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是指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探索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历史。

1．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的学科性质

学科性质反映学科的本质属性，建立一门学科，自然要规定其学科性质，明确其在学科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如此才好研究下去。在笔者看来，“学术史”在性质上自然属于文化史，应该是在历史学的系统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既然是学术史，则应该在史学类的“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之中。但按照目前的学术分类系统，各门学科的历史如哲学史、文学史、政治学史、经济学史等，都置于各门学科之下，而不是归于史学类。这是从学科建设和有利于研究的角度出发的，有其基本的理由。笔者的看法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依据目前的学术分类，可以如哲学史置于哲学系统之下一样，而置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个一级学科之下，这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个学科的发展是有益的，而且在目前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化方面，其学术意义也尤为重大。但是，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置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下，并不能因此就否定这一学科的史学性质。

2．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的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是一门学科成立的基本条件，只有研究对象确定了，才能规定学科的范围及其所要研究的问题。一般说来，“凡是一种科学，都有它研究的对象，以及研究的方法与研究的目的；……至于研究的对象，就自然要各不相同了。因为研究对象的不同，乃各种科学所由区分的唯一根据”[1]。由于研究对象是一学科区别于他学科的“唯一根据”，因而设置某一学科就自然要明确其研究对象。前面说过，“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属于史学的门类，则其研究对象大致不能离开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历史现象”，但又不能是一般的大而无边的“历史现象”，否则这门学科就没有其独特性了。事实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所研究的只能是“历史现象”之一部分，即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的“学术现象”。因为，所谓“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是指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术并构建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的历史，自然要以“学术现象”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现象为研究对象。具体而言，“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是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的演变过程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这里要说明两点：

（1）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的演变过程，就是要梳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的历史进程。学术的历史不能等同学者的历史，尽管学术离不开学者。由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不是简单地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为研究对象，而是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学术活动、学术思想、学术成果及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构建的贡献等方面为研究内容。这里要说明的是，不描述其过程或者其演变的轨迹，不能称之为“史”的研究，当然也就不能称之为“学术史”的研究，因而“学术史”首要的是进行历史变迁轨迹的梳理。

（2）“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还应该以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发展规律为最终任务，并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的发展规律中得到有益的启示。因为这门学科如果仅仅是描述学术现象的历史过程，停留在具体的学术现象的罗列上，而不以研究规律为最终任务，则这门学科就不能进到科学的行列，也就不可能具有科学的品格。这是因为，所谓科学，就是要从研究的对象里面，探求出因果关系的法则。当然，这里所谓研究规律，必须在描述学术发展过程的基础上进行，以弄清学术发展的基本事实为前提条件。

既然确认“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是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的演变过程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则必须将这一研究对象进行细化为几个具体的层面，以利于研究工作的开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既然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的学术研究工作，又是在中国共产党具体组织和领导之下开展的学术活动，同时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包括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文化工作者等）在学术文化领域独立创造的学术成果，因而在笔者看来，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的研究对象来进行进一步的细化：

