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30年代中国思想理论界主要围绕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究竟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问题展开的学术争论。论战的焦点是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此后又论及中国社会史问题和中国农村性质问题。这场争论进行了3次,历史上简称“三次中国社会性质论战”。

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从共产党内扩展到社会 中国经济研究专号)

关于中国社会发展史问题的论战(中国社会性质 社会发展规律的学说)

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论战主要围绕中国农村 资本主义经济占有优势地位 持续10年之久的“三次论战”)

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

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　这场论战与共产国际内和中国共产党内对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性质的争论紧密相联。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人们对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感到困惑，对于确定中国革命性质的主要根据──中国的社会性质，即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出现了分歧。陈独秀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已经基本完成，经过1925～1927年的大革命，封建势力已“受了最后打击”，“变成残余势力之残余”，进而认为中国社会已经是资本主义占优势，无产阶级只有等待资本主义发展到某种程度的时候再去进行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当前只能进行以“国民议会”为中心的合法运动。赞同陈独秀观点的一派人被称为“托陈取消派”或曰“托派”。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李立三撰写的《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一文，全面论证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及对中国革命的政治路线，批判了“托陈取消派”的观点。

从共产党内扩展到社会

论战很快从共产党内扩展到社会，以陶希圣为代表的新生命派（因《新生命》杂志而得名），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改组派，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纷纷撰文发表自己的观点或主张。他们有的提出“中国封建制度崩坏论”，把秦汉至清朝称之为“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而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帝国主义压迫之下的商业资本主义社会”；有的否认中国有封建阶级和封建制度;有的认为中国的问题全在于“五鬼(即贫穷、疾病、愚昧、贪污和扰乱) 闹中华”。

中国经济研究专号

尽管派别不同，但他们都认为中国已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新思潮》杂志（因而得名“新思潮派”）在1930年 4月出版的“中国经济研究专号”上登载了一组文章，着重从帝国主义和中国经济的关系、民族资本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农村土地关系等方面，分析了中国经济的性质，认为封建的半封建的经济在中国社会经济中占支配的地位，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随后,《动力》杂志(因而得名“动力派”)继续宣传托派观点,提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代替封建经济而支配中国经济生活的地步”，“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发展到资本主义国家了”。对此，《新思潮》杂志、《读书杂志》、《布尔什维克》、《中国经济》等刊物又陆续发表一批文章，进一步阐述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基本看法。

关于中国社会发展史问题的论战

中国社会性质

当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全面展开的时候，论战又从现实转到历史，引起了大规模的对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这实际上是前一次论战的继续和深化。论战主要围绕 3个问题：①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即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过这一生产方式的时代；②中国历史上有没有经过奴隶社会；③关于“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即现阶段中国社会的性质及中国社会向何处去的实践问题。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将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和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第一次把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历史依次叙述为原始社会（“大抵在西周以前即是所谓‘亚细亚’的原始共产社会”）、奴隶社会（“西周是与希腊、罗马的奴隶制时代相当”）、封建社会（东周以后，特别是秦以后，才真正进入封建时代）等几种社会形态有规律更替的历史，并认为中国历史已经历了殷周之际的奴隶制革命、周秦之际的封建制革命、清末的资本制革命。

社会发展规律的学说

从中国历史的角度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学说也适用于中国的国情，阐明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此后，陶希圣、李季、王礼锡、王宜昌、胡秋原等人则提出了不同的历史见解。他们认为，在原始社会之后，中国未曾经过奴隶制，就直接进入了封建社会；而秦以后至清的2000多年又是一个特殊的“商业资本主义”；或认为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跨入了资本主义，不承认中国存在过奴隶社会，否认马克思主义适用于中国。

