吕思勉先生的史学成名作，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中国通史。吕思勉是史学界公认的旧籍读得最多的一位学者，二十四史通读数遍，为学界同人传为美谈。他是易中天最推崇的史学大师，是钱穆最敬重的授业恩师，国学基础深厚，治史意趣生动。 本书渗透着吕思勉用新方法、新思想来整理旧国故的精神。潭其骧称吕思勉“以史学名家而兼通经、子、集三部”。严耕望称吕思勉的治史是“通贯各时代，周赡各领域”，这也是本书的主要特色。顾颉刚评价本书“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一新的纪元”。 ◎ 目录出版说明 自序 绪论 上编 中国文化史 第一章 婚姻 第二章 族制 第三章 政体 第四章 阶级 第五章 财产 第六章 官制 第七章 选举 第八章 赋税 第九章 兵制 第十章 刑法 第十一章 实业 第十二章 货币 第十三章 衣食 第十四章 住行 第十五章 教育 第十六章 语文 第十七章 学术 第十八章 宗教 下编 中国政治史 第十九章 中国民族的由来 第二十章 中国史的年代 第二十一章 古代的开化 第二十二章 夏殷西周的事迹 第二十三章 春秋战国的竞争和泰国的统 第二十四章 古代对于异族的同化 第二十五章 古代社会的综述 …… ◎ 内容摘录上编 中国文化史 第一章 婚姻 《易经》的《序卦传》说：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这是古代哲学家所推想的社会起源。他们以为隆古的社会，亦像后世一般，以一夫一妇为基本，成立一个家庭，由此互相联结，成为更大的组织。此等推想，确乎和我们根据后世的制度，以推想古代的情形的脾胃相合。所以几千年来，会奉为不刊之典。然而事实是否如此，却大是一个疑问了。 自有历史以来，不过几千年，社会的情形，却已大有改变了。设使我们把历史抹杀了，根据现在的情形，去臆测周、秦、汉、魏、唐、宋时的状况，那给研究过历史的人听了，一定是一场大笑话，何况邃古之事，去今业已几万年几十万年呢?不知古代的真相，?妄以己意推测，其结果，必将以为自古至今，不过如此，实系因缘起灭的现象，都将认为天经地义，不可变更。这就将发生许多无谓的争执，不必要的保守，而进化的前途被其阻碍了。所以近几十年来，史前史的发现，实在是学术上的一个大进步。而其在社会组织方面，影响尤大。 ” 据近代社会学家所研究：人类男女之间，本来是没有什么禁例的。其后社会渐有组织，依年龄的长幼，分别辈行。当此之时，同辈行之男女，可以为婚，异辈行则否。更进，乃于亲族之间，加以限制。最初是施诸同母的兄弟姊妹的。后来渐次扩充，至凡同母系的兄弟姊?，都不准为婚，就成所谓氏族了。此时异氏族之间，男女仍是成群的，此一群之男，人人可为彼一群之女之夫；彼一群之女。人人可为此一群之男之妻；绝无所谓个别的夫妇。 …… ◎ 作者简介吕思勉（1884—1957），中国近代著名史学家，字诚之，江苏武进人。曾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吕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史研究，1923年出版《白话本国史》四册，是较早的一部有系统的中国通史，对当时史学界很有影响，后又著成《吕著中国通史》两册。晚年从事断代史研究，先后出版有《先秦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等著作，还著有《中国民族史》、《史通评》等书。 吕先生一生治学严谨，勤于著述，其对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在当时得风气之先，《吕著中国通史》堪称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此书由开明书店于1940年出版上册，1945年出版下册。出版后甚受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欢迎，曾数次重印。可惜当时正值多事之秋，此书的作用和影响很快被独裁、内战和饥饿所掩盖，以致绝版。 ◎ 编辑推荐其中叙述了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与文化学术的历史发展状况、互相关系及特点，范围广博，取精用宏，多独到之见，足资当今学人借鉴；下册为政治史，叙述简明精当，脉络流贯，议论风发，对一般读者熟悉中国历史大有裨益。因此，我们决定将《吕著中国通史》重印出版发行。 为方便读者，我们将此书原来的上下两册合并，按其内容分为上下编，上编称《中国文化史》，下编称《中国政治史》，并将注释形式统一为文中夹注。为保留此书原貌，在重印时，除将繁体竖排本改为简体横排本，以及将因明显排印致错之处予以改正外，其余的一切，如当时的概念、称谓以及在当时历史背景下对部分历史所作的叙述等，均未改动。 1983年，杨宽先生曾主持过“吕氏史学论著编辑组”的工作，并写过一篇“出版说明”，对此书作了很好的评介，现改为本书的“前言”，全文刊出，以期对广大读者研读此书有所帮助。 ◎ 相关书评通史的编著，一向是中国史研究的“畏途”。理想的通史著作，总以“通贯”和“周赡”为最高目标，然中国历史悠久，史料浩如烟海，要在区区数十万字的篇幅里，做到“通贯”而又“周赡”，难度极高。