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庄公，即春秋小霸，姬姓，郑氏，名寤生，历史上非常著名的政治家。春秋时期郑国第三代国君，前743至前701年在位。郑庄公一生功业辉煌，在位期间，分别击败过周、虢、卫、蔡、陈联军及宋、陈、蔡、卫、鲁等国联军。御燕、侵陈，大胜之；伐许、克息、御北戎，攻必克，战必胜，可谓战绩显赫，使得郑国空前强盛，就连当时的大国——齐国也跟着郑国东征西讨。同时，郑庄公又是一个有战略眼光，精权谋、善外交的政治家。其过人的政治才能，也是他在春秋列国纷争中能小霸中原的重要原因所在。

中文名：郑庄公

别名：姬寤生

国籍：郑国

出生日期：公元前757年

逝世日期：公元前701年

职业：政治家

主要成就：使郑国空前强盛，称雄一时

名言：多行不义必自毙

引言

简介

生平事迹(克段于鄢 双重身份 假命伐宋 小国大志 葛繻之战 小国外交 料敌制胜 无欲掩大欲 礼贤下士 善于纳谏 传统礼教的反叛者 欲擒故纵计的创始人)

历史背景

扩张之路

成败得失

历史评价(人物形象 人物特色 政治智慧 人物批评 个人失误 毛泽东眼中的郑庄公)

轶事典故(多行不义必自毙 传说在睡梦中出生)

引言

郑武公、郑庄公是周平王的卿士（官名）。（周平王）分权给虢公，郑庄公怨恨周平王。周平王说：“没有的事（偏心于虢公）。“于是周王、郑国交换人质（证明互信）：（周平王）的儿子狐在郑国做人质，郑庄公的儿子忽在周王室做人质。周平王死后继任者周桓王打算让虢公单独执政，结果双方发生争执。这也是成语言不由衷的出处（“信不由中，质无益也。”《左传·隐公三年》）。 公元前707年，周桓王罢了郑庄公左卿士之职，郑庄公进行报复，不去朝见周王。于是桓王率领天子六师及蔡、卫、陈等三国之师伐郑，战于葛，被郑军打得大败。到了公元前701年，郑庄公居然召齐、卫、宋会盟于恶曹(今河南延津西南)，几乎当上的春秋初年的霸主（因为没有得到周天子承认，所以此第一让给了齐桓公）。繻葛之战挑战了周天子的权威，说明周王室的地位已经严重下降，只是还保存着天下共主的名义罢了。从此开始了春秋时期诸侯纷争的局面。

简介

郑庄公(前757年—前701年)，名寤生，郑国第三代国君，前743至前701年在位，他的祖父郑桓公是周宣王之弟，受封于郑(今陕西华县东)，周幽王时任司徒，在西周末的骊山之难时为幽王护驾，被犬戎攻杀于战场。他的父亲郑武公在平定犬戎之乱、迎立周平王及护驾周平王东迁时立有大功，被封为周朝卿士，其间兼并郐(今河南密县东南)和东虢(今河南荥阳东北)，建立郑国，并设关筑城，郑自此逐渐强大。郑庄公继位后，仍代父为周卿士，但他把主要精力用于主持本国国事上。

生平事迹

公元前771年，周幽王在骊山(今陕西临潼城东南)被犬戎攻杀，周都镐(今陕西长安沣河东)被洗劫一空，次年，周平王被迫迁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历史上的东周之世由此开始。 郑国是东周初期政治上最为活跃的诸侯国，郑庄公是郑国活跃时期领导集团中的核心人物，他在祭足等人的辅佐下，初践王纲，用武于列国，图谋争作诸侯领袖。郑庄公的创业作为开始显现了东周之世的政治趋势，拉开了春秋争霸的历史序幕。

克段于鄢

郑庄公之父为郑武公（即掘突），其母为申侯之女武姜。郑武公十四年（前757年），武姜生寤生，郑武公十七年（前754年），又生少子叔段。因寤生出生时难产（一说郑庄公是武姜在睡眠中生下的，醒后方知），惊吓了姜氏，所以姜氏不喜欢他，而宠爱他的弟弟叔段。公元前744年，武公病重，武姜在武公面前说叔段贤，“欲立段为太子，公弗许”。（《史记》·郑世家·第十二）是年，武公病逝，寤生继承君位，这就是郑庄公。庄公元年（前743年），武姜请求制地（今郑州市荥阳汜水镇）作为叔段封邑。庄公说：“那里不行，因为制邑地势险要，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军事要地。”武姜改而威逼庄公把京（今郑州市荥阳东南）封给叔段。京乃郑国大邑，城垣高大，人口众多，且物产丰富，庄公心里不肯，但碍于母亲请求，也只好答应。大夫祭仲进谏道：“京邑比都城还要大，不可作为庶弟的封邑。”庄公说：“这是母亲姜氏的要求，我不能不听啊！”

叔段到京邑后，号称京城太叔。仗着母亲姜氏的支持，从不把尊君治民放在心上。

郑庄公深知自己继位母亲大为不悦，对姜氏与叔段企图夺权的阴谋也清清楚楚，但他却不动声色。叔段在京城的反常举动引起了人们议论，大夫祭仲又对庄公说：“凡属都邑，城垣的周围超过三百丈，就是国家的祸害。所以先王之制规定，封邑大的不超过国都三分之一中等的不超过五分之一，小的不超过九分之一，现在京城不合法度，您怎么能容忍呢？”庄公很无奈的说：“姜氏欲之，焉辟害？”意思是姜氏要这样，我哪里能避开这个灾祸呢？祭仲说：“姜氏哪有满足的时候？不如及早给叔段安置个地方，不要让他再发展蔓延。一经蔓延就难于对付了。蔓延的野草尚且难除，何况是您受宠的兄弟呢？”庄公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先等等看吧。”

庄公一次次退让，促使叔段篡国称君的野心日益增长。不久叔段竟命令西部和北部边境同时听命于自己。接着又把京邑附近两座小城也收入他的管辖范围。大夫公子吕对庄公说：“一个国家不能听命于两个国君，大王究竟打算怎么办？您如果要把君位让给太叔，下臣就去侍奉他；如果不让，那就请除掉他，不要让老百姓生二心。”庄公则不温不火地说：“用不着除他，没有正义就不能得民心，迟早他会自取其祸。”

叔段一再挑战庄公的权威，而郑庄公却一次次忍让，难道他真相信不用自己动手上天就会惩罚叔段吗？不是的。这是因为郑庄公作为一国之君，他不能把喜怒挂在脸上。更重要的是庄公知道过早动手，必遭外人议论，说他不孝不义，所以故意让叔段的阴谋继续暴露。由此可见其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权谋之深，不惜牺牲百姓而纵容亲弟。

太叔在京城治理城池，囤积粮草，训练甲兵，加紧扩展自己的势力，与母亲武姜合谋，准备里应外合，袭郑篡权。郑庄公知道了他们叛乱的日期，他派公子吕统帅二百辆战车讨伐京城。京城的人反对太叔段，太叔逃到鄢。庄公又进军鄢地，继续讨伐。鲁隐公元年五月二十三日，太叔逃到共国。一场叛乱平息。

双重身份

自周平王东迁后，周室衰弱，诸侯国逐渐强大，郑庄公以周朝卿士和诸侯国君的双重身份活跃于政治舞台上，他凭借自己的智谋和权术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对当时社会政治趋势的演化起了相当的促进作用。