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

论战主要围绕中国农村

从1934～1937年，论战主要围绕中国农村的社会性质问题展开。中国是个农业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说，认识中国社会性质首要的是要正确认识中国的农村。前两次论战偏重于理论上和历史上的论证，往往缺乏完备的实际材料。30年代中期，中国农村经济正陷于崩溃的境地，农村资金大量流向城市，而集中在城市的资金又找不到出路，于是提出了各种挽救农村破产的方案，诸如复兴农村、救济农村、乡村建设等。这些方案的设计者并未直接涉及中国农村的社会性质问题，也没有直接参与论战。但鉴于中国农村社会问题的严重性，有关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问题逐渐成为争论的焦点。

资本主义经济占有优势地位

《中国经济》杂志的王宜昌、张志澄、王景波认为，在中国农村经济中，资本主义经济占有优势地位，农村的基本问题不是土地问题，而是资本和生产技术问题。《中国农村》杂志立即载文予以反驳。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何干之等人纷纷撰文，首先从方法论上驳斥其“技术决定生产关系”等论点。他们认为，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上，只强调生产力而忽视生产关系的变革的观点是不对的。指出农村问题的中心不是生产技术或资本问题，而是封建土地所有制。有关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领域，逐渐从城市和工业经济深入到乡村及农业经济方面，即从中国农村社会的角度去更深一层地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问题。

持续10年之久的“三次论战”

围绕中国社会性质这个中心问题做了多方面的探讨。马克思主义者从各方面论证和说明了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和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性质，认为马列主义完全适用于中国。“三次论战”对政治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因当时政治环境、认识水平的局限和抗日战争的爆发，有些理论问题的争论尚未深入展开，所遗留的一些问题以后一直在探讨中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现时的社会,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这就为持续多年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做出了科学的结论。

现今中国社会性质及其主要矛盾

一，革命的任务和性质是由社会的性质及其主要矛盾决定的，而社会的性质则主要是由组成这个社会经济基础的生产关系的总和中的起决定作用的生产关系决定的。现今中国社会经济基础主要是由两种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关系和农民小生产者私有制生产关系组成。

两种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关系，一是中国本国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关系，另一种是以美国为主的外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于这两种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关系的经济成分是现中国生产总进程的主导成分，起决定作用的生产关系，而基于农民小生产者私有制生产关系的经济成分，正在日益分化，其中大多数日趋贫困破产，极少数成为新富农或煤窑砖窑烟花爆竹等企业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成分。

二，本国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包括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和“民营”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经济。在现中国社会经济基础中，前者的经济力量居于主导地位。

这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是指那些挂着“国有经济”招牌，具有垄断性、收益特大的有关国民经济命脉的大型企业，而实际上它们的生产资料所有权（主要是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却完全操纵在掌握国家政权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手中[注]，这些企业的主要领导职务也一般都是由他们的子女亲信担任，因此，掌握国家权力的官僚买办才是这些企业的真正所有者。不仅如此，他们还通过他们的子女亲信，官商勾结，包揽大规模房地产开发工程和大型建设工程；或者进行金融证券投机，侵夺国家资财，吸吮人民血汗。正是由于这样，他们就成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就是这个阶级的经济基础。

依靠手中掌握的政治权力，形成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现中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特色。这和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形成的情况不同，它不是在资本集中形成产生垄断的基础上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结合，形成金融资本主义，少数金融寡头通过隐蔽操纵国家政权，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形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在现中国社会的经济生活中，金融资本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不过，它在国内的主要活动领域，不是和产业资本相结合，而是官商勾结，操纵股市楼市，反复炒作，形成泡沫，既显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统治下“经济繁荣”气象，又使参与的权贵得到高额实惠。在涉外金融活动中，积极执行对外投降卖国的路线，充当美帝对华银行控股和金融掠夺的纽带。

现中国的金融资本不和产业资本结合；美国为主的外国垄断资本却获得中国政府同意其对九成的实体经济产业参股和控股的权利。

三，美国为主的外国垄断资本之所以得以大举进入中国进行银行控股，金融掠夺，企业并购，产业替代，使中国成为美国虚拟经济的主要物质基础，这一方面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实行对内复辟资本主义，对外向美帝投降卖国的路线，引狼入室的“招商引资”导致的，另一方面是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寄生性进一步加剧，虚拟经济大发展的结束。

