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文化是巴国王族和巴地各族所共同创造的全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及其社会结构的总和。巴人或巴族是中国古代西南及中南地区的一个族群。据专家学者考证，“巴”的地域范围大体界定在北起汉水、南至鄂西清江流域、东至宜昌、西达川东的地区。春秋战国之际向西发展，在民族迁徙的过程中，巴族的文化得以沿途传播，也得以与其他族群进行交流。巴文化在秦汉统一以后，开始融入华夏文化共同体。

基本概念

文献记载

考古发现

巴文化的主要代表(“巴渝舞” “巴乡清” 巴人风情 巴人神话 巴文化雕塑区)

蜀文化与巴文化

基本概念

（1）巴国文化：商代晚期和西周时代，

主要以汉水上游为基本地域依托；春秋时代，巴国文化有所扩展，南及大巴山北缘，东至襄阳；战国初，巴国举国南迁至长江干流，先后在清江、川峡之间至川东立国。这几个地方，留下了巴国文化的大量遗迹。

（2）巴地文化：包括川东、长江三峡和鄂西南的土著新石器文化，考古学上称之为早期巴文化。从新石器时代到春秋末叶，这些文化在当地发展演变，盛衰兴替已达一二千年之久。

（3）完整意义的巴文化：战国初，巴国溯江进入川东，始将青铜文化与当地的土著新石器文化融合起来，也将巴国文化与巴地文化融合起来。这才形成了完整意义上的巴文化。

巴人或巴族是中国古代西南及中南地区的一个族群。据专家学者考证，“巴”的地域范围大体界定在北起汉水、南至鄂西清江流域、东至宜昌、西达川东的地区。春秋战国之际向西发展，最终以重庆为中心，建立了巴国，逐步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在民族迁徙的过程中，巴族的文化得以沿途传播，也得以与其他族群进行交流。 巴文化与楚文化在秦汉统一以后，开始融入华夏文化共同体，但巴人与楚人始终保持着本民族的独特文化。这种多元文化特质的传播脉络一直延续至今，成为连接古今巴文化的重要纽带。出土巴国文化遗存的湖北省宜昌市位于北纬30度，东经111度，四川省宣汉县位于北纬31度，东经107度；这两地分别处在长江及其支流清江和渠江两岸，均为山区。两地同处于热带海洋气团和极地大陆气团的交替控制区域，季节变化明显，夏季高温多雨，冬季低温少雨，年降水800mm以上，是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随着三峡考古工程的有序推进，有关巴文化的种种谜团正被逐步揭开。 目前，学术界对巴文化的源流至少提出了三种观点：一说巴文化源自殷周文化；一说巴文化是在楚文化的强大影响下产生的；一说巴文化是一种地域文化，与楚文化、蜀文化并驾齐驱，但又互相影响和渗透，故也有“巴楚文化”与“巴蜀文化”之称。

文献记载

有关对巴人源流研究产生分歧意见的原因，事实上都是基于对有关文献记载内容的理解和解释不同而造成的。研究巴人历史所本的主要早期文献著作有《山海经》、《左传》、《世本》、《华阳国志·巴志》、《水经注》和《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等书。

根据对文献的不同理解和解释，目前学术界至少在巴名字的来源、巴字的含义、巴族的起源、巴国的出现、巴人早期的活动区域等等问题上提出了多种不同的观点。这些不同的学术争鸣无疑对深入探索巴人的渊源流变史具有重要的裨益。

最早记载巴人事迹的古文献是《山海经》。《山海经·海内经》说：“西南有巴国，大皞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山海经·大荒北经》：“西南有巴国，有黑蛇，青首，食象”。《山海经·海内南经》说：“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人请讼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执之。是请生，居山上，在丹山西，丹山在丹阳南，丹阳，居属也。”《今本竹书纪年》也有：“（帝启）八年，帝使孟涂如巴涖讼”的记录。与《山海经·海内南经》的记述如出一辙。