周朝遭犬戎之乱而东迁，已经到了不靠诸侯国的救护就不能自保的地步，丧失了往日的气魄和威望。犬戎之乱又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破除了人们对周朝的迷信，向社会公开展现了礼仪制度的虚弱和强力的重要。在当时，要想号召列国，在政治舞台上有所作为，依靠周室是绝对不行的，必须要有自己的实力。鉴于这些情况，郑庄公把自己事业的立足点坚决地放置于郑国，不惜与自己的弟弟、母亲以武力相对抗，与周天子闹翻也决不动摇，他以极大的精力经营自己的国家，终使郑国成为东周初期崭露头角的诸侯国。 郑庄公要发展自己的国家，首先遇到的是地理条件的制约。郑处于四战之地，南有蛮楚、北有强晋、西有东周，郑国无法与之争锋，只能向东发展，而东邻卫、曹、鲁、宋、陈、蔡诸国中，宋国国大爵尊，在东方小国中又有号召力，是郑国发展的严重障碍。

假命伐宋

鉴于这种情况，郑庄公把向外用武的目标定于宋国，这是在当时情况下的最佳战略。为了实现对于宋国的军事胜利，郑庄公实行了以下的战略方针：第一，和齐、鲁建立稳定的同盟关系。齐、鲁处在宋国的东北部，建立了和齐、鲁的同盟关系，就形成了对宋的牵制和包围，他几次和齐、鲁二君约会，在攻取宋国的郜、防二邑后将其送给鲁国，都是为了巩固三国的同盟关系。第二，假借王命伐宋，号召列国。郑是一个新起的小国，在诸侯中未孚众望，但郑庄公是周朝卿士，具有特殊的身份，于是庄公宣称宋公久缺朝贡，自己以卿士的身份，承王命率兵讨伐。郑国通过这种方式纠合了更多的国家，又形成了对宋国的舆论压力，事后还对不追随出兵的许、郧(今山东宁阳东北)小国以“抗命”的罪名予以教训，几乎灭掉许国。第三，扶植宋国内部的反对势力。宋国前君主的儿子公子冯出奔到郑，宋国曾为此出兵讨之，郑庄公对公子冯采取保护措施，厚相招待。宋国在一次内乱后，国人欲迎立公子冯为君，公子冯临行前，泣拜于郑庄公之前表示，自己返国后，“当世为陪臣，不敢贰心”。

在郑庄公的执政期内，郑国确实取得了对宋国的胜利，但郑国又从来无力吃掉宋国，这种和平胜利是郑对于宋所能取得的惟一形式的大胜利，这里，不利的政治地理环境起了决定的作用：郑处在几个大国之间，又几乎无险可守，即使某一天有力吃掉宋国，那相邻的大国也绝不会坐视其崛起，必然要以武装干涉的形式使郑回到自顾不暇的地步。事实上，到了春秋中后期，南北大国为了争霸天下而斗武，就把郑国沦到了争霸的夹缝中而常常使之喘息不定，北晋南楚各怕对方吃掉自己或伤害自己，需要一个避免正面接触的缓冲地带，因而各需郑国以屏障的角色存在于自己身边，但它们又要打击对方、示威于天下，因而郑就成了经常的用兵之地。郑庄公之后有几世执政，常常是朝晋暮楚，实在是源于地理环境的不得已所为。而这是郑庄公本人所不曾料及的。

小国大志

活跃于政治舞台上的郑庄公还有一个如何对待周天子的棘手问题。作为周朝卿士，他应当尽忠于王室，他是诸侯瞩目和敬重的人物，但他把自己事业的立足点放在对本国的经营上，要兼并、扩张，要破坏周朝既定的实力划分，甚而要凭实力号召列国，那必然和周室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他既要利用卿士的角色，又不愿恪守卿士的本分，这种矛盾的处境和心态决定了他对周天子在总体上采取的是又打又亲的手段。当王室要限制他的发展和自由时，就打击王室；当这种打击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自己的需要时就亲近王室，打击王室是为了抵制王室对自己的限制，是为了向列国示威；亲近王室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卿士身份，或保持自己对若干国家的号召力。他为了防止国内反叛而久不入周供职，但当闻知周平王欲分政于虢公时即日驾车入周，可见他即使在坐镇守国的危急时刻也密切注视着朝中动静，他经营郑国，同时又不愿放弃周政。他和周平王交换人质，既可以施恩于太子，作为亲近王室的手段，又可以加害于太子，作为打击王室的手段。周桓王辞他回国后，他派兵抢收周地粮食，事后又准备亲去谢罪修好。假王命伐宋是利用卿士身份而对卿士本分的严重背离。桓王亲讨庄公的假命之罪，庄公怒气相待，而当大将射伤桓王，周兵溃退时，郑军急忙鸣金收军，庄公又派人去王师稽首谢罪，要“天王怜而赦之”!

郑国要发展，对周王不打不行，不亲也不行。郑庄公对周王又打又亲的手法，对郑国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他对周室的打击以及周室对他亲近态度的表面认可与接受，严重地降低了周室在诸侯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从而降低了他对卿士身份利用的有效性。这是他能够预料但却无法避免的矛盾。 郑庄公在率军袭击戴城，继而击溃宋、卫、蔡三国联军后，举行了一次隆重的庆祝会，他自信十足地问大臣：“寡人赖天地祖宗之灵，诸卿之力，战则必胜，威加上公，于古之方伯如何？”方伯，即一方之长，是古代诸侯中的领袖之称。庄公此语，吐露了他的志向，表达了一生事业的追求目标，正是为实现这种志向和目标，他做出了极为艰苦的努力。

葛繻之战

周平王东迁之后,周道日衰,但周王朝余威上存,周平王去世，周桓王继位。桓王一心想恢复周的统治地位，极力打压当时的强国郑国，这引起郑国君主郑庄公不满，双方最终兵戎相见．前707年，周桓王统周军及陈国、蔡国、虢国、卫国四国部队讨伐郑国。郑庄公率大夫祭仲、商渠弥等在繻葛（今河南长葛县北）列阵御敌。当时周军分为三个军阵，周桓王率领左军和陈国军队力图征服郑庄公。郑庄公摆开了名为“鱼丽”的阵势，战车前冲，步卒后随，先打实力最弱的陈国军队，使蔡国和卫国军队畏惧而仓皇退出战场，然后集中兵力从两边合击周军，周师大败。周桓王被郑将一箭射中肩膀，忍痛勉强指挥军队逃出重围。祝聃要追逐活捉周桓王，郑庄公制止说：“君子不希望逼人太甚，何况欺凌天子呢？我们是自卫，国家能免于危亡就足够了。”战后，郑庄公为了表示尊王，还特派大夫祭仲去慰问受伤的周桓王及其左右随从。

葛繻之战，使周天子威信扫地，郑庄公声威大振。宋、卫、陈等宿敌都来求和，郑国成为当时中原最强盛的诸侯国。前701年，郑庄公与齐、卫、宋等大国诸侯结盟，俨然已是诸侯霸主。

小国外交

郑庄公一生功业辉煌。他在位期间，分别击败过周、虢、卫、蔡、陈联军及宋、陈、蔡、卫、鲁等国联军。御燕、侵陈，大胜之；伐许、克息、御北戎，攻必克，战必胜，可谓战绩显赫。同时，郑庄公又是一个有战略眼光，精权谋、善外交的政治家。其过人的政治才能，也是他在春秋列国纷争中能小霸中原的重要原因所在。