上世纪中叶，反法西斯侵略的世界大战胜利结束，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起和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特别是中国革命的胜利，全世界出现了“东风压倒西风”的形势，使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彻底崩溃。马列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强大和殖民地人民的独立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是互相结合的不可分离的。

殖民地人民血汗的供养是帝国主义存在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在旧殖民主义崩溃后，本身的腐朽性寄生性又进一步加剧的美国垄断资本主义金融寡头，就以庞大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为后盾，在对社会主义进行以腐蚀手段为主的和平演变的同时，迅速地实行了一套名叫虚拟经济的经济霸权主义，作为从经济上控制中国等原社会主义国家和新独立的殖民地国家的新式殖民主义。

虚拟经济的主要内容，简要地说，一是以同已经与黄金脱钩，可以滥印滥发的美元为核心工具；二是在国内以金融博弈为主要经济活动，通过股票、债券、房地产以及其他可以反复炒作的资产，以小博大，获得巨额利润。这种经济的快速扩张，资产价格普遍大幅度偏离或脱离实体经济因素决定的价格而趋于泡沫化。据2007年12月的数据，当年美国GDP总量为13.84万亿美元，而股市总市值却为17.8万亿美元，华尔街金融服务业全年利润占全美公司利润总和的40%，而与人民生活相关的制造业，由于不适宜不稳定的金融环境，就几乎全部转移迫切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已变质的原社会主义国家和新独立的原殖民地国家，造成美国外贸持续逆差，美国就可用美元现金购买其他国家生产的产品，再用发国债的方式，让其他国家用出口顺差换来的美元现金购买美国国债和其他金融资产，于是美元现金通过经常项目逆差流出，再通过资本项目逆差流入。通过这种方式对这些国家进行阴险的隐性掠夺；三是通过银行控股，达到使这些国家的全部国民经济和社会财富却处于美帝的控制之下；四是这套虚拟经济的经济霸权主义的实现，需要两个条件，第一是使世界各国经常有大量需要美元的条件，而国际市场上石油涨价则是经常牵动各国大量需要美元的条件，第二是要有一个愿意接受银行控股和金融掠夺为美帝虚拟经济提供可靠的物质基础的国家。苏联的解体，使美帝得以顺利的控制中东产油国，操纵国际油价，实现了头一个条件。现中国统治阶级的路线，为进入中国的以美帝为首的外国垄断资本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少有的特别优惠条件，和世界上最便宜的劳动力，心甘情愿，卖国投降，接受美帝为主的外资控股银行和金融掠夺，使美帝获得了它的虚拟经济的最可靠的物质基础。

于是中国成为美帝的附庸国，新式半殖民地，中国社会成为新式半殖民地资本主义社会。

四，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现今中国新式半殖民地经济所具有的特点主要是：

（一）就其产生和发展过程来看，它不同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按照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封建社会里产生和发展起来，因而有过革命进步的历史，然后逐步走向反动腐朽；而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被消灭，农民小私有制经济已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全体劳动人民公有制和农村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已经建成的时期，掌握国家政权的共产党内部的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在毛主席逝世后，适应国内资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的愿望，适应美帝等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的政策，瓦解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所以，现中国新式半殖民地资本主义的产生使中国社会历史的暂时倒退，与生俱来就具有违反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和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意愿的，彻头彻尾的反动性。

