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炳熹，中国地质学家，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员（院士）。历任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副教授，北京地质学院教授，地质部第二地矿司、地矿司、科学技术司总工程师，部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主任、部科技高级咨询中心主任，1984年、1992年连续两届任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副主席等职，为中国的地质教育、地质科学研究和地质矿产资源的普查勘探、制订国家科技发展规划和对外交流等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中文名：张炳熹

国籍：中国

民族：汉

出生地：河南南阳

出生日期：1919年6月12日

职业：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副主席

毕业院校：北京大学

主要成就：地质矿产资源勘探

求学历程

教书育人

管理工作

规划谋略

求学历程

张炳熹，河南南阳人，1919年6月12日生于北京， 幼年时，父亲在詹天佑设计建造的京绥铁路任职，常年在野外奔波，承担铁路沿线征购土地和测绘工作。他随父母多次乘火车往返北平—张家口一线，在他幼小的心灵里从此种下了热爱山野的种子。当他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书时，上学的往返途中，沿着一段铁路行走，枕木下的各种卵石引起了他的好奇心，从此他对地质学发生了兴趣。恰巧那时附中有矿物学和地质学的选修课，教科书上的许多内容，如岩石的种类及结构，以及卵石在河流搬运过程中磨蚀出来的形态等等，在这些卵石中屡屡能见到，从而认识到地质学中讲的东西很多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因此，他就打定主意学地质。1936年夏考上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满足了张炳熹的志愿。他当时是班上最年轻的学生，只有17岁。他学习很认真，很勤奋，这就为他终生为祖国的地质事业奋斗不息并取得优异成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张炳熹在北京大学刚刚读完一年级的时候，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全国全面的抗日战争从此开始。7月29日北平陷落，天津也随即沦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随即迁往湖南长沙，组成临时大学。张炳熹在不愿做亡国奴和继续学习地质的心情驱使下，离家前往长沙，在长沙临时大学地质地理气象学系继续学习。1937年底，南京陷落，武汉告急，学校于1938年1月决定迁往云南省昆明市。1938年2月开始搬迁，人员分两路赴滇，一路乘坐交通工具，一路步行。学校组织了一个“湘黔滇旅行团”，根据自填志愿，检查体格，核准步行者244名，地质地理气象学系有15人参加步行，张炳熹先生是其中之一。2月20日出发，4月28日抵达昆明，历时68天，全程1671公里。除车船代步、旅途休整外，实际步行40天，步行1300公里，平均每天走三十多公里，最多时达50公里。沿途还作社会调查、观察地质现象、采集标本。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壮举，对参加步行者来说，也是意志、心理、勇气、身体等多方面的磨练。张炳熹参加了这次不平凡的旅行，是很有纪念意义的。张炳熹自己还认为，从学地质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抗日战争期间，昆明西南联大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办学。新建的教室及宿舍1939年夏开始使用，那是一些低矮的土墙泥地草顶（部分是铁皮顶）的平房。设备差，仪器少，开始只能借云南大学矿冶系的实验室进行矿物岩石实习。经过补充，略有改善，但显微镜仍不敷应用。图书也少，学生们不得不在图书馆前排队等候借书。图书馆坐位少，有的学生不得不到街市的茶馆中看书。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张炳熹不仅对地质学方面的课程有浓厚的兴趣，还选修了不少数理化方面的课程，并且充分利用云南的条件，多次出野外作地质考察。毕业前，他与同班的董申保先生一起，填绘了200多平方公里1∶5万的地质图，共同写成了《云南嵩明杨林一带之地质》的毕业论文。张炳熹于1940年夏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留校任教。

张炳熹在西南联合大学是北京大学学籍的学生，所以既是北京大学的毕业生，也是西南联大的毕业生。他得到两份聘书，一份是北京大学的聘书，一份是西南联大的聘书。张炳熹先任助教，后任研究助教。任教期间，主要担任光性矿物学和岩石学实习课的教学任务。当时图书资料有限，也没有岩石学辞典，为了教好学生，他搜集资料，将岩石命名的沿革、出处等查找出来。当时没有卡片，便用密密麻麻的小字写在一页一页的纸上。后来他出国学习，便将这部分资料留给董申保先生。董先生至今仍保留着的就有二三百张。这是五十多年前的事情，是多么珍贵的历史资料，仅从这一侧面就可反映出张炳熹的敬业精神、严谨的治学态度。

