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中国贪污史 |
| 释义 | 贪污是人类的劣根性，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杜绝贪污。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曾说：“中国一部二十四史，其实是一部贪污史。” 虞舜时期，皋陶创立“墨”罪，“恶而掠美为昏，贪以败官为墨，杀人不惩为贼，《夏书》曰：‘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明初的官俸是以粮食计算，到中业折为色俸，有时给钞，有时财务困难时，竟给苏木、胡椒为俸，故《明史》称“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 三代刘泽华与王兰仲的《论古代中国社会中的贪污》称“西周时已有贪污受贿的记载”。 《左传·桓公二年》：“国家之败，由邪官也；官之失德，宠贿章也。” 春秋鲁国大夫叔向处罚贪官羊舌鲋，论“墨”罪，“杀，弃尸于市。” 汉朝《汉书·田延年传》：丞相议奏延年“主守盗三千万，不道”，御史大夫田广明谓太仆杜延年：“《春秋》之义，以功覆过。当废昌邑王时，非田子宾之言大事不成。今县官出三千万自乞之何哉？愿以愚言白大将军。” 唐朝唐代宗时宰相元载专权贪污，大历十二年（777年）三月命左金吾大将军吴凑逮捕元载、王缙二相于政事堂。籍其家，起赃无数，其中取出八百石胡椒。宋代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一书中感叹：“臭袜终须来塞口，枉收八百斛胡椒”。 宋朝庆历四年（1044年），环庆路都部署兼知庆州滕宗谅因任意使用“公使钱”馈遗游士、犒劳民兵，结果被弹劾，谪守巴陵郡。 明朝明初朱元璋立下重典，官员贪污60两银子，一律押往府州县衙门左边的土地庙，设有“剥皮亭”，处剥皮实草之刑。剥皮时如果让被剥皮者早死了，又规定：“有即毙者，行刑之人坐死。”（叶子奇《草木子余录》） 洪武十八年（1385年）三月，御史余敏、丁廷举告发户部侍郎郭桓利用职权，勾结其他官吏，私吞太平、镇江等府的赋税，又巧立名目，多徵赋税水脚钱、车脚钱、口食钱、库子钱、蒲篓钱、竹篓钱、神佛钱等。经过追查，六部的多数官员如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工部侍郎麦至德等人皆郭桓同党，一共三万余人斩首示众，“百姓中产之家大抵皆破”。史称“郭桓案”。 赵翼的《二十二史札记》载，正统十四年（1449年）王振籍没时，“金银六十余库，玉盘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余株”。 正德五年（1510年），刘瑾败后，抄家得“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千七百两。元宝五百万锭，银八百万，又一百 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以上金共一千二百五十万七千八百两，银共二万五千九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2001年《亚洲华尔街日报》据此将刘瑾列入过去1000年来，全球最富有的50人名单。 正德十六年（1521年），钱宁籍没时，“黄金十余万两，白金三千箱，玉带二千五百束”。 正德十六年（1521年），江彬籍没时，“入公帑者，黄金七十柜，柜一千五百两，银二千二百柜，柜二千两。” 明代周元《泾林续记》载：“世蕃纳贿，嵩未详知，始置笥箧，既付库藏，委皆充 。蕃妻乃掘地深一丈，方五尺，四围及底砌以纹石，运银实其中，三昼夜始满，外存者犹无算，将覆土，忽曰：是乃翁所贻也，亦当令一见。因遣奴邀嵩至窖边，烂然夺目。嵩见延袤颇广，已自愕然，复询深若干，左右以一丈对，嵩掩耳返走，口中嗫嚅言曰：多积者必厚亡，奇祸奇祸，则嵩亦自知不免矣。”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严嵩、严世蕃父子倒台时，《明史》称，抄出来“黄金可三万余两，白金二百万余两， 他珍宝服玩所直又数百万”。《天水冰山录》载：“纯金器皿共三千一百八十五件，重一万一千余两，玉器共八百五十七件，耳坠、耳环共二百六十七双，布缎绫罗纱共一万四千三百余段，扇柄二万七千三百余把，南昌和分宜的第宅房店两共三千三百间。”