郑、宋之争是郑庄公一生遇到的重要大事之一。郑国东邻宋国，北邻卫国。郑与宋、卫两国都有矛盾，随时有遭宋、卫夹攻的危险。公元前719年，宋国纠集了包括卫、陈、蔡、燕、鲁在内的多国联军，先后两次围攻郑国，大有铲平郑国之势。在这种情况下，郑庄公冷静沉着、毫不屈服。他一方面在军事上加强防御，顽强抗敌；另一方面在外交上处理好与列国的关系，不计前嫌，化敌为友，尽可能联合一切可以利用的政治力量。比如，陈国虽曾与宋国一起侵郑，但郑庄公在击败陈师之后主动与陈和好。鲁国曾在伐郑之役中出兵援宋，但郑庄公并未因此忌恨于鲁，而是主动向鲁示好求和，直至结为同盟。

齐国当时是诸侯中强国，郑庄公很注意密切与齐的关系，以利用齐国势力来牵制宋人。此外，与周交恶，也很注意策略。虽大败王师，而又夜使祭仲劳王；既恨周王弃己，又用周王之权威以打击宿敌。前713年，借声讨宋殇公不朝周天子之罪，郑庄公联合齐、鲁之师，以天子之命伐宋。齐、鲁军队败宋军于菅（今山东成武县东北），郑军先攻占宋国郜（今山东成武县东南）、防（今山东成武县东），后又打败宋、蔡、卫三国联军，最终使宋国屈服。

料敌制胜

政治斗争的具体环节上，郑庄公凭借他丰富的经验和高超的智力，常常能准确预料事情的变化趋向，从而提早制定出应付的策略，使自己一方在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还在自己的弟弟段与母亲姜氏沆瀣一气谋图作乱时，手下大臣劝他当机立断，予以制裁，他私下对亲信讲：“寡人筹之熟矣!段虽不道，尚未显然叛逆。我若加诛，姜氏必从中阻挠，徒惹外人议论，不惟说我不友，又说我不孝。我今置之度外，任其所为，彼恃宠得志，肆无忌惮。待其造逆，那时明正其罪，则国人必不敢助，而姜氏亦无辞矣。”他料定了段多行不义必自毙的结局，果然，在庄公与段公开对抗时，段赖以作乱的京城(今河南荥阳市东南)百姓都不满于段的所为，段逃奔共城(今河南辉县)，后兵败自杀。庄公又乘胜追击段的儿子滑于卫国，卫桓公惧而谢罪。有一次，郑庄公忽然听到了卫公 子州吁杀死卫桓公而自立为君的消息，不觉长叹道：“吾国行且被兵矣!”群臣问何以预料得到，庄公回答说：“州吁素好弄兵，今既行篡逆，必以兵威逞志。郑卫素有嫌隙，其试兵必先及郑，宜预备之。”州吁为了立威邻国，以挟制国人，果然纠合宋、鲁、陈、蔡四国，组织五国联军，共甲车一千三百乘(每乘约计三十人)，将郑东门围得水泄不通，形势非常严重。

郑庄公向群臣问计，大家言战言和，纷纷不一，庄公笑着说道：“诸君皆非良策也。州吁新行篡逆，未得民心，故托言旧怨，借兵四国，欲立威以压众耳。鲁公子翚贪卫之赂，事不由君，陈蔡与郑无仇，皆无必战之意。只有宋国忌公子冯在郑，实心协助。吾将公子冯出居长葛，宋兵必移。再令子封引徒兵五百，出东门单搦卫战，诈败而走。州吁有战胜之名，其志已得，国事未定，岂能久留军中，其归必速。吾闻卫大夫石碏，大有忠心，不久卫将有内变，州吁自顾不暇，安能害我乎？”

在这里，郑庄公首先分析了五国各自出兵的动机和要达到的目的，认为需要对付的只有宋卫二国，然后提出两项退兵之策，其一是将公子冯移居长葛，以此引开宋兵；其二是以诈败形式造成卫国战胜之名，促其速归。郑庄公既没有真正出战，也没有乞和，他以两项决策轻而易举地瓦解了五国联军，解除了国家的危难。他料到州吁执政的卫国必有内变，后来卫石碏大义灭亲，诱杀了州吁及其追随人均如庄公所料。郑庄公对五国联军的分析及其对付的策略，显示了他敏锐的洞察力和政治斗争的丰富经验。 郑庄公率兵假命伐宋时，宋国为了自救，分兵一支联合卫国去攻打郑国本土，宋将孔父嘉闻知郑庄公正离宋返郑，怕自己腹背受敌，遂准备借路于戴，返回宋国，戴人疑宋国来攻袭自己，闭门不开，两家攻守对抗、相持不下。

郑庄公回国途中闻知此讯，笑着说：“吾固知二国无能为也!然孔父嘉不知兵，乌有自救而复迁怒者？吾当以计取之。”(第七回)当即令四将受计，秘密往戴城进发。郑将公子吕假称领兵救戴，庄公本人藏于军中，戴国开门纳入后，郑军即将戴君逐出，夺了戴城，之后，郑国其他三将在城外从三面包围了宋、卫之兵，几乎将其全歼。这次战斗中，庄公巧施妙计，得了渔人之利，极大地张扬了威名。

郑在当时是一个中等偏小的国家，其所以能在列国逞威一时，是因为郑庄公运用了两个法宝，一个是妙计制敌，一个是外交胜利。而两个法宝的运用都需要领导人高超的智谋和料事能力，这均是郑庄公的得心应手之处。郑庄公在一生的用武中，没有打过败仗，这是极少见的情况。庄公在晚年击败王师后，周桓王准备传檄四方，共讨庄公之罪，虢国林父劝谏说：“诸侯自陈、卫、蔡三国而外，莫非郑党。”认为其他国家不会弃郑而从周，可见庄公的外交活动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庄公长于料事和智谋，但对一件关系郑国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却无法应付其所料。他有十一个儿子，世子为忽，而他所偏爱的儿子突有才智，而且是一个不安居人下的人，为了维护身后的郑国政局，他忍痛让突出居于宋，他料到这种安排仍然不足以消除突对郑国政局的威胁，临死前哀叹道：“郑国自此多事矣!”这种哀叹反映了他对身后内乱的预察和对这种预察结果的无能为力。

无欲掩大欲

郑庄公富于智谋，当残酷的政治斗争需要时，他会把自己的真实感情隐藏起来而以相反的形式表达，过多的智谋必然转化为对他人的欺诈。例如，他明明想要除掉段的叛逆，平时却纵容不咎，姑息养奸，好在段罪恶昭著时彻底铲除，以塞国人和母亲之口；他久不朝周，明明是一直注视着段的所为，准备瞅机会消灭之，而当大臣一再向他提出制裁段时，他却佯装不解，对大臣说：“段乃姜氏之爱子，寡人之爱弟，寡人宁可失地，岂可伤兄弟之情，拂国母之意乎？”为了引诱段反叛，他假传自己要往周朝面君辅政，姜氏闻信大喜，立即给段写密信一封，约其兴兵袭郑，庄公派人截获了此信，看后密封，又另派人假作姜氏所差，送信于段并索有回信，段一率兵袭郑，就立刻投入了庄公布下的罗网。当段在共城自杀后，庄公抚段之尸大哭道：“痴儿何至如此!”似乎这样的结局不是他所希望的。周桓王一上台就辞他离周回国，他为此怨恨不已，可见他对周室的职位还是很留恋的，但当他在先前听到周平王欲用虢公替代自己的职务时，立即去周王面前提出辞呈，并且认真地对平王讲：“夫政者，王之政也，非臣一家之政也。用人之柄，王自操之。”(第五回)他料定当时虢公尚不敢替代自己，而周王也不敢舍弃自己，他做出辞呈的表示，既是在考察周王的反应，更是要表明自己在周室的不可替代性。

