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张香桐 |
| 释义 | 张香桐(1907.11.27—2007.11.4)出生于河北正定。国际著名神经生理学家。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三、四、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中文名：张香桐 国籍：中国 出生地：河北正定县 出生日期：1907年11月27日 逝世日期：2007年11月4日 职业：神经生理学家 毕业院校：北京大学、耶鲁大学 主要成就：“张氏效应”发现者发现“光强化”现象提出视觉通路中三色传导学说比利时皇家医学科学院名誉院士美国卫生研究院福格提常驻学者 主要成就：国际脑研究组织中央理事会理事中国科学院上海脑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研究所研究员美国纽约洛克菲勒研究所研究员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讲师、副教授1980年，获得茨列休尔德奖国际神经网络学会颁发终身成就奖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陈嘉庚“生命科学奖” 代表作品：《猕猴大脑皮层运动区的肌代表性》、《中枢视觉通路的机能组织》 传奇人生(14岁的“小学生” 穷人的孩子能上学 家里遭火灾 请家庭教师 中学毕业 家庭教师 北京读书 坚持科研 逃难期间 图书仪器 了如指掌 脑结构研究 大器晚成 与家人团聚 风雨归国路 报效祖国 讲学的机会 热忱的欢迎) 个人简介姓名：张香桐 生卒：1907年11月27日~2007年11月4日 描述：著名神经生理学家，新中国神经科学的奠基人之一。国际上公认的树突生理功能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中国针刺麻醉机制研究的主要学术带头人之一。 籍贯：河北正定县小马村 特殊贡献：根据视觉皮层诱发电位的分析提出视觉通路中三色传导学说，发现“光强化”现象，世界生理学界把这种现象命名为“张氏效应”。 中国神经生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07年11月27日生于河北正定县。193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理系，1943～1946年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生理系研究生，获哲学博士学位。历任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讲师、助教授，美国纽约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联系研究员，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上海脑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国际脑研究组织中央理事会理事，美国卫生研究院福格提常驻学者，比利时皇家医学科学院外国名誉院士等职。首先提出大脑皮层运动区是代表肌肉的论点；根据视觉皮层诱发电位的分析提出视觉通路中三色传导学说，发现“光强化”现象，世界生理学界把这种现象命名为“张氏效应”；首次发现树突电位；还从事针刺镇痛机制研究，认为针刺镇痛是两种感觉传入在中枢神经系统相互作用的结果。1991年当选为世界镇痛研究协会名誉会员。 社会职务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三、四、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罗马尼亚医学会名誉会员，比利时皇家医学科学院外国名誉院士，国际脑研究组织中央理事会理事，世界卫生组织神经科学专家顾问委员会委员，巴拿马麻醉学会名誉会员，美国全国卫生研究院福格提常驻学者，国际神经网络学会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张香桐热爱科学事业，治学严谨，淡泊名利，学识渊博，远见卓识，维护科学尊严，反对不正之风，为中国国科学事业和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生平经历1907年11月27日，出生于河北省正定县城廿里铺乡小马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1921年进入新式小学——廿里铺乡枕头镇小学。 