况且“通贯”、“周赡”，难以两全，一如绘画中的大写意和工笔画，得气势神韵，难免疏阔遗漏，反之也然，这实在也是通史著述难以完满的一个原因。 严耕望称吕思勉的治史是“通贯各时代，周赡各领域”，这也是《白话本国史》的主要特色。《白话本国史》上起远古时代，下至作者写作之年（1922），是一本名副其实的中国通史。在20世纪的史学界，凭个人力量独立完成，囊括了古代、近代和现代三大时段的中国全通史，迄今，惟此一部。书中的历史分期很能体现吕思勉的历史通感。作者将中国历史分为五个阶段：周以前为上古史，秦朝统一到唐朝全盛为中古史，从唐朝安史之乱至南宋为近古史，元朝至清朝中叶为近世史，西力东渐以后为最近世史。这一历史分期，来自于作者对中国历史演变脉络的通贯考察。作者认为：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变迁时代，“是三代以前和秦汉以后社会的一个大界限”。而秦汉以后，中国历史便呈现出一个公例：承平数十百年，就要酿成大乱，大乱过后，可以平定数十百年，往后又是如此重演。到明末清初，思想界才起了一个根本上的变动——即对向来的社会组织产生了根本的怀疑。然而，闭关时代，无外情可资比较，因怀疑向来的社会组织而萌生的改革，仍“只得求之于古”。这种情况直到西力东渐、清代海禁打开才发生变化，所以西力东渐是传统社会与现代历史的一大界限。作者认为，就政治形势和民族关系而论，汉唐的历史和宋元明清的历史有很大不同，所以唐中期安史之乱可以作为中古史和近古史的一大界限。这种从史实出发、突出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大关节的历史分期，是当时中国史研究中的创新性见解，对以后的通史研究和通史教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中国史研究上卓有建树的史学家杨宽、唐长孺、黄永年等，在年青时都因受《白话本国史》的启发而走上治学道路。 20世纪前期的史学界主流，是提倡做“窄而深”的专题研究，这一观念的极端表现，就是反对通史编撰和通史教学（陈寅恪也曾一度反对雷海宗在清华开设通史课程）。先做专题、断代的研究，然后才有通史的编撰，这也是今日大多数历史学者所赞同的看法。但是，这一看法也极易忽视问题的复杂性：一部事实陈述的真实性含量极高的通史著作，未必一定比另一部含量稍低的通史著作，在整体上具有更高的真实性。这便是现代历史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难题：假使历史整体之“真”不能从个别、局部之“真”的连接、集合中得以实现，那么，构建历史整体之“真”的条件是什么呢？显然，除了需要有大量的个别史实的“真”之外，还有史实的选择、史实的组合、历史整体的构建、叙事情节的设计等，都是不可或缺的条件，而对历史主要脉络及大关节目的正确把握，仍是通史著作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这也是吕思勉通史著作的学术生命较为长远的一个原因。 提倡新史料、乃至稀缺史料的发现和运用，也是那一时期史学研究的一个特征，故有使用新材料、研究新问题、“得预”学术新潮流之说。但其极端，则有所谓“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之诡论现象的产生（罗志田语）。平心而论，除了史前、上古的历史之外，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传统典籍，仍是治中国史的原料大宗。这是因史料留存的客观状况所限，非出于任何人的主观好恶。所以，从阅读传统典籍入手的治学路数，仍不失为史学研究的“康庄大道”。吕思勉的治学是从系统阅读传统典籍入手的，写札记，作考证，数十年如一日，他先后把二十四史反复阅读了好几遍，再参考其他史书以及经、子、集部文献，将辑录的史料加以排比考订、综合分析，一生所写札记总数达100多万字。他特别推崇顾炎武的《日知录》、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等著作，不为考证而考证，专关心“古今风会之递变”。这种以札记为基础，再作归纳分析和融会贯通的通史著述，自与那种“剪刀加浆糊”的通史著述大不相同，内中包含着许多作者独特的创见。比如，说“汤用兵的形势，实在和周初相同”，不仅商周用兵形势相同，后来秦的用兵亦如此（这是就地形地势来论秦统一的便利，与时下论大一统的地理环境，形式相似，旨趣大异）。又说宋与北周用兵的差异，一是先南后北，一是先北后南。宋的用兵之所以先南后北，是取其先易后难，本也无可非议，但历史的机会也由此一纵即逝，结果对北面始终处于劣势。论者都说吕思勉的治学路数与当年学界主流有所不同，更具有本土化的特征。其实，从札记的写作，再进而做融会贯通的研究，与西方治学的专题研究，实在是“异曲同工”、“殊途同归”。读他的通史著作，其体制规模，实与梁启超所倡的“新史学”的理想模式最为吻合。所以史学家顾颉刚称吕思勉通史著作“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了一个新的纪元”。 吕思勉是史学界公认的旧籍读得最多的一位学者，谭其骧称他“以史学名家而兼通经、子、集三部”，二十四史通读数遍，为学界同人传为美谈。他的国学基础深厚，但治史的意趣却不保守。