庄公率兵伐宋，明明是实现自己战略目标的必要步骤，是自己的主张，但他却布告天下，大张旗鼓地宣传这是周王的决定，似乎自己只是在忠实地执行周王的命令，没有丝毫私欲掺杂其间，假命伐宋当时是对世人的一次大欺诈。郑、齐、鲁三国联军攻取了宋国的郜、防两邑，这时庄公接到了国内关于宋、卫来攻的告急文书，他即时传令班师，齐、鲁两国的随军大将亲到军营来见庄公询问班师原因，庄公隐下宋卫侵郑的实情，只说：“寡人奉命讨宋，今仰仗上国兵威，割取二邑，已足当削地之刑矣。宾君上爵，王室素所尊礼，寡人何敢多求？所取郜防二邑，齐鲁各得其一，寡人毫不敢私。”(第七回)齐将觉得郑国以王命征师，自己只是随从，遂固辞不受城邑，庄公便将二邑一并送鲁。齐将回国向齐君汇报了这些情况，齐公以为庄公公平之至，称叹不已。后来，郑庄公策划与齐鲁二君一同率兵攻许，许君逃奔，齐公遂提议将许国土地让给鲁国，鲁公坚辞不受，齐公又提议将许地让给郑国，庄公满念贪许，但因见齐鲁二君推让，只得佯装推脱。恰有许大夫领着许君幼弟进前叩首乞哀，要求找个为许君祖宗安置庙祀的地方，齐鲁二君显出怜悯之意，郑庄公见此情景，将计就计，遂转口说道：“寡人本迫于王命，从君过罪，若利其土地，非义举也。”并进一步提出要为许复国，尽管许大夫诚恳表示无此奢望，但庄公仍然表示：“吾之复许，乃真心也。恐叔年幼，不任国事，寡人当遣人相助。”(第七回)于是把许分为东西两半，东边让新君居之，西边派郑国的一位大夫驻守，名为助许，实是监守。齐鲁二君不知其中就里，以为处理妥当，称善不已。郑庄公通过许多诈术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无求无欲的人物，表面上的无欲掩盖着内心极高的追求。

礼贤下士

在和部下的关系上，郑庄公有自己的特点。首先，他极为尊重部下的意见和感情，每遇一个重大的问题，他一般都有自己的考虑，但在做出决策前多要征求大臣们的意见，大臣们有好的主张，他都乐于采纳，如平段之叛和追滑至卫是采纳了公子吕的意见，夺食于周和假命伐宋等是采纳了祭足的意见，掘地见母和征讨许郕是采纳了颍考叔的意见，对抗王师并排阵取胜是接受了公子元和高渠弥的意见等等。如果大臣们提不出更好的主张或来不及征求他们的意见，他才按自己的考虑去办。如退五国联军、撤宋之围和分裂许国等都是按自己的考虑行事。在郑庄公执政期间，郑国领导集团内的民主空气是较浓的，如追滑入卫、抢收周禾、计退联军和抵御王师等事件进行之前，大臣们都进行过激烈的辩论，各抒己见，郑庄公的态度是有善则从。

庄公还注意尊重部下的感情，郑齐早年的石门之会上，齐公主动提出愿把自己的女儿嫁给郑世子忽，郑庄公回国后征求忽本人的意见，忽推辞说：“郑小齐大，大小不伦，孩儿不敢仰攀。”庄公劝儿子说，若与齐国结为婚姻，以后有事情还可以仰仗，不应该辞掉这门亲事，忽回答：“丈夫志在自立，岂可仰仗于婚姻耶？”庄公为儿子有这样的志气而高兴，遂不强求应亲。后来世子忽率兵协助齐抗击北戎侵扰而取胜，齐公托郑国副将高渠弥为媒，愿把另一女儿嫁给忽，忽又推辞说：“今奉命救齐，幸而成功，乃受室而归，外人必谓我挟功求娶，何以自明？”再三拒绝。忽回国后将辞婚之事告知父亲，庄公表示：“吾儿能自立功业，不患无良姻也。”郑齐联姻，从政治利益的角度考虑有极大的好处，但由于世子本人拒绝，庄公也采取了不干涉的态度，他完全尊重当事人本人的意愿。公子吕病逝后，正卿位缺，庄公欲用高渠弥继任，世子忽密谏道：“渠弥贪而狠，非正人也，不可重任。”庄公点头同意。庄公觉得，今天自己所提拔的人，正是日后世子所要长期使用的人，若违背世子意愿而提拔一个人，必然影响日后君臣间的关系，埋下君臣不和的祸种，于是他改变了原来的人事安排，任祭足为上卿。庄公临终前召来祭足，商量说他想将君位传给儿子突，征求祭足的意见，祭足对庄公说，世子忽的地位不能改变，最后表示：“废嫡立庶，臣不敢奉命。”庄公遂下决心传位给世子，并使子突出居宋国。庄公的考虑是，无论哪一个儿子继位，都必须靠祭足的扶立、辅政，祭足不同意的人，即使把他立为世子，身后也难以上台；即使上台了，也不会长久，在嗣位问题上尊重顾命大臣的意见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郑庄公对待部下的另一个特点是频繁地予以嘉奖，不断鼓励他们的进取心。祭足为他连续制定了一套假命伐宋的方案，他当面表示：“卿之谋事，可谓万全。”之后又拍着祭足的肩说：“卿真智士也!寡人一一听卿而行。”上卿公子吕病逝后，他哀痛道：“子封不禄，吾失右臂矣!”(第七回)乃厚恤其家，禄其弟公子元为大夫，他通过体恤死者而鼓励生者。公子元提出了抵御王师的战斗方案，庄公即嘉奖道：“卿料敌如指掌，吕不死矣!”及打败王师后，他深嘉公子元之功，为之筑城于栎邑(今河南禹县)使其居守，作为郑国别都，并对诸大夫各有奖赏。庄公在伐许前，为选先锋而进行了一场带有奖励的比赛，颍考叔中选，他当即表彰：“真虎臣也!当受此车为先锋。”(第七回)郑齐鲁三国伐宋时，鲁国将领公子翚首战攻取老挑，庄公赞不绝口，命幕府记上第一功，并杀牛飨士，后来退军时又将攻取的二城送鲁，表示以此“酬公子老挑首功之劳”。庄公从不吝于嘉奖，正是通过频繁的奖励，他不断挖掘出部下的积极主动性。然而有一次例外，在抗击王师的战斗中，郑将祝聃一箭射中周王左肩，对战斗的胜利起了极大的作用，但在奖励有功人员时，惟祝聃之功无赏，祝聃将这种不公平当面讲给了庄公，庄公解释说：“射王而录其功，人将议我。”祝聃忿恨不已，疽发于背而死，而在祝聃死后，庄公私下厚赐其家，并命厚葬祝聃。可见，在奖励问题上，庄公把握着以下几个基本的原则：第一是奖励的频繁性、及时性和针对性；第二是对本国臣下以精神奖励、口头嘉奖为主，对他国之劳以物质奖赏为主；第三是不搞有任何消极后果的奖励。

