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介绍(一、组织机构和人事 二、助桀为虐的巡捕长)

白帽衙门来历(一、宪兵队 二、警察署)

简介

白帽衙门:原地址为天津市鞍山道的长城宾馆

白帽衙门是1896年成立的天津日本警察署的别称，因其警员的帽子上都罩有白帽套。

在天津日租界设立警察，是日本凭借侵略势力得到的特权，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犯。天津的日本警察署，是日租界建立后强行取得的，直属于日本总领事馆。因为日本警察身穿深蓝警服，硬檐帽上加一个白帽套，所以日本警察署被老百姓称为“白帽衙门”。

介绍

日本警察署(白帽衙门)

一、组织机构和人事

日本警察署从体制上说，受天津总领事馆辖制，但全部警察官员都是由日本警视厅派来，服装、武器、佩剑等都一如在国内，气焰极盛，并不把领事馆看在眼里。警察署的权限也很大，举凡治安、户籍、交通、消防、卫生，工商管理等都在其管辖之内。每项事权中各设一名日籍警察，专司其职。如：管理思想的警察、管理朝鲜人的警察、管理工商业的警察、管理治安的警察、管理外国人的警察、管理出版的警察、管理犯罪的警察、管理风俗的警察、管理交通的警察、管理消防的警察等。另有给以特殊训练的特务警察，包括警察官及中国巡捕在内，以对付抗日分子为主。

警察署根据日本外务省的命令，隶属于总领事或领事。在总领事指挥下设有警视级的署长一名，下设警务、高等、保安、司法、外勤各课。警察官须由外务省任命，警视为高等官，相当简任；警部、警部补为判任官，相当委任；部长、巡查给以判任待遇。巡捕、便衣特务以及消防人员，均雇用中国人担任,并从中遴选不同级别的巡捕长。

天津日本警察署不仅管理天津的日本租界，还在平汉、津浦、北宁各铁路沿线设置了若干警察出张所。先是在秦皇岛、唐山、塘沽三地设有出张所，后来发展在丰台、玉田、东光、沧州、岐口、石家庄、保定等地也派出张所。由于局势的演变，进而在北平、通州、山海关、古北口、滦县、昌黎、留守营等地设立出张所，并将张家口及太原原有的警察分所划归天津管辖。日籍警员名额由最初的九十六人增加到四百八十余人。天津日本警察署权限竟遍及华北各地，以“移民所至，领警权随之”为借口，逐渐扩充增大，为一九三七年的侵华战争作了大量先遣活动。

日本警察署于一八九六年起正式在天津成立，首任署长为朝枝澄江，一九○○年改为前田晋一和原田晋三郎，一九○一年为泉，一九○二年为天野健藏，一九○六年为西村桂象，一九○九年为铃木条藏，一九一一年为内田新吉，一九一四年为境田菊藏，一九一八年为金子长太郎，一九一九年为花田初太郎，一九二三年为荻尾和市郎，一九二八年为境田菊藏，一九二九年为新坂狂也，一九三四年为和久井吉之助，一九三七年后为川岛。自和久井吉之助起天津日本警察署的管辖范围已遍及华北各地。至一九三七年换了川岛后，日本侵略军已公开进入我华北，继而侵占了华中、华南，警察署的作用也随之化入了军事范围。

天津日本警察署的日华人员区别很大。日籍警员都是深蓝制服，中国籍的巡捕长和巡捕、消防队员都是黄色制服，巡捕长在左臂上佩带三角金线，最高级为五道金线，依次顺减，一道金线是最小一级，即所谓班长。全署共有中国巡捕四百余人，大部是轮班站岗。在各大公司、商店、银行或要人住宅都有“请愿警”，在警署编制上有名字，但工资和服装费概由使用单位负担，实际编制上那份薪饷、服装费就成了署长的外快。

二、助桀为虐的巡捕长

日本警察署华人警官中级别最高的有刘寿岩、梁琦、庄俊甫和张同山。刘是司法特务巡捕长，梁是警备巡捕长，庄是警务巡捕长，都是五道金线。张同山因精通日语，专任翻译。个中以刘的年限最长，又是司法和特务的掌管者，是凡涉及诉讼的案件都要经刘手发落，这是绝好的进财机会。他还使用便衣特务数十名，致使其势力得以渗透到各角落，多年来一贯仰承日警鼻息，供给军事政治情报，拘捕无数善良人士。在天津沦陷时期，刘的儿子刘宝章曾任伪警察局的特务科长，父子同为日本帝国主义的鹰犬。

