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煦棠，男,浙江诸暨人,1949年7月参加革命。在杭州新闻学校毕业后，在解放军第24军《火线报》任见习记者、通联干事。1954年转业到《文汇报》，历任编辑、记者、组长、新闻部主任、总编辑办公室第二主任、总编辑助理、编委、顾问。曾兼任《文汇经济信息报》主编。1990年6月～1994年1月任《新闻报》总编辑。曾任上海新闻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现任上海企业报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经济信息报刊协会副会长。1987年经全国新闻高级专业职务资格评委会评定为高级记者。1993年获国务院表彰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张煦棠：共和国第一代记者

评元老张煦棠：老当益壮阅评忙(转载)

记者总编 ——访报人张煦棠

永远年轻的记者张煦棠

张煦棠：共和国第一代记者

张煦棠老师是新闻界的前辈，采访他自然有一种说不出的紧张。但张煦棠老师对老乡的热情，一下子让我们之间的距离拉近了。虽然只有短短几个钟头的采访，却给我们上了一堂令人难忘的课。他不愧是共和国的第一代记者。

[字幕+播音]

张煦棠，诸暨牌头人，高级记者，曾任《文汇报》副总编，《新闻报》总编。

1993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证书。1994年从《文汇报》离休。

现任中国经济信息报刊协会副会长、文新联合报业集团新闻所特约研究员。

1949年7月，张煦棠20岁，怀着青年人的满腔热忱，考入了杭州新闻学校。第二年5月，张煦棠到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24军《火线报》任见习记者。从此，他便踏上了干记者这条不归路。第一次下部队采访，便采访了一个师政委。师政委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让他第一次感受到了记者的荣誉感和责任感。

（原《文汇报》副总编　张煦棠　同期声）

做记者是我所向往的工作，而我呢，真正要实现做记者的愿望了，作为我来讲，第一次去采访，这在我一生中都不会忘记的。在我进入部队访问的第一个人就是一个师政委，师政委对记者又是那么尊重。他开头就讲，“噢，现在军报记者来了，我现在向军报记者汇报情况”。他这样子回答，所以对我脑子里这个印象是特别深刻的。所以我便觉得记者工作是，一种是觉得很沉重，担子很重，因为越是人家尊重你，说明你的工作越是重要。所以第一次采访就难忘在这个地方。

1954年，张煦棠从部队转业到上海《文汇报》。可以说，从这以后张煦棠和《文汇报》结下了很深的感情。在四十多年的记者生涯中，张煦棠做过军事记者、政法记者、经济记者、科技记者、文教记者，一共采写了数百万字的消息、通讯、特写、评论和报告文学。并多次荣获上海新闻奖和中国新闻奖等奖项。

当我们问及他的成功之处时，张煦棠谈的最多的莫过于记者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他说，在新闻记者的眼里，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假如记者没有一种激情，那么他就写不出好的报道。为此同事们给他封了个“张激动”的绰号。

（原《文汇报》副总编　张煦棠　同期声）

我说假使一个人不容易激动，不能做记者，对什么事情都冷漠无情，对好的事情你也不激动，对坏的事情你也不激动，你这个人不配做记者，你赶快就休息吧，你干别的事情去。社会责任心是记者最本质的一种东西。你出去的时候，哪怕走路，哪怕乘车子，都要有一种责任心。你要作出判断，这个事情是好的，你就要去表扬它，觉得这个事情不好的，要去批评它，要激怒它，然后再推动社会前进。这是做记者最根本的一条。1960年评为上海市文教系统先进工作者。1992年上海新闻界第一个赴台湾，发表了《台湾探亲记》等访台文章。著有《怎样写新闻通讯》、《一个记者的足迹》、《一个记者的手记》。

“干一行，钻一行，爱一行”是张煦棠信奉的格言。做记者他是出色的，办报也不例外。　1990年6月，张煦棠被借调到《新闻报》去主持编务。凭着搞了几十年经济报道的敏感和经验，他把《新闻报》办成了一张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重点的综合性经济报纸，实现了《新闻报》的几个“首创”。

（原《文汇报》副总编　张煦棠　同期声）

上海是一个经济中心，办一张经济报纸，它的主导思想是怎么样的？我就提出要以市场为立足点，要面向市场。1990年的时候还没有提出市场经济这个概念，但当时我的办报思想这一条就非常明确提出，要以市场为出发点。《新闻报》创刊的第一期我就开出了“证券市场”，这是全国第一家报纸。接下去到了9月份，我就开出第一家“房地产市场”，那时还没有提到房地产市场，上海还没有一家房地产公司。我连开了三个市场都是全国第一，第三个就是旧货市场。

