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伶（1907~1997），中国著名剧作家、导演、演员。原名任锡圭，字禹成。江苏宜兴人。1926年赴苏州第一师范求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开始从事戏剧活动。1930年考入北平大学法学院俄文法政系。1932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担任组织秘书，并筹建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北平分盟，以戏剧、文学活动的方式，展开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活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左翼电影戏剧的创作和理论工作。1949年以后曾担任国营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上海市文化局局长、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等一系列职务。

中文名：于伶

别名：本名任锡圭，笔名尤兢、叶富根等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江苏宜兴

出生日期：1907年2月23日

逝世日期：1997年6月7日

职业：剧作家、导演

毕业院校：北平大学

主要成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

代表作品：《夏夜曲》、《回声》、《蹄下》、《汉奸的子孙》、《聂耳》 等

人物简介

笔名来源

参加革命

独守孤岛

抗日宣传

建国之后

人物简介

于伶（1907～1997 ），周士观之婿、周伯理的丈夫。主要笔名有尤兢、叶富根等。曾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和中国电影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

笔名来源

“于伶”这名字，并不是他的本姓本名，他本姓任，原名任锡圭，字禹成，是他的父亲从《尚书·禹贡》篇上取“禹锡玄圭，告厥成功”而来。小时候念五年书塾的时候，用这个姓名，后来，念小学和考入苏州草桥的江苏省立二中时也用本名本姓，所以，与他交往深的人都称其为：“老任”。邓颖超就这样称呼他的，不知道的人会觉得很奇怪。

于伶在苏州念师范学校时就喜欢读剧本，南国社的演出剧目，尤其是田汉的作品，几乎能背出全部台词。从读剧本开始他爱好戏剧。虽然他在北平大学法学院念书，读的却是俄文政经系。“九·一八”事变后，于伶投入到抗日爱国的运动中，由于宣传的需要，他开始学习写独幕剧，并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北平分盟的工作。1932年诞生了他创作的第一部独幕剧《瓦刀》，署名“任伽”，这是他的第一个笔名。

以后，他被“剧联”总盟调到上海，从此，连续创作了三十三个独幕剧，用“尤兢”这个笔名。这个名字很特别，有什么来历？承他相告，这外国式的名字，是学习俄文的关系，从外国人名演变而来。他从1934年开始，差不多每天在《申报·本埠增刊》上发表影评文章，也用这个笔名。那么，为什么这个笔名没有一直沿用下去呢？

因为“尤兢”这个名字太响亮了。当时，他创作的《回声》、《汉奸的子孙》等是当时保持最高上演记录的“国防戏剧”，使他获得了“国防专家”的声誉。当上海沦为“孤岛”时期，已经不便用这很有声誉的“尤兢”这个名字公开活动了。也是一种无奈，或者说是于伶在话剧运动中思考的结果。

1938年，从创作四幕剧《女子公寓》开始，他用了“于伶”这个笔名。夏衍曾说：“一个笔名的改变，代表了作者的再出发和新生。”从此，于伶从“国防戏剧”转入“抗战戏剧”的创作，用“于伶”这个笔名创作多幕剧，前后共有十七部多幕剧（不包括集体创作五部）。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与时代同步，尤其是反映上海“孤岛”时期，上海市民抗战这样的主题，如多幕剧《夜光杯》、《女子公寓》、《花溅泪》、《夜上海》等，创造了用话剧表现上海人民抗战的历史画卷，而得到观众的认可。

为什么用“于伶”这个名字？原来，“于”字与“禹成”的“禹”同音，又有于姓，不致被人怀疑是假姓。而“伶”字，即是“戏子”的意思，旧社会“戏子”被人看不起，他愿意做个戏子。于伶老人说这话的时候，神色很坦然。

他还用过其他一些笔名，如1938年，代主编《译报》“大家谈”专栏的时候，用“叶富根”这个土里土气的名字。这个名字也是他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时的化名。因为某某根、某某富，往往是劳苦大众，苏州一带农民叫“根”的特别多，他年轻时在苏州待过六年，还写过江南农民题材的独幕剧集《江南三唱》，无怪乎他要使用这个带有地方色彩的笔名了。

用笔名延为以后的大名，在作家中不在少数。而于伶不仅用笔名改为自己以后的姓名，而且，他的子女，和再下一代子女，也都改姓“于”了。姓什么已不重要，在老于家。

参加革命

于伶本名任锡圭、任向之，字禹成，1907年2月23日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一书香门第。

于伶在苏州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时，就参加了苏州学生的话剧演出，这是他戏剧活动的开始。1930年，于伶考取了北平大学法学院，有感于当时的国危民困，一连写了3个独幕剧，抒发自己的激愤，从此走上了戏剧创作的道路。

1932年，于伶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京分盟，次年，又与宋之的、陈沂等筹建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简称“左翼剧联”）北平分盟，还组织了校外的群众组织反帝大同盟、学生互济会等，以戏剧、文学活动的形式，展开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活动。

1932年5月，于伶、宋之的组织苞莉芭剧社在北平上演了于伶写的剧本《瓦刀》。6月都联合呵莽剧社等演出，两次演出都受到反动军警的袭击，于伶受伤，演出被禁。

1933年1月，于伶由北平被调往上海“左翼剧联”，参加戏剧运动的组织工作。8月，任三三剧社负责人。同年剧社因与国民党军警发生流血冲突，被迫停止活动。这一年，于伶写了反对封建剥削压迫的独幕剧《腊月二十四》（《太平年》）和《一袋米》，首先在上海演出。

