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个人生平

学术生涯

主要著作

人物评价

社会评价(为人师表：雅量高致 治学之道：横通与纵通 开门办馆：广纳天下贤才)

其他信息

简介

1936出生，江苏武进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人文学部主任、国学研究院院长。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 中文系，留校任教至今，1984年晋升教授，1986年取得博士生导师资格。1982年4月至1983年3月任日本东京大学外国人教师；1992年7月至1993年9月以及1998年任新加坡国立大学客座教授；1997年9月至12月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访问研究学者。2004年9月至11月任香港城市大学客座教授；2005年9月开始兼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与北大联聘）。此外，还先后在日本爱知大学，美国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华盛顿、夏威夷等大学，以及香港大学、台湾大学讲学。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

其曾祖父袁绩懋，字厚安。为道光二十七年一甲第二名进士（榜眼），曾历任翰林院编修、刑部主事、福建省候补道台署理延建绍道[2]，后因太平天国之乱，死守顺昌县城，于咸丰八年九月十二日（公元1858年10月18日）城池陷落而死于军阵之中；被清廷追赠福建按察使衔，世袭骑都尉，入祀京师及阵亡地方昭忠祠，常州府、顺昌县两城奉特旨建专祠祭祀，谥号文节。曾祖母左锡璇，字芙江。亦是一位文学才女，其作品现存有《碧梧红蕉吟馆诗草偶存》2卷、《碧梧红蕉吟馆诗余偶存》1卷传世。

曾外祖父曾咏是清朝进士，曾历任江苏省常州府武进县知县、江西省吉安府知府，后卒于江西鄙阳任所，被清廷追赠太仆寺卿衔。

祖父袁学昌为光绪五年举人，曾历任安徽省滁州府全椒县知县、湖南提法使；祖母曾懿为清末著名女中医暨女诗人，著有丛书《古欢室医书三种》（内含〈医学篇〉8卷、〈女学篇〉、〈中馈录〉各1卷）、《古欢室诗词集》（内有诗3卷、词1卷）传世。

二伯父袁励准为晚清翰林，光绪二十四年进士，曾历任入值南书房，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之师、京师大学堂（现今之北京大学）提调、清室逊位后任清史馆编修及辅仁大学教授，为清末民初著名的书画家及收藏家。

个人生平

男，原籍江苏武进。

1936年4月出生于山东济南，出身于一个传统的读书人家庭，家庭培养了他对古典文学的兴趣。

1953年他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

1957年北大中文系毕业留校任教，从此开始了教学与科研生涯。

1958年秋先是带着学生到北京城子煤矿半工半读，每周三天下矿井挖煤三天上课，持续了两个多月。接着又到密云钢铁公社劳动了大半年，烧过锅炉，做过炉前工、木工、铸工。1959年夏他又下放到斋堂公社白虎头大队劳动。

1960年3月才回到北大。

1962年以后那段狠抓阶级斗争的岁月里，先生被定为全校的“白专”典型。

文革开始后，很自然地受到批判，下放鲤鱼洲“五七干校”劳动了一年多，在一次翻车事故中，从波阳湖大堤上摔下来，差一点丢了性命。在那种压抑的氛围中，先生感到动辄得咎，无所适从，“那是我一生中最不开心的时候”。

1977年高校恢复招生后，袁行霈在北大为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中国文学史、中国诗歌艺术研究、陶渊明研究、唐诗研究、李贺研究、唐宋词研究等课程。他在教学工作中不断探索进取，取得较好的效果。

1979年晋升讲师。独自撰写了《山海经初探》、《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考辨》、《魏晋玄学中的言意之辨与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等论文在1979年发表，开始引起学术界的注意。

1980年任副教授。

1982年至1983年，他应日本东京大学的邀请，前往讲授陶渊明研究等五门课程。

1984年成为中文系特聘教授。

1986年取得博士生导师资格。

1992年，袁行霈兼任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国学研究》主编。

1992年至1993年，他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

1994年任大型系列电视专题片“中华文明之光”（150集）总顾问。

1997年以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身份在哈佛大学访问研究，并在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华盛顿、夏威夷等大学演讲。

1998年再次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

1999年出任北京大学人文学部主任。

2000年又出任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

2004年任香港城市大学客座教授。

2005年被北京大学确认为资深教授，享受理科院士待遇，同年被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聘为教授（与北京大学联聘）。

2006年1月18日，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学术生涯

先生走上学术道路和他从小所受的文化熏陶有很大关系。他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家庭培养了他对古典文学的爱好，启迪了他对文学的慧心和妙赏。

