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汶祥刺马案指的是清末张汶祥刺杀两江总督马新贻的历史事件，此案疑雾重重，广为流传，成为晚清的四大奇案之一。

事件介绍

背景资料

疑案迷雾

结论

事件介绍

太平天国失败后，人们传言曾国藩有野心，其实他的部下早就怂恿他谋取帝位。在与太平军作战时，清廷不得不依重湘军，但是，如今太平军被“荡平”了，慈禧太后能允许曾国藩在江南坐大吗？东南卧着一只虎，她睡觉也不安心。于是她把曾国藩调离江宁，派马新贻任两江总督，迅速裁撤湘军。

江宁是湘军攻下来的，两江一直被湘军视为私地，他们在那里经营了数年，岂能轻易让给马新贻。马新贻几十年来一直没有自己的军队，孑然一身来到江宁，如入龙潭虎穴。马新贻被刺，朝廷心中明白，为了不致激起兵变，动摇清王朝的统治，赶紧调曾国藩回莅江宁坐镇。从此，两江总督宝座长期掌握在湘系手中，其他人不敢问津。

太平天国失败后，湘军的劣根性充分暴露出来，他们比土匪还要凶残，明目张胆地肆疾抢掠。清末施行裁勇改兵制度以后，几万湘军士卒被裁撤，其中不乏将领。这些人并不回乡务农，而是到处游荡掳掠。有些人参加了哥老会，有些人本来就是哥老会成员。湘军裁撤扩大了黑势力，散兵游勇又与黑势力结合，成为社会的一大公害。马新贻在惩治散兵游勇时非常严厉，尤其是他任命以剽悍著称的袁保庆为营务处总管，抓到为害百姓、有非法行为的散兵游勇即就地正法。散兵游勇和黑势力对他恨之入骨。

那个曾给孙衣言透过口风的颜士璋颇有心计，他写了一本《南行日记》，记述了赴宁的全部过程。据他的曾孙颜牧皋说，日记中写道：“刺马案与湘军有关。”“刺马案背后有大人物主使。”

张汶详刺杀马新贻，在警卫森严的督署重地一扑而中。马新贻被刺后，立即有“刺马案”戏文上演，而且正值乡试，安徽学政殷兆镛出试题，竟然寓其讥讽，乔松年也来凑热闹，写了一首歪诗作证，湘军将领给张汶详立碑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刺马案是一件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谋杀事件。从案件的实施，到舆论的有力配合，以及对审案的精心策划和对结案的精明设计，都说明它出自高人之手。

背景资料

马新贻，字谷山，号燕门，别号铁舫，回族，山东菏泽东北五十里马海村人，生于1821年（清道光元年），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进士，先任安徽建平（今郎溪）县知县，再任合肥县知县，庐州府知府，升任安徽按察使（俗称臬台），再升安徽布政使（俗称藩台），后升浙江巡抚（俗称抚台），成为一省行政长官。同治六年（1867年）升任闽浙总督（俗称制台、制军），成为节制浙江、福建两省军政的方面大员，同治七（1868年）年，改任两江总督，节制安徽、江苏、江西三省军政事务，并兼办理通商事务大臣（虚衔），官居一品。同治九年七月廿六日（1870年8月22日）在督府侧门被张汶祥以利刃刺入右胁，次日陨命。

湘军，是清朝著名的地方军阀武装，清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以吏部侍郎的头衔回湘办团练，用“营官自招”方式组建一万七千人的地方武装，能征惯战，与太平天国军队恶战多年，转战数省，扩充至十余万人，于同治三年（1864年）在曾国藩之弟曾国荃率领下攻破太平天国的天京（今南京），为清廷立下汗马功劳，成为清末一支举足轻重的军事政治力量。曾国藩以军功连升高官，后任直隶总督、两江总督，节制浙、赣、苏、皖四省军务，官居一品，并封侯爵。曾国藩久在江南，苏、皖、赣各省大小官员均为曾的部下、门生、故旧，湘军驻防三省各地，而这三省的赋税收入占了清廷年收入的三分之一。这样一股庞大的地方势力，已成尾大不掉之势，清皇室已对此颇为忌惮。

太平天国在南方纵横十余年，积累了大量的金银财宝，大部分囤积在天京。湘军攻破天京，这些金银财宝被湘军抢掠一空，自曾国荃以下，人人发了大财，回乡买田宅，置产业，国人侧目。清政府令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查报太平天国留下的金银财宝，曾国藩上奏说，破天京时，天王府一场大火烧得片瓦无存，没有留下什么财宝。对此清廷心存疑虑，很想查清，又不敢得罪湘军集团，处于两难境地。

