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于１９３８年９月２９日—１１月６日在延安桥儿沟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１２人、中央委员５人，还有党中央各部门和全国各地区的负责人３８人。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王明被派回国。由于他不了解中国抗战的实际形势，被抗战爆发后，蒋介石采取的某些进步措施，以及当时在实力上蒋介石较强，红军数量较少等现象所迷惑，再加上他一贯具有严重的教条主义，存在着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倾向，因此很快就陷入了右倾投降主义的误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给中国的抗战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这种右的倾向违反独立自主原则，实际上不利于保持国共两党合作的统一战线，党的各级组织为克服这种倾向并防止其蔓延，进行了必要而有效的斗争，从而把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影响局限在局部的范围内，并较快地加以克服。为了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新阶段的基本方针和任务，并把全党的认识统一到正确的思想上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

会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代表中央作了总结报告（《战争和战略问题》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是总结报告中的两部分）；张闻天作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周恩来作了中央代表团工作报告；朱德作了八路军工作报告；项英作了新四军工作报告；陈云作了青年工作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党规党法的报告。全会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基本上克服了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奠定了基础。

全会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致各国共产党、致八路军和新四军全体指战员、致东北义勇军及东北同胞电，《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告全国同胞、国共两党同志书》等文件。

会议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批判了党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存在的关门主义和投降主义两种错误偏向。大会尤其批判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强调正确的统战方针应该是既统一又独立。毛泽东指出，虽然在抗战时期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但是阶级矛盾并没有消失或减少。同时，必须看出，没有民主、民生问题（属于阶级斗争的范围）的适当解决，也就不能实行广泛的人民的动员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大会重申，党应该把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抗战时期党以主要力量在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这实际上是中国革命在民族战争的条件下继续走乡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次全会号召全党同志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国际经验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反对教条主义，废止洋八股，提倡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南方局和中原局，由周恩来任南方局书记，董必武任副书记；刘少奇任中原局书记。结束了王明对华中地区的错误领导。

在当时的情况下，还没有条件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这次全会正确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规定了党在相持阶段的任务，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这次全会基本上克服了王明的右倾错误，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从而使全党统一于中央正确路线的指导之下，推动了各方面工作的发展。这次大会还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原则，肯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从而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