郑庄公多方奖励部下，但他奖励的仅仅是部下的进取心，他对臣下发展个人势力的事情极为反感。他的弟弟段曾以射猎为名在外招兵买马，上卿公子吕建议予以制裁，理由是：“人臣无将，将则必诛。”(第四回)即认为为臣的不应该有私人武装，庄公对这一观点事实上是接受了的。有一次，世子忽对庄公讲：“渠弥与子亹私通，往来甚密，其心不可测也。”子亹是庄公的另一儿子，庄公听了世子忽的反映，即召来高渠弥当面给予指责。庄公所要求的是部下对他的忠诚和袒露，超出这种范围，他就会给予制裁和批评。

善于纳谏

郑主公善于纳谏。鲁隐公9年对北戎之战和鲁桓公5年的对周之战，都是由于采纳了公子突的建议而大获全胜的;郑庄公还善于用兵。《左传》是一部善写战争的历史著作，它记载了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的全过程。在郑庄公活跃的这22年中，《左传》也记载了大小战争无数，其中有郑国参战的就有十多次。 除了其他诸侯国攻打郑国的几筑战役没写结果，《左传》中记载的有郑庄公参加的战役几乎都是郑国取得了胜利。如鲁隐公5年，伐燕大败之；伐宋，攻进了宋的外城。是年，“郑伯侵陈，大获”；9年，大败一北戎；10年，大败宋师；11年伐许，齐、鲁、郑联合用兵，也是郑兵率先登城是同年，“郑、息有违言(口舌之争)，息侯伐郑，郑伯与战于竞，息师大败而还”；鲁桓公5年又大败王师。如此等等。《左传》中没有一字提到庄公用兵如何，但通过上述记载，郑兵几乎每战必胜，联系他当初对付共叔段时的沉着稳重，以及所用的诱敌深入、欲擒故纵之法，郑庄公会用兵这一点是很清楚的。

除此之外，郑国在经历了共叔段之乱后内部一直很安定。祭仲、子封等一批大臣围绕身边，积极为他出谋划策。太子和公子们也都相安无事，效力于国家，这不能说与郑庄公的领导无关。说明郑庄公是颇懂治国安邦之术的。在他身上，具有一种较高的领袖的素质。当时，周王室权力日趋衰微，各国诸侯都在积极行动，谋为霸主。而郑庄公却一直也没有称霸诸侯的野心。

作为周王室的执政官，他一心一意辅佐周天子，替他出兵攻打不朝不敬之人，连攻占的土地都不肯据为已有，但却两次被周王夺了权。鲁隐公3年，因为周平王不再信任郑庄公，因而周郑互换了人质。平王死后，周桓王即位，却单方面撕毁合约，想移政于虢公。于是郑庄公一气之下派人割了温地之麦，收了成周之禾，一度与周王结怨。但不久又去朝拜周天子。

在“王不礼焉”的情况下，想方设法通过齐人打通关节再来朝王。第二次被周王夺了权，生气不朝王，王却兴师来犯。在不得已御敌且又大败王师的情况下，又派使臣前去慰间周王及其左右。可见为了做到尊王守礼，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当时的道德要求，郑庄公是多么地忍辱负重!

传统礼教的反叛者

郑庄公出身于世家贵族，他熟知传统礼教，但又不满传统礼教，他是春秋政治舞台上桀骜不驯、最先反叛礼教的人物。传统礼教和道德的一个核心是要求人们为子尽孝、为臣尽忠，郑庄公恰好在这两个方面产生了叛逆意识。他的母亲姜氏暗中支持弟弟的叛乱，郑庄公辞别母亲，假称往周，其实却往廪延(在今河南延津东北、古黄河南)准备围歼叛军。叛乱平息后，他将母亲与段的往来书信转送姜氏观看，命人将她送往颍地安置，郑庄公掘地见母并传话说：“不及黄泉，无相见也!”人死了被葬于地下，才见到黄泉之水，郑庄公的话对母亲没有一点客气。后来在谏臣颍考叔的说服和感化下，对他母亲又作了重新安置。在与周王的关系上，他和传统礼教离得更远。除过抢收周禾和假命伐宋外，周郑交质和射王中肩两件事极大地震动了列国，周天子第一次在战场上败给了曾向自己纳贡称臣的诸侯国君，蒙上了奇耻大辱，从此，周室对诸侯国的非礼所为只能苟且隐忍，而不敢妄加干涉。例如，后来齐宋等四国伐卫，周庄王欲出兵救卫，朝中大臣多不赞成，他们的理由是：“王室自伐郑损威以后，号令不行，今齐……不可敌也。”“伐郑之役，先王亲在军中，尚中祝聃之矢，至今两世，未能问罪，况四国之力，十倍于郑。”周朝君臣援引周郑交战之事，完全放弃了对诸侯行为的干预。而有些诸侯国也援引射王事件，公然蔑视王室，僭越礼仪。例如地处南方的楚君熊通当时请周桓王给他尊爵，桓王不同意，熊通斥责周王说：“郑人射王肩，而王不能讨，是无罚也，无赏无罚，何以为王!”遂自立为楚武王，周围小国遣使称贺，周王无可奈何。郑庄公抵御王师等叛逆行为打击了周室的威望与自信，开了列国蔑视王室的先河。

郑庄公是一个不安于本分的人物，他怀大志于胸，不屑于在传统礼教所允许的狭小空间窒息自己旺盛的活动力，他要在广阔的政治舞台上充分地显现自己，要冲破对自己个性的束缚和限制，因而要反叛礼教。然而，他生长和活动于礼教意识极为浓厚的社会，他个人能够掌握的力量又一时有限，因而又必须在许多方面借助于礼教的作用力：例如母亲姜氏曾请求将制邑(今河南荥阳市汜水镇，又名虎牢)封给段，而制邑地势险要，先前曾有大臣居之造反的先例，庄公不想予段，于是对姜氏讲：“制邑岩险著名，先王遗命，不许分封。”对付姜氏，只能打出先王旗号，借助于恪守先王遗命的礼教；后来实施伐宋的战略目标，为了纠集更多的国家相助，他又假传周王之命，借助于“奉天讨罪”的礼教。因为这个原因，他对传统礼教又有所让步和屈服。例如他已发誓和母亲再不相见，但不久后悔，最后作了重新安置；他将周太子留质于郑，在郑厚加相待；他抢收周禾、射王中肩，二事之后都向周王谢罪道歉；他对射王中肩的肇事人祝聃劳而不赏，以示无功。郑庄公对传统礼教的反叛是不彻底的，他对礼教的让步和屈服，既是一种政治策略，又体现着他所能达到的思想境界。

在春秋初期，敢于在政治舞台上充当传统礼教的叛逆先驱，需要巨大的精神勇气。郑庄公叛逆意识的萌发和形成有其个人环境和经历上的原因：郑庄公是他母亲在睡梦中生下的，姜氏睡醒方觉，吃了一惊，故为他取名寤生，心中有不快之意。

欲擒故纵计的创始人

欲擒故纵计是郑庄公首创的。

春秋时期，郑庄公在郑国（在今郑州境内的新郑一带）做了国君之后，他的母亲姜氏逼他将郑国的京城（在今郑州境内的荥阳）封给他的弟弟叔段。当时，京城是郑国北方最大的城邑，也是郑国北方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要地。所以，大臣们对姜氏的提议都坚决反对，并要求铲除叔段。