张炳熹特别重视野外地质调查，在当时系主任孙云铸教授的安排下，多次出野外考察。1940年寒假，随新到校的德国人米士(Misch)教授去滇西考察，从大理出发，经永平，沿澜沧江北行至喇鸡井，折东经兰坪、剑川，返回大理，历时6周。1941年暑期，随王恒升、王嘉荫教授在滇缅铁路沿线弥渡至顺宁间作地质调查。1941年寒假，与苏良赫、池际尚二先生一起，在易门、安宁一带考察铁矿，并且找到了王家滩铁矿一条主要矿脉，成为云南铁矿的一个基地。1942年，西南联大地质地理气象学系与云南建设厅合作，成立云南地质矿产调查委员会，孙云铸教授兼任主任委员。暑假期间，张炳熹与邓海泉先生一起，去玉溪、峨山、河西三县作地质矿产调查。1943年秋，参加大理至丽江的驿运路线调查，从丽江经永北、永仁回昆明，历时3个月。1944年暑期，与司徒穗卿先生一起，随袁复礼教授赴武定、罗次一带调查铁矿。1945年暑期，在孙云铸教授率领下，与董申保、池际尚二位先生同去个旧锡矿。大量的野外地质矿产调查，不仅为云南的地质工作和建设作出了贡献，而且也为张炳熹深入了解云南的地质矿产情况和日后的工作奠定了很好的地质实践和理论基础。

1943年夏，张炳熹参加清华大学第六届留美公费生“物理矿物学”名额的考试，1944年他被录取。与学物理的人一起参加考试并被录取是很不容易的。这说明，张炳熹不仅地质学基础好，而且数理基础也好。1946年5月，张炳熹离开昆明赴美国哈佛大学学习。在学习期间，他广泛涉猎矿物、岩石、矿床、构造地质等领域的课程，在一个变质岩地区做博士论文，学习成绩优异，曾获“金钥匙奖”。他先后获硕士、博士学位。在哈佛大学学习时，张炳熹结识一位读矿物学研究生的美国同学，叫ArtharMontgomery，这位先生对中国人民很友好，经张炳熹联系，他赠送给北京大学地质学系一支研究矿物的X光管，张炳熹请途经美国的王鸿祯先生带回系里，安装在原有的X光机上，这支X光管有4个窗口，当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同时还配有一台最新式的一台粉末X光照相机。

教书育人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身在美国的张炳熹先生早就期盼着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于1950年夏回国，应聘为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副教授，他讲授矿床学，在讲课中，介绍成矿作用、矿床成因、分类及各种矿床实例。张炳熹讲课条理清楚，非常注意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中国的实际材料比较多，很受学生欢迎。张炳熹很注重实际，他讲的一些实际内容对学生以后的工作很有用。

冯钟燕先生回忆说，他在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毕业后，曾在铜官山铜矿工作，关于该矿储量有多少，有人认为计算少了。冯先生就用张炳熹先生讲过的“最近地区法”仔细地计算储量，很有说服力。当时北京大学没有专门的矿相课，在矿床课中看光片，但矿相显微镜很少，只能供研究用，因此，为了给学生创造学习的条件，张炳熹自己设计，将淘汰的10台岩矿显微镜加以改造，在镜筒上钻一个眼，强光能射进去，装一块45°的反射盖玻璃片，前面加一块蓝色滤光玻璃片，这样，学生就能看光片了。学生们不仅感谢张炳熹为改善他们的学习条件所付出的辛劳，也深受张炳熹自力更生精神所感动。时任矿床学助教的邵克忠先生在1952年翻译的M.M.Short所著《金属矿物鉴定》一书中，译者附了一节《一种简便的反光显微镜照明器》，介绍了张炳熹设计的简便照明器及普通显微镜改装的方法，以及使用一年来的经验。张炳熹在讲课中还将在旧中国从事地质调查时的见闻告诉同学们。例如，个旧锡矿的工人们如何在恶劣的条件下工作，土豪劣绅如何称王称霸、鱼肉百姓等等，这些对同学们了解新旧中国的对比很有启发。