从踏上新闻工作岗位开始，张煦棠对记者可说是情有独钟，专一得很。

尽管做了29年记者后的他开始做“新闻官”，从《文汇报》的一名普通记者到《文汇报》的副总编，再到《新闻报》的总编辑，他始终都没有忘记战斗在第一线，没有忘记自己首先是一名报社的记者。

（原《文汇报》副总编　张煦棠　同期声）

我认为跨进报社门槛的人都必须是一个记者，首先是个记者。你做编辑也好，做总编辑也好，你都必须是记者出身。我1993年到日本去，我作为中国新闻代表团副团长到日本去采访的时候，在日本14天两个星期，我写了17篇稿子，几万字。全国各个城市都有，没有一个有我写得那么多，那时我已经65岁了，年龄最大的。

张煦棠已年逾古稀，但他的心依然年轻。他说，“动，就是生命；动，就是活力。总编辑可以不当，应该不当，记者不能不做，‘本报讯’不能不写。记者是世界上一切职业中使人年轻的职业。记者永远年轻。”张煦棠老师的足迹印在了共和国的新闻史册，他的记者生涯远远没有停止，依然在为他的“老窝”——《文汇报》辛勤耕耘。

(电视稿件提供:诸暨电视台社教部)

评元老张煦棠：老当益壮阅评忙(转载)

作者：臭豆腐小贩 提交日期：2007-5-18 15:07:00

??曾任上海《文汇报》副总编辑、《新闻报》总编辑、中国经济信息报刊协会副会长的张煦棠，如今已80岁高龄，但他依旧坚守在阅评员的岗位上，终日为报刊阅评工作不倦地忙碌着。

在上海新闻界，张煦棠被称之为“当之无愧的阅评元老”。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宣部要求各地建立媒体阅评制度，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在1995年建立报刊阅评小组，张煦棠担任了上海第一批阅评员，十一年来，他从未间断过这项工作。

张老分担阅评的是纸质媒体，在上海众多的纸质报刊中，他如今重点阅评10种报刊（每年调整一次），而这种阅读不是一般的浏览。从版面的安排到标题的创意，从头条的分量到简讯的采集，从转载的时效到广告的导向等等，无不进入他的视线，他不仅认真阅读，而且随时记笔记。发现重要的或有倾向性的问题，及时写出阅评报告，平均每周写成一篇，自己编号连续不断。近几年来，他所写的阅评意见，不少被刊登在上海新闻出版局报刊处编辑印发的《阅评专报》上，充分发挥了阅评的作用。

在每天的阅读报刊中，甚至对于一则短短的文摘，也会引起张老的注意，及时写出阅评意见，这足以看出他阅读的认真、评审的严肃。如前不久，上海有一份报纸的“文摘观点”版上，摘发了中国经济研究改革会会长高尚全在《炎黄春秋》上发表的题为《深化改革是中国的惟一出路》文章的有关观点。这篇文章着重谈到了社会上广为流传的所谓“西山会议”的问题，直接回答了“西山会议”是怎么一回事，与社会上所流传的说法有出入。张老在阅读中觉得这家报纸文摘版摘发这篇文章非常及时，非常有针对性，对于一个时期以来关于所谓“西山会议”沸沸扬扬的种种传闻得以澄清，起到了很好的导向作用。张老就此写出阅评意见，旨在引起更多媒体的注意。

“当阅评员，要求是非常明确的”，张老常常这么说。他所说的阅评员要求就是“把关”。对于“把关”，张煦棠有自己的标准，就是在阅读一份报纸或一本刊物时，第一，要看它“是否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第二，看它刊登的稿件、发表的文章或者图片“内容是否与办报（刊）宗旨相符合”；第三，从新闻业务角度，看它编排是否合格，标题制作是否符合要求，新闻写作是否把握基本原则，所报道宣传的事实是否有出入，甚至文字是否有差错。

对一份报刊的阅评，主要是找问题，但张老认为，把关并非仅仅是把问题关，对一些好的版面，好的报道，别人做不到抓不住的东西，某份报纸做到了抓住了，也可以表扬。“有时候，表扬也是一种把关。”张老这么说。