1923年，用两年读完小学，考入设于正定县城的直隶省立第七中学，学制四年。 1927年，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学制两年。 1929年，升入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学制四年。 1933年夏，毕业于北京大学心理学系，留校任助教。 1934年，调入国立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当助理研究院。同年秋，随心理研究所迁往上海，第二年又迁往南京。 1936年，首次发表论文，《刺猬之一种听觉反射》一文刊登于《中国生理学杂志》1936年10卷上。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胜爆发，8月，离开南京，为护送仪器设备辗转于长沙、桂林、阳朔、柳州北的丹洲、良丰等地，在颠沛流离中仍不忘记科研。论文《刺猬中脑下叠体之下行通路》发表于《中央研究院生理研究专刊》1937年第10号。 1941年，任安顺路军军医学校教官。 1942年年底，离开重庆，前往美国深造。 1943年3月24日，抵达设于美国纽黑文市的耶鲁大学。从此开始了师事著名神经生理学家、耶鲁大学医学院生理系主任富尔顿教授的三年进修生活。 1946年，获得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而后进入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医学院生理系从事博士后研究一年。 1947年，应聘回到耶鲁大学医学院航空医学研究室工作，先后担任教师和助理教授，至1952年。 1950年，发现“光强化效应”，1954年起被国际生理学界称为“张氏效应”。 1952年，任美国纽约的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联系研究院，至1956年。 1956年，毅然回国，任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生化研究所研究员，第二研究室主任。 1957年5月，增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1960年，赴罗马尼亚参加该国生理学会议。 1965年春，赴古巴首都哈瓦那参加国际学科讨论会，开始针刺麻醉机理的研究。 1977年，赴日本访问讲学。 1978年，附瑞典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应邀以中国客人身份参加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年会。 1979年，被美国卫生教育福利部全国卫生研究院授予该院“常驻国际学者”称号。 1980年，赴美国波士顿领奖——茨列休尔德奖（ThresholdAward）。11月，中国科学院上海脑研究所成立，担任首届所长。 1981年，被巴拿马麻醉学会授予“名誉会员”称号。 1982年，被比利时皇家医学科学院授予该院“外国名誉院士”称号。 1984年，任中国科学院上海脑研究所名誉所长。 1987年，应邀赴美国华盛顿出席美国卫生教育福利部全国卫生研究院建院百年纪念活动。 1989年，美国出版的《神经科学百科全书》中，他被列为“公元前300年至公元1950年间对神经科学进展有贡献的人物”之一，该“人物简介”中，收入他的两项研究成果：一是“猴运动皮层内肌肉部位代表性”的工作；二是张香桐与著名神经生理学家D.P.C.Lloyd一起做的对猫后肢肌肉神经中穿入纤维组成的研究。 个人荣誉1980年，茨列休尔德奖； 1992年，国际神经网络学会颁发的终身成就奖； 2000年，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陈嘉庚“生命科学奖”。 