1950年抗美援朝，开展了捐献运动，为抗美援朝出力。地质学系的师生们想出一个办法，请刚回国不久的张炳熹先生推荐一批书籍进行翻译，以所得款项捐献。张炳熹主持、组织部分师生翻译的M.P.毕令斯的《构造地质学》(译者张炳熹等)就是其中的一本，由于种种原因，该书于1959年5月才出版，受到读者的欢迎。张炳熹地质知识广博，解决地质问题的能力很强。

1951年夏，张炳熹带学生去黑龙江省鸡西鹤岗煤矿实习，当时矿上有个棘手的问题，由于断层的原因，煤层找不到了，在矿上的前苏联采矿工程师也没有办法。张炳熹用构造作图法解决了这个问题，大家都很佩服。张炳熹对青年教师也很关心，解放初期，由于学生人数激增，每年都有青年教师留校工作，虽然那时政治运动较多，但系里还是为青年教师组织了一个学习班，每星期三晚上上课，张炳熹为大家讲矿床专题，持续了半年之久，对青年教师帮助很大。

管理工作

1952年夏，张炳熹在高等院校调整过程中由北京大学地质学系调到新组建的北京地质学院。他当时担任地质矿产系副主任、建校委员会（后为校务委员会）委员和岩矿教研室主任。1954年11月任科研处副主任（尹赞勋先生为主任）。1955年院学术委员会成立，张炳熹任常委，1957年任矿产地质勘探系主任，直到1960年调地质部任职。张炳熹在北京地质学院工作了8年，他全力以赴、认真负责、言传身教、辛勤耕耘，为学校的教学和科研建设，为勘探系和矿床教研室的建立和发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和大家一起培养了一大批新中国建国初期急需的地质矿产人才。

首先，他领导组建了矿床教研室，和冯景兰教授、袁见齐教授一起建立了矿床学学科，培养了年轻的教学骨干和研究生，保证了大批学生学习矿床学课程的质量，为学校的矿床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教研室是学校的教学基层单位，是办好学校、保证教学质量的关键环节。建校初期，一切都是白手起家，张炳熹花了很大精力，带领刚参加工作的几位年轻教师，一步步把矿床教研室建立起来。当时是大批学生上课。缺少矿相显微镜，他以他渊博的知识和很强的动手能力，提出设计方案，和青年教师一起将十数台旧式显微镜，加上自制的简易照明器，改装为反光显微镜，及时地保证了矿相课的教学。上矿床学课缺少挂图和标本，他和青年教师一起画教学挂图，关于岩浆矿床矿石组构图就是张炳熹亲手绘的。他还参加挑选矿石岩石标本，配齐了一些主要矿区（如大冶铁山、铜陵铜官山等）的实习用成套标本，使同学们能感性地具体地认识矿床地质特征。几百人同时上课，缺少教材是突出的困难，张炳熹就抓紧翻译英文和俄文矿床学资料，给大家做参考。他还编写了简明的《矿床成因讲义》，发给学生人手一册，由于内容丰富、论述透彻、重点突出、文字简练，深受学生和教师的欢迎，不仅满足了当时教学的需要，也是后来矿床教研室主编矿床学教材的蓝本。

张炳熹很关心青年教师的成长，花了很多心血帮助他们扩展矿床学知识，掌握教学基本功。当时学生很多，老教师少，他放手安排年轻教师讲授专业课，热情地指导他们备课、试讲，以提高他们的信心。他经常随班听年轻教师讲课，帮助他们改进教学方法，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有了疑难问题向他请教，他都能详细地讲清问题的来龙去脉，作出满意的回答。常言道，讲课内容是“一杯水”，教师要掌握的知识是“一桶水”，年轻教师认为这“一桶水”中就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张炳熹灌输的。在张炳熹等师长的支持下，许多教师刚毕业二三年就能上台讲授矿床学、矿床工业类型等主要专业课，并且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张炳熹不仅在教学上关心大家，还帮助每个人明确专业方向，制定进修提高计划，创造多种条件让大家很快成长。包括对兄弟院校派来进修矿床学的教师，他都给以热情指导和具体帮助。张炳熹十分重视对研究生的培养，花了很多心血，一个个地作具体指导。林新多的研究方向是矿田构造，为了提高构造地质知识，张炳熹对他一人讲过“构造地质学”。石准立研究海城伟晶岩矿床，当时不会鉴定其中的稀有金属矿物，张炳熹就找来法文写的关于马达加斯加的伟晶岩论文，口译给他，使他掌握了矿物鉴定方法，很好地完成了研究生论文。