“近几年来，传媒相对稳定，在阅评中要提出一点问题，或者说进入我们阅评员视线的问题少了，一些报刊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普遍做得比较好。”张老用这么一段话来评价近年来报刊传媒。但他话锋一转，沉重地说：“另外一种类型的问题出来了，这就是‘监督缺失’”。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的重要使命和职责，监督缺失，是新闻报刊的“不作为”。他认为监督是坚持正确导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监督缺失，是未能尽到新闻媒体的职能。他进一步说：“一张报纸当然应以正面宣传为主，但如果只讲正面的东西也是片面的，作为一个阅评员也是有责任提醒的。”

“当一个阅评员，我不是代表个人在履行职责，我的全部工作既是代表了广大读者的要求，也是代表了有关领导部门的要求。当一个阅评员发现了问题，要敢于讲，这是人民交给我的责任。”比如有的报刊，连篇累牍地宣传“一夜情”，有的把网上的“恶搞风”蔓延到纸质媒体上来，有的借开放的名义，把西方报刊上丑恶的东西——在西方也是受到嗤鼻的一一弄过来，传播凶杀、色情。有的报刊对此还沾沾自喜，以为抓住了报刊的“卖点”。张老说：“那些丑恶、离奇、色情的东西直接搬过来作为卖点，是要不得的。”

前不久，张老在阅读某份报纸时发现，这份报纸连续转载海外媒体有关中国军事建设的文章，张老敏锐地发觉，转载的这些文章显然与该报的办报宗旨不尽相符，而且一些立场观点与我国政府的宣传口径不相吻合。于是张老对此特别关注，连续阅评两个月，阅读了这类文章11篇，最后写出一份对这家报纸的《综合阅评意见》。张老在这份意见中十分辩证地指出：报刊上的军事专题报道，有助于增强人们的国防意识，了解我国军事尖端科学发展的现状，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对国外报刊把我国军事的不恰当描述不加选择地搬过来就不妥当了，国外的报道中有的夸大其事，有的断章取义，有的别有意图，我们的报刊照搬过来，用大篇幅、高规格地转载，这决非是鼓舞中国人民的士气，也不是真正扬中国的国威，恰恰是迎合了国外一股“中国威胁论”的思潮。张老最后指出：“我们的报刊无论独家采访，还是转载文章，在稿件选择、评价引用、版面安排、标题制作上都要头脑清醒，保持警觉，免致负面影响。”

“作为一名报刊阅评员，要不断扩大自己的视野，延伸自己的职责，走出阅评局限。”张老所说的“走出阅评局限”，就是说担任阅评员，还不能仅仅就版面论版面，就文章论文章，还应该关心整个媒体的走向，多倾听读者的意见。比如在他向读者了解当前新闻媒体有关情况时，有的读者向他反映，当前报刊种类太多，有点过滥；有的读者向他反映，报纸版面无限增多，阅读成了精神负担；有一位读者反映在节日长假里，报纸缩版变薄，那几天实在觉得轻松。可见目前各种报纸的扩版已起了反作用，使读者感到厌烦了。还有的读者向他反映，不少报刊内容形式雷同，水准降低，有一种“看百份不如看一份”的感觉。

在谈到平面纸质媒体时张老说：面临媒体多元化趋势，平面纸质媒体，仍有其存在的价值。他认为电子媒体是短兵相接，观众常常会产生一种匆促的不满足感，而纸质媒体却有它的从容性。

张煦棠作为一名老新闻工作者，他对纸质媒体寄予无限深情，他认为，搞好报刊特别要注意：一是坚持真实性、准确性、言之有据，这是报刊具有权威性的基石；二是深化报道，纵深发展，这是其他媒体所不能替代的；三是理性，对有关政策、历史、学术、新事物可以从容探讨，以理性化引导读者。

报纸、刊物在中国已有几百年历史了，有许多好的传统，张老在结束这次谈话时说：“当今时代万事都讲创新，报纸刊物同样要推陈出新，‘陈’是基础，要在‘陈’的基础上‘出新’、‘创新’”。

记者总编 ——访报人张煦棠

在上海新闻界，他属于稀有人物：做了半个多世纪的记者，写了一辈子新闻稿，即使当上总编辑依然亲撰“本报讯”，即使离休以后依然怀着敏感的心和良知，忧国忧民忧新闻业的前途，热血沸腾起来还奋笔直抒胸臆……