（二）剥削的残酷性，是现中国资本主义进展迅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复辟资本主义进程中，大批元社会主义工商企业被半卖半送地私有化，几千万工人被迫买断工龄，下岗失业，所得到的下岗津贴少得可怜，过不了多久就会陷入饥寒交迫的境地。一个典型的悲惨例子，是重庆第一针织厂女工张苏玉，下岗时只得到4000元下岗津贴，一直找不到工作，竟饿死在床上，五年后要拆迁她的房子，才被发现，但已是一堆白骨。在业工人所受到的剥削是世界上最残酷的，中国工业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一般都很低，剩余价值中的绝对量比重很大；加之，劳动时间普遍很长，劳动条件一般都很恶劣，工资待遇之低，位居世界之最，尤其是农民工的工资，不仅极低，而且经常拖欠。不少地方，还有“零工资”就业的情况，只要有口半饥饿的饭吃，没有工资，一天干十几个小时的活也干。在珠三角东莞等地，童工就像白菜一样被买卖。黑砖窑、黑煤窑的窑奴和包身工，不只是山西、广东特有的情况。微软、惠普等跨国公司在华的零部件加工企业，工人工资待遇同样低得可怜。挂着“国有企业”牌子的大企业，平均工资虽然比一般企业高，但高工资其实也只限于中层以上的职员，普通工人的工资，同样很低。这些企业工人的集体劳保福利待遇，由于还挂着“国企”的牌子，原来的待遇，还不得不基本上保留着。其他已经各种形式私有化的企业及新建企业，港澳台商企业及外商独资、合资、控股企业，一般没有什么劳保福利。虽然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头子多次作出猫哭老鼠的假象，开出搞好“社保”的支票，但从来没有真正落实。至于宪法上规定的政治民主权利，三十年来，实际上从来没有实行过。“四大自由”和罢工权利则早就从宪法上删掉了，连请愿、上访实际上都被禁止。

现中国工人阶级（包括农民工）三十年来，处于非人的困境中。

（三）现中国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对美投降卖国路线，使美帝经济霸权主义从经济基础上把中国变成美帝的附庸，因此，附庸性是现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又一特点。

第一，中国“国有”银行以及其他国有金融机构被以美帝为首的外资控股。从1991年到2007年11月，有近80家外资银行在30多个城市建立了数百家分行和法人机构，参股控股中国国有银行的外资银行和其它外资金融机构已有30多家，同时还有约15家外资证券、基金会等金融机构进入中国金融市场。在所有这些外资银行与金融机构中，美国的占了三分之一。2007年12月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国政府又进一步出卖，允许外资可以无限制地控股中国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把中国金融市场，完全交给美国为主的外资控股。这样一来，中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财富就都全部落入控股银行的掌握之中。控股银行就可以和中国有关官员互相勾结，指令各种金融指数的涨跌变化，操纵中国国民经济的运行和社会全部财富的流向，使其通过银行、股票、债券和房地产等流进控股银行就可以以各种投资方式把流进的财富送回美国等有关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手中，而中国的企业及其个人财富的损失，却只表现为金融指数的下跌，属于正常损失，这是经济霸权主义经济上经济上控制中国的第一种手段。

第二，美国垄断实体企业，以各种形式大批转移到中国，利用中国特有的世界上最廉价的劳动力和中国政府给予外资的特别优惠条件，以及它们本身具有的资本、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对中国企业不断进行参股控股，由产业并购而产业替代，在中国国民经济体系逐步形成优势地位。据中国官方统计，截至2007年底，中国工商业的29个行业中，美帝为主的外资已经在23个行业中占优势地位，在已经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五的企业，都被以美帝为首的外资占据或控股。而在轻工业、化学、医药、机械和电子等行业中，外资公司的产品已经占了三分之一以上的市场份额。连山东、河北的大型粮油加工企业也为外资所收购，中国人民日常吃的粮油85%是这些被收购的企业的产品。外资独资控股企业的产品，甚至参股企业的某些产品，其产品设计、原料采购、存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终端零售这些环节，都有外商掌握，中国只掌握劳动，制造这个环节。有人说，中国的制造业，中国人只占了一分产值，外资则取得九分产值。因而“中国越制造，美帝为主的外资就越得利”，确是事实。