张炳熹在教学上、学术上既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又善于吸收别人的长处，兼收并蓄，作风民主，善于团结，和他在一起工作感到踏实，进步也快。第二，他主持创建了矿产地质及勘探系和专业，带领全系教职工培养了一大批国家建设急需的矿产勘探人才。张炳熹自1952年起担任系领导工作，当时是按照前苏联的高等教育模式，以培养地质勘探工程师为目标，将学习时间由5年压缩为4年，但各个教学环节仍旧保留，这对于一支以地质理科专业人员为主组建起来的教师队伍来说，任务十分艰巨。要反复修订教学计划，组织各类课程教学，安排教学实习和生产实习，组织毕业论文和设计，还要规划和建设教师队伍、建立和健全教学管理规章制度等，每一项工作张炳熹都要亲自过问和主持，他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工作十分繁忙。当时的政治运动、时事学习也多，他经常工作到深夜，兢兢业业、苦干实干、以身作则，为全系树立了榜样。他既熟悉美国的地质教育情况，又注意分析研究前苏联地质教育特点，结合中国国情，逐步地摸索总结自己的经验，一环扣一环地组织好每一项教学工作。他特别重视野外教学，曾亲自带队到庞家堡等矿山实习，两次在江西主持勘探系的生产实习现场会议，多次到实习基地具体指导工作。矿床地质及勘探系广大师生能有较强的野外地质工作能力，与他的大力倡导和具体帮助是分不开的。建校初期，数理化等基础课教师对如何与地质教学结合，如何充分发挥作用不很明确。张炳熹就请他们来座谈，他以亲身经历说明地质学与数理化各学科间的关系，以及地质类学生学习数理化知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大家听后很受启发，这不仅对提高基础课教学质量有利，也为后来一批基础课教师参加地矿类课题的合作研究打下了思想基础。

张炳熹组织领导学校的科研工作，并亲自主持勘探系两个重大研究项目，获得重要进展。1954年12月，学校为加强科研工作，新组建了科研处，张炳熹任副主任兼科研科长，具体组织全校科研工作，包括撰写科研规划，组织研究力量，建设重点研究室，组织学术交流等。1956年他作为地质学家代表参加了国家12年科技远景规划工作，张炳熹从多个方面给予有关研究项目以具体的指导。例如，著名的结晶学和矿物学家彭志忠教授在开始研究晶体结构时，张炳熹曾帮助他掌握测角的方法。北京地质学院建校初期，不仅教学工作抓得紧，科研工作也有重点地扎实开展，获得了一批优秀研究成果，也涌现出一批富有才华的年轻学者，这与科研处和张炳熹的努力工作是分不开的。

除了全校的科研组织与管理工作外，张炳熹还亲自主持和领导勘探系广大师生，按教学、生产、科研相结合的原则，进行了两项意义深远的研究工作。

中国华南、东南地区，地质结构复杂，矿产资源丰富，张炳熹领导大家综合研究湘、赣、闽、浙四省地质特征及成矿规律，他提出用不同构造层来分析地质条件与成矿的关系，从研究区地史演化特点来认识成矿规律性等指导思想，经过师生们三年的努力，撰写了《湘赣闽浙四省内生金属成矿规律及对太平洋成矿带的新认识》一书(1960，内部发行)，书中提出一些重要学术观点，如：中国中生代燕山运动形成的构造岩浆成矿带具有截穿中生代前不同大地构造单元的特征。还针对前苏联学者强调太平洋成矿带以钨锡矿为主而铜铁矿贫乏的说法，指出铜铁也占有一定的重要地位；并对太平洋成矿带的组成和结构提出了新认识。这些都引起中国地质学界的重视，被认为是60年代中中国开始研究太平洋成矿带的先导性代表成果。此外，他主持编著的《中国矿床学》(1961，内部发行，共75万字)一书，学习运用唯物辩证法和新的成矿理论，对新中国成立12年来矿产地质勘查的新成果，做了初步的整理和综合研究，对中国的主要矿种、矿床类型进行了实例解剖，分析了时空分布规律，提出远景评价和找矿方向，划分了综合成矿区，进行了综合成矿预测。这类理论联系实际的大型成矿学专著在60年代是很少见的，为以后的矿床学教学和科研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被认为是“中国区域成矿学研究的代表作”。