他是新中国第一代记者，他的名字叫张煦棠。张煦棠是诸暨牌头人，高级记者，曾任《文汇报》副总编，《新闻报》总编。1993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证书。1994年从《文汇报》离休。现任中国经济信息报刊协会副会长、文新联合报业集团新闻所特约研究员。

在张煦棠先生80岁生日前夕，《联合时报》记者潘真采访了他。于是，有了两代记者间的这场对话——

没有电脑，只有两条腿一支笔

记者：你们当年怎样当记者？跟今天的记者很不相同吧？

张煦棠：我们没有电脑，只有两条腿、一支笔，多记，多用脑子思考。一篇通讯两三千字，采访的素材记满四个笔记本。我积累了一大堆笔记本，就是那种封面上印着“工作手册”的，放了一整排书橱。最重要的是“文革”１０年，我一直在做记者，所以清算“四人帮”时，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都说了些什么，翻翻笔记本就知道了。可惜，文汇报社搬家时，这些珍贵的原始资料全部丢失了。

记者：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掂出记者职业的分量的？还记得第一篇稿子写什么吗？

张煦棠：１９４９年５月杭州解放，我考取了杭州新闻学校，第二年就到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２４军《火线报》任见习记者，从此进入一直向往的新闻业。第一次下部队，就访问了一名师政委。师政委见了我，说：“噢，军报记者来了，我现在向军报记者汇报情况。”这话使我觉得，记者工作担子很沉重，因为人家越是尊重你，越是说明你的工作重要。我第一次感受到了记者的荣誉感和责任感，终生难忘。

我的第一篇新闻稿，是坐在挎包上、趴在床上写成的。因为一边写一边拉肚子，所以印象特别深。写的是部队在武夷山修路，如何保持大多数战士不生病。稿子受到了军政治部主任彭冰山（柏山）的表扬。后来，我到团里负责通联工作，评上过全军通联站典型。

记者：《火线报》时期有手稿之类保存下来吗？

张煦棠：手稿早没了，倒是珍藏着一份“证明书”，是报社派我去武夷山采访时，团的宣传股长亲笔所写，证明我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可以过党的组织生活，参加各级干部会议。因为，１９５０年部队还没有团组织，而我又不是党员。

记者：新闻学校的课，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

张煦棠：进新闻学校的第一课，是一位革命老干部上的。他给我们讲的第一句话是：“我们人民的报纸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开学典礼上挂有直幅：“一脚踢开无冕之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青年学生总觉得新闻记者高人一等，听了老革命的课才懂得新闻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的。

记者：这第一课，影响了您此后漫长的职业生涯？

张煦棠：是的。１９５４年，我转业到文汇报社，是报社第一个转业军人。从此以后，就把为人民服务的新闻事业当作奋斗一生的事业了。

《文汇报》名记者是怎样炼成的

记者：上海市委宣传部有位副部长曾在文汇报社说，当年《文汇报》创办时的18位记者个个都是名记者，今天的文汇报已经有了一二百位记者，但有几个是名记者？您是当年18位记者之一，名记者是怎样炼成的呢？

张煦棠：我至今还保留着最早的工资单，上面写着我是“见习编辑”，拿“１３５个折实单位打九折”的最低工资。我刚进去时，文汇报社还是私营企业，不是党委机关报，我们记者出去采访不得不低人一等。没有对事业的执着，没有对工作的万分精心，《文汇报》还能有立足之地吗？

当时，总编辑徐铸成先生提出“人弃我取，人取我弃，人无我有，人有我精”的办报理念，他要求文汇报人一定要有这样积极进取的独创精神。我们采访部的１８个记者每时每刻都以此策励自己的行动，面对新闻界同行，丝毫不敢懈怠，思想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之中，时时要为抓不到独家新闻而犯愁，抓到新闻了，又要为写不出好新闻而苦苦煎熬，我就常常为一个新闻标题、一则新闻导语写得不满意，撕了一张又一张稿纸。有一天，部主任唐海大着嗓门喝道：“怎么啦，我们采访部１８个记者竟然写不出一则像样的新闻来？”我们一个个脸红耳赤。