刘寿岩以下便是梁琦，外号“小梁子”。他每天率领三五巡捕在街上骑车巡逻，一般商贩和人力车夫等劳苦大众视若蛇蝎，见而生畏。至于一般警探头目也无不想尽方法敲诈勒索。总之，日本帝国主义豢养的这一小撮走狗，骑在人民头上，无恶不为，无利不取，干尽了坏事。

白帽衙门来历

沦滔时期，天津有两个日本机关，一个是日本宪兵队，一个是日本警察署。宪兵队是纯军队装束，身着黄色军服，他们与军队的官兵不同之处是头上戴的帽子有一道红箍；警察署的署员。日本人着深兰色警服，他们与军队的官兵不同之处是头上戴的帽子有一道白箍。由于这两个机构从成立租界起到日本投降止的期间，干尽了坏事，杀害了无数的中国人民。罪恶累累，罄竹难书。在张狂的时候，随时可以用各种借口搜索中国人的住宅商店，逮捕他们认为有嫌疑的人，他们的这些罪行，天津老百姓时而有闻，由于他们帽子上那道箍特别显眼，所以人们在提起他们时，都冠以红帽衙门和白帽衙门。这种叫法实际上是对他们的贬称。

一、宪兵队

宪兵队是军队中负责整肃军纪。稽查军人违纪违法的执行机构。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军队都有这种机构，可是，在沦滔时期，虽然表面上是隶属于华北派遣军司令部领导。兼受地方驻屯军司令部的指挥。可是他们却干着与自己职责背道而驰的勾当。宪兵队的巢穴在今和平区多伦道与新华路交口（原福岛街与荣街交口）是一座三层楼房下设地下室（施刑场所）的建筑。这里是宪兵总队，尚有几个分队分别设在河东、河北、南开等处，他们不仅在市政府的各机要部门安排特务人员监视汪记国民党的人员对日效忠程度还派遣特务深入各阶层中去收集情报发现“不良”及抗日“分子”立即逮捕审迅。即便是没有“不良”及抗日行为。他们也会以各种办法，如破坏强化治安。私运违禁物品或破坏大东亚秩序等等的莫须有罪名把人弄进宪兵队，这种做法大多数是对那些有钱的富人及商贸企业家进行敲诈。宪兵队，人们把他们叫做衙门。实际上就是现实生活中的一座阎罗殿，刑具多样，施刑残酷，进 宪兵队的人多数死于那残酷的刑具之下。

二、警察署

日本强行在中国建起租界后，当时由于日本侨民少，一切事物由领事馆办理，后来日本侨民多了，租界也形成了规模，才开始建立警察署。开始只是负责租界内的民事与刑事案件，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天津发生了“便衣队暴乱”以后才扩大了警察署的编制及职能。“便衣队暴乱”是发生在1931年11月8日和11月26日的两次暴乱。这两次暴乱是日本帝国主义招募了两千多名中国民族的败类，经日本军部培训。发给枪支弹药，在11月8日和11月26日两次，从日租界出发，向中国警察署，电话局，电报局，省政府等部门发动攻击，并有日本军队发炮助威。暴徒们冲击的地点多达十几处，如金钢桥，东浮桥，城里，西门里，南市，西广开等处。由于暴乱前我方情报人员掌握了暴徒的行动时间与地点。我方保安队奋力反击。所以，两次暴乱都没得逞，暴乱被平息，暴徒被击毙。首恶分子被枪决，日本帝国主义并没得到多大好处。这就是历史上的“天津事变”，又因为，这伙暴徒是乌合之众，不穿军装，没有番号，历史上又称为“便衣队暴乱”。

关于日本警察署，有警察总署和几个分署。被人们称为“白帽衙门”的是警察署第一分署。地点在南市官沟大街口上的旭街（今和平路）上。这是一座三层楼房，楼顶上设有一个瞭望台，三层楼的女儿墙上有多处射击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