一是从马克思主义这一个层面来研究，阐述清楚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中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色。既然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则我们对其进行研究就必然要对其中的“马克思主义”进行历史的与学术的考察。在研究中要看到，“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因为‘它既然是科学，就不是固定而且不能固定在一个地点，它是发展着和完善着’。在不同的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可以有不同的表现。”[2]这就要求研究者，一方面要说清楚经典马克思主义学术观的具体情形和基本内容，由此也就必须详细地考察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的基本内涵及其演变和发展的历程，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进行研究和分析，以寻求马克思主义本来的含义；另一方面则要说清楚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后发展的具体情形及其所处的发展阶段，然后才有可能明白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在指导理论上的细微变化及其特点。譬如，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也使得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在指导思想的内容上及学术研究的重点等方面有所变化。对于，艾思奇就曾看到这一点，他说：“辩证法唯物论的发展，在抗战后的第一个表现，是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辩证法唯物论在中国的具体应用的问题，同时这也是抗战以来辩证法唯物论发展上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而一切其他问题的研究，都是以这一问题的解决做中心的。”[3]值得注意的是，就马克思主义在现代中国的演变历程而言，民主革命阶段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阶段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一脉相承的，但还是有所不同的；则以此来指导的各个阶段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自然就有很大的差异，并显现出各自具体的特点。因而，必须强调对不同时期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并且还要联系到各个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的具体情形，这对于梳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的历史轨迹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二是从中国共产党这个视角来深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对象的研究，具体地考察中国共产党的学术文化方针、政策、措施、机构以及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的学术运动、学术论战等层面，亦即对中国共产党的学术文化方针、政策及其领导的学术运动、学术论战的情形进行“史”的考察。原因也很简单，尽管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在解放前也有一部分是党外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发地开展的，存在着各自为战的现象；但总体来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主要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组织之下进行的，这不仅表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学术文化方针政策上，也表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学术运动上。因而，考察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则自然要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学术文化方针和政策及其所领导的学术运动、学术论战等方面。学术论战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譬如，30年代的唯物辩证法论战、哲学大众化运动，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采取新的学术文化政策的体现，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的发展、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前进有重大的影响。30年代就有人这样评价：“新唯物论亦称辩证唯物论，马克思、恩格士、伊里奇等所倡导之哲学也。这派哲学移植于中国，亦是近二十年来的事。当初主其事者，实为一般共产党的党员，但近年来亦有不是共产党的党员而从事于此派哲学的发揭者。这派哲学，一入中国，马上就风靡全国，深入人心。他的感化力实在不小，就连二十四分的老顽固受了他的熏陶，马上就会变为时髦。平心而论，西洋各派的哲学在中国社会上的势力，要以此派为最大，别的是没有一派能够与他比肩的。”[4]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学术批判运动，对于中国现代学术的影响很大，其作用虽不能一概而论，但确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譬如，建国以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学术批判运动，如对胡适学术思想的批判运动、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运动、对《武训传》的批判运动等，这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对此值得深入地研究和探讨。因此，深入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需要从中国共产党这个视角来进行。

三是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学术背景、治学方法、学术成果、学术传承关系、学术交往关系、学术特色等这一层面来研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进行个案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创造的，其学术思想资源、社会活动范围、学术所长、学术旨趣等，自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的重点问题。从这一个层面来进行研究，能够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走向深化。但问题复杂性在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学术研究工作虽在不少情况下表现为个人的行为，但又不是简单的个人学术行为，而且有时是通过群体的形式来进行学术研究工作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之间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即使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之间不存在师承关系，但就治学路径、研究重点、学术关怀等方面亦有极为相近或相似的方面。因此，就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的历程来看，确实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学派这一事实。对此，笔者在《李大钊与中国现代学术》一书中曾指出：“李大钊不仅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创始人，而且也是五四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中坚人物。”[5]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问题，可以举两例说明。譬如，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就有马克思主义学派，大致在“五四运动前后，从1915年新文化运动开始，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的这一段时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酝酿期。”[6]又譬如，在社会学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存在也是很显见的事实，“中国早期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代表人物李大钊、瞿秋白、李达、许德珩等在他们的理论活动中，对社会学研究的根本法则、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及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社会及其本质，社会学的历史使命或重要性，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等各种社会学基础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7]这就是说，除了要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个人以外，还要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派；而且在特定情形下，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派显得特别的重要。因为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研究，更能体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带有规律性的问题。

3．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的研究方法

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历史学的研究，大致都有一个资料梳理与史实确定的过程，然后再进到理论抽象而寻求规律的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既然在学科性质上属于史学的范畴，则其研究方法大致类同于基本的史学研究法，亦即史学研究法适用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的研究；但由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不是研究具体的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而是就学术现象进行专门研究，则历史学的方法在具体的运用中亦有所变化。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学术现象具有文化的传承性，秉承一定的学术传统，遵循着一定的研究范式，并且学术现象也具有内在的思想性特征，因而理论分析的方法也有相当大的运用空间。在笔者看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可以采用以下几种方法：

（1）比较方法。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的研究中，最为常用的是比较方法，即将整体的学术现象、学术思潮或单个学者的学术思想、治学方法、治学理念、学术风格、研究旨趣等方面进行比较，或者是同中求异，或者是异中求同，以发现其特点或得出规律性的认识。譬如，五四以后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学术思想与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学术思想就有很大的不同，可以进行细致的比较。稍加对比，就可以发现两者有较为显见的差异：五四后的第一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着重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思想，转述性内容居多，同时对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学术也大都能有所兼容；涉及的研究领域极为宽广，文史哲兼通者居多；虽然开始重视中国社会的学术研究，但与中国社会实际的结合尚处于初步阶段。而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更注重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学术理念同时的创新，独立的学术创造居多，对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学术大都采取猛烈的抨击态度；除少数学术大家外，专治一业的情况比较普遍；以主要精力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确立了研究中国社会的学术思路。这里只是举例，可比较的内容实在是很多。要注意的是，比较的首要原则是可比性原则，不可比的学术问题则不宜采用比较法；比较法的具体方法也很多，如纵向比较、横向比较、动态比较等，因而在比较中要根据比较的对象和研究任务来选择具体的比较方法。