《白话本国史》渗透着作者用新方法、新思想来整理旧国故的精神。正如王家范所说：“先生于著作中常透出一些精彩议论，知道他实得益于对社会学、人类学等新知识的吸收，社会经济、社会组织、社会生活都进入了他的中国通史，实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先驱。” 《白话本国史》全名《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它虽是一部学术专著，但作者预设的读者对象却是青年学生。吕思勉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历史学家，他说自己“少年时，因没有名师指导，精力、时间浪费甚多，因未得门径，绕掉的圈儿也属不少”。为此，他写了一部“自修适用”的历史入门书。所谓“门径之门径，阶梯之阶梯”。为了便于自学，书中除了详细注明材料来源和参考书目外，还记注了许多必要的文史知识。如，引用《山海经》的材料，作者特地注明“言海内者，明海内复有昆仑山”的“海”，同“夷蛮戎狄，谓之四海”的“海”是一个意思，不能理解为海洋的“海”。说到史料中的“山”，作者特地注明，古人所谓的山，包括的范围很广，大体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山脉，而不是像今天那样，仅指一山一岭。这许多涉及历史、地理、语法、训诂、辩伪等方面的知识，往往都是工具书里查不到的，但对于正确理解材料是很重要的。这种著述方式，值得现在编写历史教材的学者借鉴。 3 范文澜版《中国通史》范文澜有《中国通史简编》，后来准备将其扩充为《中国通史》，全书未成即逝世，后续工作由蔡美彪完成。 1995年，《中国通史》出版，全书共十册，其中前四册为范文澜著，后六册为蔡美彪补充定稿。该书是我国近百年来最完整、最系统的一套中国通史。它通过记叙各个历史时期的历史事实与历史人物，阐明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全书观点鲜明、体例严谨、内容丰富、文笔流杨，是受到社会各界普遍欢迎的优秀通史著作之一。 范文澜是当代公认的史学大家、史学权威。上世纪四十年代，范文澜到延安后，开始撰写中国通史，当时拟定“略前详后，全用语体，揭露统治阶级罪恶，显示社会发展法则等几条”，作为准绳。这部在延安窑洞的油灯下写出的我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叙述中国历史的著作——《中国通史简编》，是中国史学史上一个革命性的前进。该书一问世，就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严禁，这正好说明它的战斗作用。1968年7月20日，毛泽东向范文澜传话：中国需要一部通史。在没有新的写法以前，还是按照你的那种体系、观点写下去。范老生前完成《中国通史》的前四卷。他逝世后，蔡美彪毅然担负起这项未竟的事业，于1995年完成。 4 白寿彝版《中国通史》◎ 白寿彝版之总述改革开放以来，白寿彝就酝酿编写《中国通史》，他曾多次出国访问而很有感触，深感编纂一部内容宏富，与我们悠久的文明和大国的地位相称，具有高度科学性的《中国通史》的必要，并且冀望这部通史要表达出深刻的历史感和鲜明的时代感。 ◎ 作者介绍白寿彝（1909—2000），男，中国著名史学家、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专家；回族；河南开封人。1979年正式提出设想并开始启动。白先生倡议和主持的这一大型项目得到北京师范大学和全国许多兄弟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的支持。一大批卓有成就、造诣高深的知名学者共襄盛举。由白先生总揽全局，提出全书的总体设想和要求，并采取卓有成效的推动和组织措施，各分卷主编精心实施，有关的众多专家通力合作，终于完成了这一浩大的工程，全书于1999年出齐，共12卷22册。 ◎ 唯物史观的《中国通史》结合中国历史进程的实际，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些十分重要的理论认识。这些认识贯穿于全书之中，而在《导论》卷作了系统的和充分的阐述。《导论》包含九章，阐述了以下问题：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历史发展的地理条件；人的因素，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国家和法；社会意识形态；历史理论和历史文献；史书体裁和历史文学；中国与世界。对这些理论问题，《导论》卷都是以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为指导，从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的发展中总结出来并加以阐述的。《导论》卷注重讲理论而不脱离史实，举史实而提升到理论。因此，读来容易理解而多有启发。 《中国通史》包含经济、政治、民族、军事、文化、中外关系、历史人物等多方面内容，史料翔实，读来使人产生厚实、凝重之感。