１９５７年４月，伏罗西洛夫访问上海，刘少奇主席来迎送。送别了伏老，少奇同志临上汽车前，一眼看到旁边的新华社女记者余辉音，便主动伸手，说：“再见，再见。”余辉音一下愣在那里，旁边的同行见此情景一哄而上，争相与少奇同志握手，少奇同志一边握手一边说：“这几天你们辛苦了！”第二天，《解放日报》记者为此专发了一则新闻，我们《文汇报》却没有。深深自责之余，我们不服输。参与采访的副主任全一毛提出，能不能设法补救？大家立刻议论纷纷，议出了一篇日记形式的“采访笔记”《刘少奇同志印象片段》。第二天，《文汇报》一版就出了这么一篇生动细致形象的独家新闻。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邵嘉陵专门就此事，给北京《新闻实践》写了一篇反映上海新闻界友好竞争的文章，称赞《文汇报》“扳回一局”。

记者：您婉拒采访时，曾建议我去写另两位新闻界前辈——王维和马达，您最近在文汇报中青年记者学习班上还讲到《文汇报》后面两任老总……

张煦棠：１９５７年，徐铸成先生走了，与《文汇报》渊源很深的陈虞孙从上海市文化局长任上调来主持《文汇报》笔政。陈虞孙是文化人，学识修养很深的报人。他要求报纸编辑部“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要求报纸办得议论风生。为帮助编辑记者学文史，他特地举办学习班，请来朱光潜先生讲美学，夏承焘先生讲词，荀慧生先生讲京剧，赵景深先生讲戏曲史……文教界名流的专题或无题座谈会更是一个接一个。编辑部里名家进进出出，报纸上则是各类问题讨论层出不穷，在上海乃至全国的学术界、教育界、文艺界引起热烈反响，大大活跃了学术空气，一扫“反右”带来的压抑沉闷局面，报纸在知识分子中显示了魅力。中共中央专门为此发文件表扬，当时的《解放日报》总编辑说《文汇报》“又考了一个状元”。

马达时期的《文汇报》，正如总编辑的名字，开足马力，转动不息：展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推出《伤痕》、《于无声处》；“五十个总工程师报国无门”、“浦东浦西能否一桥飞架”上了头条；“献身四化的人们”专栏在一版开出，吴邦国、黄菊、赵启正、黄奇帆、宋健、路甬祥等先进人物还在车间、学校时就纷纷成为我们热情讴歌的人物，而后才陆续走向领导岗位……

在文汇报社，我的第一个老师、领导是人称“社会大学校长”的郑心永。“社会大学”当时堪称最有影响的副刊之一，吸引了一批中青年学者、教师，像复旦大学的周谷城、胡曲园、蒋学模、全增嘏、金冲及、苏绍智，像华师大的刘佛年、冯契……我常常在傍晚时分，跟郑心永赴大学宿舍区，在路边买一只烘山芋吃了，跨进教授家门，等主人用完餐就约稿。也常常邀请作者来座谈，我们事先到北京东路青年饭店订好每人一客盖交饭，到时送到报社。《文汇报》老报人与作者就是这样一种亲密无间的关系。

记者：您采访过那么多的名人，那些故事一定很有意思吧？

张煦棠：给你讲一个采访钱学森的故事。１９８０年，全国科协开全会，我去采访，住在京西宾馆。那是我第一次上北京采访，处处感到新鲜。一天，大会发言，我听钱学森大谈科学家要进入文艺殿堂，觉得很有意思，就想采访他。按规定，会议记者不能贸然采访与会者，可我不管。午饭后，我从大会秘书处查到钱学森的房间号，就去等在那里。一看到钱学森，马上跟进去，自报家门。正好《文汇报》刚发表过他谈系统工程的文章，他欣然接受采访。

追求了30年，终于入党

记者：您的党龄比新闻工龄短得多，讲讲其间的曲折吧。

张煦棠：１９４９年，我听了团中央书记冯文彬作知识分子参加革命要“过五关斩六将”的报告，激动得当夜写入团申请书，很快如愿。我马上又交了入党报告，满怀信心地等待，却石沉大海。１９５８年，报社党委书记才对我说：“你这问题可以解决了。”然而，当我去安徽采访了回来，又被告知，因有“海外关系”不能入党。这样一拖就拖了３０年！而我每年都按规定写思想汇报，３０年写下来有厚厚一沓了。１９７９年，党委重新讨论我的入党问题，新来的党委副书记找了８０多人谈话，支部大会总算一致通过，可直到一年后才贴出布告称我是“预备党员”了。