严世蕃同时又是色情狂，“严分宜父子溺器，皆以金银铸妇人，而空其中，粉面彩衣，以阴受溺。[1]”北京百姓称之为“钱痨”。 徐阶执政时期，朝野称之为“名相”。可是其子弟横暴乡里，占夺土地达二十四万亩。隆庆元年（1567年），广东道监察御史齐康弹劾徐家人横行乡里，徐家认为齐康是受徐阶的政敌高拱指使。其他言官及时任大理寺丞的海瑞也跟著上疏指责齐康，高拱因此下台，时人谓之“权奸”。后来海瑞当上江南巡抚时，要求徐阶退田，徐阶退了一些，海瑞还是不满意，弄得徐阶很难堪，最后还在大厅拨粪。 隆庆初年，古田僮韦银豹、黄朝猛反叛。殷正茂有军事才干，但生性贪婪，首辅高拱多给殷正茂二十万两，希望他早日平叛，班师回朝。高拱说：“吾捐百万金予正茂，纵干没者半，然事可立办。”时以拱为善用人。 清朝康熙对贪污恨之入骨，说，“朕恨贪污之吏，更过于噶尔丹”。但是他曾说：“要杜绝贪污根本不可能”，晚年甚至允许官员贪污，以致政风败坏，史称索额图“贪侈倾朝右”，明珠“簠簋不饬，货贿山积”[2]，其他如徐乾学、高士奇等皆肆无忌惮地贪污公款。浙江农民“多佃种富室之田，而私其租之半……其有田而耕者什一而已”，高士奇在平湖县“置田产千顷，大兴土木，修整花园”。当时的民谣说：“九天供赋归东海（徐乾学），万国金珠献澹人（高士奇）。”明珠“簠簋不饬，货贿山积”，索额图“贪侈倾朝右”，户部尚书希福纳等官吏贪污银两二十余万，其属下堂司官等贪污四十余万两等。凤阳知府蒋国正勒索下属银一万余两，宜阳县令张育徽贪赃四千余两，阌乡县令白澄贪赃六万余两等[3]。 康熙末年，“各省钱粮亏空甚多”，“府帑亏绌，目不暇给”，私派浮于国课，差徭倍于丁粮”，“生民乏食，物价腾贵”，终于引发了朱一贵等大规模叛乱。甚至康熙本人亦明言：“诸臣为秀才，皆徒步布素，一朝得位，便高轩驷马，八驺拥护，皆何所来，可细究乎？”对于臣下贪污，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和珅当权的二十多年中，他贪污了二亿多两白银，兼并了千百万顷土地，占据了几百处房产。 在他的保护之下，他的家奴也成了日掷千金的暴发户。和珅聚敛的财富，竟超过了清朝政府十五年财政收入的总和。和珅成为中国历史上名副其实的首贪。据《清朝野史大观·和珅家财》等野史记载，和珅总财产是“八百兆两有奇（即八亿两）……政府岁入七千万，而和珅以二十年之阁臣，其所蓄当一国二十年岁入半额而强”。 清代从督抚到州县，皆聘有幕宾与胥吏。郭嵩焘曾言：“汉唐以来，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汉与宰相外戚共天下，东汉与太监名士共天下，唐与后妃藩镇共天下，北宋与奸臣共天下，南宋与外国共天下，元与奸臣番僧共天下，明与宰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耳。”汪辉祖在《病榻梦痕录》说，乾隆十七年一个幕宾的“岁脩”为二百六十两白银，办理钱谷的为二百二十白银。章学诚在《与执政论时务书》中说：“州县有千金之通融，则胥吏得乘而牟万金之利；督抚有万金之通融，州县得乘而牟十万之利。”《清稗类钞》记载，户部索贿最易，其次是吏部、兵部，户部的胥吏大多居住在正阳门东和崇文门外，有“东富西贵”之谚。 中华民国主条目：中华民国贪污案件 《亚洲华尔街日报》认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宋子文可能已是全球首富了，1943年时，他的资产估计为七千万美元，曾投资美国通用汽车和杜邦公司。美国作家默尔·米勒采访杜鲁门总统时，杜鲁门气得大骂：“他们都是贼，个个都他妈的是贼……他们从我们给蒋送去的38亿美元中偷去7.5亿美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条目：中华人民共和国贪污案件 2007年9月26日柏林透明国际指出，在一百八十个国家的评比中，中国清廉指数（CPI）第七十二名。 2005年9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北京举行的“亚太反贪腐倡议（Anti-corruption Initiative for Asia-Pacific）”研讨会上发表报告指出，随经济改革，中国的贪污问题日益猖獗。2004年中国涉及贪污的金额高达4090亿元人民币至6830亿元人民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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