（2）归纳与演绎。归纳与演绎是建立在个别与一般的辩证关系基础之上的思维方式。归纳是由个别走向一般，演绎则是由一般走向个别。归纳法和演绎法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的研究中大有用武之地，值得引起重视。譬如，我们由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在开创之初代表人物学术思想和学术特点的认识，可以归纳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在开创之初的一般情形，这是归纳法的运用；同样，在我们掌握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在开创之初的一般情形后，又可以演绎出处于同一阶段的某一个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学术思想的基本方面或大致的情形，这是演绎法的运用。一般来讲，归纳法在前，演绎法在后。譬如，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的研究中，需要在我们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现象予以描述的基础上，对各个时期、各个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现象进行归纳和总结，得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在某一具体阶段的共同性的方面，而形成一种规律性的认识，然后才有运用演绎法的依据所在。尤其要注意的是，对于运用演绎法所得出的结论，也还需要结合已有的事实予以新的验证，不断修改演绎的结论。在笔者看来，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演绎法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有许多不可靠的地方，需要研究者谨慎地使用。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无论是归纳法或是演绎法，都要注意其运用的前提、范围、时段以及应该说明的特例，不然只能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是因为，人文社会科学的规律所显示的，只是一种大致的趋向或趋势，没有自然科学规律那样绝对的精确性，因而归纳所得出的结论或演绎所形成的推论都是有一定的条件的，需要放在一定的发展序列和时空中来加以认识。另外还有注意的是，演绎与归纳相分离则推论易于走向武断，归纳与演绎相脱离则结论失去其普遍性，因而研究中应该注重归纳与演绎的结合和统一。

（3）分析与综合。分析与综合是认识过程中相互联系的两个阶段，也是研究中常用的基本方法。分析就是把客观事物的整体分解为各个部分或各个要素，进而逐个加以研究，以发现各自的基本情形及其特殊性之所在；综合就是把客观事物的各个部分或要素连接为整体，运用事物的内在联系性进行整体的认识和把握，以发现其主要的方面或主要的部分。先有分析，后有综合，才能发现事物的本质。只有分析而没有综合，则其认识零碎而不成系统；只有综合而没有分析，则其认识或结论大多不可靠。譬如，延安时期形成具有鲜明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群体，认识这一群体就需要先对其中的绝大多数学者一一进行分析，然后将所作的各个具体的分析综合起来，来描述这一学术群体的基本面貌或概括这一学术群体的基本特征。如果我们只是对其中的主要学者进行分析，而忽视了对大部分学者的考察和分析，则依据这样的分析来予以综合，其结论的精确性就要受到怀疑。要注意的是，分析之中尤为要注重具有代表性的个案的分析，并且要有尽可能多的个案，才能显出个案的普遍性的一面；而综合之中要强化理论的概括，要抽象出本质的内容和共通性的方面来。

（4）因果联系。因果联系是事物存在的重要表征，学术研究则要揭示事物的因果联系，以发现出普遍的规律或大致的演进趋向。因果联系法的使用，要注意联系的普遍性和联系的发展性，避免那种一因一果的直线型的研究范式，特别是要注意到事物外在的前后、左右、上下的诸多关联和内在的本质的联系及内在结构各因素间的统一性；分析之中，要有发展的眼光，尽可能地将某一事物所涉及的相关环节、相关因素、历史的关联、逻辑的关联、意义的关联等都能有所考虑到。因为，包括学术现象在内的社会现象，是处于复杂的社会联系之中，很少只是单一的因果关系，大量的情况是多因多果、一果多因、一因多果、互为因果。所以，使用因果法必须立体地、多向地、长时段地、普遍联系地来展示事物所处于的复杂的网络关系。譬如，分析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具有鲜明的政治性特征的原因，就应该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放在一个广阔的时空之中，既注意到学术内在因素的考察，又注意到学术外因素的分析，既注意到区域小环境的影响，又要注意到社会变革的大背景的制约性，既注意到现实的原因，又要注意到历史的、文化的原因，然后才可能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再譬如，分析李大钊学术思想形成的原因，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固然是主因，但李大钊本人的成长经历、学术工作的特殊性、政治理念、知识构成、学术旨趣、个人性格、交往范围、中西文化影响等，就很值得做一具体的分析。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的研究中，使用因果联系法，不仅需要研究者具有辩证思维、理论素养、历史知识、现实眼光，同时也需要对学术现象、社会变迁、文化传承、政治变革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的各学科情形的总体把握。

