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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条 中国经济史讲稿
释义

《中国经济史讲稿》是中华书局出版的梁方仲文集系列之一。该讲稿的特征是,以《明史·食货志》为主要线索,通过史料的研读,呈现有明一代社会经济变迁的概况,并显示出各专题间的内在逻辑和紧密联系。这两部分均有相应附录,取自先生的讲座记录和笔记,点滴心得和治学方法虽未及成文,但已展开的思路,尽在其中。每论一事一物,必溯其源流,细节之处,严谨和缜密、用心与精妙自见。

书名:中国经济史讲稿

作者:梁方仲

ISBN:9787101062816

类别:历史

页数:517页

定价:¥53.00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时间:2008年11月1日

装帧:精装

开本:1/32

内容简介

本书分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中国经济史演讲笔记”,先生生前并没将此笔记视作正式文稿,再加上“文革”等原因,所写手稿以及部分油印稿已散失不少,今整理出的笔记,乃由若干次课程不同版本手稿和油印稿裁集而成,在某种程度上已不能窥其全貌。而且,由于整理时间仓促和篇幅限制,我们不得不割舍了大量唐代以前的手稿,把重点落在唐以后特别是明清部分;唐代以前,举凡域外交通、流徙人口、豪族经济、成卒屯垦、农民日常生活诸问题,梁先生均有灼见,只能等待来日另行出版了。但仅就存留的部分来说,已足以展示出梁先生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高屋建瓴式的把握。

第二部分“明代社会经济史专题”,系先生1964年在中山大学开设同名课程的讲稿,分为十四个专题。与第一部分相比,讨论更加集中和专门,使读者得以管窥明代社会经济运转的机制和过程。

作者简介

梁方仲(1908-1970)中国经济史学家,明清史学家。广东省番禺县(今广州市)人。是著名的历史学家,经济史专家,毕生致力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特别是对于明代财政史,更是鞭辟入里,多所创见,成绩斐然,被国内外史学界誉为研究“明代赋役制度的世界权威”。是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奠基者之一。

梁方仲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成果,至今仍是全世界相关研究领域的翘楚。其著作《一条鞭法》,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公认是此领域最高成就。《明代粮长制度》、《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等书,仍是相关研究人员必须引用的重要文献。 2002年11月23日,梁家后人将梁方仲先生毕生收藏之五千八百多种,一万五千余册图书和手稿捐赠给中山大学图书馆。

出版背景

梁方仲先生的学生黄启臣先生将梁先生的著作重新整理,交由中华书局整体出版。文集之一、二、三,是将分别曾由中华书局、中州古籍出版社、广州人民出版社三家出版的论文集以及一些未刊稿重新编排,确定了三个主题,分别是:明代赋役制度、明清赋税与社会经济、中国社会经济史论,这样的处理较以前单纯以论文集命名的方式更显主题明确。两部名著:《明代粮长制度》、《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收入文集之四、之五。将未刊之梁方仲先生《中国经济史讲稿》和《读书札记》整理出来,分别列为文集之六、之七。对难以收入三个主题中的文章,归入之八杂稿中。

梁方仲文集共有八本:《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中国社会经济史论》、《明代粮长制度(校补本)》、《时代赋役制度》、《中国经济史讲稿》、《明清赋税与社会经济》、《梁方仲文存》、《读书札记》。

本书目录

中国经济史演讲笔记

引论

第一编 中国原始社会经济

第一章 旧石器时代(PaleolithicAge)

第一节 中国猿人时期——旧石器时代初期(约在50万年以前)

第二节 河套人时期(河套文化OrdosIndenty)

第三节 山顶洞人时期

第四节 仰韶文化时期(或彩陶文化期)

第五节 龙山文化时期(或黑陶文化期)

第二编 商代奴隶社会经济

第一章 殷代产业状况

第一节 农业(生产的主流)

第二节 牧畜业

第三节 狩猎(渔猎)业

第四节 手工业

第五节 贸易与货币

第二章 殷代之生产诸关系

第一节 社会阶级

第二节 奴隶的用途

第三编 初期封建社会经济

第一章 西周

第一节 西周的生产方式

第二章 春秋战国

第一节 土地私有制

第二节 铁之应用对初期封建制的影响

第三节 水之利用

第四节 工商业之进步

第五节 城邑的勃兴与人口的增加

第四编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经济

第一章 秦帝国统一的完成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一节 秦统一“天下”的原因

第二节 秦统一中国后的统治措施(仅以直接或间接与经济有关的为限)