尤其应当提到的是：它把各少数民族的历史都放在中国历史进程的大背景下加以阐述，充分肯定前者在后者之中的重要位置，充分肯定多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明的历史业绩；它把科学技术同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结合起来阐述，反映出科学技术在推进生产力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它展现出从先秦至近代各个历史时期的人物群像，使中国历史更加生动、更加引人入胜地反映在读者面前。如第十二卷“近代后编”传记部分，就写出了50多人的传记。至于资料的翔实，各卷都很突出，同时也各有特点。以第八卷“元时期”为例，其“序说”部分凡八章，依次是：汉文资料；蒙、藏、回鹘文资料；国外资料（含波斯文资料、阿拉伯文史料、欧洲文字史料、亚美尼亚文资料、叙利亚文史料、俄日文资料）；明清两代的元史著述；二十年代以后元史研究的进步；建国以来的蒙元史研究；国外的蒙元史研究；本书编写旨趣。这240页的文献概述，足以表明本书编撰的坚实的史料基础。有的学者读后，赞叹不已。 《中国通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对此，我们至少可以从两方面去估量，一方面是政治家的评价，一方面是史学家的评价。 ◎ 《中国通史》各卷目· 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卷，总主编兼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 中国通史第二卷(远古时代，总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 中国通史第三卷(上古时代，总主编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 中国通史第四卷(中古时代，秦汉时期，总主编，主编之一上、下册)1995年版 · 中国通史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总主编上、下册)1995年版 · 中国通史第六卷(中古时代，隋唐时期，总主编上、下册)1997年版 · 中国通史第七卷(中古时代，五代辽宋夏金时期，总主编上、下册)1999年版 · 中国通史第八卷(中古时代，元时期，总主编上、下册)1997年版 · 中国通史第九卷(中古时代，明时期，总主编上、下册)1999年版 · 中国十卷(中古时代，清时期，总主编上、下册)1996年版 · 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总主编上、下册)1999年版 · 中国通史第十二卷(近代主编上、下册)1999年版 5 万卷出版公司出版图书◎ 李伯钦 李肇翔版作者：李伯钦 李肇翔 出版社：万卷出版公司 页码：2584 页 出版日期：2009年 ISBN：9787807594918 装帧：平装 开本：16 定价：288.00 ◎ 本书刊行于1978年成书之后即在话语圈里产生了巨大影响。时至今日，仍是不少史学爱好者的案头必备之书，一些高校亦将其作为常用教材，甚至有学者亦能从中获益。 两汉之后，中国又陷入分裂，进入了一段政权频繁更迭的时期。“魏晋南北朝”，只五字，却包括了这一阶段或前后相继、或并存对峙的几十个国家或朝代。董卓乱后，东汉政权名存实亡，地方割据势力继起，随后形成魏蜀吴三分天下之势。在经历了西晋的短暂统一之后，中国再次走向分裂——进入东晋十六国及南北朝，直至隋再度统一全国。《魏晋南北朝史》为大家展现的便是这一时期的政治变迁、社会形态、民族融合、学术信仰等方面的概貌。 ◎ 作者简介傅乐成(1922～1984)，傅斯年之侄，字力更，号秀实，山东聊城人。著名史学家。1940年考入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后赴台湾，执教于国立台湾大学。1956年赴美国哈佛大学深造，获得博士学位。 在任教的十几年中，傅教授除在台大授课外，还在同仁、辅仁、淡江等高等院校讲课，并兼任中兴大学文学院院长，主持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的博士班和秦汉史研究室的工作，治学严谨、平易近人，对秦汉、隋唐史的研究颇有建树。他一生著述甚丰，皆为史学论著，影响较大的有《秦汉史论文集》《隋唐五代史》等。他的史学论著有的被译成英、日、韩等国文字，是台湾、香港、日本、韩国及东南亚高等学府学习中国史的必读之书。 ◎ 傅乐成终身未娶关于傅先生的感情问题，有这样一个“典故”。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春天，殷海光在南京《中央日报》社任主笔，与在“中央图书馆”任职的傅乐成交往甚笃，且谈锋如昔。当时“异常放荡怠惰”（傅自语）的傅乐成结识了一位美丽的小姐，对她极为爱慕，却难撷其芳心。有一天，殷海光在傅乐成的宿舍里聊天，正好那位小姐也在场。当时殷海光兴致勃发，大谈时局，口若悬河，那位小姐在一旁听得出神。殷海光走后，傅先生爱慕的小姐对他说：“假如你有殷先生那样好的学问，我一定嫁给你。”傅乐成受不了这番“刺激”，决心翻译一部英文的西洋史以示自己的进取之心。