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的研究方法，这里只是叙述其大概。需要说明的是，任何方法即使是科学的方法，都有其使用的条件，都有其适用的前提，换句话说都有其劣势之所在，因而需要扬长避短，发挥所长，交互使用，尽显其优。总之，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需要使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而在选择和使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时，也需要注意方法。

4．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的学科功能

学科功能是一个学科在学术系统中所以存立的重要依据。所谓学科功能，大致等同于学科地位，说的是某一学科在学术体系中的地位或作用，而不是泛泛地说某一学科在社会上的地位与作用。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的学科功能，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1）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中共文化史中处于核心的地位。就20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情形而言，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成为中国现代学术、中国现代文化中最富有特色并代表其发展方向的部分。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既是中共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中国现代学术史的重要内容。就此而言，开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的研究，对于深化中国现代文化史特别是中共文化史研究，对于深化中国现代学术史研究，对于推进21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的建设和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繁荣，有重要的学术意义。道理很简单，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在整个20世纪对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在学术文化方面）产生了重大而又深刻的影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术研究及其成果，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体系，推进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发展，改变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和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并实实在在地确立了现代中国人的精神传统和文化价值观。因此，就今天的学科建设而言，没有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这部分重要内容，则所谓的中国现代学术史、所谓的中国现代文化史，至少是不全面的；同样，没有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就不能深刻展示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活动及其在学术建设中的重要努力，则真正而全面的中共文化史也是无法写成的。因而，可以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这门学科，不仅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中国现代文化史以及中共文化史的核心内容之一，而且在其中起基础性的地位。

（2）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居于基础性的地位。为了讲清这个道理，有必要首先指出的是，在过去的中国学术界，尚未明确“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的概念，只有“马克思主义学说史”的称呼。因而，也就少有将“马克思主义学术史”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和分析的。其实，“学术史”与“学说史”具有不同的内涵，两者也不是一回事，需要有所分别。从学科分类来看，“学术史”是学术现象演变的历史，属于“文化史”范畴；而“学说史”则是具有学理的思想、主张演变的历史，属于“思想史”范畴。从学科的内容来看，“学术史”自然包括学术思想方面，因而有关“学说史”的内容必然要有所涉及，但这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由于“学术史”主要是以学术现象为研究对象，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史学等各个学科的演变过程，并且还要从宏观上对学术政策、学术组织以及学者的学术活动、师承关系、学术交往关系、治学特点等加以研究。因而，治学术史与治思想虽有相通的方面，但也有着不同的研究路径。

在说明了“学术史”与“学说史”的关系后，我们来看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关系。就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而言，目前国家所确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的6个二级学科，都离不开“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的基础性作用。换言之，“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中具有基础性的学科地位和功能。下面试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下的6个二级学科来分析：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个二级学科，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的研究，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构成，尤其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这表面上似乎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关联不大。其实，我们中国人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解读和分析，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予以新的认识与体会，是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学术积累为前提的，因而需要“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的基础。譬如，我们今天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就有必要清楚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李大钊、陈独秀等对唯物史观的解读，就有必要吸收瞿秋白、李达等引进唯物辩证法的成果，当然也就有必要研究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创造性贡献，不如此就难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面取得新颖的成果。又譬如，我们今天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然要通读《资本论》原著，但如果不清楚《资本论》在中国的翻译与介绍、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陈启修、王思华等对《资本论》的研究成果，则很难取得具有创新性的学术成就。这就是说，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可不有“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这个二级学科是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独特解读，呈现了许多流派，但从哲学上解读马克思主义可能可能是一个主流。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在根本上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哲学；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弗洛姆，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列菲伏尔、萨特等人，以及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等，都倾向于认为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一种哲学。就学术研究角度而言，我们现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与现状、主要成果、演变趋势等如何看待，也有一个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成果相比较的问题，自然也离不开“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这门学科的参照。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这个二级学科，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产生、发展的历史，既要研究马克思主义自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以来经过列宁、斯大林等的发展，也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引进和传播问题及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显然，研究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发展史，需要借鉴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成果；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引进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更需要总结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学术贡献。这是因为，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是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并从学理的高度来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而毛泽东、邓小平等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进行的，并且也是借鉴和吸收了当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成果。这样看，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也要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为基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这个二级学科，不仅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而且也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理论成果，亦即要研究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这也特别需要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为基础。这不仅因为毛泽东、邓小平等在创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对马克思主义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占有指导地位有着直接的贡献，而且因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本身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并且是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为学术基础的。譬如，我们研究毛泽东思想这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如果不了解李达、艾思奇在哲学的贡献，不了解范文澜在历史学上的贡献，不了解张闻天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学上的贡献，刘少奇在党的建设理论上的贡献，则很难深化下去。这就是说，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要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为基础，同时也需要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为基础。