第二章 两汉帝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一节 两汉农业生产之发展

第二节 两汉的手工业

第三节 两汉的商业

第四节 两汉税制

第三章 三国鼎立之经济状况

第一节 魏蜀吴之田地及农业

第二节 三国的工商业

第四章 两晋南北朝经济

第一节 人口流徙与南方的开发

第二节 土地制度与农民生活

第三节 所谓“中古的自然经济”

第四节 寺观经济与社会生产的矛盾

第五编 隋唐宋元明清经济的发展

第一章 隋朝经济

第二章 唐以后农业生产的发展

第一节 户口

第二节 田地

第三节 农业生产的进步

第三章 唐以后手工业之发展

第一节 棉纺织业

第二节 丝纺织业

第三节 矿冶业

第四节 制茶业及制糖业

第五节 瓷器业及玻璃业

第六节 造纸业和印刷术

第七节 造船业及指南针

第八节 火药及火器业

第九节 官手工业和私营手工业的矛盾

第四章 唐以后货币和高利贷

第一节 纸币的使用

第二节 高利贷

第五章 唐以后商业的巨大发展

第一节 国内商业

第二节 国外贸易

第三节 商业资本兴起及其局限性

第六章 唐以后交通运输业之发展及城市之兴盛

第一节 国内交通运输

第二节 海外交通运输

第三节 城市兴盛——城乡经济联系之加强

第七章 国家的财政制度

第一节 唐代两税法

第二节 宋代财政制度

第三节 元代赋役制度

第四节 明代从两税法到一条鞭法

第五节 清朝地丁制的实行

第八章 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特征与阻滞因素

第一节 主要特征

第二节 中国社会发展阻滞的历史演变

第三节 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评估

附录一:参考资料

一、《左传》中关于邑县的记载简表

二、《左传》中关于土地转移与土地纠纷的记载简表

三、《孟子》等有关井田制资料

四、《诗经》中之周代社会

五、历代田亩统计简表

六、春秋战国货币图

七、五胡十六国兴亡表

八、西晋迄隋唐老小中法定年龄,西晋占田、授田及民户、赋役额表

九、三国迄唐代中期田制与赋役制参考资料

十、隋唐宋及今运河图

十一、宋代仁英神哲宗四朝之主客户口统计

十二、元代纸钞发行额及积累数表

十三、鸦片贸易

十四、清末民初中国纱厂一览表

十五、两千年来农民起义大事年表

十六、中国社会史分期诸家意见简表

十七、中国经济史参考书目

十八、解放以来中国经济史论文目录

附录二:朱元璋简谱

明代社会经济史专题

第一讲 导言

第二讲 户帖与黄册

第三讲 户籍的划分及其对社会经济之影响

第四讲 逃户与流民

第五讲 附籍与移徙

第六讲 明代官办救济事业(养济院、漏泽园等)

第七讲 明代历朝户口变迁趋势及其分析

第八讲 王亚南氏中国封建社会的人口规律的介绍及评述

第九讲 田地的分类及其对社会经济之影响

第十讲 田地的分类(续)

第十一 讲鱼鳞图册和赋役的关系

第十二 讲明代屯田制度

第十三 讲明代漕运

第十四 讲明代江南棉纺织手工业

附录一:明清时期经济史上的几个问题

附录二:明代钞法(大纲)

文集代序(节选)

天留迂腐遗方大,路失因循复倘艰(刘志伟、陈春声)

—— 梁方仲先生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梁方仲文集》代序)

梁方仲先生是一位具有良好文史修养的经济学者和有着扎实的西方经济学造诣的历史学者,他毕生致力于把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引入中国历史研究,推动中国新史学的发展,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作出了开拓性和奠基性的贡献,尤以明代户籍、土地和赋役制度研究的成就著称于世,被何炳棣先生称为“明代赋役制度的世界权威”。为纪念梁方仲先生诞辰100周年,先生哲嗣梁承邺师与弟子黄启臣师鼎力集先生著作遗稿,辑成文集八卷,命我们写点学习体会。吾辈晚生末学,无缘亲聆梁方仲先生教诲,但有幸得业师汤明檖先生,以及多位追随梁方仲先生治学的老师们指导,从研读梁方仲先生著作开始步入经济史学之门,在梁方仲先生文集出版的时候,谈一点学习心得,不仅是一种荣幸,更是对学术传承的一种承担,自不敢推卸,遂不揣浅陋,试作漫议,求方家及诸师友指教。