1958年北京市委责成北京地质学院负责组建了北京地质局，张炳熹兼任总工程师，为北京地区开展基础地质工作及普查找矿、为北京地质学院实行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一有机会就带领师生到野外、到矿山作地质考察，指导生产实践，不断吸取新知识。

规划谋略

1960年以后，张炳熹教授一直在地质矿产部领导部门从事地质勘查、科技工作的计划和业务指导工作。

为适应中国发展现代尖端工业的需要，加强稀有金属锂、铍、铌、钽，放射性铀、钍以及特种非金属等矿种的勘查工作，1960年地质部决定成立第二地矿司，张炳熹任总工程师。当时，正值前苏联撤走专家，这方面的勘查工作过去又缺少经验，他力挑重任，使工作及时得以发展。例如，粤北仁化长江铀矿的工作，他深入基层指导，指出要注意对原生、后生构造的研究，要对矿床的成因、特点认真分析等，对705功勋地质队的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秦岭东部、阜幕山区与伟晶岩有关的铍、锂矿，广东风化壳型的铌钽矿床，白云鄂博稀土稀有金属矿的评价，安徽金红石的工作，以及特种非金属，诸如硼、压电水晶、金刚石、蓝石棉等工作，他都不辞辛劳，亲临现场指导，并结合专业会议，一再介绍上述矿产和国外情况，参照国内具体条件，认真对比，进行技术指导。可惜这些矿种当时定的保密级别很高，他讲述的很多资料当时不能公开出版，现已很难搜集。

1965年，地质部第一、二地矿司合并后，张炳熹仍留在地矿司工作。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国家机构进行了调整。1969年他被下放干校。1970年调回当时的国家计委地质局工作。1972—1975年间，他先后4次以中国代表团顾问身份参加了在纽约和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和平利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底委员会会议；1975年，又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代表之一出席了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第三期会议，并参加审议“建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底、洋底及其底土区域和资源的公平国际制度”等文件。1980—1982年，他被推选担任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理事会自然资源司司长，出色的工作受到一致好评。1987年7月，张炳熹被聘任为联合国国际海底管理局筹委会审查先驱投资者申请的专家小组成员。多年来，他以其广博的知识，在为维护中国海洋矿产资源权益，为国内研究解决国际海域划界争端的办法，制订东海大陆架立法的原则等方面，从地质依据角度，提出了有充分说服力的见解，作出了有重要意义的贡献。

70年代后期，张炳熹教授曾写有《有关长江中下游中生代晚期火山岩系中铁矿的若干问题》(1983年在《矿床地质》上发表)，对中国矽卡岩和火山岩型铁矿的关系作了深入的探讨。在1980年全国第二次矿床会议上，张炳熹写有《矿床学研究问题》一文，深为各方所关注和重视。

张炳熹教授在制订中国地质科技发展规划中，常以自己卓越的见识，丰富的实践经验发挥了重要作用。50年代，他就参与了国家科委编制的中国十二年(1956—1967)科技发展规划。近几年，主持了中国地质学会“2000年的中国地质”研究工作，主编出版有《当代地质科技动向》、《2000年的中国地质》、《中国地质工作发展战略》、《依靠科技进步，推动地质工作发展》等多种专著。他又是《国土资源遥感》刊物的主编，先后撰写了多篇有关地质科技工作的建议，并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起草的初期工作。

张炳熹教授多次出国开会和考察，为中国和国际地质界的学术交流建立了良好的交往关系，作了不少贡献。1988年，他曾在香港大学讲学，较系统地介绍了当代中国地质工作、主要时期的事件及不同大地构造学派的观点，深为国外及香港地区学者的欢迎。同时，他一直关心支持和担任地质矿产部“七五”、“八五”的若干重点科技攻关项目的业务指导和科技顾问工作，并且事必躬亲，十分重视调查研究。虽然当时已年逾七旬，在1992年夏季得病之前，仍然深入一线，亲临现场并深入坑道观察。以后仍亲自听取各重点项目的汇报，并发起组织多次“八五”期间重要科技问题的多学科研究成果交流会，将文章汇集成册，并及时提出有益的发展战略方面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