郑庄公对于这件事有自己的思路，他说：“这是老妈要我把京城封给我的弟弟，不过，多行不义必自毙，我就故且先忍耐吧。”于是，郑庄公就先把京城封给了叔段。

叔段到了京城后，立即开始招兵买马，屯粮练兵，企图谋反。大臣们又请求郑庄公出兵铲除叔段。郑庄公说：“现在还不到时候，他会自取其祸的。”

不久，叔段又在北方占领了郑国地盘上的两个城镇。郑国的那些老干部们忍无可忍，都劝说郑庄公赶快发兵铲除叔段。郑庄公说：“他还没有充分暴露，先不用管他。”

过了一段时间，郑庄公看到铲除叔段的时机已经成熟，就借口向自己的老妈姜氏汇报工作情况，并说他要去洛阳朝见周朝天子。姜氏以为郑庄公真的要去洛阳，就立刻派人送密信给叔段，让他发兵攻打郑国的都城，然后夺取君王之位。谁知，叔段领兵出京城不远，就被郑庄公预先埋伏的大军给歼灭了。

郑庄公的这种谋略被后人称为欲擒故纵之计谋，并被写进了兵法，为许多人所沿用。在消灭叔段的庆功和总结大会上，郑庄公得意地总结自己创立的欲擒故纵之计，他说：“消灭敌人时要善于等待，要有诚心和耐心，这样才会获得成功。其实，‘纵’不是彻底放弃，是稍微松懈一下，而且，打仗的目的是消灭敌人，如果逼得敌人狗急跳墙，垂死挣扎，自己损兵失地，是不可取的。暂时放敌人一马，不等于放虎归山，这样可以最后寻找机会达到消灭敌人的目的。‘擒’和‘纵’看似是一对矛盾，其实并不矛盾，‘擒’是目的，‘纵’是方法。”郑庄公说完，开心地笑了，他的下属也都纷纷点头称赞。

历史背景

庄公二十二年（前722年）在母亲武姜怂恿下，叔段亲率甲兵万人准备袭击郑都，武姜准备开城门接应。庄公得到叔段起兵日期的密报，说：“该是动手的时候了！”即命令公子吕率200辆战车讨伐叔段。京邑百姓闻讯，纷纷叛段。叔段大败溃逃，仓皇出奔鄢邑（今河南鄢陵县西北）。庄公又攻打鄢邑，叔段外逃共国（今河南辉县）避难。所以历史上又称叔段为共叔段。

庄公对母后武姜十分恼恨，一气之下，把她逐出国都，软禁在城颖（今河南临颖西北）。发誓说：“不及黄泉，无相见也！”（《左传》隐元）但武姜毕竟是自己的母亲，郑庄公不久又后悔起来。他既思念母亲，又不愿违背誓言，就叫人修筑了一座高大的土台，思念母亲时，就登台向城颖方向眺望。后来人们就把这夯土台叫“望母台”。（今郑州市新郑洧水南岸）

当时在颖谷管理边境事务的颖考叔看破了庄公的心思，就乘给庄公献礼的机会给他出了个主意。说：“你虽然发过誓，但真想见老夫人也不难。‘厥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左传》隐元）庄公听了很高兴，就让颖考叔办理这事。隧道挖好后，庄公在地下见到了母亲，十分感慨地唱道：“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母子情意恢复如初。

郑庄公“克段于鄢”，成功地处理了内政方面的问题，实现了国力的统一，从而为争霸中原奠定了基础。当时郑庄公还是周平王的卿士，权力非常大，这也为他借周王名义讨伐不听话的诸侯创造了条件。前721年，即平息叔段叛乱的第二年，郑庄公就发兵攻打近邻卫国，从此走上了扩张的道路。

周王室东迁，主要依靠郑国和晋国的力量，故周郑关系甚密。但随着郑国日益强盛，周平王担心朝政大权被庄公操纵，遂刻意削弱庄公的权力，准备将一些事权交虢公掌管。庄公怨恨平王，平王畏惧庄公，只好否认此事。但庄公不信，于是“周郑交质”，也就是各自把自己的儿子作为人质交于对方。

庄公二十四年（前720年），周平王去世，周桓王继位。庄公先后两次派兵强割周王室温地（今河南温县）、成周（今河南洛阳东）的庄稼以示威。周桓王对庄公的做法十分恼火，对郑亦采取强硬态度。前717年，郑庄公朝周，周桓王故意对他无礼，以为报复。随后又任命虢公为周室右卿士，以分庄公之权。多心计、善谋略的郑庄公意识到此时与王室交恶对自己并不有利，便改而采取忍让态度。同时，励精图治，开疆扩土，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

扩张之路

郑庄公“克段于鄢”，成功的处理了内政方面的问题，实现了国力的统一，从而为争霸中原奠定了基础。当时郑庄公还是周平王的卿士，权利非常大，这也为他借周王名义讨伐不听话的诸侯创造了条件。前721年，即平息叔段叛乱的第二年，郑庄公就发兵攻打近邻卫国，从此走上了扩张的道路。

周王室东迁，主要依靠郑国和晋国的力量，故周郑关系甚密。但随着郑国日益强盛，周平王担心朝政大权被庄公操纵，遂刻意削弱庄公的权力，准备将一些事权交虢公掌管。庄公怨恨平王，平王畏惧庄公，只好否认此事。但庄公不信，于是“周郑交质”，也就是各自把自己的儿子作为人质交于对方。庄公二十四年（前720），周平王去世，周桓王继位。庄公先后两次派兵强割周王室温地（今河南温县）、成周（今河南洛阳东）的庄稼以示威。周桓王对庄公的做法十分恼火，对郑亦采取强硬态度。前717年，郑庄公朝周，周桓王故意对他无礼，以为报复。随后又任命虢公为周室右卿士，以分庄公之权。多心计、善谋略的郑庄公意识到此时与王室交恶对自己并不有利，便改而采取忍让态度。同时，励精图治，开疆扩土，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

前714年，北戎部落乘中原诸侯国连年混战之机，南侵郑国，郑庄公亲自率军抵御。当时北戎兵骁勇善战，而地形又不利于郑国兵车作战，庄公甚为忧虑。公子突详细分析了戎军“轻而不整，贪而无亲，胜而不让，败不相救”的弱点，认为应采取伏设诱敌的办法，分而歼之。郑庄公觉得此计甚善，于是分三处埋伏，命大夫祝聃率一支勇敢而不刚强的部队先出阵求战，和敌人一接触就佯败退走。戎兵不知是计，被诱入郑军埋伏圈。郑国三处伏兵把戎军分为几段而攻之，使其首尾不得相顾，祝聃又率部反戈回击，造成前后夹攻之势。北戎后续部队无法相救，遭郑军伏击的北戎前军被全部歼灭。

前712年，周桓王试图大张王权。他行使两周时期天子予夺封邑的权力，用本不属于王室所有的苏氏十二邑换取郑之十邑，使郑国实际损失了四邑。后又索性免除了郑庄公的左卿士职位，郑庄公于是不朝。