曾担任《神经生理学杂志》（美国出版）、《国际神经药理学杂志》及国际的《脑研究杂志》的顾问编委；被选为罗马尼亚医学会名誉会员，比利时皇家医学科学院外国名誉院士，国际脑研究组织中央理事会理事，世界卫生组织神经科学专家顾问委员会委员，巴拿马麻醉学会名誉会员及美国全国卫生研究院福格提常驻学者。 传奇人生14岁的“小学生”张香桐本是河北农家子弟，家境贫寒，一直没有上学。14岁那年，他深深爱着的母亲不幸故世，令他十分悲痛。就在那一年，在私塾老师的建议下和叔叔们的支持下，他终于进了桥头镇小学。仅仅用了两年时间，他就读完小学，拿到了小学文凭，成了小马村的头号新闻人物。瞒着父亲，他又报考了位于正定县城的直隶省立第七中学，考试那两天里，他没有钱住县城的客栈，就在街上找了个摆摊的棚棚睡下，靠自己家烙的玉米饼子和街旁小井的井水充饥解渴。考完以后，他照旧回到村里帮父亲干活，直到发榜那天。偷偷跑去看榜的张香桐见到自己榜上有名自然高兴，但他绝没有指望父亲会继续让自己升学。还是在叔叔们和小学班主任老师的劝说下，父亲四下设法凑足了钱，张香桐总算实现愿望，跨进了日夜向往的中学大门。 穷人的孩子能上学对这样的机会自然倍加珍惜，在省立七中，张香桐的学习刻苦是出了名的，他的各门功课成绩在班内也自然是名列前茅。他的人缘也特别的好，在学校里，老师和同学都喜欢他。 家里遭火灾天有不测风云，张香桐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他读中学三年级那年，家里遭了火灾，全家赖以存身的几间屋子几乎全部被烧毁，闻讯赶回村里的张香桐，对着眼前凄凉的景象，对着愁眉不展的父亲和叔叔们，他心里隐隐感到，自己的读书梦已经做到尽头了。二话没说，他回到学校收拾行李，准备退学。 “香桐，先别忙着退学，我们大家帮你想想办法。”同学们挺热心，也挺义气。没过几天，同班同学小梁说到做到，跑来向张香桐报喜讯。 请家庭教师“有好办法了。我舅舅家正需要为几位表弟妹请家庭教师，我去跟舅舅说，你学问好，你就当这个家庭教师吧!”小梁的舅舅在保定府当官，家里财大气粗是不用说了。 张香桐望着热心的小梁，他打心眼里感谢这些好同学。想了想，他红着脸说：“当家庭教师对我来说再好不过，只是我想等中学毕业后再去，要是可以的话，能否先借200元大洋帮我渡过难关?” 他实在是觉得把握不大。没想到，小梁去跟他舅舅商量后，居然答应了这个条件，送来了200元大洋。靠着这200元大洋中的一半，张香桐一直维持到自己中学毕业，另一半送到小马村，帮助父亲和叔叔们渡过饥荒。 中学毕业中学毕业时，张香桐面临着一个难题，是继续升学念大学，还是履约去城防司令家当家庭教师他找到几位朋友商量，一番议论，大家想出了个绝妙的两全之策：家庭教师要当，这是为做人的人格；大学要考，这是为做人的前途。于是，张香桐报考了学费比较便宜的北京大学预科，并且顺利地通过考试，被北京大学录取了。 家庭教师但是，他没有去北京大学预科读书，而是留在正定当家庭教师，又让同学代他去北京大学报了到。于是，他一面在正定当老师，一面又在积极自学大学预科的课程，等到学期考试临近，同学把考卷从北京寄去，他做完了，再寄回学校。这就是张香桐不误履约又不误读书的两全之策。个中苦甜酸辣，张香桐心中自知。 北京读书两年北京大学预科，张香桐当了一年半不上课的学生。直到最后半年，为怕此事被察觉，被学校取消升入本科的资格，他才央一位朋友帮忙代课，自己正式去了北京读书。 坚持科研1937年7月7日，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同年，上海“八一三”事变，不久，上海沦陷，南京告急。正在中央研究院心理学研究所神经解剖学实验室工作的张香桐和另一位年轻研究人员自告奋勇，负责将所内的图书仪器运送内地。一天傍晚，日军飞机空袭南京，就在那次空袭中，研究所的一角被炸弹击中，张香桐的整个身子被埋在炸坍的废墟瓦砾中，所幸毫发无伤，个人惟一的损失是一副眼镜让冲击波吸走，下落不明。 逃难期间张香桐在带着中研院的图书仪器逃难期间，总算也有几次稍作喘息的时候。第一次是从南京到阳朔后，他们曾经停留了几个月；第二次是从桂林经柳州，到了广西的三江口——丹洲，在那里又有半年时间的停留；第三次是从丹洲到良丰以后。 图书仪器柳江是广西境内一条美丽的河流，丹洲便是柳江上游的一个江心小岛。这是一个住了几十户人家的名副其实的小岛，当地民风淳朴，加以景致优美，如果不是战乱，实在是一个再好不过的读书治学的好去处。张香桐就在那个小岛上一座空无一人的破庙里住了下来，看守着那些比性命还要宝贵的图书仪器。 