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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先行后

中国北宋程颐提出的关于知行关系的学说。它片面强调知对行的指导作用，否认行是知的基础和来源。程颐说：“君子之学，必先明诸心，知所养，然后力行以求至，所谓自明而诚也”（《颜子所好何学论》）。他认为应该始终把认识封建道德义理放在第一位，只要有了知，行是自然而然的。他举例说，譬如有人要去京师，必须知道出什么门,走什么路,否则便去不了。于是得出结论:“须是识在所行之先”,“知了方行得”。朱熹继承和发展了这种观点，认为学问不外乎致知、力行两件事。他经常知行并提，强调两者不可偏废。但要究问知行先后，他则说“当以致知为先”。他认为《大学》先讲“格物、致知”，然后才讲“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庸》先讲“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然后才讲“笃行”，都是教以知先行后的次序，这个次序是不能颠倒的。程朱竭力反对“只说践履,不务穷理”。程颐说：“人谓要力行,亦只是浅近语。人既能知见,岂有不能行？”朱熹也说：“义理不明,如何践履？今人多教人践履，皆是自立标致去教人。”南宋的陆九渊亦主知先行后说。这种理论受到明末清初王夫之、颜元等唯物主义哲学家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