1934年4月，于伶调到左翼文化总同盟工作，在夏衍的领导下，分管“剧联”等组织的联系工作。同年建立了上海无名剧人协会，于伶为负责人之一。为纪念“一·二八”抗战两周年，纪念“五一”和支援美亚绸厂工人罢工斗争，协会进行了3次公演，同年7月，遭国民党反动军警破坏。

1934年冬，在于伶主持下，“左翼剧联”总结了前一段的经验教训，认为为了更有效的斗争，应开展建立剧场艺术的运动。于是1935年春，组成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演出了系列中外名著，提高了舞台艺术水平，扩大了话剧影响，使左翼戏剧运动完成了战略转移的任务。自1934年4月至1936年底，于伶在从事繁重组织工作的同时，还写了《夏夜曲》、《回声》、《蹄下》、《汉奸的子孙》（章泯、洪深、张庚集体创作，于伶执笔）、《撤退，赵家庄》（沈西苓、章泯、凌鹤、夏衍集体创作，于伶执笔）、《神秘太太》等11个独幕剧，为宣传抗日救亡，鼓舞战斗意志，揭露妥协投降的卖国贼，发挥了战斗作用。

独守孤岛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中国剧作者协会决定集体创作剧本《保卫卢沟桥》，于伶参加写作，并担任演出委员会主任兼舞台监督。此剧于8月7日在上海蓬莱大戏院上演。8月23日，日本侵略军把战火引向了上海，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在于伶等主持下，动员上海广大戏剧电影工作者，迅速组成了13个救亡演剧队，开展抗日宣传工作。

11月7日，国民党当局弃守上海，上海只剩下法、英租界两块土地，处于日本侵略者包围之中，开始了史称上海“孤岛”的时期。在极为困难的环境中，于伶团结了留沪未走的欧阳予倩、阿英、许幸之、李伯龙等组成青鸟剧社，于1937年末开始演出《雷雨》、《日出》和于伶赶写的《女子公寓》等。1938年中，于伶和阿英、吴仞之、李健吾等人几经波折筹建了上海剧艺社。经过合法斗争取得法租界当局的支持后，演出了法国剧作家萨度的《祖国》、R．罗兰的《爱与死的搏斗》等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戏。以后，又先后上演了张骏祥创作的话剧《小城故事》、《边城故事》及曹禺的《正在想》、《镀金》。通过演出，上海剧艺社的队伍不断扩大，还和法租界当局合作开办了中法戏剧学校，培养了一批日后有名望的编剧导演和舞台美术工作者。

自1937到1941年止，在“孤岛”约5年时间内，于伶创作了《血洒晴空——飞将军阎海文》、《满城风雨》、《女儿国》、《大明英烈传》等10多部多幕剧、11部独幕剧和广播短剧。其中《夜上海》和以前创作的《夜光杯》、《女子公寓》、《花溅泪》在香港、上海摄制成电影。

从《女子公寓》开始，他改用于伶笔名，和以前用尤兢笔名发表的剧本相比，创作水平有明显提高，并开始从哲理上进行人生观的探索。

抗日宣传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于伶和部分战友于3月间奉命向香港转移，在廖承志、夏衍的支持下，同司徒慧敏等组织了旅港剧人协会，有金山、王莹、蓝马等参加，在被称作“话剧不毛之地”的香港，播下了话剧的种子，赢得了众多观众。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战火烧到香港，大批文化人逃离，于伶也于1942年抵达桂林。7月，在桂林写出《长夜行》，此后，即调往重庆。 1943年，于伶于夏衍、宋之的、金山等人组织了民间职业剧团中国艺术剧社。成为抗战后期重庆戏剧运动的中心力量。这一时期，他还写了《杏花春雨江南》、《心狱》等剧，并与夏衍、宋之的合写了以中国话剧界艰难历程为题材的《戏剧春秋》。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0月，于伶回到上海，立即恢复上海剧艺社，团结了上海和重庆复员东下的戏剧工作者，演出了轰动一时的《升官图》（陈白尘著）等。同时，他还创作了《无名氏》，由国泰影业公司拍摄成电影。1947年春，在反动政治迫害和严重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剧艺社被迫解散。于伶同上海戏剧界一起，进行了反内战、反饥饿、争民主、争自由的斗争，并积极支持雪声剧团改革越剧，演出《祝福》，支援越剧为筹建艺校联合演出《山河恋》。1948年末，于伶去香港，不久进入解放区。

建国之后

1949年春，于伶随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参加接管上海的任务，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接管委员会文艺处副处长，接管上海的文化、电影机构。后任上海文化局副局长、局长。1955年5月，潘汉年被诬为“潘杨反革命集团”主犯，于伶受到株连。

1959年7月，于伶同孟波、郑君里合写电影剧本《聂耳》，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1962年6月15日，完成了歌颂上海人民在抗日救亡中英勇斗争的《七月流火》。

在“文化大革命”中，于伶于1966年8月起被囚近10年，精神和身体受到严重摧残。1976年“文革”结束。1977年，于伶在病势稍轻之后，即欣然命笔，重新写作。1983年2月，党中央正式为“潘杨”冤案平反昭雪，于伶在病中写了《怀潘汉年同志》的长诗。

1996年2月22日于伶90高龄时，上海文化界领导为他祝寿，称他是：“中国革命戏剧的拓荒者，革命电影事业的奠基人。”

1997年6月7日逝世，享年9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