记者：在那个年代跑新闻，您不是党员，遭遇过麻烦吗？

张煦棠：麻烦太多了，我跑政法，好多会议、活动都不能参加，领导来了、有重要传达都不能参加……有时候想想真难过！

那次，市教育局局长召集各重点中学校长会议，总结育才中学教改经验，准备在全国推广。我去报道。会议开到一半，局长把和我一起去的文教部主任叫出去，不一会儿，主任进来让我离开会场。原来，会议要传达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而我不是党员没有资格听。可笑的是，传达的“使学生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根本没什么机密可言，而且后来被写进了我的报道，一版通栏标题正是这句话！

中国作家协会曾经提倡作家与青年同志合作，写重大事件。断肢再植成功这桩具有国际影响的新闻振奋了上海的作家。上海作协派出巴金、魏金枝、茹志鹃、施燕平来写这件大事。作家们比较了上海两大报有关此事的通讯报道，选择与我们《文汇报》合作。我应邀来到作协，向作家们详尽介绍情况，又带他们去上海第六人民医院分头采访，然后分头写作，我写了４５００字，最后由巴金修改、定稿。这就是刊载于１９６３年９月号《上海文学》上的报告文学《手》。这篇报告文学以后多次入选报告文学选集，日本还翻译出版了单行本。后来，周恩来总理来上海接见相关医务人员、作家，我又因不是党员而与此无缘，但巴金代表大家参加了。

最难过的一次，是“四人帮”粉碎后，上海组织代表团参观大庆。６００人的团，599个是党员。编组时，因一个组即是一个党小组，我无处可去，被塞进联络组。

记者：听说给您带来好多麻烦的那个“海外关系”，后来成就了一段佳话？

张煦棠：呵呵，是这样。我哥哥从前在国民党里办《扫荡报》，抗战胜利后办《和平日报》、当总编辑，后来又当《中国时报》总编辑，到台湾后加入《自立晚报》，当了４０年总编辑。１９９１年他去世，台湾当局不批准我入台奔丧，我是１９９２年才去的台湾。我哥哥的老友是台湾《联合报》发行人，见我名片上是“新闻报总编辑”，而他的老师正是当年《新闻报》的总编辑，他一激动就召集了联合报系的所有总编辑，陪我吃饭，邀我参观联合报社。我们这边的《团结报》曾发表“海峡两岸的兄弟总编”一文；１９９０、１９９１年的《中国新闻年鉴》把我们兄弟俩先后收入“中国新闻界名人”栏，方汉奇教授来信称此为“一段佳话”。 把《新闻报》办成中国的《读卖新闻》

记者：您卸任《文汇报》副总编后，当着《文汇报》顾问，又被派去当《新闻报》总编，提出要把《新闻报》办成“中国的《读卖新闻》”的豪言，您自我评价梦想实现得如何？

张煦棠：在《新闻报》的三年半，我“为所欲为”，干得最开心了！报纸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赢得了相当大的无形资产。

《新闻报》曾是与《申报》齐名的上海最老的报纸。１９９０年７月３日出版的第一期新的《新闻报》就“告读者”，这是上海独有的经济报纸，也是华东地区、中国沿海开放地区的经济报纸，完全面向市场。我们推出了全国第一个“证券市场”版面，挂出股票排价，引起了国际轰动，外电报道说，在中国大陆消失４０年的证券又回来了。当时的美国驻沪代总领事要访问新闻报社，我们在乍浦路借的办公室太破落了，只好借文汇报社新大楼的外宾接待室迎接美国客人。报社很快又办起“证券学习班”，被昵称为“黄埔一期”的这个班还真培养出了不少股评家呢！后来，又推出第一个“房地产市场”、“文化经济市场”、“期货市场”。小小一张报纸，拥有了四个大市场！我们还连续推出三大典型人物报道，整版发表市经委关于国营、集体经济何去何从的调查报告，我都配发“编者按”。那一阵，邮局里连一张破了的《新闻报》也被抢走了！