一条鞭法研究,是梁方仲先生成就其学术功业的基石。1936年他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发表《一条鞭法》一文,以后又陆续发表多篇相关论文,这些论著,几十年来被学界公认为一条鞭法研究最具权威性的经典之作。人们谈到梁方仲先生的学术成就,总是把他的名字与“一条鞭法”联系在一起,因此,讨论梁方仲先生的学术成就和治学风格,自然应该从一条鞭法开始。

梁方仲先生出生于清末一仕宦世家,其先世是广东著名的十三行商之一,他本人先后人读清华大学农学系、西洋文学系、经济系,再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专治经济学。就专业教育而言,他接受的是现代社会科学的训练,以经济学为主途,以今日习用的学科分类,应划到经济学家一类。不过,因家学渊源,他从小深受中国学术传统的熏陶,对古代文献造诣深厚,具有文史专家之素质。当他在清华研究院开始钻研中国财政经济问题时,就十分敏感地认识到,要了解当时中国的农村社会经济问题,田赋制度是一个重要的切人点,而当时中国所实行的田赋制度的基本架构,是由明代一条鞭法开始形成的。于是他把明代以后中国田赋制度的演变历史,设定为自己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切入点。经过数年的精心钻研,他形成了自己对在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开始施行的一条鞭法的基本认识,在《一条鞭法》一文,他开宗明义,以非常精辟的语言,对一条鞭法及其社会意义作了经典性的表述:

从公元十六世纪,我国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开始施行的一条鞭法,为田赋史上一绝大枢纽。它的设立,可以说是现代田赋制度的开始。自从一条鞭法施行以后,田赋的缴纳才以银子为主体,打破二三千年来的实物田赋制度。这里包含的意义,不仅限于田赋制度的本身,其实乃代表一般社会经济状况的各方面。明代自十六世纪初年正德以后,国内的农工业的生产方法及生产关系,虽然没有重大的变化,但因历史上的机缘,如西洋航海术的进步等,使中国与外国的贸易却逐渐兴盛起来,国内的社会经济情形亦逐渐从自然经济时代发展到货币经济阶段上去。一条鞭法用银缴纳,不过是当时大潮流中的一条旁支。但除去用银一点足令我们注意以外,一条鞭法还有种种在赋法与役法上的变迁,与一向的田赋制度不同。从此便形成了近代以至现代田赋制度上主要的结构。

这段论述把从古代的田赋制度到现代田赋制度看成是一种结构上的转变,一条鞭法就是这个结构性转变之一大枢纽。这一结构性的转变,是由以白银成为主要通货为主题的货币经济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赋法与役法的改变造成的。他对一条鞭法的社会经济意义更具体的看法,在1952年发表的《明代一条鞭法年表·后记》中得到进一步的发挥。他把一条鞭法的社会经济意义放在明清商业与商业资本发展与社会结构变动关系的背景下,指出:

总之商业资本的发展,只是增加了封建社会的内在矛盾。它只标志着封建主义底解体过程,它本身并不可能就产生资本主义底生产方式。一条鞭法就是为了适应这个变动环境而设的赋役制度。

这里,梁方仲先生既认定一条鞭法并不意味着传统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又指出一条鞭法体现了原有社会结构的解体过程,努力通过对一条鞭法改革内容和社会背景的深入分析,说明明清社会结构性变动的实质,这是梁方仲先生一条鞭法研究的基本视角。在《明代一条鞭法年表·后记》中,他对一条鞭法这种新的赋役制度的社会意义提出了深刻的见解,但由于这篇发表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年的文章,在思路和语言上不免带有那个时代的印记,加上其他种种原因,梁方仲先生的这些见解没有能够充分发挥,他的一些意见,在表述的时候,往往语焉不详,欲言又止,后人读起来,可能有不同的理解。我们在学习过程中,体会到其主要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一条鞭法改变赋役摊派的对象和征收办法,主要的意义不在于调整赋税负担的轻重,而在于将既成的社会事实整齐划一起来。这个既成的社会事实,就是朱元璋建立的通过里甲制度实现的“画地为牢”的社会秩序的解体。