后来那位美丽的小姐还是没有嫁给他，但若干年后，从耶鲁学成归来的傅乐成写出扛鼎之作《中国通史》，被誉为“不可忽视史学家”。 ◎ 目录第一章 近代中国的顿挫 第一节 绪 言 第二节 西方世界的勃兴 第三节 清朝政治的腐败 第二章 鸦片战争 第一节 嗜利的英国 第二节 烟毒的泛滥 第三节 林则徐严厉禁烟 第四节 清政府卑屈求和 第五节 可耻的《南京条约》 第三章 东南半壁的大动乱 第一节 不夷不夏之教——拜上帝教 第二节 不伦不类之国——太平天国 第三节 洪秀全的败亡 第四节 大动乱的余波 第四章 清室的力挽危局 第一节 曾国藩的治学 第二节 编练湘军 第三节 血战十一年 第四节 不信书，信运气 第五章 英法联军之役 第一节 英法联军的北上 第二节 俄帝国的东进 第三节 清政府的两和两降 第四节 觉醒的开始——创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第六章 新旧杂治下的洋务运动 第一节 处身于新旧交替中的领导阶层 第二节 求强的第一期新政 第三节 求富的第二期新政 第四节 新政的破产 第五节 外交与军事的屡败 第七章 扶桑烈日初凌中国——甲午战争 第一节 日本的效法西洋 第二节 朝鲜的交涉 第三节 每战必败的新海陆军 第四节 李鸿章在马关 第五节 台湾的抵抗 第六节 三国干涉还辽与分赃冲突 第八章 托命维新的保国运动——戊戌变法 第一节 清王朝危机四伏 第二节 酝酿变法 第三节 变政为国 第四节 政变为清 第五节 维新党的转向革命——自立军起义 第九章 托命拳脚的救清运动——义和团 第一节 北中国的乱象 第二节 民间的反抗洋人 第三节 两种反动——朝廷的灭洋扶清与疆臣的东南自保 第四节 大清帝国日暮途穷 第五节 革命浪潮澎湃海内外 ◎ 墨人版《中国通史》图书 作 者： 墨人 主编 出 版 社： 中国戏剧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11-1 开 本： 大16开 ISBN ： 9787104029243 定价：￥168.00 ◎ 内容简介源远流长的中华历史是一幅全景式的宏大画卷，从远古的洪荒、文明的诞生到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丰功伟绩，朝代的更迭演绎了绵长的时代史，镌刻出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历史一脉相承，文明代代相传。将中华文明悠久历史沉淀下来的丰富的图文资料按时间顺序，依史籍材料，条分缕析地加以组织和剪裁，将编写体例、图片和艺术设计等多种要素有机统一，呈现给读者的是一种立体的、极具文化魅力的阅读空间。 ◎ 目录彩版图文天下中国通史 三国两晋南北朝——唐 三国 曹魏的兴衰 曹操的崛起 曹操的统治 公元197年张绣叛曹 公元199年曹操擒吕布 袁术败亡 公元207年征乌桓 公元211年曹操定关陇 公元216年曹操称魏王 公元216年赐死崔琰 公元219年杨修之死 公元220年曹丕称帝 曹丕、曹植之争 公元226年曹叡即位 公元229年魏明帝制定《魏律》 公元238年司马懿平辽东 公元249年高平陵政变 公元260年司马昭杀曹髦 北方经济和文化 改善吏治 公元196年推行屯田制 淮南淮北军屯 上邦军屯 打击豪强 重视农业 公元204年改革赋税 工商业的恢复 三曹 建安七子 正始玄风 竹林之游 广陵绝响 蜀汉的统治 公元211年刘备人蜀 公元219年关羽威震华夏 刘、曹争汉中 公元222年吴蜀之间的战争 公元223年白帝城托孤 公元223年邓芝出使孙吴 公元225年平定南中地区 公元227年～公元234年五次出师北伐 公元231年诸葛亮废李严 蜀国的经济 黄皓专蜀 公元263年蜀汉灭亡 东吴的统治 公元195年孙吴的兴起 公元222年夷陵之战 公元229年孙权称帝 吴国的世家大族 公元234年讨平 讨平山越 航海技术的进步 江南经济的发展 开凿运河 开拓岭南 公元238年孙权诛吕壹 公元253年诸葛恪之死 公元280年东吴灭亡 东吴的对外交往 长沙三国吴纪年简牍的出土 建业城 西晋 西晋建立和太康之治 公元265年灭蜀和西晋建国 公元265年西晋分封 公元266年废民屯制度 公元268年制定《新律》 公元269年晋武帝沼禁募客 公元280年晋灭吴统一全国 公元280年～公元289年太康之治 西晋的腐朽和八王之乱 晋武帝的淫逸 …… 东晋十六国 南北朝 隋朝 唐朝 彩版图文天下中国通史 五代十国——金 彩版图文天下中国通史 元——近现代 彩版图文天下中国通史 史前——汉 6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图书◎ 段昌国版中国通史 作 者： 段昌国 著 出 版 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0-1-1 字 数： 121000 开 本： 16开 I S B N ： 9787510800634 定价：￥36.80 ◎ 内容简介《中国通史》为台湾著名历史学家傅乐成教授领衔主持，邀集门下五位史学俊彦共同撰写而成，是台湾乃至中国史学界不可多得的通史类著作。 