后代学者在注解前述记载时或认为丹山西，即今重庆巫山县境的巫山。至于巴人“廪君”，在《山海经》中并没有见到直接的记录。《山海经·大荒南经》说：“有臷民之国，帝舜生无淫，降臷处。是谓巫臷民。巫臷民盼姓，食谷。不绩不经，服也。不稼不樯，食也。爰歌舞之鸟，驾鸟自歌，凤鸟自舞，爰有百兽，相群爱处，百谷所聚”，或认为“巫臷”即“巫蜒”，就是秦末汉初学者着述的《世本》中的：“廪君之先，出自巫蜒”的“巫蜒”。

《世本》是目前持巴人源于鄂西观点的最早和最主要的文献依据。

目前流传下来的的《世本》辑本或辑补本有多种，各种辑本都有对“廪君”的记述，尽管记述的详略程度和表述的语句不尽一至，但主体内容是基本一致的。 《世本卷七下·氏姓篇下·姓无考诸氏（清秦嘉谟辑补本）》：“廪君之先，故出巫蜒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曋氏、相氏、郑氏，皆出于五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廪君名曰务相，姓巴氏。与樊氏、曋氏、相氏、郑氏，凡五姓，俱出皆争神，乃共掷剑于石，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雕文画之，而浮水中，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惟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辙来取宿，旦即化飞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不知东西所向七日七夜，使人操青缕以遗盐神曰：‘缨此即相宜，云与女俱生，宜将去’，盐神受而缨之，廪君即立阳石上，应青缕而射之，中盐神，盐神死，天乃大开，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世尚秦女”。

《世本·下·侯国氏姓（雷学淇校辑本）》说：“巴郡蛮本有五姓。廪君之先，故出巫蜒也。廪君，名务相，姓巴氏。与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山有二穴，其一色赤，其一色黑，如丹漆状。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生于黑穴。

五姓未有君长，俱事鬼神，皆登呼躧穴屋，掷剑刺之，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能中之，众皆叹。又各令以土为船，雕文画之，而浮于水内，约船浮者，神以为君。他姓船不能浮，独廪君船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阳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莫辙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十余日，廪君思其便，操青缕以遗盐神曰：‘婴此即相宜，云与女俱生，宜将去’，盐神受缕而婴之，廪君即立阳石上，应青缕而射之，中盐神，盐神死，天乃大开，廪君于是君乎夷城。” 上述文献中见到的早期巴人史迹（夏商西周时期）记录，均属于传说史而非实录史。故据此考证巴人的早期历史本身就存在着较高的不确定性和难确定性。相对而言，晚期巴人史迹（东周时期）的文献记录（如《左传》等），多属实录史，有较强的可信度。

廪君种巴人的史迹记载最早源于西汉时期《世本》的传闻述说中，依据这种传说口吻，汉晋南北朝时期及其后的文献又不同程度地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从而演绎出一个近似神话式的巴人起源故事。但从《山海经》中不见“廪君”的记述和《世本》中出现“廪君之先，故出巫诞”的语句等现象分析，“廪君”巴人集团的历史发展传说即便接近事实，他们恐怕也不能完全等同于《山海经》中的“巴国”或“巴人”。因此，认为廪君种巴人不是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巴族集团，而应是巴人后期发展的支流或旁系。

三峡重庆库区不仅是文献传说巴人活动最频繁的地区，而且更是考古发掘发现巴人遗迹最丰富的地区。依据近年来逐渐积累的考古发掘资料分析，巴人早期的中心活动区域还是以今重庆库区为主，至少在从早期到晚期之间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巴人是以今重庆库区为发源和发展的根据地的。