第三，现中国，由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劳动群众日趋贫困，两极分化十分严重，国内市场的需求无法启动起来，工业产品销售的外贸依存度高达66.9%，超过那些国民经济立足于外贸的国家和地区。由于现在世界贸易的游戏规则都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根据他们的利益制定的，外贸依存度高实际上就是对美国垄断资本依存度高。

所以，在这次经济危机中，由于美国消费萎缩，就会严重影响中国的出口，大批企业倒闭，两千多万农民工失业。

（四）现中国资本主义经济飞快蓬勃发展，这主要是股市、房地产泡沫和显示政绩的大工程造成的。其实根底的脆弱性十分严重。

第一，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日益萎缩。复辟资本主义的第一招，就是强迫解散社会主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人民公社，使占农业人口的大多数贫下中农在生产生活上失去集体经济的依靠，再次沦为农民小生产者。农业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化肥、农药、油、电价格不断上涨，另加却不断下跌；尤其是耕地不断被大量征收、占用；取消农业税后其他费用支出却更多，大多数农民日趋贫困破产，日益愤恨不满，捍卫自身权益的斗争迅速增加，使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头子也心惊胆战，装出一副假慈悲的样子，叫喊“三农问题”，提出“新农村建设”，要发展资本主义农场和近似美国的新富农。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在农村的爪牙的残暴统治下，所有这些许愿最终只是一场作秀。

第二，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现中国当权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把GDP的高速增长，作为其显示“政绩”，稳定统治并使自己可以从中获取巨额利益的途径。因此，把“发展是硬道理”和“第一要务”作为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片面地扩大社会固定资产对房地产业及其它“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投资率。据官方公布的数字，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2007年是55.6%，2008年上半年为52.4%，这么高的投资率在世界上是罕见的。根据建国后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率一般不能超过30%，否则比例就要失调，影响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率还要低些。

现今中国的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率如此之高，当然不可避免地使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特别是这么高的投资率又主要是在房地产业及其他一些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上。

从房地产的投资率可以看到这么高的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对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可能造成的影响的严重情况。本来，城市里已建成的房子的闲置率差不多达到50%以上，但投入房地产业的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却占了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量的四分之一。房地产这个行业，涉及上下游行业有五十多个，而每一个平米建筑量，就需钢材两万吨，门窗八万套，卫生洁具两万套左右，和更大量的水泥、沙石等材料，以及施工消耗的煤电油等。在占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量四分之一的投资率的牵动下，这么巨大的材料能源需要，必然引发这些材料能源的供应紧张，形成一些企业、行业“经济过热”，而其他一些亟需这些材料的企业却很难得到，造成减产甚至暂时性停产，这一冷一热，比例失调。

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头子们，年年叫唤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按照“科学发展观”指导经济，而实际上却越来越热。他们的阶级利益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基本规律，使他们永远无法解决经济比例失调问题。

最近为了应对经济危机，减轻对中国的影响，他们一方面喋喋不休地叫喊“启动内需”，另一方面却更进一步增大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其结果必然是饮鸩止渴，只能使中国经济比例进一步失调。

第三，国内需求乏力。消费是社会生产的最后一个环节，这个终端环节对生产这个起点环节有促进或制约的作用，只有两者相互协调，社会再生产才能顺利进行。

居民消费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拉动力。美欧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一般都在70%上下；中国在1978年洋跃进期间，也还有48.8%，复辟资本主义以后就急剧下滑，到2007年，中国人口增加了三亿多，居民消费率反而下降为35.3%。三十年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外贸。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头子们，这些年来，“扩大内需”叫喊了多年，却一直扩大不了。因为三十年来，中国的两极分化早已经超过了美国。官方公布的基尼系数，连《纽约时报》也不相信，认为中国的两极分化，广大工农劳动群众的贫困化“已和当年国民党失败时的情况一样”。

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的经济规律，和反映这种规律的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心态，再加上中国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特别强烈的贪婪腐败性。因此，在现中国的新式半殖民地半资本主义制度下，要使居民消费需求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不可能的。