全书所述史实上起旧石器时代，下讫清帝退位，按朝代顺序分为七卷，由五位青年学者分别著述其学之所专的部分：《先秦史》，由萧璠著，记述了中华文明诞生到春秋战国这一阶段的历史；《秦汉史》和《魏晋南北朝史》，均由邹纪万著，分叙了秦始皇统一六国到东汉末年农民起义以及魏蜀吴三分天下到南北朝对峙局面的结束这两个时段的历史；《隋唐五代史》，由傅乐成教授亲自撰著，为隋重启统一盛运到后周灭亡，此三百余年间的历史；《宋辽金元史》，由王明荪著，所叙为从北宋统一全国到元帝国的衰亡，其间几朝的历史；《明清史》，由姜公韬著，叙述了明建国到满清康乾盛世国势转衰这段历史；《近代史》，由段昌国著，记叙了鸦片战争前后到辛丑条约签订这一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 全书每卷十余万言，共九十余万言。书中运用了一些文言文词句，表达简洁通畅，读之如饮醇酿。且每位著者对书中所述历史事件及人物均有自己独到精辟之见解，贵在不人云亦云。此外，这套简体版的《中国通史》还配了多幅珍贵的史料插图和战争地图，以便于读者更直观地了解历史的全貌。 7 百集电视片《中国通史》我国第一部向全世界人民展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大型电视专题片，2011年1月28日在北京启动。 由电影频道节目中心制作出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组织撰稿的百集《中国通史》是一部跨越时空、跨越民族，以人类社会发展史为题材的电视专题片。 《中国通史》共100集，预计3年时间完成。该片是我国第一次采用高清晰数字技术拍摄的中国通史历史专题片。 8 傅乐成版《中国通史》◎ 图书信息作 者：傅乐成 出 版：贵州教育出版社 定 价：68元 出版日期：2010-09 ◎ 图书简介《中国通史》为我国历史事实与演进过程的一个简要叙述，意在使读者对中国历史有一个比较清楚而客观的概念。重心有四：政治社会的变迁；对外关系；各种制度的演进；学术思想的渊流。所据资料有三：历朝旧史；1960年代前二三十年学人的研究成果；作者的读史心得。对所据资料的整理及叙述，力求忠实谨慎，缺乏实证的见解和过分主观的议论，虽新颖动人，也不予采用。 本书所述，上探旧石器时代，下至1912年清帝退位，凡六十余万言。文字浅近平易，不做繁征博引，叙说清晰，见解持正，数千年中国史事之此伏彼起，重要节点，前因后果，俱在目前。 本社此次引进出版，配有适量插图，重点在于战争地图，对每副战争地图皆有数百字详尽说明，以方便读者对史事有更为感性、系统的认识。 ◎ 目录摘要◎ 第1部分 序言《中国通史》能在十几种市面流行的同类书籍中，脱颖而出，获得特殊的地位，就因为他能够将几十年来史学界专业研究的成果，纳入通史的叙述中。 ◎ 第2部分 从史前时代到信史时代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其遗骸遗物早经公开，且曾经国内及国际不少学者长期研究，而其研究成果比较可信的，则为北京人、河套人和山顶洞人。 ◎ 第3部分 封建帝国的兴衰（西周时代）◎ 第4部分 春秋时代与战国时代所谓“战国时代”，是指东周的后半期加上东周灭亡以后的三十四年，从周敬王四十年（前480）起，至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也就是秦国统一的前一年止，凡二百五十九年。 ◎ 第5部分 春秋战国的学术思想春秋战国是我国学术思想的鼎盛时代，自春秋末年儒家首先崛起，到战国诸家并兴，思想界澎湃到极点。造成这种盛况的原因相当复杂。 ◎ 作者简介傅乐成(1922—1984) 字力更，号秀实。聊城市(今聊城市东昌府区)人。著名史学家。幼读私塾。1930年，随家迁至济南，入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读书，1933年在该校毕业后，先后在北京辅仁中学、贵州铜仁国立三中高中部就读。1940年考入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1945年毕业。抗日战争胜利后，到南京珠江路教会中学任语文、历史教员。1948年夏应聘到国立河南大学任助教。后去台湾。1949年10月起，在国立台湾大学先后任校长办公室秘书、历史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1956年赴美国哈佛大学深造，获得博士学位。傅乐成在北京辅仁中学读书期间，曾积极参加“一二·九”运动，被推举为学生代表和组织游行的主要领导人。后被捕入狱，经其伯父傅斯年保释出狱。在大学执教期间，治学严谨、平易近人。对秦汉、隋唐史的研究颇有建树。撰写的《中国通史》一书，在台湾史学界影响颇大，日本史学界评价他“为一不可忽视的史学家”。他一生著述甚丰，皆为史学论著。较有影响的有《秦汉史论文集》《隋唐五代史》等著作。他的史学论著有的被译成英、日、朝等国文字，是台湾、香港、日本、南朝鲜及东南亚国家高等学府学习中国史的必读之书。傅乐成终身未娶。步入老年后，体弱多病，孤身一人，思乡情深，常流露出对故乡的眷恋和早日实现祖国统一的期盼，生前嘱亲朋好友，待祖国统一后，将其骨灰与先父一起归葬聊城原籍。去世后，台湾大学、中兴大学、台湾史学会曾为其联合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并设立“傅乐成教授奖学金”。台湾大学将其生前主持的“秦汉史研究室”易名为“傅乐成教授纪念研究室”。 9 9.