终于有一天，在上海市委召开的主要报纸总编辑季度座谈会上，朱镕基同志问：“为什么《新闻报》总编没来？”《新闻报》从此进入市委领导的视野。

记者：促成东方艺术中心的建造，是当时最有成就感的事吗？

张煦棠：那时候，的确有一种雄心壮志。

美国交响乐团来沪，在体育馆临时搭的台上演出。读者来信说，上海这么一个大都市，连个像样的音乐厅都没有。我马上在浦东新区组织了一场座谈会，邀请黄贻钧、谭抒真、周小燕等音乐家出席，在医院里的贺绿汀先生也写来条子表示关心。大热天，会议室里冷气开得很足，但会还是开得热气腾腾。记得在一张浦东地图上，新区管委会主任赵启正划了个范围，说一定要在这个地方造一个音乐厅。我们整版报道了座谈会，我又配发了“编者按”。那是１９９３年的事，１９９５年“东艺”就立项了。

记者是过渡职业吗？

记者：记者是过渡职业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张煦棠：这是４０年前，我们在青年编辑记者中展开的一场大辩论。在向科学文化进军的高潮中，记者中刮起一阵“记者是过渡职业”风，认为记者要么写报告文学、小说成为作家，要么去做官，写“本报讯”没出息。当时，我和几位同志发起成立了一个新闻采访写作科研小组，就抓住这个问题做文章，借以统一思想，稳定情绪。

我始终是一门心思孜孜不倦地写“本报讯”，当了所谓“新闻官”后，在组织记者写好新闻的同时，从来没忘记自己是一个记者。1993年，我作为中国新闻代表团副团长去日本采访，１４天写了１７篇稿子，几万字。那时我６５岁，是团里年龄最大的，也是写得最多的。

有趣的是，在报告文学《手》发表近30年后，一位在《文汇报》工作的作家向我透露，当时还有一个背景，“作协是有意培养你呢！你却不接翎子，一门心思写你的‘本报讯’。”我笑答，记者就是记者，我这一辈子就献给党的新闻事业了。

前些天，有位年轻记者来问我：您做了那么多年的记者，跑过那么多的部门，您的代表作是什么？我坦率地回答，不知道。工人出版社编《当代名记者与代表作》，我选了篇千余字的小通讯，附文《记者就是记者》，借题发挥一番。我觉得，一个记者不在于有什么响当当的“代表作”，而要无愧于自己所经历的时代，在于你留下什么样的足迹。所以，我把自己几十年新闻作品的集子命名为《一个记者的足迹》。

记者：您虽然在家安度晚年，但心还是这么年轻、这么容易激动，我在《新闻记者》杂志读到您前些年写的《报业集团是中国报业发展的趋势吗》，在东方网读到您近年写的《新闻转版与报纸文风》，观点鲜明、文字犀利……

张煦棠：一个不会激动的人，怎么当得好记者？我不知多少次对踏上新闻工作岗位的青年人说过，干记者这一行，只为“养家糊口”而来，是决计干不好的。在新闻记者的眼里，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记者是世界上一切职业中，使人年轻的职业。假使一个人不容易激动，对什么事情都冷漠无情，对好的事情你不激动，对坏的事情你也不激动，你这个人就不配做记者，你干脆就休息吧，你干别的事情去。社会责任心是记者最根本的一种东西。你要作出判断，觉得这个事情是好的，你就要去表扬它；这个事情不好，就要去批评它，揭露它，然后推动社会前进。当记者，最要紧的莫过于对新闻事业的热爱，真正做到执着那就非得是全身心的投入。真正的记者永远年轻。

永远年轻的记者张煦棠

2008-02-01 作者：钱汉东

钱汉东

张煦棠先生是我的“乡前辈”，他是浙江诸暨牌头人，我是诸暨江藻人。很久以来，我一直想写写我的这位同乡前辈，但提起笔来总觉得可以写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一时不知从何处落笔。去年张煦棠先生八十华诞初度，我事后才得知，心里觉得很愧疚。每与张先生谈及此事，他总笑道:你是大忙人，自己还要著书立说，我就免了。

张煦棠是共和国第一代记者，上海新闻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他从记者开始，一直写到高级记者，成为《文汇报》副总编，《新闻报》总编，他是为数不多的至今仍然坚持写作的老记者。我的书架上赫然排列着他的著作《一个记者的足迹》《一个记者的手记》《一个记者的思考》等，每天走进书房，他的这些书总在默默地注视我，无声地督促我，我的很多文章就是在张先生的影响下写出来的。