第四，技术落后和对外依附。在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在1953年至1976年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从无到有，建成了独立的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工业在国民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占了72%，尤其是依靠自己的力量造成了两弹，卫星上了天，核潜艇下了海。在执行《鞍钢宪法》和工业学大庆的运动中，许多企业兴起了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三结合”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在技术攻关方面，取得了不少优秀的成果。

资本主义复辟黑浪一起，官僚资产阶级头子们，把工业技术进步的希望寄托在“以市场换技术”上，依靠外国垄断资本主义送来技术，三十年来的事实却是市场拱手让给了人家，外资在华企业里的核心技术，中国技术人员和工人连边也没有沾上；一些高级技术，例如电脑操作系统、软件包装产品、高级感光材料，子午线轮胎等等，都是外资占绝对垄断地位，就连制药和大型医疗器具等产品，迄今也还只能按外商的配方和设计生产，向有关国家的垄断资本集团交纳专利费；汽车、飞机等产业，依然停留在仿制阶段，有些关键零部件开要靠进口；民航机的维修配件要靠进口；号称“国产”的运七的发动机和航电器件还靠进口；高精密度数控机床，包括刀具、传感器、高精密度主轴、直线导轨等要进口；高速铁路列车常用的轮子、道岔；远洋船舶的导航、通讯系统、自动化电机电器等关键性零部件，甚至彩电、手机的芯、洗衣机、冰箱、玩具内的集成电路和芯片，国内目前都不能生产；电梯核心技术全部由外资控制。

技术如此落后，主要原因是统治阶级在技术上依靠美国为主的外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奴隶主义政策。

五，现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现中国新式半殖民地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两个主要矛盾，一个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重点是同掌握着政权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矛盾；一个是中国各族人民同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的矛盾。

这两个矛盾是在现中国社会经济上产生的，互相联系着的矛盾。解决这两个主要矛盾，是适应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符合占现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根本利益和意愿的，也是即将到来的大革命的主要任务。

（一）现中国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营”资产阶级都是剥削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的资产阶级。

现中国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同上世纪蒋家王朝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都是掌握国家政权和“国有企业”生产资料实际所有权的官僚资产阶级，也都是与生俱来带有恐美的软骨和亲美降美的奴才性的资产阶级。他们都是中国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死敌。但是两者间也有区别：第一，两者的产生情况不同，后者是由与英美帝国主义和封建土地剥削制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买办资产阶级和蒋介石的军事法西斯政权相结合而形成的；前者是由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集团，适应国内资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的愿望和美帝从内部摧毁社会主义的“和平演变”政策，在毛主席逝世之后，篡夺了党和国家的全部权力，演变而成的。所以，它的反革命行动多以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两面手法进行，比后者更为阴险，更具有欺骗性。第二，后者与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剥削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许多任务就是大地主，而且，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剥削是其在农村统治的基础，它是半殖民地带有半封建性质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这个阶级的统治，消灭了与之有灭联系的封建土地私有制和剥削制度，属于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而没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使之成为全体劳动人民所有制经济，则属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因为它触动了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正因为如此，当年新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其实质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而前者，即现中国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是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剥削早已彻底被消灭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复辟了资本主义，但没有复辟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剥削制，这个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剥削没有联系，推翻它的统治和消灭它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是单纯的社会主义革命性质。因此，这个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是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重点对象。

现中国“民营”资产阶级同上世纪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改造）时期的民族资产阶级都是资产阶级，但两者有许多不同之处：

第一，后者是在鸦片战争后中国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过程中，顺应历史发展规律产生的。一方面它由于受帝国主义、封建半封建主义和蒋家王朝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压迫与束缚，有一定的反帝反封建和反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又由于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联系，所以它又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它对蒋氏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经济上垄断，政治上专制独裁既有一定的反对的积极性，又有动摇性妥协性；它与无产阶级之间是对抗性的矛盾，但在蒋家王朝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对它实行利用控制，打击，取缔的政策，而日益强大的无产阶级却对它采取了争取，团结和改造的政策下，它权衡利害得失，最终不得不接受无产阶级的和平改造，使无产阶级可以将对抗性矛盾以人民内部矛盾的形式处理。当然，在和平改造中，它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