傅乐成版《中国通史》◎ 基本信息《中国通史(上下)》为我国历史事实与演进过程的一个简要叙述，意在使读者对中国历史有一个比较清楚而客观的概念。重心有四：政治社会的变迁；对外关系；各种制度的演进；学术思想的渊流。所据资料有三：历朝旧史；1960年代前二三十年学人的研究成果；作者的读史心得。对所据资料的整理及叙述，力求忠实谨慎，缺乏实证的见解和过分主观的议论，虽新颖动人，也不予采用。 《中国通史(上下)》所述，上探旧石器时代，下至1912年清帝退位，凡六十余万言。文字浅近平易，不做繁征博引，叙说清晰，见解持正，数千年中国史事之此伏彼起，重要节点，前因后果，俱在目前。本社此次引进出版，配有适量插图，重点在于战争地图，对每副战争地图皆有数百字详尽说明，以方便读者对史事有更为感性、系统的认识。 ◎ 出版信息作者: 傅乐成 出版社: 贵州教育出版社出版年: 2010-8 页数: 673 定价: 68.00元 装帧: 平装 ISBN: 9787545601237 ◎ 内容简介为我国历史事实与演进过程的一个简要叙述，意在使读者对中国历史有一个比较清楚而客观的概念。重心有四：政治社会的变迁；对外关系；各种制度的演进；学术思想的渊流。所据资料有三：历朝旧史；1960年代前二三十年学人的研究成果；作者的读史心得。对所据资料的整理及叙述，力求忠实谨慎，缺乏实证的见解和过分主观的议论，虽新颖动人，也不予采用。 本书所述，上探旧石器时代，下至1912年清帝退位，凡六十余万言。文字浅近平易，不做繁征博引，叙说清晰，见解持正，数千年中国史事之此伏彼起，重要节点，前因后果，俱在目前。本社此次引进出版，配有适量插图，重点在于战争地图，对每副战争地图皆有数百字详尽说明，以方便读者对史事有更为感性、系统的认识。 ◎ 图书目录第一章 从史前时代到信史时代 第二章 封建帝国的兴衰（西周时代） 第三章 春秋时代和战国时代 第四章 春秋战国时代的学术思想 第五章 集权帝国的发展与倾覆 第六章 汉帝国的盛世 第七章 汉代的武功 第八章 汉的制度与学术 第九章 汉的衰亡与三国的分合 第十章 五胡乱华与晋室偏安 第十一章 南北朝的对峙 第十二章 南北朝的社会 第十三章 隋帝国的兴亡 第十四章 盛唐的内政 第十五章 盛唐的武功 第十六章 安史之乱以后的确唐帝国 第十七章 唐代的制度 第十八章 唐代的宗教与学术 第十九章 五代与十国 第二十章 北宋与外族 第二十一章 南宋与外族 第二十二章 宋的制度与学术 第二十三章 元帝国的组织] 第二十四章 明代的政治 第二十五章 清的入主及其盛世 第二十六章 清帝国的乱亡 第二十七章 明清的制度 第二十八章 明清的宗教与学术 ◎ 作者简介傅乐成(1922—1984) 字力更，号秀实，傅斯年之侄。聊城市(今聊城市东昌府区)人。著名史学家。幼读私塾。1930年，随家迁至济南，入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读书，1933年在该校毕业后，先后在北京辅仁中学、贵州铜仁国立三中高中部就读。傅乐成在北京辅仁中学读书期间，曾积极参加“一二·九”运动，被推举为学生代表和组织游行的主要领导人。后被捕入狱，经其伯父傅斯年保释出狱。1940年考入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1945年毕业。抗日战争胜利后，到南京珠江路教会中学任语文、历史教员。1948年夏应聘到国立河南大学任助教。后去台湾。 1949年10月起，在国立台湾大学先后任校长办公室秘书、历史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在大学执教期间，治学严谨、平易近人。1956年赴美国哈佛大学深造，获得博士学位。在任教的十几年中，除在台大授课外，还在同仁、辅仁、师大、成大、淡江等高等院校兼课，并兼任中兴大学文学院院长，主持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的博士班和秦汉史研究室的工作。1984年2月21日病逝于台湾大学医院。 傅乐成终身未娶，生活起居，乏人照料，刚过中年，就中风不起。步入老年后，体弱多病，孤身一人，思乡情深，常流露出对故乡的眷恋和早日实现祖国统一的期盼，生前嘱亲朋好友，待祖国统一后，将其骨灰与先父一起归葬聊城原籍。去世后，台湾大学、中兴大学、台湾史学会曾为其联合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并设立“傅乐成教授奖学金”。台湾大学将其生前主持的“秦汉史研究室”易名为“傅乐成教授纪念研究室”。 ◎ 许倬云序言傅先生的《中国通史》在1960年出版，1978年修正再版。这本书在台湾出版的中国通史之中，是大家公认为很好的一部作品。现在这本书也要出大陆版了。傅先生在1984年故去，至今也有二十多年，墓木已拱。此书，虽然旧了一些，但也反映了台湾前面三分之一岁月的学术水平，也许，在大陆上长久是“一家之言”的学术天地中，这本书也呈现了实证史学的风格，让读者看到另一类的学术风格。 “中国通史”这种体裁，是中国近代史学史第一阶段就出现的叙述历史方法。1905年，清朝改变学制，许多中学和高小都需要读历史课。当时的课本，不论什么科目，普遍受到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新式教育的影响。历史课也不是例外，因此，当时第一批出现的历史教科书，都带着日本学者那珂通世和桑原骘藏所写的东洋史的影响。