第二、赋役的缴纳一律折收银两,固然是货币经济抬头的表征,但在一条鞭法之下,白银货币流通的范围,主要在贡赋经济的领域。我们在分析白银货币与市场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时,需要建立一种更为复杂的解释模式,把市场运作与贡赋经济的运转结合起来考虑。

第三、一条鞭法以折银取代亲身应役制度,改变了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在编户齐民与王朝政府之间,更多地通过货币方式来联系。但同时,一条鞭法也意味着中央集权与官僚政治的加强。在一条鞭法制度下,官与民的关系,尤其是在官民之间的富人(乡绅)与胥吏一类中介的角色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加强的新机制。

我们不能完全肯定,这样的概括一定能够贴切地表达出梁方仲先生的原意,其中的要旨,是在业师汤明檖先生一再提点下,我们从梁方仲先生的著作中逐渐体味出来的,自然也难免加上了我们自己的发挥。后文还会谈到对一条鞭法的这些认识在当代学术视野下的意义。仅就这几点而言,我们已经看到,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梁方仲先生对一条鞭法的认识,不但超出了他同时代的人,甚至在以后几十年,许多有关一条鞭法的研究,就认识的层次来说,也没有达到这样的深度。

梁方仲先生关于明代一条鞭法及其社会意义的洞见与卓识,并非只是凭着个人的敏锐聪颖,在苦思冥想中由义理推衍出来,而是在广泛掌握材料的基础上,对一条鞭法在各地实施的过程、实行的办法、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推行过程中涉及的种种社会经济问题以及暴露出来的社会矛盾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究明一条鞭法的内容和赋税征收机制,进而形成了上述认识。梁方仲先生之所以能够在一条鞭法研究上发他人所未发,能够从一条鞭法这一特定的制度改革,揭示明清社会变迁之情状,是因为他创造性地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传统中国的典章制度。梁方仲先生从开始把明代赋役制度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就努力探索开创一种用社会科学方法去研究王朝制度与社会变迁的新途径,1948年他在《论社会科学的方法》一文中曾指出:

如果有人认为方法学的讨论只是一种智慧的游戏,——他当然有他充分的理由。不过要晓得,惟有方法上良好的训练,对于材料之处理,才能“化臭腐为神奇”。

梁方仲先生自己在一条鞭法研究上表现出来的远见卓识,可以说就是这种基于“方法上的良好训练”从而“化臭腐为神奇”的一个典范。汤明檖、黄启臣教授曾经把梁方仲先生的治学方法总结为“小题大作”、“讲求新的观点新的方法”、“重视史料的搜集和整理”、“重视史料的考释”、“重视计量方法”几个方面。这几点就是梁方仲先生具有社会科学方法的良好训练的概括。他的这种治学方法,在一条鞭法研究中得到典型的体现,以下我们不妨再以一些具体的例子,看看他进行一条鞭法研究的旨趣所在。

关于明代一条鞭法的规制,在《明史》等明清时期的典籍中,本来就有着非常清楚的概括性表述,《明史》卷七八《食货二》云:

一条鞭法者,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立法颇为简便。嘉靖间,数行数止,至万历九年乃尽行之。

应该说,这一段文字对一条鞭法内容的概括非常精确,以研究王朝制度通常所用的方法,只要仔细释读这段文字,已足以对有关一条鞭法规制获得比较精确而清晰的了解。事实上,很多学者在他们撰写的历史著作中,对一条鞭法赋税制度的理解,大致都是由这一段文字所表达的意义推演出来的,几乎没有超出这段文字已经包括的内容。许多研究往往只是套上现代财政赋税概念,把这段文字表达的内容,解读为由实物税和力役转变为货币税,由人丁税到土地税,合并多种税目等等。在这样理解的基础上,研究者对一条鞭法的社会经济意义的理解,也就往往以逻辑推理得出这样的认识:从按人丁征税改变为按土地征税,意味着占有土地的地主负担加重,而没有或只有很少土地的农民负担减轻;从实物税和力役改为折征白银货币,意味着适应并推动了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这些理解当然也触及到了一条鞭法的核心内容,对一条鞭法社会经济意义的这些认识也难说有什么错误,但若由此再作进一步推论,就难以避免想当然任意发挥的危险,对一条鞭法改革的历史、制度的内容实质及其社会经济意义的理解,更局限在现象的表层,难以更深入地揭示一条鞭法实际运作的机制。