据零散的文献记录，目前所知巴人最早出现的时代应是夏商时期。前列的《山海经》记录，如果所记不谬，则在夏启立国初期巴国或巴方已出现。一些学者认为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有“巴方”、“巴甸”之名，其地域就在今汉水、丹江之间，这些巴人在殷武丁时期就曾与殷王朝发生过较大的战斗。但大多数研究者没有接纳这种提法，认为迄今为止甲骨、金文中所谓的“巴”字，均属于一种误释。但从《左传·昭九年》：“武王克商，……巴、濮、楚、邓、吾(周）南土也”和《华阳国志·巴志》：“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等记述看，殷商时期巴的存在应无问题。上述文献线索，为判断夏商时期巴人或巴国的出现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夏商时期以前生活在古巴人中心活动区域中的原始先民，与夏商时期形成的巴族有否族源联系，是一个需作重点探索的学术问题。但两者都是有区别的，不能笼统地称之为巴人。巴应该是指因聚多个小族建立起大族或立国称侯的巴。巴人或巴族的概念不应是原始氏族的概念，而应是早期民族的概念。

考古发现

巴文化概念的提出始于20世纪40年代，其动因与“巴蜀铜器”的出土直接相关。

20世纪50年代，以船棺葬在重庆地区的考古发掘出土为契机，学术界正式拉起了巴文化考古学研究的序幕。从50年代迄今，立足于考古材料的巴文化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为21世纪深入研究巴文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在既往的研究中，也存在一些对巴文化的涵义界定、时代限定和文化甄别等含混不清或稍欠严谨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三峡水利枢纽工程上马的三峡考古发掘，更为巴文化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史无前例的好机会和好条件。三峡考古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对古代巴地域的考古，因为在长达600多公里的三峡库区中，基本上都是属于古代巴文化活动的区域。迄今止在持续时间已长达十年的三峡库区考古中，已积累了一大批重要的巴文化考古资料，对今后巴文化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目前在三峡地区的所获的考古资料，可谓时代早晚俱全，从史前时期到明清时期几乎所有的时代环节都没有缺失，文化内涵丰富多彩且不乏精品佳作。考古学的巴文化是指巴族人在特定的时间和地域范围内创造的物质文化，他们本身应有其时空范围的因素制约。但在目前对三峡库区巴文化的研究中，出现了一些对巴文化上限时间无限延长的倾向，即将一些史前期的文化亦列入早期巴文化行列，有人以为此举实不可取，因为史前期巴地域的文化不等于巴文化，也不应该称为“巴文化”，应遵循史前考古学文化命名规则以首次发现的典型遗址命名为宜。考古学的巴文化其时代上限应界定在国家制度出现的夏商时期，下限或以秦一统之前的东周末年为宜。秦汉时期的巴地区文化，事实上已是中原汉文化中带巴地域色彩的文化融合体，也不属于前述界定的巴文化范畴。

在近十年的三峡库区文物抢救发掘中，目前已发现发掘并确认出一大批从夏商时期直到东周时期的巴文化遗址。夏商时期文化遗存在三峡库区的发现分布一直是学术界格外关注的问题。近年来发现和发掘的重要遗址分别有湖北库区的宜昌杨家湾、中堡岛、秭归长府沱、官庄坪、巴东官渡口和重庆库区的巫山琵琶洲、江东嘴、奉节新浦、云阳李家坝、东洋子、万县安全墓地、中坝子、忠县哨棚嘴和中坝等等。