1953年，先生考进北京大学，从此受到严格的学术训练。1957年毕业，被林庚先生留做助教。在1960年至1964年的几年间，他和陈贻焮先生一起跟随他们的导师林庚先生主编了《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还参加了林庚、冯沅君主编的《中国历代诗歌选》的选注工作。做这些工作需要阅读大量的作品和史料，为他今后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78年先生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纵通”与“横通”》，文章不长，却是先生第一次公开地表白自己的学术追求，预示着他学术道路上一个新的开始。文章指出：所谓“纵通”是“就文学论文学，着重研究文学史上各种现象、体裁、流派的发生、发展和衰落；研究一个个时代和作家的成就，及其承上的作用和启下的影响；力求将上下三千年文学发展的来龙去脉整理清楚”。所谓“横通”就是力求将文学和史学、哲学、宗教、艺术乃至自然科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并努力从他们的关联上，从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渗透的关系上，寻求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他认为将“纵通”与“横通”结合起来，从更广阔的背景上观察和研究文学发展的历史，“一定会有很多新的发现，甚至开拓出一些新的学科领域”。

1987年他的《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出版，此后在日本又出版了此书上编的日文译本，在韩国出版了全书的韩文译本。此书于1991年获北京市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一等奖，于1992年获国家教委授予的高等学校出版社优秀学术专著特等奖。学界对于这一专著的认可令先生感到欣慰，然而谈及这本书的时候，先生屡屡提及的却是林庚先生所作的序言，其中显示了两代学者心灵的脉脉相通，特别是他对导师的感恩之情。林庚先生在序言中说：“人之会心，或囊括宇宙，或隐于针锋，灵犀脉脉，若相问答。行霈为学多方，长于分析，每触类而旁通，遂游刃于群艺，尝倡边缘之学；举凡音乐、绘画、宗教、哲学，思维所至，莫不成其论诗之注脚。本书上编盖由浅入深，沿波以探源；下编则青山历历，峰峦自见。仿佛两条坐标轴构成一幅坐标图，交辉映照，互为表里。话固不可以若是其几也，譬喻又总是跛足的，不知其可耶非耶。多年来行霈时叩我柴扉，每纵谈终日，乐而忘返；盖习以为常，亦性之所近也。”1987年他应邀到日本爱知大学讲学，此后不久出版的《中国文学概论》就是这次讲学的讲稿。1994年，先生与弟子孟二冬教授、丁放教授合著的《中国诗学通论》出版，随即获第二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全国高等学校第二届优秀社科成果奖二等奖。随着学问的精进和学术成就的积累，先生对做学问的见解愈加高屋建瓴。他认为做学问无非是两种方法：一种是把复杂的事情说得简单明白；另一种是对简单的事情，作出深入细致的分析。先生认为，学问也和诗歌一样具有气象。“学问的气象，如释迦之说法，霁月之在天，庄严恢弘，清远雅正。不强服人而人自服，无庸标榜而下自成蹊。”而形成这种气象至少有三个条件：第一是敬业的态度，对学问十分虔诚，一丝不苟；第二是博大的胸襟，不矜己长，不攻人短，不存门户之见；第三是清高的品德，潜心学问，坚持真理，堂堂正正。先生说，具有大家气象的学者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他们学术的格局和视野开阔，能够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处处显示出总揽全局的能力；他们的学问都具有开山之功，开拓新领域，建立新学科，发凡起例，垂范后学；他们都是学问和道德并重，用正直、诚实、刚强成其宽容、独立之气象。

1995年，教育部请袁先生主编面向21世纪教材《中国文学史》。他约请了19所高校的29位学者，营造了良好的学术气氛，大家团结一致，经过两年半的努力，完成了全部书稿，共四卷。他不但将这部书定位为教材，也定位为学术著作，因为好的教材都应反映最新的学术成果，并有独到的见解。他为这部书花费了大量心血，从组织班子、草拟编写要点、确定全书体例、拟定编写工作条例、统改编写大纲，直到全书初稿完成后对全书进行统改润饰定稿，以及看校样，他总是事必躬亲。他还亲自撰写了总叙论、第三卷叙论，以及第三卷的两章。他利用去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访问研究的机会统改书稿，在哈佛大学的图书馆夜以继日辛苦了将近四个月。他手提着一箱子书稿，从中国到美国，又从美国返回中国。他说自己从不做挂名主编，这部书就是证明。关于这套教材的编写方针，先生提出“守正出新”四个字，先生还确立了撰写文学史的三条原则：文学本位、史学思维、文化学视角。这与先生关于诗歌艺术研究经验的总结（博采、精鉴、深味、妙悟）同样有其个人特点，即强调会通化成。傅璇琮先生认为该书“打破传统概念，开拓研究视野，展示了学术发展的新方向”；杨义先生认为全书的总绪论和各编的绪论，“从文化学的大视野考察了文学与政治社会、宗教信仰、学术思潮、传媒和受众等诸因素的联系，荦荦大端，层次分明，有些地方写得非常大器”。该书在1999年8月出版，2000年获北京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2001年获得第五届国家图书奖，2002年又获得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至今已经印刷了多次，被许多高校采用。这是对他们这个集体的高度肯定。