当他意识到自己将会在这个小岛、这个破庙里住上一段时间时，他想到了因战乱而中断的研究，幸好，显微镜和一些常用的实验动物的脑组织连续切片标本他都随带在身边，那是因为，他早就想到，战争不会是短期的，在逃难中如果有条件，可以抽时间做点观察研究，至少不会让知识和业务荒废掉。于是，就在破庙大殿的一个角落里，张香桐摆起了一张方桌，他把显微镜和脑切片在桌上一字排开，心无旁骛，有滋有味地做起他的研究工作来。 了如指掌就在那半年的时间里，在那个小岛上，在那座破庙里，张香桐完成了关于刺猬脑干内细胞核团的组织学观察，绘制了40多幅与之相关的写真图，完成了一篇关于这一观察研究的专著。最重要的是，就在那段时间里，他以整段的时间对神经解剖学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学习，对这门历来被人们视作枯燥乏味的学科，进行了集中攻克，从那以后，他已经能够做到，对每个神经结构及其周围组织的关系，熟悉到就像自己从小住惯的街区里弄一样，轻车熟路，了如指掌。 脑结构研究一个偶然的机会，张香桐在集市上买到了穿山甲，他就地取材，对这一神经系统十分特殊的贫齿类动物的脑结构展开了研究。就在对穿山甲的脑外部形态和组织切片的研究过程中，他有了新的发现：原来，穿山甲的锥体束交叉的水平高过其它的动物，而且显著地浮现在延髓的腹侧表面，用肉眼就能看到!这是任何动物身上没有的现象。这也是从未有人记述过的现象。 大器晚成1942年，张香桐正在贵阳安顺军医学校任教。一天，他在图书馆里读到一本约翰·弗尔顿写的《神经系统生理学》，觉得大有收益。在后来的一次聚会上，他表示了希望能在弗尔顿实验室进修的愿望，不想竟招来同事们的讥讽，有人笑他是"痴人说梦"，更有人毫不掩饰地嘲弄他：“像你这样的穷光蛋，要是能够去美国留学，太阳一定会从西边儿升起来。”憋着一口气，张香桐鼓起勇气，给弗尔顿这位享誉遐迩的神经生理学大师写了一封毛遂自荐的信。其实，他本人对此并不抱太大的希望，信寄出后不久，他就把此事遗忘了。 3个月后，他突然收到了一封国外来的电报。一开始，他还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一个农家子弟出身的人，哪来的海外亲友?他以为是邮递员搞错了，所以，他都没有拆封，当场就退还给了邮递员。“请你送给药物学系的张鹏冲教授吧，他有不少海外关系。”一个小时后，邮递员转了个弯，又回到了他那里。 “张鹏冲教授说，这份电报肯定是给你的。” 这下，他变得认真了，一边拆开电报，一边极力地在记忆库进行着搜索。 电报内容很简单，只有三个英文单词：“YesLetterFollows“(意即：可以，余言见函。) 这时，他终于记起来了，3个月以前，他曾在一气之下，给弗尔顿教授发去过一封信。看来，太阳真要从西边儿升起来了。 自收到那封电报以后，他开始真正重视起求学一事来。他日盼夜盼，期待着那个不再是痴人说梦的结果。 又过了一个月，他翘首以盼的回信终于来到。按照惯例，那封信函是由耶鲁大学医学院院长弗朗西斯·布雷克签署的。信函内容为，对张香桐的申请表示欢迎，并准许他以访问学者身份在学校生理系工作，并承诺为他申请一份奖学金，足以维持他在美工作期间的全部生活费用，路费则由他自理。 变卖了衣服、书籍，最后，连珍藏了多年的一部善本书“Schaff’sTextbookofPhysiology”也一并卖出去了，张香桐终于凑足了赴美的路费。而后，他又马不停蹄地赶到战时陪都重庆，敲开了无数个衙门，填写了无数份表格，靠着耶鲁大学医学院院长弗朗西斯·布雷克签署的电报和信函，总算在半年之内办妥了出国手续。 与家人团聚1943年元旦前夕，西方人最注重与家人团聚的日子，一架从重庆飞往印度加尔各答的军用运输机上，走进一个惟一的乘客，他就是前往美国耶鲁大学深造的张香桐。 1946年，四十岁的张香桐以优异成绩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此后，他对大脑皮层研究的贡献日益显著。神经细胞的纤维有轴突和树突两种，轴突的传导神经冲动之功能广为人知，树突之功能至五十年代仍是知之者甚少。张香桐用当时的先进技术记录大脑皮层单位电位，着手研究树突的功能，被认为是研究大脑皮层树突功能的先驱者多年以后，这位著名脑科学家又以其卓越的研究成果被国际同行推崇的“神经生理学界的领袖人物之一”，1992年国际神经网络学会授予他终身成就奖。他始终没有忘记弗尔顿教授对他一以贯之的关爱和教诲。 