夏商时期三峡库区的文化发展，

普遍呈现出巴蜀文化色彩偏浓、楚文化色彩较淡的趋势，这可能与巴蜀鼎盛时期的势力范围直接相关。此时期库区内的考古学文化，与川西成都一带发现的巴蜀文化遗址内涵特征基本雷同，两者当存在直接的传承或影响关系。此外，中原地区夏商文化对库区文化的影响也留下了明显的痕迹。 三峡库区近年来发现和发掘的西周文化时期遗存较多，重要遗址主要有湖北库区的秭归大沙坝、巴东雷家坪、重庆库区的巫山双堰塘、跳石、云阳李家坝、忠县瓦渣地、丰都石地坝和涪陵蔺市、镇安、石沱等等遗址。三峡库区的西周时期文化，除均带有中原文化影响的因素外，一般而言，湖北库区范围内的西周文化表现出较浓的楚文化色彩，而重庆库区范围内的西周遗存则表现出较浓的巴文化味道。值得一提的是重庆巫山双堰塘西周遗址发现大量的包足鬲，有倾向认为这是巫山地区在地理上与鄂西毗邻直接受楚文化影响的结果，有人认为这种看法有失偏颇。客观而言，双堰塘西周陶鬲的形态与“楚式鬲”有明显的区别，“楚式鬲”实际上是一种中原铜鬲文化与楚地陶器文化结合的产物，而双堰塘陶鬲则明显属于中原铜鬲文化与巴地陶器文化结合的产物，它们应是目前峡区考古揭示年代最早的“巴式鬲”。

东周文化遗存在三峡库区的分布发现一直享有盛名。

近年来发现和发掘的重要遗址分别有湖北库区的宜昌杨家湾遗址、秭归柳林啧和重庆库区的巫山刘家坝、蓝家寨、巫溪和坪、庙溪、奉节新浦、老油坊、云阳李家坝、忠县崖脚（半边街）、瓦渣地、中坝、涪陵小田溪等等。 三峡库区东周时期的文化基本与中原文化并轨，湖北库区或残留有楚文化的特点，而重庆库区亦或多或少见到巴文化的痕迹。由于科学发掘遗址数量的骤增，三峡库区的夏商西周文化的面目和分布特点等亦逐渐清晰。从宏观上看，包括湖北、重庆在内的整个三峡库区的夏商西周考古学文化面貌较为一致，其文化内涵的风格特点多具浓厚巴蜀色彩，与川西同时期文化明显雷同，两者当有较直接的渊源发展关系。此外，库区的夏商西周考古文化又多多少少可以看到中原和楚地夏商西周文化的影子，两者存在一定的文化交流或影响。重庆巫山双堰塘、云阳李家坝等西周遗址的宏大规模和丰富的出土遗物，暗示了重庆库区西周时期曾存在过大规模的城市聚落，它们为探索重庆库区古代巴人早期的都市聚落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实物资料，对揭开古代巴都之迷、复原早期巴人历史则具有重要的、特别的意义。

巴文化的主要代表

“巴渝舞”

“巴渝舞”，是古代巴渝地区民间武舞。

中国古代典籍记载最古老的音乐创作产生于巴地。巴渝舞来源于商末巴师伐纣时的“前歌后舞”。巴渝舞特点：舞风刚烈，音乐铿锵有力，属武舞、战舞类型。“剑弩齐列，戈矛为之始。进退疾鹰鹞，龙战而弱起”，“退若激，进若飞。五声协，八音谐”，由此可见巴渝舞惊心动魄的艺术效果。

汉初，巴渝舞被刘邦移入宫中，成为宫廷乐舞，既供宫中观赏，也成为接待各国使节贵宾的乐舞，还成为王朝祭祀乐舞，天子丧礼乐舞。那时巴渝舞几乎成了国家乐舞。三国曹魏时巴渝舞更名为“昭武舞”，西晋时将“昭武舞”易名为“宣武舞”。唐时，巴渝舞仍为宫廷乐舞之一，唐以后，巴渝舞便从宫廷乐舞中消失了。尽管如此，在民间，巴渝舞遗风犹存，川东巴人后裔的踏踢舞、摆手舞、腰鼓舞、盾牌舞，就是古代巴渝舞的流变，现在的薅草锣鼓、花鼓调、花灯调、莲花落、川剧帮腔、川江号子、船工号子、劳动号子、翻山铰子等都和巴渝舞曲密不可分。

“巴乡清”

古代巴人的酒，以“巴乡清”著称于世。《水经·江水注》记载：“江水又迳鱼腹县（今奉节）之故陵……江之左岸有巴乡村，村人善酿，故俗称‘巴乡清’，郡出名酒。”此酒名贵，饮誉遐迩，以致秦昭王与板楯蛮订立盟约时，以此为质。清酒酿造时间长，冬酿夏熟，色清味重，为酒中上品。巴人善酿清酒，表明其酿酒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巴人风情