疑案迷雾

同治六年十二月八日，内阁奉上谕：“闽浙总督箸马新贻补授，等因。钦此。”马新贻由浙江巡抚升任闽浙总督，按惯例，马新贻上奏要求进京陛见请训。同治七年五月廿八日，马新贻进京陛见，并乞赏假二十日回乡祭祖。七月十九日，马新贻回到家乡菏泽马海。八月初九日假满，遵制启程赴任，十三日到济宁，邸报载：同治七年七月廿一日，内阁奉上谕：“两江总督箸马新贻调补，毋庸来京请训。钦此。”同时又接兵部火票递送军机大臣字寄称：同治七年八月初五日，内阁奉上谕：“新授两江总督马新贻，箸充办理通商事务大臣。钦此。”马新贻九月到江宁任两江总督。

马新贻是文官出身，不懂军务，但以做事精明干练著称。清廷把曾国藩从两江总督任上调开，去任直隶总督，远离他的老窝，换马新贻任两江总督，去一方之霸，安排一个忠介文官，这恐怕是老谋深算的慈禧太后的一手高招。慈禧太后用马新贻为两江总督，有没有令其查证曾氏兄弟及湘军集团之劣迹、追查太平天国金银财宝下落的密旨呢？对这个问题，纵然没有找到确切证据，但也有蛛丝马迹可寻。

其一，马新贻实授闽浙总督，在进京陛见请训时，曾先后十余次被召见，最后一次是慈禧太后在养心殿住处召见。召见后马新贻退出来，时值六月，马新贻大汗淋漓，朝服都被浸湿，满面惊恐。据马新贻的后人说，慈禧太后授以密旨，要其密查太平天国金银财宝下落。马新贻深知此事极为重大，极为凶险，故此失态。按说方面大员第一次进京陛见，理应到处拜见高官、京官，疲于应酬。可是马新贻在最后一次召见后匆匆离京，回乡祭祖去了，这是有违常理的，除有重大事务，不会这样行事。

其二，马新贻离京回乡时，清廷尚未发出其改任两江总督的上谕，马新贻显然已经知道他要改任两江总督的信息，因为作为闽浙总督是没办法查的。据马新贻的后人说，马新贻回乡祭祖假满启程前，将其两位兄长招到秘室，反复叮嘱：“我此行吉凶难料，万一有不测，你们万万不得赴京告状，忍气吞声，方可自保。”两兄闻言惊恐万状，也不敢向家人透露半分。

其三，马新贻任两江总督两年，干了许多实事。如何查的案，无据可查。其间清廷大裁军，湘军被迫裁军数万，裁下的湘军官兵并未回湘，原在湘军中“哥老会”大行，裁下后就变成了地方上的黑势力，与湘军、官府勾结，无恶不作，给社会带来不稳。马新贻镇压了一批地方黑势力，打击了湘军的“地方别动队”。

其四，同治九年七月廿六日（1870年8月22日），马新贻例行阅军，在督府右箭道检阅射箭。阅毕，走侧门步行回督府。前有数名巡捕开道，后有武弁、兵丁簇拥，而刺客马汶祥从旁边突然冲出，直扑马新贻。马新贻右胁中刀，即倒下，被迅速抬入督府，次日伤重不治。张汶祥刺马后并未趁乱逃走，即被拿下。张汶祥口中不停地叫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有来有去。”“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其四，马新贻被刺，几天后清廷发出上谕：“亟须严行讯究，即箸魁玉督同司道各官赶紧严讯，务得确情，尽法严办。”江宁将军魁玉会同藩台梅启照等人审讯刺客张汶祥。几天后，又加派漕运总督张之万参与审讯。此数人借口案情重大，拖拉时日，也不对刺客用刑，借口是：“案情重大，徒事刑求，倘未正典刑而庾死，谁任其咎？”最后魁玉、张之万上奏说：“张汶祥矢口不移其供，只是因私对马心怀愤恨，为同伙报仇，为自己泄愤，无另有主使各情，尚属可信。”并以此拟定罪名结案。

其五，清廷并不相信魁玉、张之万的“拟定罪名”，即谕令曾国藩火速回任两江总督，并加派刑部尚书郑敦谨为钦差大臣，携带刑部两名郎中（即满人郎中伊勒通阿、汉人郎中颜士璋）即刻赴江宁复审。