前707年，周桓王统周军及陈国、蔡国、虢国、卫国四国部队讨伐郑国。郑庄公率大夫祭仲、高渠弥等在繻葛（今河南长葛县北）列阵御敌。当时周军分为三个军阵，周桓王率领左军和陈国军队力图征服郑庄公。郑庄公摆开了名为“鱼丽”的阵势，战车前冲，步卒后随，先打实力最弱的陈国军队，使蔡国和卫国军队畏惧而仓皇退出战场，然后集中兵力从两边合击周军，周师大败。周桓王被郑将一箭射中肩膀，忍痛勉强指挥军队逃出重围。祝聃要追逐活捉周桓王，郑庄公制止说：“君子不希望逼人太甚，何况欺凌天子呢？我们是自卫，国家能免于危亡就足够了。”战后，郑庄公为了表示尊王，还特派大夫祭仲去慰问受伤的周桓王及其左右随从。

葛繻之战，使周天子威信扫地，郑庄公声威大振。宋、卫、陈等宿敌都来求和，郑国成为当时中原最强盛的诸侯国。前701年，郑庄公与齐、卫、宋等大国诸侯结盟，俨然已是诸侯霸主。

成败得失

郑、宋之争是郑庄公一生遇到的重要大事之一。郑国东邻宋国，北邻卫国。郑与宋、卫两国都有矛盾，随时有遭宋、卫夹攻的危险。公元前719年，宋国纠集了包括卫、陈、蔡、燕、鲁在内的多国联军，先后两次围攻郑国，大有铲平郑国之势。在这种情况下，郑庄公冷静沉着、毫不屈服。他一方面在军事上加强防御，顽强抗敌；另一方面在外交上处理好与列国的关系，不计前嫌，化敌为友，尽可能联合一切可以利用的政治力量。比如，陈国虽曾与宋国一起侵郑，但郑庄公在击败陈师之后主动与陈和好。鲁国曾在伐郑之役中出兵援宋，但郑庄公并未因此忌恨于鲁，而是主动向鲁示好求和，直至结为同盟。齐国当时是诸侯中强国，郑庄公很注意密切与齐的关系，以利用齐国势力来牵制宋人。此外，与周交恶，也很注意策略。虽大败王师，而又夜使祭仲劳王；既恨周王弃己，又用周王之权威以打击宿敌。前713年，借声讨宋殇公不朝周天子之罪，郑庄公联合齐、鲁之师，以天子之命伐宋。齐、鲁军队败宋军于菅（今山东武城县东南），郑军先攻占宋国郜（今山东武城县东）、防（今山东金乡县西），后又打败宋、蔡、卫三国联军，最终使宋国屈服。

历史评价

人物形象

郑庄公在位43年，《左传》从鲁隐公元年记起到鲁桓公11年庄公去世，22年中，他的事迹在《左传》中是有许多记载的。他是这段时间内《左传》记载的最活跃的一个人物。

马克思主义认为，分析评价任何作品或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都要从文学创作的实际出发，对文学作品、文学现象进行全面地具体地分析，这样才能作出科学的评价。《左传》严格地说算不上是真正的文学作品，它是一部具有较强文学意味的历史著作。而对于郑庄公这样的历史人物，我们更要以历史的、科学的、公正的态度，从全面的、整体的角度出发，去实事求是地分析，这样才能给其以正确的认识和评价。本着这一原则，不妨先来看一看在《左传》的描写中郑庄公是怎样一个人，然后再分析《郑伯克段于鄢》，看人们对郑庄公的评价是否公允。

首先，在《左传》的有关描写中，郑庄公是尊王崇礼的。他的一些作为在当时王权日趋衰落的形势下是很受时人称许的。 鲁隐公8年，郑庄公因周天子久已废弃了对泰山的祭祀，就想用泰山旁的初地交换鲁国的许田（鲁桓公元年），为此事又增加玉璧给鲁国，才换得许田，以便祭祀周公。可见郑庄公是很重礼仪的。

鲁隐公5年，郑庄公到周都朝拜周天子，周桓王不加礼遇。鲁隐公7年秋，又通过齐人朝王，《春秋》称其“礼也”。

鲁隐公10年，“宋公不王。郑伯为王左卿士，以王命讨之。”夏5月，郑、鲁、齐攻宋，郑连战连捷，但却将占领的宋之领土全部都给了鲁国。《左传》说：“郑庄公于是乎可谓正道矣!以王命讨不庭，不贪其土以劳王爵，正之体也。”

鲁桓公5年，“王夺郑伯政，郑伯不朝。秋，王以诸侯伐郑，郑伯御之”，结果大败王师并射中了周桓王的肩膀。郑国大夫祝聊请求追击周王，郑庄公说：“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樱无损，多矣!”意思是说，君子都不愿出人之上，我又怎么敢侵凌天子呢!如果能自救使国家不受损失，就不错了。”并且连夜派遣祭仲去慰问周天子及其左右。可见郑庄公是尊王重礼的。

其次，郑庄公具备了当时作为一个出色政治家所必须有的良好素质，但却一直也没有称霸诸侯的野心，更加说明了王权意识、道德观念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人物特色

郑庄公虽然尊王崇礼，但并不因循守旧。他的某些行为体现了人们对于主道和礼仪制度的新认识。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郑庄公所活跃的时代，正是我国社会的春秋时期。这是一个由宗法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这一时期，王权衰落、诸侯争霸、宗法制度崩溃、伦理道德沦丧，各种礼仪制度及社会风俗也都遭到了严重破坏。 在这种社会环境中，就父杀兄、盗母偷婶、背信弃义，统治阶层中的一些腐朽荒淫者真是无所不为。生活主这样一个现实环境中的郑庄公也难免受到影响。比如鲁桓公2年春，宋臣华父督因见孔父之妻美丽，于是就杀了孔父占有了他的妻子。宋君疡公不满此事，华父督就又杀了疡公。

对于像华父督这种杀人夺妻又轼君犯上之人，当时的诸侯们并没有作出任何反应。相反，齐、鲁、陈、郑、等国却都由于接受了贿赂而一起扶持建立了华氏的政权。鲁国还把接受的贿赂——从宋国取得的部国的大鼎，公然摆放到太庙中，说明当时人们的道德意识已是衰落到了顶点。在这种现实环境中，郑庄公头脑中的传统观念也难免受到冲击。

又比如鲁桓公6年，北戎伐齐，齐侯乞师于郑。郑派太子忽帅师救齐。“六月，大败戎师，获其二帅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献于齐。”当时其他诸侯国也都有兵来救齐，但只有郑师有功。齐侯送来慰劳品，让替周王室主持礼仪的鲁国人分发，而鲁国却按周天子封爵的次序把有功的郑国排在了后面。这种恪守等级差别秩序的守旧做法引起了郑庄公的不满，所以才引发了后面郑与鲁郎地之战。周王两次夺郑伯的权，郑伯也都作出了相应的反应，说明，郑庄公的思想认识上虽有较浓厚的尊王崇礼的传统观念，但却不墨守成规。他的思想行为同样也打上了时代的印记，客观上反映了当时王权意识的衰落。

从上面对郑庄公形象作的全面分析，可以看出，郑庄公的思想行为虽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但他基本上还是一个具有较强传统道德观念的人物。他是尊王重礼的。当然，尊王守礼是当时统治阶级用来评价人物的是非标准，它所依据的也是统治阶级的政治观和道德观，这是我们阅读《左传》时所必须注意分析和批判的东西，不能作为今天我们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但是它却可作为我们认识人物性格的依据，对全面分析和评价历史人物有重要作用。