梁方仲先生的一条鞭法研究则循着颇为不同的路径,他以社会科学方法上的良好训练和诠释传统文献的深厚功力为基础,在研究一条鞭法时,通过对大量历史文献的考释和比勘,仔细弄清楚文本的意义,究明实际施行过程的种种细节,并比较不同时间和不同地方实行一条鞭法的异同和关系,掌握一条鞭法赋税编派的种种办法,达致对一条鞭法的赋税制度获得系统的理解。《一条鞭法》一文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该文的目录大纲清楚地呈现了这一研究的旨趣所在: (略)

在这个大纲下,每一个子目,都是通过具体的实例分析,说明在“一条鞭法”这个名称下,具体的赋税编派、征收与管理办法的种种细节差别。曾有人认为梁方仲先生这种研究的方法是繁琐考证,其实这种方法与传统考据方法不同,它不是用不同的证据去印证一个事实,而是对在不同时空中发生的不同事实,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性研究,从而找出一种制度发展的内在脉络,揭示出概括性的叙述所不能呈现的原理,从而为把握这种制度实际运作的机制建立一种认识的逻辑。

我们不妨举一个更具体的例子。一条鞭法在字面上的意义,是赋与役的合并,这种合并,究竟对于赋税制度在结构上的改变是什么意义呢,一般的解释只从人丁税改为土地税这个层面上去解说,但经过梁方仲先生的分析,我们知道其中包含了相当复杂的内容和实质。他在《明代一条鞭法的论战》一文中,根据早期的《一条鞭法》一文的分析,作了如下概括:

所谓役与赋的合并,有种种方面:或为种类与名目上的统一,或为税则的简单化,或为征收与解运的期限的划一,或为征解人员与机关的裁并。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编派方法的统一。此点可从课税的客体及其根据的原则的统一两方面去说明之。

在这里提到的从课税客体及其根据的原则去分析赋役合并编派的方法,对于了解一条鞭法在制度上改变的原理是十分重要的。例如,其中在差役的合并上,梁方仲先生经过细致的分析,得出这样的认识:

原本是对户所课的里甲,今并入本意课于人丁的均徭;又均徭中必须论户佥编的力差,改为不必论户佥编的银差;又旧日银差是按户征银,今改为地丁兼派,都证明了役法的编佥,以“丁”替代了昔日“户”的地位。

一条鞭法的这一改变,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研究一条鞭法后户籍制度的变化与广东地区乡村社会结构变化的关系时,就是从梁方仲先生这一分析得到启发。而这种认识,只有在对大量描述性的记载进行分析性的研究之后才可能得到。基于这种对历史文献记载进行考辨与分析的工夫,梁方仲先生对一条鞭法的内容和实质的把握,包含了许多深刻的见解,因而被认为是“最为全面和深邃”的研究,绝非虚言。

正是由于梁方仲先生通过分析性的研究,把握了一条鞭法的本质内容,他对明代中期以后各地发生的名目各异的种种赋役改革的分析,就能够抓住本质,认识这些改革与一条鞭法之间的异同和联系,他指出:

纲银法,征一法,十段锦,一串铃等法,它们在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上皆与一条鞭法相同,然所包括的范围大都比条鞭稍狭——谓为“具体而微”,颇为恰当。但诸法在施行上亦颇有与条鞭相异之处,且各名均有其独立的存在,个别的历史,故不宜与条鞭混而为一。

与此同时,他又分析了在各地施行的种种以一条鞭法为名的赋役改革的内容,指出:“一条鞭法在各地的办法是殊不一致的:论其范围,有广狭大小的不同;论其规制与实施程度,有精粗深浅的分别”,因而“一条鞭法只是当时在历史上的和地域上的一种发展”。如果没有通过分析性的研究去把握一条鞭法赋税制度的本质,只是这样表述,难免会或流于敷衍,或纠缠于元谓的争辩;而梁方仲先生不但没有陷入这类疏误中,反而能够从这种认识出发,揭出一条鞭法与明代社会结构转变之间的关系。梁方仲先生的一条鞭法研究,是运用社会科学方法对王朝制度进行分析性研究的一个典范,在中国历史研究,尤其是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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