主要著作

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中国诗歌艺术研究》

《中国文学概论》

《陶渊明研究》《中国文学史纲要》（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卷、元代卷）

《中国文言小说书目》（合著）

《中国诗学通论》（合著）

《历代名篇赏析集成》（主编）

《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主编之一）

《袁行霈学术文化随笔》

《当代学者自选文库·袁行霈卷》

《中国文学史》（主编）

《陶渊明集笺注》

《中华文明史》（主编）

《中国文学作品选注》（4卷本）（主编）

《愈庐集》1989年获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优秀教学成果奖国家级特等奖1991年获国家教委和人事部授予的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称号暨人民教师奖章1993年获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的北京市人民教师称号（公众推选的十佳教师）1995年获北京市先进工作者称号。1987年出版的《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于1991年获北京市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一等奖，于1992年获国家教委授予的高等学校出版社优秀学术专著特等奖。1994年，先生与弟子孟二冬教授、丁放教授合著的《中国诗学通论》出版，获第二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全国高等学校第二届优秀社科成果奖二等奖。1999年8月出版的先生主编面向21世纪教材《中国文学史》2000年获北京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2001年获得第五届国家图书奖，2002年又获得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人物评价

马嘶先生说：“袁行霈没有年轻人通常具有的心猿意马、轻佻浮躁、好高骛远那等凌厉之气，也从无生活懒散、读书不求甚解的郎当作风。他从不张扬夸耀、显示自己的长处，也从不干华而不实、哗众取宠之事。他于朴实无华的为人处世之中，时时洋溢着一股蓬勃向上、昂奋进取的朝气，表现出一个有志有为青年的高洁品质。”

学生说：“在我们的眼里，先生总是带着亲切的微笑，他不会让你感到局促和紧张。他认为两个人之间——哪怕是晚辈和长辈，也应该平等地对话。他从来都是那样心平气和，那样波澜不惊。在先生面前你会以为这种气象的背后一定有曲折离奇的故事。”

社会评价

为人师表：雅量高致

在北大中文系，当得起“儒雅”二字的，老一辈教授中非林庚先生莫属，接下来就该是他的学生袁行霈了。这固然得益于其研究对象古典文学的熏陶，更重要的是他们强调知行合一，注重学问与道德的合一，因而这份儒雅是从骨子里透出的儒雅，不会随身份、地位的变化而变化。袁行霈在北大中文系任教已有半个多世纪了。对于一茬茬学子来说，他的课是很多人的美好记忆。

上袁行霈的课，的确是美的享受。俊秀飘逸的板书竖写始终是他的习惯，一节课下来，黑板上就是一篇优秀的书法作品。他把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称为好友，兴起时便在课堂上吟诵他们的佳作，优美的音质，潇洒的气度，陶醉过无数学子。

他的课是北大中文系最受欢迎的课之一，每当他上课时，教室内外几乎水泄不通。袁行霈讲授的陶渊明研究、唐诗研究等专题，成为中文系学子心中的经典课程，他本人被视为北大学者风度的象征。听过袁先生课的人，只要被问及感受，多半是“如沐春风”，有位学生说：“上袁先生的课，你经常有这样的体验，不知怎么，咦，一节课就过去了。”

袁先生带博士生时，对学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十分注重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在课堂上总是鼓励学生发表不同的见解。国学研究院博士生曹胜高说：“袁行霈老师很有雅量，尽管他是一位声名远播的学者，但是他非常虚心，非常坦然地倾听同学的不同见解。”国学研究院每一届学生开学典礼时，袁先生在讲话中都要提到：这里的学生要提交两篇论文，一篇是学术的论文，一篇是个人品德的“论文”。他要求学生做到学问与道德的统一。正是在这样的教育理念下，他的学生中才涌现出孟二冬这样的时代俊彦和学界翘楚。而他本人先后获得国家级与市级嘉奖，并于2006年获北京大学“蔡元培奖”——这是被北大师生公认的“北大教师最高荣誉”。

