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儒家精神对中国文化各个方面广泛渗透,在诸子百家中,历史之所以选择了儒学,并不是偶然的。一方面，六经为春秋以前中华文明之结晶，而孔子以六经为教，最为全面地继承了传统文化。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儒学代表了中国思想之正统。正如熊十力所说：“夫儒学之为正统也，不自汉定一尊而始然。儒学以孔子为宗师，孔子哲学之根本大典，首推《易传》。而《易》则远绍羲皇。《诗》《书》执礼，皆所雅言，《论语》识之。《春秋》因鲁史而立义，孟子称之。《中庸》云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孟子言孔子集尧、舜以来之大成。此皆实录。古代圣帝明王立身行己之至德要道，与其平治天下之大经大法，孔子皆融会贯穿之，以造成伟大之学派。孔子自言‘好古敏求’，又曰‘述而不作’，曰‘温故知新’。盖其所承接者既远且大，其所吸取者既厚且深。故其手定六经，悉因旧籍，而寓以一己之新意。名述而实创。是故儒学渊源，本远自历代圣明。”另一方面，儒学为“内圣外王”之学，最为全面地探讨了人生、社会、宇宙的道理。正如余英时所言：“儒学不只是一种单纯的哲学或宗教，而是一套全面安排人间秩序的思想体系，从一个人自生至死的整个过程，到国、家、天下的构成，都在儒学的范围之内。”

原始儒家的精神，首先是创造性的生命精神，是人对宇宙的一种根源感。儒家文化是一整套关于宇宙人生与历史文化的超越价值。《周易·系辞传》说“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意思是说天地的根本性质是“生生不息”。照《易传》的看法，宇宙是一刚健的生命，不停息的变化流行，人也该效仿它而自强不息。“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化育。可以赞天地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礼记·中庸》）这就是说，一旦人能充分地护持住自己的道德理性，人就能全面发挥其本性，并且尊重每个人及每一物的生存，使之“各遂其性”；这样就能回应天地的生命精神，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与天地鼎足而三，理性地适应并进而辅相天地。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人的生活意义，由此而确立。

先秦儒家诸子相信：他们用“本天道以之人道”的方法启示出来的“仁道”，是和“天道”相互通契的。“仁”的具体含义是“爱人”。凡是人都有仁性，天生就有恻隐之心，有仁德的人会用爱心去对待人。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从忠的方面说，就是推己及人、尽己为人；从恕的方面说，就是自己所不喜欢的，决不要强加给别人。儒家的理想，是要把仁爱的精神，由爱自己的亲人推广到爱周围的人，爱所有的人，爱宇宙万物。为了鼓励弟子们修习“仁道”，儒家发展出一套精致的“修身”办法，要求弟子们“修身以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第一章》）“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中庸·第二十章》）儒家主张通过对仁爱之心的推广，把人的精神提扬到超脱寻常的人与我、物与我之分别的“天人合一”之境。

渊源于上古文化传统的先秦原始儒学，确实具有非常鲜明的民主精神气息，而与现实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王权专制主义判然有别。儒家的政治思想传统是德治的传统，它寻求由个人的完善，达成社会的完善，由成熟的个人，组成成熟的社会。《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是对这条由“内圣”开“外王”的修己治人之道最为经典的表述。德治理想的关键，是统治者或领导者修炼自己，率先垂范，然后教化万民。德治

路线的贯彻，依赖于古代的圣王传统。当然，应该看到，自古以来中国儒者只有人格意识而无人权观念。在奴隶制与封建制时代存在着等级制度的情况下，任何人都处于既定的等级制大网络中，等级服从高于一切。人无自然赋予权利的观念，实则毫无独立人格可言。而儒家从人与天地共处、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人的作用与功能等角度来讨论人，确乎抓住了人的本质，但儒家论人多言“治人”和“治于人”，是从治人角度来讨论人生的，这与近代西方人文主义颇殊其趣，而这也就使得上述先秦原始儒学的思想主张不可与近代民主等而论之，充其量只能称其透射着一定的古代民主精神气息而已。

儒家精神是一种“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精神，也就是伟大寓于平凡、理想属于现实的精神。在现世伦常的义务中，在某种社会角色和社会位置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非常崇高地生活，忠于职守，勤劳奋发。只要我们对生活有高度的觉解，我们所做的平常事就有不平常的意义。能否成就某种外在的功业，有赖于各种机缘；但只要我们顺着本性内在的禀赋有所发挥创造，我们内心得到了某种精神满足，这就实现了我们生活的目的。儒家认为，人存在的价值，就在于成就道德人格。只要挺立了道德自我，以良知作主宰，我们就能超越世间各种境遇，超越本能欲望，以超越的精神，干日常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