我认识张先生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当时故乡争论西施归属，请我找几位记者去家乡采访，我找到了他。他说，组织采访可能不行。事后，他还是请作家黄裳去诸暨写了一篇大文章。他的坦诚给我留下了最初的印象。1986年，家乡重建西施殿，拟请海上名家刘海粟题写“西施殿”三个字。当时，海老正在香港，张先生出面向刘海粟请求。如今，刘海粟那遒劲有力的“西施殿”三个字，已悬于西施殿正方。

张先生是我进入新闻界的引路人。1992年，我改行从事新闻工作，他说，《文汇报》人才多，你来《文汇报》要捂掉的，还是到《劳动报》去发挥作用吧。随即写信、并打电话给当时《劳动报》总编张德宝，把我推荐给他。尔后，顾行伟出任《劳动报》总编，他志在进取，让我担任总编办主任。初到新闻单位，碰到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我求助于张先生，他总是有求必应，献计献策，满腔热忱地支持我的工作。

从我当上记者起，张先生同我谈得最多的，就是记者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他说，在新闻记者的眼里，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假如记者没有激情，那么他就写不出好的报道。《文汇报》的朋友告诉我，张先生工作起来干劲十足，又充满激情，大家管他叫“张激动”。对此，张先生不以为然。他说假使一个人没有激情，不会激动，那么他就不配做记者。对好事不激动，见坏事不激愤，冷漠无情，那你赶快干别的事情去。记者的核心价值就是社会责任心、正义感。张先生的这些话是他在几十年的记者生涯中总结出来的，可谓字字珠玑。

1949年7月，年满20岁的张煦棠，考入了杭州新闻学校。第二年5月，他到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24军《火线报》任见习记者。从此，他踏上了记者这条路。1954年，张煦棠从部队转业到上海《文汇报》。“干一行，钻一行，爱一行”，是张先生信奉的格言。日前，《文汇报》创刊70周年，他在“笔会”上撰写纪念文章，表达了他对《文汇报》深情厚谊。

张先生始终认为，跨进报社门槛的人首先应当好一名记者，无论你今后是做编辑，还是当总编。1993年中国新闻代表团一行到日本采访，作为副团长的他，在14天的时间里，写了17篇稿子，洋洋几万字，那年他已是65岁高龄。一个始终把工作当作使命的人，他的视野永远开阔，他的激情永远澎湃，他的思维永远活跃，他的心态永远年轻。

在张先生的影响下，我自进入报社后，就以饱满的热情投入新闻采访第一线。当我得知徒步中华大地8年的余纯顺，在即将完成他的走遍中华的伟大创举的时候，突然在罗布泊遇难时，悲痛欲绝，与余纯顺的交往一幕一幕出现在我的眼前，于是，通宵达旦，我一口气写了长达7000余字的报告文学《走向远天的底下——追忆好友余纯顺》，文章发表后被17家报刊转载。

我调到出版社工作后，尽管已不做记者，依旧保持敏感性。一次我在上博听说志丹苑可能有元代水闸出土，这使上海历史改写，我非常兴奋，始终关注这件事。从参加开掘典礼一直到石闸出土，我先后9次到实地采访，参与考证。元代石闸整体出土时，我彻夜未眠，激情澎湃，一口气为《新民晚报》写了消息、通讯和特写三篇文章。第二天一早我把稿子交给金福安总编，当日发表，引起轰动，当晚数千人前往观看。其中刊发在报纸头版头条的消息，荣获了上海市新闻奖。去年元代石闸还被评为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我想，这都是张先生的言传身教的结果。

1998年我主编《应用文写作大全》，请张先生为拙作写序，想不到才过数日，我便收到他写的长达2500余字的序言，给我极大的鼓励。这里，我抄录一段:“我的台子上摆着钱汉东主编的《古诗文导读大全》、《人物描写大全》《情景描写大全》三本著作，120万字，出版日期是从1995年12月到1996年6月。半年时间，三本“大全”问世，我不能不由衷地叹服钱汉东同志著述之丰，更感佩他勤奋笔耕，孜孜以求的精神。日前听说，经过昼夜奋战，又一部几十万字的《应用文写作大全》已编纂脱稿。同是天涯爬格人，个中甘苦我等知，对钱汉东我又有了深一层的了解。”

如今张先生虽已年至耄耋，但他的心依然年轻。他说:“动，就是生命；动，就是活力。总编辑可以不当，记者不能不做。记者是世界上一切职业中使人年轻的职业。”张煦棠就是这样一位永远年轻的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