第二，前者即现中国的“民营”资产阶级是现中国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在复辟资本主义的过程中，以“国进民退”、“招商引资”、“能人创业”等政策，官商勾结，扶助起来的，他们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一起参与了窃取无产阶级革命果实尤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的反动活动中，所以，现中国的“民营”资产阶级与生俱来就带有明显的反社会主义反共产主义的反动性。“民营”资本主义企业对工人剥削的残酷性，也十分突出，臭名昭著的“黑”字号煤窑砖窑和包身工，都出在官商勾结的“民营”企业里。

现中国“民营”资产阶级无论人数和经济实力都远远大于当年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其中很多人都已是执政的“共产党”党员、干部，不少人已经开始以专家身份进入国家和地方政权机构。

在发展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个大方向上，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营”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在具体的经济、政治权益上，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对“民营”资产阶级主要是扶助，利用，勾结，但也有限制侵害的一面。“民营”资产阶级对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主要是依赖，利用和勾结，但也有抵制争夺的一面。

所以，“民营”资产阶级同样是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它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在未来的革命浪潮中会不会转化，将由那时的阶级力量对比和它的态度决定，现在难以推测。

（二）现今中国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革命时期的中国都是美帝等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但其成因则有很大不同。

当年中国成为美帝半殖民地，主要是当权的蒋家王朝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出于反共的政治军事需要，为获取美援而与美帝签订一系列丧权卖国的不平等条约所致。

现中国成为美帝半殖民地则主要是由于当权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实行了一条对内发展资本主义，对外投降卖国的修正主义路线，从而迎合了美帝经济霸权主义从经济控制着手，把中国变成其附庸国的要求，现中国是美帝新式的半殖民地。因此，中国各族人民争取民族独立解放斗争的性质和形式就不同。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对美帝的民族独立解放斗争，主要是在推翻蒋家王朝的统治同时，驱逐美帝在中国的侵略势力，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并不触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因此，尽管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反帝解放运动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由于这个斗争并不触动资本主义的基础，因此，其社会性质属于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

新式半殖民地的现中国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斗争，主要是在推翻以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为主资产阶级专政政权的同时，打碎美帝经济霸权主义的枷锁，消除美帝在华一切侵略势力，这就必然要消灭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因而，虽然参加这个斗争的力量要比参加消灭国内资产阶级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力量更广泛，但就其社会性质而言，则是属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

因此，在现中国，无论是当前反对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或是即将到来伟大的群众革命运动，都是基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和中国各族人民同美帝的矛盾这两个主要社会矛盾的革命，都是属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当前的反修斗争是即将到来的群众大革命运动的序幕，即将到来的群众大革命运动是当前反修斗争的继续和发展。

（三）腐败同反腐败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矛盾。腐败是反映私有制度和私有观念发展时不顾道德、法律，只求满足个人财色私欲的极端表现。在私有制度下，任何一个政权，都会有腐败同反腐败的斗争，这是一个阶级内部整体利益同局部利益矛盾的反映。而当一个居于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到了衰朽时，腐败现象就必然日趋严重。最近从美国开始的经济危机， 就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最后时期，资产阶级的腐败已经十分严重的证明。

至于现中国的腐败问题，更有两个特点：一是作为统治阶级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腐败已经到了“头顶生疮，脚底板流脓”的地步；二是腐败的风气已经侵害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这是由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路线和美帝的和平演变腐蚀政策共同造成的。因此，现中国的反腐败斗争不是一个独立的革命任务，而是反对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及其修正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及私有观念，反对美帝经济霸权主义的革命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