巴人有古朴凝重的民风，历来崇尚勇武。他们住干栏式房屋，楼上居人，楼下养畜，傍水而居；死后大多采取船棺葬、悬棺葬、幽岩葬、岩穴葬、土坑葬。賨人善织，家家户户能自己织布，衣物等所需布匹均能自给自足，“賨布”就是賨人织的麻布，秦灭巴后，令板楯蛮以交纳賨布代替户赋，由此賨布名传海内。

巴人神话

巴人自然神话有：“比翼齐飞”、“巴蛇吞象”、“白虎神话”。巴人英雄神话有：“廪君传奇”。巴人神女传奇有：“巫山神女”、“盐水神女”。

巴文化雕塑区

巴文化雕塑区位于重庆市歌乐山风景区内。重庆是古代巴国的首都，在这里，巴族先民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古代文化，属于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歌乐山风景区“巴文化雕塑区”旨在把这段文明从史料和博物馆中引出来，进入大众空间。

雕塑区在取材上尽可能搜寻能代表巴文化特征的史料、神话。大型浮雕《巴人之舟》取材于《世本-氏姓篇》，是史学界较为肯定的关于巴人种族来源的古史传说。大型雕塑《栈道文明》集中地表现了古代巴人开凿栈道的艰辛和伟大。大型浮雕《祭祀》取材于巴蔓子将军和巴族独特的丧葬民俗，在高高的悬棺之下，跳丧舞蹈宣泄着巴族宏大的生死观和巴蔓子将军刚烈之精神。

雕塑区在构成上造成强烈凝重的原始文化氛围。雕塑手法粗犷豪迈，充分表现了巴民族开拓向上的精神。

根据考古发掘，巴文化代表还包含巴人诗作、巴国符号文字和青铜文化等内容。由于秦朝大规模的“焚书坑儒”，加之战乱、灾荒和历史年代久远等，其史料逐渐绝迹，巴文化已埋藏在滚滚的历史长河中，融化在大巴山人民的民俗文化里。对巴文化的更深层次研究，有待依赖考古新发现。

蜀文化与巴文化

今天的四川省、重庆市在中国古代的商、周时期，是以蜀族和巴族为主，建立的两个王国，他们和中原的商、周王朝、华夏族，有着密切的联系。秦举巴蜀以后，巴国和蜀国被正式纳入秦国的版图。经过秦代到西汉早期，巴族和蜀族及其它族已逐渐融合于汉族之中。

关于古代巴蜀历史的研究，这方面的材料较少，而且零星，主要是根据传说材料整理而成，这就不免带有神话色彩和后来整理者的观点，特别是汉、晋时期的大一统思想。这样无论在史料方面和我们的认识方面，都受到一定的局限，给研究巴蜀历史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近代考古学的兴起，为历史科学的研究开辟了另一条途径。近年来，四川的考古学家们取得了丰富的巴蜀文化考古材料，做了许多研究。这些成果为研究古代巴蜀历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根据考古学研究的结果，巴文化和蜀文化是两支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它们有各自的分布地区。a:蜀文化分布的中心是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川西地区； 巴文化分布则由包括川东地区（如距今4500年的罗家坝遗址）、重庆地区、鄂西（今恩施地区）共同构建。b:蜀文化渊源于四川盆地西部的新石器晚期文化；巴文化渊源于川东北（罗家坝遗址）、长江三峡地区新石器晚期的季家湖文化(类型)等。这两支考古学文化之间是有来往、互有影响的。