弗尔顿教授夫妇没有子女，他们把张香桐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和照料，张香桐在耶鲁大学学习和工作了十多年，几乎每年的圣诞节都是在弗尔顿教授家里度过的。 一代神经生理学家弗尔顿于1960年病逝。 1980年7月15日，张香桐赴美国波士顿参加1980年度的世界茨列休尔德基金会为包括他在内的4位国际科学家举行的颁奖典礼，通过基金会的精心安排，他得以与师母弗尔顿夫人在颁奖会场上重逢，一别20余年，弗尔顿夫人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 “非常高兴，我能看到你的帽子上又多插了一根鸡毛!”(印第安习俗：凡对本部落作出过重要贡献者，每立一次功劳，均由酋长亲自在其帽子上插一根鸡毛，以示表彰) 风雨归国路张香桐的家就在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的大院里。红色外墙里，朴素中难掩书香气。餐厅的一角有一件宝贝——一只大木箱，边角裹着铁皮。看似不起眼，却是随张香桐一起从大洋彼岸历经坎坷才到中国的。这是张香桐的好朋友布克塔教授家装衣物用的，特地腾出来支援他装仪器的。在那充满风险的年月里，张香桐从美国辗转运回了六大箱仪器，自个儿的积蓄、衣物和藏书却一样都没带回来。 报效祖国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远在美国纽黑文的张香桐得知喜讯，频频给国内亲友写信，表达自己对祖国的思念之情，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他写道：“闻国内解放后的新气象，甚感兴奋，我恨不得一步跳回去，参加这个新建国运动……我急于想报效祖国呀!” 1950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美国政府对中国实行封锁政策，包括张香桐在内的许多中国科学家想要通过美国政府批准回国的计划成为泡影。张香桐一等就等了5年! 讲学的机会1955年7月，张香桐得到一个去北欧讲学的机会，一个计划在他的心中开始酝酿：取道北欧，返回祖国。他把这个打算告诉了他素所信赖的弗尔顿教授，弗尔顿凝视着眼前这个淳厚朴实的学生，十分诚挚地说：“香桐张，你应该回去，去为你的祖国服务!” 张香桐也把自己的这个打算告诉了房东休斯夫妇。这对善良的美国人显得恋恋不舍，他们一再地挽留与自己相处多年的中国房客：“这儿不是挺好的吗?这儿研究条件好，生活也安定舒服，还是不要回去吧!” 他们说的全是实话，但还是留不住张香桐。张香桐一直记着那位心理学家巴甫洛夫说的话：“无论我在做什么，我一直在想，只要精力许可，我就要首先为我的祖国服务。” 1956年，张香桐到达比利时，他将在那里参加一个国际生理学会议。自然，他在此前，已经做好了回国的一切准备。离开美国前，为了避免引起美国政府的怀疑，张香桐启程赴比利时时，在美国所有的积蓄、家具和藏书都没有动，只带了一些换洗的衣服，一套做实验用的电子仪器。颇有点故布迷阵的意思。 比利时国际生理学会议后，张香桐又继续在北欧诸国讲学，寻求回国的途径。时至金秋，瓜熟蒂落。经过不懈的努力，在欧洲的一些朋友们的热心帮助下，张香桐终于经芬兰的赫尔辛基，转道东欧和莫斯科，顺利回到北京。 热忱的欢迎祖国和人民对冲破重重困难归来的游子表示了热忱的欢迎，张香桐刚刚回到北京，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就设下家宴招待他，而后，陈毅副总理代表周总理接见了他。党和政府的关怀，如阵阵春风拂面，温暖着这位久离故土的游子的心。 是啊，在自己的祖国，张香桐处处感受到的，是春天一样的温暖。春风得意马蹄疾，不久，张香桐在方方面面的支持下，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生化研究所建立了中枢神经系统生理实验室，这也是新中国第一个脑研究室。6年后，也就是1962年，在张香桐的带领下，又建起了神经组织培养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里，已经能够成功培养成活人类大脑皮层单个神经元。 大家风范惜人才一封信被珍藏二十年 这两天阴雨连绵，出行不方便，张先生没去所里上班。到家里祝寿的人纷至沓来，他的弟子们自然来的最多。作为中国神经科学的“开山鼻祖”之一，张香桐的大师风范也包括他对后辈不遗余力的提携和细致入微的要求。 “他从来不当面表扬人，批评也是关着门的。他最忌讳夸夸其谈，他爱才，喜欢踏踏实实的学生。关键时刻，他会为我们提供很多机会。”复旦大学神经生理学研究所痛觉研究室主任赵志奇教授告诉笔者，“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派出国留学选拔，先生把学生们一个个都送到了理想的国际实验室。我原本是要去德国进修的，但张先生把去澳大利亚的机会让给了我，那个实验室是由诺贝尔奖获得者负责的。” 弟子们都来了。有一位算不上弟子的弟子，也坚持要来。张香桐的知遇之恩，对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神经生理学研究所所长杨雄里而言，至今都是莫大的鼓励。“我不是他的学生，但我学术上几乎每一次进步，都得到过他的帮助，而且都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杨雄里的第一篇长篇综述论文，原本在专家评阅时已因“属基础研究”而被判“死刑”，若不是张先生力挽狂澜，便无法顺利发表。上世纪80年代初，杨雄里去日本留学，主要推荐人也是张香桐。从副研究员到正研究员，再到学部委员(院士)，推荐人还是张先生。 20多年前在美国哈佛大学做研究时收到的张先生的一封信，更是被杨雄里珍藏至今。“如您所知，对于您的才学和科学成就，我一向是十分赞许和钦佩的，而且予以全力支持。我虽不敢以伯乐自许，但良马终究是良马。” 严谨为学实验记录、切片图谱，张香桐的手稿总像工艺品般精美，他做实验的手法也像艺术般精细。捕捉动物时，轻手轻脚；麻醉时，不带一丝粗暴；动物外科手术，分层解剖，有效止血，做得跟医院里的临床外科手术一样。 张香桐的动手能力特别强，简单的木工活他都会，直到70多岁还坚持亲自做实验。他对学生的要求也是如此：通常，第一天当助手，仔细观察；第二天，学生自己动手做实验，张先生在旁指点。他还特别强调第一手资料的重要性，实验结果必须拍下原始结果，一一细核，口头汇报无效。 为了弄清楚针刺麻醉镇痛的原理，张香桐58岁时在自己身上实施了一次在针刺作用下动胸外科手术的模拟实验。除了不切开皮肤做手术外，一切都和真正的手术完全一样。 “身体不好，就不配当生理学家！”张先生不止一次说过这话。神经生理学是一门实验科学，张香桐用实际行动不断为自己的科研工作注入活力。他生活很有规律，烟酒不沾，早睡早起。张先生随身携带眼罩和耳塞各一副，“文革”期间在干校住集体宿舍，全靠这套装备才保证了充足的睡眠。他不挑食，不吃补品，到如今还保持一口好牙。“平常邀他出去吃饭，先生总不答应，得说是出去走走才成。”吴建屏院士如是说。 绅士风度先生爱种花，阳台上满是彩色和清香，在深秋的雨季里显得神采奕奕。“科学家不是怪人，不是除了工作之外什么都没有兴趣的人。如果真是这样，那从我们生理学神经学角度来看，他就是有毛病的。其实，科学家往往都有很广泛的兴趣。比如我，业余就喜欢写诗填词、绘画书法、读文学书籍。” “人，尤其是学人，应当像乌贼那样，不论走到哪里，都要留下一丝墨迹。”他给自己的画像这样题词。靠窗的书桌上，两筒毛笔十好几支，纸墨在旁伺候着。“现在还写吗？”“写！一个人的时候，有兴致就提笔。” 1985年，他应邀到华盛顿参加美国全国卫生研究院建院百年活动，在去拜访老朋友的途中不幸遇到车祸，需要一段时间的静卧疗养。空闲之中，他译出了语言优雅、用词押韵、小诗句式的英语版《朱子家训》，让美国人也读到了《朱子家训》。 张先生家的餐厅很简朴，靠阳台处还放着个烧煤取暖的大铁炉子，长长的铁皮烟管通向窗外。显然是久未使用的过时之物了，但主人从来没动过拆掉的心思。“已经有好几只麻雀在里面做了窝，还孵出了小麻雀。拆掉了炉子，它们住到哪里去？” 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冯林音是张香桐的女弟子，先生的绅士风度至今让她难以忘怀，那年教师节期间，她参加报社和上海教育电视台联合主办的“寻找恩师，感念师恩”活动时，讲述了一个细节，“某天，我推着自行车在研究所门口遇见准备回家的张先生。见着我，先生又回过头陪我往所里走，并为我按住电梯的按钮。”不止一个人记得，张先生是“女士优先”的严格实践者：如与女士同行，进门时他必定先一步为女士开门。遇有记者采访，结束采访，起身话别，张先生也会跟着站起来，虽然步子有些摇摆，可他坚持要将记者送到门口。 身先士卒针灸起源于中国，如何将这种传统医学技术纳入现代医学，是神经生理科学家的责任。多少年来，正确揭示针刺镇痛现象的机理一直是对神经生理学家的一个挑战。 