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两会期间，一则“北京上班族月收入7500元没有安全感”的消息引发舆论关注和热议。具备中等以上收入、生活比较富裕、生活水平比较稳定的人群，被现实中住房、教育、医疗和养老等高昂的生活成本，扼杀了城市工薪阶层积累财富的能力，而陷入群体性焦虑。对此，两会代表提出了一些建议。

名词介绍

产生背景

焦虑原因

两会建议

名词介绍

专家认为中等收入者应具备中等以上收入、生活比较富裕、生活水平比较稳定。中等收入者不应该是“房奴”“车奴”“孩奴”。但现实中，住房、教育、医疗和养老等高昂的生活成本，扼杀了城市工薪阶层积累财富的能力，制约了中等收入群体的增长。“中等收入群体是一个成熟社会的中坚力量，是消费社会的基础。这个群体应该是富有活力的，但是现在，他们陷入了某种群体性焦虑。”易敏利代表说。

产生背景

小姚在北京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工作，每月收入约7500元，扣除五险一金和个税后，每月实发约6500元，再除掉房租、伙食费和交通费等生活必需开支，每月积蓄不到2500元，他说生活在北京没有安全感。租住在蜗居，出门挤地铁，买房是奢望……小姚的感慨引起许多上班族的强烈共鸣。全国人大代表、西南财经大学教授易敏利指出：“这反映出我国中等收入者非常脆弱，享受的社会保障和福利较少，生活负担压力较重。”

两会期间，小姚这条“北京上班族月收入7500元没有安全感”的消息引发舆论关注和热议。一些代表委员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境况和心态。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焦虑原因

就业难困扰亦是主因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副所长杨伟国认为，目前大学生就业难，与人才结构有关。用人单位的需求模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重工作实践经验成为首要需求，但是大学教育和大学生并没有很好地适应市场的要求。浙江省就业局副局长曹建国表示，“期望值偏高”也直接影响了大学生就业，仍有不少大学生抱有一种“十年寒窗，一举成名”的心理，即使找不到合适的单位，也不肯降低就业期望值。

沈阳心理志愿者协会秘书长张国臣指出，由于社会的现实压力，如事业单位、国企和私企相比，工作稳定，医疗、社保待遇好，退休后的收入高等原因，一些大学生不顾自身兴趣和实际能力，一心想进机关，进大企业。而当前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用人单位需求在减少，部分大学生难免在现实中迷失，产生焦虑、困惑、烦躁等不安情绪和心理压力，确实需要疏导。

他表示，对目前存在的大学生就业难题，就学生本身而言，应对其进行系统的生涯教育，从小学开始，培养学生生涯规划和决策能力。就业管理部门在给学生提供就业信息的同时，应整合社会力量对大学生提供心理方面的团体辅导和个别辅导，引导学生充分了解自我，帮助其确立现实的就业目标。此外，有关部门应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缩短不同行业和岗位之间的福利性和保障性收入差距，以引导学生无后顾之忧，根据兴趣和能力择业。

中等收入焦虑多多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1810元，同比增长8.4%，低于GDP增长9.2%和公共财政收入增长24.8%的幅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19118元，比平均数低2692元。

“这组数据表明，我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还在降低。同时，大多数城镇居民收入在平均水平以下。”来自四川一家民营企业的全国人大代表王麒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告别了“共同贫困”，但远没有达到“共同富裕”，现在收入分配格局变成“金字塔形”，贫富差距在拉大。

两会建议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调高、扩中、提低的改革方向。这三者是有关联的，调高和提低都能起到扩中的效果。”易敏利代表说，“调高、扩中、提低”需要统筹推进，打出“组合拳”。包括调整部分垄断行业尤其是高管人员的过高收入，提高个税起征点，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等。

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总裁王明辉提出，“结构性减税”对缩小收入差距等具有重要意义，应当作为一项长期的基本财政政策，对结构性减税制定一揽子计划，明确路径图和时间表。还有代表建议，继续大幅度提高小微企业的营业税、增值税起征点，将个税起征点提高到5000元。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建议，抓紧制订并尽快出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改革目标、任务和路径。关键是在顶层设计上落实“两个提高”，即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使“两个提高”从概念变成政策。

“做大中等收入群体，首先要织密社会保障网。”来自云南省昆明市基层的全国人大代表杨明说，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主要覆盖低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享受不到城乡低保、保障性住房等政策。他建议，政府要切实加大调控房价、稳定物价、推进教育公平、深化医改和完善社保等方面的力度，为中等收入群体“减负”，建立有利于中等收入群体增长的社会保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