考古学文化是一个特定的社会集团的物质遗存，根据巴文化和蜀文化研究的结果，它们是各自有发展、有继承的考古学文化，其发展谱系是清楚的，这些就是古代巴蜀两族给我们留下的实物史料。当然在巴、蜀两国内，除了巴蜀这两个主要民族外，还有一些其它民族，由于所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相同，所以在生活习俗、传统方面，他们和巴、蜀两族近似，这就形成了在物质文化遗存方面的近似，目前的巴文化、蜀文化大约可以涵盖他们。以后考古材料的积累和认识的逐步深化，或许会有新的体会。

巴蜀文化一开始即和外界，主要是指中原的夏、商、周文化有交往、有影响；在他们更早之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这种交往和影响就已经存在。所以《尚书?牧誓》所记参加周武王伐纣的蜀，就是四川盆地西部的蜀，这从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器、玉器和彭县竹瓦街窖藏青铜器上可以得到证明。蜀人已经参加了中原地区的重大政治活动，《尚书·牧誓》的记载是可信的。正因为蜀人很早就和中原地区发生交往，在中原文化强烈地影响下，相当于商、周时期的蜀文化已经进入文明。发展到晚期，巴蜀文化成为中原地区和「西南夷」地区交往的桥梁。

相当于商、周时期的蜀文化已有高度发达的经济，尤其是有发达的青铜铸造手工业和玉石器制造手工业。青铜器铸造、玉器制造，实际上体现了一个民族整体经济的水平，用现代的话说，即是「综合国力」。夏鼐在谈到青铜冶铸业的发明和广泛采用的重要意义时说：「首先青铜的原料铜和锡，不像石器时代那些制造石器的石料，并不是到处都有，可以就地取材。其次，铜和锡都是矿物，其中自然铜的产生很稀少，一般铜矿和锡矿都要经过提炼才能提出金属的铜和锡。这不像石料那样可以利用天然物如砾石、页岩、板岩等，不必经过化学方法来提炼。金属提炼出来后，还需翻铸，才能铸造出可用的青铜器来。这些是意味着要有一批掌握冶金技术的熟练工匠，又要有一定的贸易活动和保证交通路线的畅通，才能解决原料和产品的运输问题。这又需要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上一定的改革，以适应新的经济情况，包括生产力的发展。」夏鼐这一段论述说明了，考古学研究的对像是物质文化，但不仅限于物质文化，要通过研究物质遗存去研究各个时期人们上层建筑领域的问题。青铜铸造手工业的出现必须是在经济领域里各个方面都要有一定的发展。在人们的社会组织、结构方面也要与之相适应。

玉器制造手工业和青铜铸造手工业有相似之处，如原料的开采、运输、加工等。同时这些手工业的生产专业性技术很强，需要有一批人专门从事这类生产，这就要求农业生产有相应的发展水平，以保证这一批人的食物。所以从这些手工业的发展情况，可以窥见早期蜀文化整体经济发展的水平，生产力发展的情况。

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社会的变革，相当于商、周时的蜀文化已经出现了国家。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国家，在考古学上反映的如城市、大型的礼仪性建筑、宫殿建筑都已发现。广汉三星堆高大宽厚的城墙、埋藏众多青铜器和玉器的祭祀坑，成都十二桥的大型宫殿建筑遗存、羊子山高大的夯土台遗址等，都是国家机器在物质文化方面的体现。早期蜀文化进入文明是其本身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从发现的文化遗迹、遗物看，曾受到中原商、周文明的强烈影响。

巴蜀文化发展到了它们的晚期，一方面巴族开明氏王蜀，作为异族的统治集团统治下的蜀国，大多数居民仍然是原先的蜀族，这样不但要容许他们在原地生活，还得靠蜀族的上层来统治广大的蜀族居民，这种情况在古代是很多的，即史书上的“变服从其俗”，另一方面这时巴、蜀两国疆域相邻、犬牙交错，相互影响势所必然，所以在各自保留本民族的一些特点外，有更多的共同性，这是“巴蜀文化”名称的由来。即使如此，我们根据他们顽强保留下来的传统习惯，仍可区分出来蜀人墓葬和巴人墓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