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时期，在元稹、白居易等人的推动下，翻开了乐府诗史上壮丽辉煌的一章—新乐府运动。早于元稹、白居易之前张籍和王建就已开始创作乐府诗。由于双方的乐府诗存在了明显的差距，所以分为了元白乐府和张王乐府。

中文名：元白张王

外文名：无

词条属性：诗歌流派、诗人简称

所指人物：张籍、王建、元稹、白居易

所处年代：中唐

主要贡献：新乐府诗创作

摘　要

不同时期的新乐府创作

摘　要

对于“张王”与“元白”之间新乐府创作的关系，学界或以为元白曾影响张王，或以为张王曾影响元白。这两种认识都是缺少根据的。他们的新乐府创作年代不同，各自独立，风貌各异，彼此之间并无太多的联系。

不同时期的新乐府创作

要弄清张王与元白新乐府创作的关系，先须考察各自新乐府的创作情况

张王诗歌佚失很多，但其新乐府现存数量仍然可观。宋郭茂倩《乐府诗集》收录张籍乐府55首，王建54首，其中新题分别就有19首、12首。郭氏对新乐府的收辑比较苛刻，如按葛晓音对“新乐府”的界定统计，二人现存新乐府均在六七十首左右(王建百首《宫词》不计在内)，要占到各自乐府总数的三分之二。关于张王乐府的创作年代，自明以降，人们的认识已模糊不清，如高棅《唐诗品汇总序》即言“下暨元和之际，则有……张王乐府，得其故实，元、白叙事，务在分明”，许学夷《诗源辩体》也说“元和间，韩愈……张籍、王建、白居易、元稹诸公群起而振之……中唐古、律之诗至此为大变矣”，他们都认为张王乐府创作于元和时期。这种认识也许影响了王闿运、闻一多。

张王现存可以大致确定创作年代的乐府，基本作于贞元时期。张籍乐府如《西州》、《关山月》、《征妇怨》，张国光以为反映的是贞元初唐廷与吐蕃之间的“民族矛盾”，故均当作于贞元初；《筑城词》张国光以为当以贞元九年德宗“诏复筑盐州城”为背景，当作于贞元九年后不久。《洛阳行》云“御门空锁五十年，税彼农夫修玉殿”，唐玄宗最后一次幸洛阳宫在开元二十四年，此后唐皇帝不再幸东都，“五十年”后当是贞元二年，则诗当作于贞元二、三年间。《董公诗》颂汴州宣武节度使董晋，为贞元十三年冬到汴州谒见韩愈时作。《废宅行》描写建中四年朱泾原兵变，唐德宗求吐蕃助战而造成的荒凉景象，当作于建中四年后不久。张籍有些乐府虽不能系年，但从内容看，可以肯定作于入仕前。如《短歌行》云“流光暂出还入地，催我少年不须臾。与君相逢忽寂寞，衰老不复如今乐”，当作于其“少年”时期。《送远曲》有“吴门向西流水长，水长柳暗烟茫茫”语，当作于早年家居故乡苏州时。《行路难》有“湘东行人长叹息，十年离家归未得”语，《羁旅行》有“旧山已别行已远，身计未成难复还”语，均应作于漫游时期。

王建乐府同样如此。例如《从军行》(《全唐诗》作《古从军》，本文所引张王“古题”均依《乐府诗集》)云“汉家逐单于，日没处河曲……闻道西凉州，家家哭妇女”，当以贞元初吐蕃侵扰陇西，唐廷出兵抗击为背景，故诗当作于贞元初。《关山月》写行军之苦，有“金莎岭西看看没”语，“金莎岭”即今新疆博格达山(乌鲁木齐东部)；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三知贞元六年吐蕃陷北庭都护府，则诗当作于此年前。《陇头水》(《全唐诗》作《垄头水》)有感于吐蕃陷北庭都护府，陇外之地尽失，当作于贞元六年后的几年中。《行宫词》云“休封中岳六十年，行宫不见人眼穿”。《旧唐书·玄宗本纪》载，“天宝五载春正月……封中岳为中天王”，由天宝五载后推60年为贞元二十一年。