为了获得针刺麻醉的第一手资料，以真切了解针刺镇痛的生理机制，1965年5月，当时已年近六旬的神经生理学家张香桐果断地向上海市卫生主管部门申请，要求在自己身体上进行一次不用任何麻醉药物、只靠针刺来镇痛的左侧肺切除的模拟手术。申请被批准后，张香桐实实在在真切地体验了一次针刺镇痛模拟手术的全过程。 那天张香桐身上足足扎了60多根银针。模拟手术后很长一段时间，被针刺过的上、下肢仍不能自由活动，左手几乎完全丧失了运动功能，甚至连打领带、扣扣子都不行。张香桐的老保姆在一旁怜悯地说：“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去自讨这份儿苦吃？”张香桐却不以为然地笑道：“以一人之痛，可能使天下人无痛，不是很好么？”通过实践与体验，张香桐真切地认识到针刺镇痛是两种不同感觉传入中枢神经系统的相互作用的结果。 张香桐研究团队所取得的揭示针刺镇痛机理的科研成果，引起世界广泛关注，在美国兴起了针灸热，日本、瑞典等国也纷纷邀请他们去作报告。张香桐本人则相继被聘为巴拿马麻醉学会名誉会员、比利时皇家医学院外籍院士、国际痛研究协会荣誉会员等。该项科研成果也于1978年、1980年分别荣获全国科技大会成果奖、中科院科技成果奖一等奖及1980年度茨列休尔德奖。 更值得一提的是，张香桐科研团队的针刺镇痛科研成果还得到了李约瑟博士的认可，在他与鲁桂珍博士共同撰写的《天针——针灸历史与理论》付梓之前，执意要张香桐作中文题词，刊于卷首。张香桐却以“佛头置粪，未敢造次”予以婉辞，但李约瑟执意索词，张香桐只好从命。这就是当代著名科学史家对张香桐科研团队研究成果的充分肯定与赞许，令张香桐感到无限欣慰。提及此事，张香桐兴奋地说：“天下没有任何事比自己的工作被同行专家所引述并加以赞许，更令人感到高兴了！” 孜孜不倦大器晚成的张香桐能取得这样的学术地位与其孜孜以求专注做事的风格有很大的关系。给吴建屏留下极深印象的是张先生专注科学研究的执著精神：张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搞他的生理学科学研究，没有什么事能分散他的精力，即使在文革期间他仍坚持做到这一点，在“牛棚”里还能抓紧时间写科普读物，《癫痫答问》一书就是在“牛棚”里完成的。 进入耄耋之年后的张香桐理应颐享天伦之乐，然而他老骥伏枥，依然不辞辛劳，充满青春之锐气。只要身体没有不适，几乎天天早晨按时出现在上海生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的办公室。读论文、会友人，或写出访随笔，或写科普文稿，或编往事回想……忙得不亦乐乎，生活得有滋有味。百岁老人的心中仍充满生命之欢乐，事业之诱惑；他有诗人般的激情，有童稚般的纯真。 张香桐虽然肌肤衰老，但对科学事业的执著与热情依然不减当年。因为他明白：岁月悠悠，衰微只及肌肤；热忱抛却，颓唐必致灵魂。忧烦、惶恐、丧失自信，定使心灵扭曲，意气如灰。生命又是如此短促，“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必须争分夺秒！”这是令张香桐充溢勇锐之气的源泉。 青春对于张香桐是永存的，因为他有“深沉的意志、恢宏的想象、炽热的情感”。 2005年12月6日，当上海科普作家协会首批荣誉会员证书送至99岁高龄的张香桐手中时，他兴奋地在签收本上挥就了“科普万岁”四个遒劲的大字。 主要著作《刺猬的一种听觉反射》(1935) 《猴运动皮层内肌肉的局部代表性》(1947) 《直接电刺激大脑皮层产生的皮层神经原树突电位》（1951） 《大脑皮层神经原的顶树突》(1952) 《皮层诱发电位的相互影响》(1953) 《光刺激引起的蟾蜍小脑前庭神经原的电活动》（1959） 《针刺镇痛的神经生理学解释》(1980) 他在1947～1949年间提出的关于大脑皮层运动区的肌肉局部代表性的工作和用逆行刺激锥体束的方法研究锥体束起源的工作，至今仍被引用。 1950年发表的《皮层-丘脑之间循回性的重复放电》一文,探讨了脑电的产生机制，得到较高的评价。他所发现的光强化脑兴备性的现象曾被人称为“张氏效应”。 1965年后，他从事针刺镇痛及痛觉机制的研究，认为针刺镇痛是两种感觉传入在中枢神经系统中相互作用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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