“思想政治教育”这个二级学科关注现实中的马克思主义教育问题，亦即在当前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开创新形势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新局面。“思想政治教育”这个二级学科，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也有密切的关联。因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后，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和宣传、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宣传教育的思想资源的工作一直在进行着，并且出现了马克思主义教育大众化的趋势；而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教育工作，是以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为基础的，并且在很多的情况下是在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具体层面来进行的。譬如，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先驱，利用高校讲坛传播马克思主义，对学生进行唯物史观教育，将学术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很好地结合起来。又譬如，陈启修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术著作，既是以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术问题的成果，同时又是在大学的讲稿，因而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教材。再譬如，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新民主主义论》是在讲演中而成的著作，其著作是学术性、理论性著作，其讲演本身就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我们现在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一方面要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史”，另一方面要研究如何在当前形势下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而这两者都需要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中吸取有益的思想资源、借鉴有益的教育形式、承继科学的教育理念和优良的学术传统。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是国家新增的二级学科，在于通过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研究，着重从理论上阐明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规律性问题，论证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说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个道理，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历程的研究提供近现代史研究的基本结论。“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也离不开“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的研究。因为，第一，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的深化，需要“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的成果。这是由于学术文化是近现代历史的重要内容，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术研究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主要部分之一。这方面的研究，可以充实近现代史研究的内容，使近现代史研究更注重文化的、学术的部分，从而更好地凸显近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构成。第二，“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的研究，能够为认识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提供新的思路。近现代中国社会的问题本质上不是文化问题，而是政治解决的问题，亦即外求独立、内求民主的反帝反封建问题。然而，文化的、学术的研究，可以有助于认识和解决这个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的研究，由于注重梳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学术成果，提供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各种社会现象（如政治现象、经济现象、文化现象等）研究的成果，因而有助于当今的研究者借鉴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研究成果，进一步剖析近代中国社会在运行中所表现出的诸多社会现象，并从多学科的视野来阐释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发展及其所要解决的许多重大问题。由此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仍然是“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的基础。

“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中居于基础性的地位，是创造性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必备的学术基础。在今天的学术背景之下，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需要从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提取现实的资源，需要结合实践的成果及社会发展的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创新性研究，需要从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具体学科的视角来具体化研究，同时也需要总结和借鉴马克思主义学术的本土化成果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提升。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指出：“人们自己创造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8]恩格斯在1875年11月致彼·拉·拉甫罗夫的信中也曾指出：“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受着我们主要在其中活动的精神环境的影响。”[9]如果我们忽视这样一个既成的学术条件或精神环境，今天是很难“创造”出具有历史性、文化传承性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的。由此，我们也有理由地预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将来有可能发展而走向成熟，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下的一个新的二级学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个一级学科的发展与繁荣做出贡献。

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的建设是一个现实性、学术性、政治性很强的课题，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学者的协同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先要进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政治学史、史学史、文学史、社会学史等的具体研究，其实就需要有研究哲学史、政治学史、史学史、文学史、社会学史等学科的专家通力合作，从而形成具有厚重学术基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的研究体系。

参考文献：

[1]邓初民：《政治科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1页。

[2]《艾思奇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92页。

[3]艾思奇：《抗战以来的集中重要哲学思想评述》，《中国文化》第3卷第2、3期合刊，1941年8月。

[4]孙道升：《现代中国哲学界之解剖》，《国闻周报》第12卷第45期，1935年11月。

[5]吴汉全：《李大钊与中国现代学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91页。

[6]张海鹏、龚云：《中国近代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5页。

[7]郑杭生、李迎生：《中国社会学史新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51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5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