治学之道：横通与纵通

作为一名治古典文学的学者，袁行霈的研究领域偏重于六朝诗、唐诗、宋词、文言小说，但他没有囿于这些，而是由此开拓出一派雅正恢宏的格局。

早在1978年，袁行霈在《光明日报》发表《横通与纵通》的文章就提出治学主张。“横通”原是贬义词，袁先生赋予它褒义，强调多学科交叉研究，左右打通；“纵通”则指对研究课题有纵向把握，上下打通，并加强对学术史的关注和了解。奠定袁行霈学术地位的《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一书，即是横通与纵通的成功尝试。后来他用二十年的时间撰写了《陶渊明研究》、《陶渊明集笺注》和《陶渊明影像》三本书，把自己的学术能量全部释放在陶渊明这一个点上，以求突破。又由文学史而美术史、音乐史，继而从中国文学史出发，扩大到中华文明史的研究。由他担任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四卷本，先后获得国家图书奖，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至今已经印刷了多次；他与数十位学者一起，经过近7年的潜心研究编辑出版的4卷本《中华文明史》，则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做出贡献。此书英译本将于2012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不仅学术上注重横通与纵通，袁行霈还喜欢一边欣赏古典音乐一边读帖。他说：“眼前是二王，颜柳，苏黄米蔡，耳边是巴赫，海顿，莫扎特，贝多芬。书法与音乐，中国和欧洲，颇有可以沟通的地方。巴赫与颜真卿的恢宏，贝多芬与苏东坡的雄放，肖邦与文征明的俊逸，往往令我惊异其间的相似。当读到笔墨酣畅之处，又恰逢五音繁会之际，浸润在一片不可言说的愉悦之中，如痴如醉，物我两忘，不知时光之流逝。”这大概就是文化的融会贯通之境吧。

开门办馆：广纳天下贤才

自1999年开始，袁行霈成为继符定一、章士钊、杨东莼、叶圣陶、萧乾、启功之后的中央文史研究馆第七任馆长。这固然是他的荣誉，但他更视之为社会责任——文史研究馆是名流耆宿汇集之地，如何延揽人才，凝聚馆员智慧？去年年初，在他的提议下，任继愈、饶宗颐等6人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在袁行霈的主张下，文史馆面向社会，开门办馆，服务大局，回报人民。当汶川发生特大地震后，袁行霈和中央、地方各馆精心创作了360余幅书画作品赠给灾区。他还将自己书写的对联交由荣宝斋义卖，所得收入全部捐赠给灾区。他注意到馆员中有很多著名诗人，但一直没有一本诗选，便经过5年的努力，编辑出版了《缀英集——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诗选》。他的另一大手笔是编撰国家重点文化项目《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全书预计1500万字，将于2012年出版，可称为集全国文史研究馆之力的“文化地图”。袁行霈说：“对参加工作的馆员和馆外专家，第一要尊重，第二要尊重，第三还是要尊重。”

“常怀感激之心，常存惭愧之意”，这是他的真情话语，绝非谦虚之辞。从书斋到社会，从教授到馆长，袁行霈都以高洁、扎实的道德学问践行着自己的人生追求。常说：“腹有诗书气自华”，大约只有“表里俱澄澈，心迹喜双清”如袁行霈这样的人，才能有从骨子里透出的儒雅吧？

其他信息

最好认的代表

尽管袁行霈代表做事一向低调，不喜欢“出头露面”，婉拒了几乎所有记者的采访要求，但在本次两会上，年已71岁的袁行霈代表依然十分惹人注目。“袁教授最好认了，满头银发，这里只有他一人如此仪表。”其实，袁行霈代表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他的身份：国学大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学研究院院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在他看来，作为一个学者，应该远离媒体，充分利用时间，扎扎实实地做学问。

“得慢慢来”、“急不得”

针对当下的国学热、现代私塾的是与非等问题，袁行霈代表表示自己不好发表过多的评论。不过，记者追问之下，他说，国学的传承和复兴不是一下子就能实现的，“得慢慢来”、“急不得”。毕竟，作为“一国固有之学问”(梁启超语)的国学，是经过几千年积累、传承下来的学问，内容十分丰富，不能以实用主义的态度简单对待。

国学不是要不要的问题

袁行霈代表一向认为，国学不能救中国，也不能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然而，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充分重视中国的国情，国情既包括中国的现状，也包括中国的历史，以及中国的学术和文化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讲，深入研究国学是很有必要的。“不管愿不愿承认，也不管是不是喜欢，我们每天都生活在自己国家的文化传统之中，并以自己的言谈行为显示着这个传统的或优或劣的特色。而国学作为固有文化传统深层的部分，已经渗进民众的心灵，直接或间接地参与现代生活。”袁行霈代表说。所以，对国学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必须认真面对、认真研究，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应当抱着分析的态度、开放的态度、发展的态度来对待国学。这个过程，是一个漫长的、潜移默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