其六，曾国藩接旨后坚辞再任两江总督，并上奏以病体请求开缺养病。清廷不予批准，谕令尽快赴任，但曾国藩迟迟不动，拖延近三个月才到江宁接任。

其七，郑敦谨是刑部主官，素来有“铁面无私”的称号。他受命时正值隆冬季节，大雪阻隔，车马不能行，郑即与两个郎中徒步踏雪而行，赶赴江宁，行程四十一天，大年初一方到江宁，第二天就关门审案。郑的本意也想查个水落石出，也不枉其“铁面无私”的称号。审了几日，张汶祥并不改口，曾国藩坐在一旁只听不言。郑敦谨满腹疑惑，私下问曾有何看法，曾国藩淡淡地说：“看来只好照魁、张原奏之法奏结此案。”郑敦谨听后恍然顿悟，明白此案是不能再深究了。于是即按魁、张原奏之法奏结，仍按原拟罪名定案。参审的江苏候补道孙衣言、山东候补道袁保庆对此极为不满，当面质问郑敦谨，郑说：“万一审出是某某人主使，某某军队是后台，此案如何了局？”结案奏章须所有参审人员一一“书诺”（即认可并愿意负责），孙衣言、袁保庆坚决不“书诺”。

其八，结案奏章以四百里加急进京，未等圣旨下达，郑敦谨即携两个郎中离开江宁。曾国藩依例奉上“程仪”，郑分文未取，两个郎中各受纹银500两。行至清江，郑敦谨打发两个郎中回京交旨，自己写奏折称病不能任职，请求开缺。清廷不允，给假两个月养病。郑敦谨自行弃官回乡，终生不再为官。

其九，刑部两个郎中回京后不久就悄然离京，汉郎中颜士璋被放兰州知府然而并无实缺，贫困潦倒，西北大帅左宗棠出身湘军，深知其中黑幕，对颜无辜受过十分同情，令其军中帮办。满郎中伊勒通阿“给全俸以养天年”，回老家去了。

其十，江苏候补道孙衣言，性情耿直，文笔老辣，山东候补道袁保庆，嫉恶如仇，言辞犀利，两人候补数年均未得实缺，十分落魄。马新贻到任后知道了孙、袁二人的才干，点名保奏要孙、袁到督府任职，成为马新贻的左右手，号称马新贻的一支笔、一张嘴。马新贻死后，孙衣言应邀为其撰写《神道碑铭》，慷慨激昂，直书胸臆：“…..贼悍且狡，非酷刑不能得实，而叛逆遗孽，刺杀我大臣，非律所有，宜以经断，用重典，使天下有所畏惧。而狱已具且结，衣言遂不书诺。呜呼！衣言之所以奋其愚憨为公力争，亦岂独为公一人也哉！”此文一出，震惊朝野，舆论大哗，就连慈禧太后也明白其中大有隐情。然而，清廷不会为了一个死去的人，甘冒激变地方势力、动摇大清江山的风险。斯人已经做古。就让他去吧。

结论

从上述十个方面的迹象来看，马新贻之死，决非如同戏文里、《清稗类钞》里所传的“桃色案件”，也决非如同当时新闻、邸报里公布的“挟私报复”，可能是与查访曾氏兄弟、湘军集团的劣迹和太平天国金银财宝去向有关，这恐怕才是官居一品的方面大员马新贻被刺杀的真正原因。

从整个事件的过程分析，曾国藩极有可能并非“张汶祥刺杀马新贻案”的幕后主使，而是其弟------湘军总督曾国荃，但曾国藩显然知道是其弟和湘军集团所为。然而此案关乎曾氏家族和湘军集团的声誉、威望，也害怕如若揭穿此案可能会牵连出更多的劣迹、更多的人，引发全面崩溃，因此曾国藩不得不曲为遮掩，并想办法消除后患。

后话

马新贻死后，张汶祥被凌迟处死，并掏出心、肝在马新贻的灵柩前致祭。四月，灵柩运至菏泽马海，七月，葬入马氏新茔。清廷对对马新贻赏加太子太保衔，照总督阵亡例赐恤，入祀“贤良祠”，国史列传，赐谥号曰：端敏，在江宁、菏泽、庐州、及浙江海塘为马新贻立祠，马新贻无子，嗣子马毓桢加恩赏主事，分派在刑部学习行走。

其后不久，马新贻的坟墓即被盗掘。

抗日战争战争中，侵占菏泽的日军曾挖开马新贻之墓寻找宝物。

“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掘开马新贻的坟墓，抛撒尸骨，坟前的牌坊、御制碑尽被砸碎，石人、石马荡然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