张王现存乐府中有不少是二人间的唱和之作，它们基本作于早年求学时期。可以判定是这种作品的大致有三类。第一类是唐代唯有张王或除张王外很少有他人创作的同题乐府。例如：《望行人》，属“汉横吹曲”，古辞早失，后来只有张、王借此题写思妇对游子的思念；《思远人》、《寄远曲》、《北邙行》，均为张王自制的新题，唐代唯有二人创作，且二人之作内容大致相同；《促促词》(王建诗《全唐诗》作《促刺词》)也是新题，唐代只有张、王和李益作有此题。二人作有这类同题乐府，当不是巧合，而是因为互相唱和。第二类是其某些同题拟乐府。它们虽拟的是前人或时人常拟的旧题，但较前人之作有更多的相似性。如《关山月》，属“汉横吹曲”古题，前人拟作均写征人题材，张王之作略有不同，写的是西域的征战生活，且有反战题旨。《乌栖曲》，为“清商曲辞·西曲歌”古题，前人拟作多写爱情或男女寻乐，只有李白写及帝王，张王均继承并发展了李白的写法。《别鹤》、《短歌行》、《从军行》(张籍诗见陈贻闿主编《增订注释全唐诗》“新补”)等都是这类作品。第三类是其某些异题乐府。它们或“同源”，或题材、内容等有很多的相似性，也应是唱和之作。如张籍《宛转行》、王建《宛转词》同为晋“琴曲歌辞”《宛转歌》的“变题”，且都写思妇题材。王建《陇头水》为“汉横吹曲”《陇头》的“变题”，与张籍《陇头》(《全唐诗》作《陇头行》)“同源”，均写征人对“胡骑”侵占陇西之地的悲慨。再如王建《射虎行》与张籍《猛虎行》、王建《秋夜曲》与张籍《秋夜长》同样是这类“同源”之作。二人有些新乐府如张籍的《寄衣曲》和王建的《送衣曲》，虽然题目稍异，但题材、内容相似，而且在唐代绝无仅有，也当是二人之间的唱和之作。

笔者粗略统计，张王现存乐府中可以判定是同题唱和的有11题，即《寄远曲》、《白苎歌》、《关山月》、《促促词》、《思远人》、《北邙行》、《别鹤》、《乌栖曲》、《望行人》、《短歌行》、《从军行》；可以判定是异题唱和的至少也有12组，即《猛虎行》《射虎行》(前张诗后王诗，下同)、《秋夜长》《秋夜曲》、《寄衣曲》《送衣曲》、《凉州词》《凉州行》、《古钗叹》《开池得古钗》《失钗怨》(后两首王诗)、《陇头》《陇头水》、《离宫怨》《古宫怨》、《宛转行》《宛转词》、《乌夜啼引》《乌夜啼》、《雀飞多》《空城雀》、《离妇》《去妇》、《征妇怨》《渡辽水》，两者共23题(组)，其中新乐府的唱和就近一半。

张王诗歌唱和主要在早年同学“鹊山漳水”时期和元和八年以后同官长安时期。两个时期唱和的诗体是不同的。王建《送张籍归江东》写二人早年的同学生活云：“君诗发大雅，正气回我肠。”“君诗”当包括张籍同王建唱和之作，而“大雅”、“正气”则主要针对乐府诗而言。张籍《酬秘书王丞见寄》写二人后期的同官生活云：“今体诗中偏出格，常参官里每同班。”“今体诗中偏出格”即指他们后期的创作。可见，张王早年唱和的主要是乐府诗，后期则主要是“今体诗”。

总之，张王新、古题乐府多数创作于贞元年间。元和以后，虽然二人还创作乐府，如张籍《伤歌行》讽“杨凭贬临贺尉”，作于元和四年，《沙堤行呈裴相公》有感于裴度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作于元和十年，王建《东征行》写裴度东征蔡州吴元济，作于元和十二年，但数量已非常少，景凯旋《孟贾异同论———兼论中晚唐诗歌的分期》即云，“张籍早期以所作乐府歌行著称于世”，王建“乐府歌行大都作于他元和八年入仕之前”。

我们再看李、元、白的新乐府创作情况。李绅的新乐府全部佚失，但其《乐府新题》二十首作于元和四年已是定论。元稹新乐府《乐府诗集》收录24首，为《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和刘猛、李余之作(共19首)11首以及《八骏图》；如将《元稹集》中辑入乐府的《连昌宫词》、《望云骓马歌》以及可能为近代曲词的《有鸟二十章》、《有酒十章》等均计入新乐府，则有70首左右。据卞孝萱《元稹年谱》、杨军《元稹集编年笺注》，知元稹新乐府基本作于元和四年以后，例如代表作《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望云骓马歌》作于元和四年，《八骏图》作于元和九年，和刘猛、李余之作11首作于元和十二年，《连昌宫词》作于元和十三年。

白居易新乐府据其自辑的《白氏长庆集》所录，主要为《新乐府》五十首。《新乐府》的创作时间今人说法不一，但基本认定成于元和四年后七年前。今天不少学者认为白居易新乐府还当包括《秦中吟》十首及其它少数古诗，如胡适《白话文学史》指出“《秦中吟》诸篇，都可说是新乐府”，葛晓音《新乐府的缘起和界定》亦认为“白居易的《秦中吟》和个别古诗如《采地黄者》也可列为新乐府”。《秦中吟》创作的大致年限白居易已有说明。《秦中吟十首并序》云“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为《秦中吟》”；又《伤唐衢二首》其二云“忆昨元和初，忝备谏官位。……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白居易“忝备谏官”即为左拾遗在元和三年四月至五年五月间，则《秦中吟》当作于是间或稍后。

由上考述可知，张王创作新乐府主要在贞元时期，而元白主要在元和三年至七年间。认为张王受元白影响是不符合事实的。

唐代诗人元稹、白居易、张籍、王建的并称。语出何世璂《然记灯闻》：“元白张王诸作，不习前人乐府之貌而能得其神者，乃真乐府也。”参见“元白”、“张王乐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