政治智慧

中国人素来崇尚智慧，热衷谋略。所谓“攻人以谋不以力，用兵斗智不斗多”，正是这一文化传统的形象写照。因此，历史上凡在政治上有所建树的人物，其最大的特色必定是政治智慧超凡入圣，谋略运用炉火纯青，风风雨雨等闲而过，把握主动永不言败。春秋初年的郑庄公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之一。

郑庄公在历史上的最大作为，是通过各种手段使西周末期才立国的小小郑国，在春秋初年率先崛起，“小霸”天下。当然，在今天看来，这点儿事功也算不得惊天动地，可歌可泣。但若从郑庄公所作所为所体现的政治技巧来考察，就不能不让人对他表示佩服了。

郑庄公政治智慧的高明，表现之一为遇事能忍。苏轼《留侯论》有云：“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郑庄公就是这样的人。当他的母亲姜氏与胞弟叔段串通一气，给他多方制造麻烦的时候，他能做到隐忍不发。叔段想占好的地方，他就把叔段分封到京地；叔段贪欲不足，大修城邑，图谋不轨，他也装出一副漫不经意的样子，忍下一时之气。

郑庄公政治智慧的高明，表现之二为出手能狠。郑庄公在胞弟逼宫问题上的隐忍，在周桓王打击面前的退让，说到底不是单纯的隐忍或退让，而属于韬光养晦，后发制人。他不曾马上实施反制，是他不愿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过早地和对手摊牌。所以，郑庄公在隐忍的同时，私底下一直在作充分的准备，以求一招制敌。可笑的是，他的对手却对此茫然无知，把郑庄公的克制隐忍、妥协退让误认为是软弱可欺，于是乎步步进逼：叔段动员军队企图偷袭郑国国都，周桓王大举起兵进犯郑国纵深之地。谁知他们忘乎所以的举动，恰好为郑庄公痛下决心全面反击提供了机会，在有充分准备的前提下，他予对手以迎头痛击：“克段于鄢”，一举端掉国内动乱的祸根；战于长葛，用新型的“鱼丽”阵法杀得周室联军人仰马翻，落花流水，连周桓王本人也中箭负伤。可见，不出手则罢，一旦出手，就又准又狠，雷霆万钧，摧枯拉朽，给对手以毁灭性的打击。这也是郑庄公战略意识高度成熟的显著标志。

郑庄公政治智慧的高明，表现之三为善后能稳。孔子说“过犹不及”。真正高明的战略家对战略目标的设定都是非常理智的，决不会在胜利面前头脑发热，忘乎所以，而是能注意掌握分寸适可而止，见好便收，用现代的话讲，就是能做到“有理，有利，有节”。郑庄公在这方面的作为，同样可圈可点。当挫败叔段的叛乱阴谋、迫使他逃窜共地后，郑庄公便不再追击，因为他知道，叔段此时已惶惶似丧家之犬，实在不值得继续花功夫去对付。

郑庄公的政治智慧与战略意识却依旧让今之读史者叹服。的确，从更深的层次进行考察，我们不难发现，遇事要忍，出手要狠，善后要稳，又何尝不可以成为今天从事国际战略角逐的有益借鉴。

人物批评

《春秋时期盟誓研究》批评郑庄公，理由有二：

一、郑庄公明知段图谋叛乱，却故意纵容他，让他的罪行发展下去。等他举兵谋叛时，再一举将他铲除。反映了郑庄公的阴险狡诈。

二、郑庄公对母亲姜氏假仁假义。他把姜氏赶出宫外，还发出“不及黄泉，无相见也”的誓言，反映了他的冷酷无情，等到颖考叔来谏，他又假惺惺地“阔地及泉”迎回姜氏，说明了他的虚伪。

这些意见表面上看起来很有道理。但是，在全面了解了郑庄公的性格特点后，仔细分析全文，它们似乎又有站不住脚的地方。文中开头即说：“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巫请于武公，公弗许。”‘可见庄公和段虽是一母同胞，但出生后的待遇是不一样的。庄公是在完全没有母爱的环境中长大的。

个人失误

郑庄公英雄一世，但也有两个重要的政治失误。

一个重要失误是生前没有对太子忽（即郑昭公）之位作出妥善安排，以致自己一死，郑国立即陷入昭公和厉公（公子突）之争，使郑国形成两君并立的混乱局面，为害甚久。

另一重要失误是重用高渠弥，这为郑国留下了严重后患。前695年，庄公想立高渠弥为卿，时为太子的昭公反对，庄公不听，执意用高渠弥任大臣。及昭公为君，高渠弥害怕昭公借机杀己，便乘跟昭公出城打猎之机，射杀昭公，并与权臣祭仲合谋改立昭公弟子亹为君。

郑庄公在位四十三年，于公元前701年病逝。郑国亦由盛转衰。

毛泽东眼中的郑庄公

毛泽东一生对历史上很多帝王级别的人物，都有过独到认识和高度评价。他认为商纣王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推崇曹操是“封建统治阶级中有数的杰出人物”，佩服刘邦是一位“高明的政治家”，称赞朱元璋具有“卓越的谋略和胆识才气”，但翻遍毛泽东所有读书文集，能够被他称作“很厉害”的人物，却只有春秋初期的郑庄公。

1959年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曾说：“春秋时候有个郑庄公，此人很厉害。”历史上名号响当当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也不过被毛泽东用“略输文采、稍逊风骚”一笔带过，而名号一般的郑庄公，却能出人意料的成为毛泽东眼里的“厉害”人物，并冠之以“很”，让人匪夷所思。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这是因为郑庄公当年“在国内斗争和国际斗争中都很懂得策略”。

轶事典故

多行不义必自毙

出自《左传·隐公元年》：“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的一句成语，意思是坏事干多了，结果是自己找死。

释义：不义，违反正义的事。毙，死。不义的事情干多了，必然会自取灭亡。

相关史事：郑庄公的弟弟共叔段不甘心郑庄公继承君位，借助母亲武姜（武姜偏爱共叔段，讨厌郑庄公）向郑庄公索要封地，郑庄公无奈，将京邑封给公叔段，让他住在那里，称他为“京城太叔”。祭(zhài)仲说“都城超过了三百丈，就会成为国家的祸害。按先王的规定，大的都城面积不能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中等的不超过五分之一，小的不超过九分之一。现在京邑的大小不合法度，违反了先王的制度，这会使您受不了。”庄公回答说；“姜氏要这么做我怎能避开这祸害呢？”祭仲说道：“姜氏有什么可满足呢？不如早些处置公叔段，不让他的势力蔓延。如果蔓延开来，就难对付了。蔓延开的野草都除不掉，更何况是您习卜受宠的兄弟呢？”庄公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意思是说：“干多了不仁义的事情，必定会自取灭亡，您暂且等着看吧”。

后来，共叔段纠集部众准备来犯郑国国都，这些早在郑庄公意料之中，他得知了共叔段起兵的日期后，选准时机派兵攻占了京邑，共叔段逃到鄢地，庄公又攻打鄢。共叔段只好逃奔去了共国。

传说在睡梦中出生

相传，庄公在睡梦中出生，《东周列国志》记载这一段传说，如下：却说郑武公夫人，是申侯之女姜氏。所生二子，长曰寤生，次曰段。为何唤做寤生？原来姜氏夫人分娩之时，不曾坐蓐，在睡梦中产下，醒觉方知。姜氏吃了一惊，以此取名寤生，心中便有不快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