主要的特色是将西欧历史的中古近代三分法，带入了中国史。这一个时期的断代，毋宁是削足适履，将不同的历史发展放在一个模子里面硬套，和后来唯物史观的五段论，犯了同样的毛病。 稍后一个时期，尘埃逐渐落定，学者们回到中国的史学传统，编纂中国通史。柳贻征和吕思勉这些国学大家，从《资治通鉴》和《通志》、《通典》、《文献通考》这些所谓 “九通”中汲取材料纂为通史。这一类的著作史料丰富，但是常常不带入自己的史观。章太炎和梁启超都曾经发过宏愿，要纂著有自己史观的通史，可是，都没有如愿完成。 其实，中国的通史传统，早在春秋和三传的时代就是编年的通史。司马迁的《史记》更是初创体例的通史。断代史的《汉书》反而是《史记》之后的按照时代叙述的历史。上面所说的《通鉴》是编年的通史，三通九通是专题的通史。中国的学术传统，经史互补，以史证经，以经论史。所以，宋明的书院都有刚日读经，柔日读史的课程。《史记》、《通鉴》等书，其为通史，也是既为修身也为经世致用。读史的目的是在求知之上，更加一层深层的意义，史家可以藉此发舒自己坚持的人生价值。中国通史中，钱穆的《国史大纲》长久为大家喜好，就是因为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在通史中灌注了国族主义。 1930年代以后，中国的史学，有了实证主义的传统，也有了如同西方史学最常见的专题论文，刊登于学术刊物，在一个一个专题内，用严谨的考证和编排，解决历史上的一些课题。这种实证史学的作品，一个一个解决问题，累积而为可信的历史叙述，不是上面所讲的几类中国通史可以比拟的。傅乐成先生是傅斯年先生的侄子，和他的堂兄傅乐焕、堂妹傅乐淑，都追随着孟真先生的实证史学，三人对于外族和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各有专长。傅乐成先生在台湾大学任职，从助教到教授，他的研究专业是唐代历史，尤其注意安史之乱前后的民族关系。他对朔方兵和回纥马的研究，和东北、北方、西方与西南各种外族的起伏兴衰，有详细的分析，指出了安史之乱的本质，其实等于外族在中国土地上争衡。 他对于1930年以后许多历史专业研究的成果也非常熟悉。他的《中国通史》能在十几种市面流行的同类书籍中，脱颖而出，获得特殊的地位，就因为他能够将几十年来史学界专业研究的成果，纳入通史的叙述中。例如：在隋唐史的部分，他不仅采用了陈寅恪先生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和《唐代政治史略论》两篇名著的观点，也大量地采用了严耕望、全汉升、赵铁寒、傅乐焕、傅乐淑和方豪等等学者的意见。同样的，在上古史部分，他采用了李济、梁思永、傅斯年、杨希枚和石璋如等人的研究。在其他各章节，无不如此，他广泛地收纳了抗战前后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也将台湾50年代以后二十多年的学术研究，都提精摘要，融入他的《中国通史》。 相对于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傅著并没有特殊的史观，却十分重视经过考订的历史现象。钱先生的大著，吸纳了顾炎武、顾祖禹、顾栋高、赵翼和钱大昕等人的著作，因此《国史大纲》中，埋藏了上百个可以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傅先生的《中国通史》，则是综合已经成定论的许多研究发现，做个总结。两者各有长处，而两者也正可以在几十年教条主义的框架下，提供另外一些读史的角度，对读者绝对是有益处的。可谓遗憾者，今天的环境，和史料的增加，尤其考古学部分出现大量的新史料，这两本书都已问世几十年，确实有点接不上情况的难处。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半个世纪的教条主义框架，让这两本书提供一些不同的信息，也未尝没有阶段性的意义。 写这个序文时，我不禁回忆起和傅乐成先生在台大的一段关系。我考入台大时，他是助教；后来，我回校工作，又与他是同事。只是，二人作息时间，一朝一晚，难得碰头。他中风之后，我去问疾，看见他在台大医院的病榻上，努力要学着将一根相当粗的线，穿过黄豆大的孔，而他居然屡次尝试，不能成功。那个景象，令人酸鼻，至今犹如目前。 聊城傅家，出过至少四位当代的中国史专家。傅孟真先生领袖中国的史学界数十年之久，自己的学术造诣，既有功夫，也有观点，确是一代人杰。1950年，傅先生在台湾大学校长任上，十分辛劳，为了学生福利，在台湾省议会的质询时，因为议员质询过当，既累又怒，心脏病发，竟以身殉。傅乐焕先生专业是辽史和东北的民族关系，1966年文革期间，他在北京陶然亭投水。傅乐淑女士是中西交通史的专家，曾在匹兹堡的杜肯大学任教多年。她的《中西交通史编年》，是这个领域的重要著作。我在70年代初到匹城时，她也在匹城，但是，她离群索居，不太与人来往，因此也没有向她请益的机会。后来，她迁往加州，也曾经回国在内蒙教书。2003年在美去世，遗骨还是回到中国。傅乐成先生终身未娶，生活起居，乏人照料，刚过中年，就中风不起。聊城傅家，人物丧亡俱尽，实在令人伤感！ 2010年9月5日许倬云*谨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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