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前门外打磨厂（今西打磨厂街）路北的永增军装局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曾是北京兴盛一时的大企业，永增军装局在北京、天津、沈阳、西安、上海等城市有机器厂、链带厂、徽章厂、木材厂、轧钢厂、银号、钱庄、绸缎庄、皮货洋货店等四十多个联号，职工七八百人。

（一）从小帽店起家

永增军装局的创业者是河北省深县人封永修。他十五六岁来北京，在崇文门外一个制帽作坊里学徒。出徒后，就自己生产、串店推销各式棉■（左衤，右夹）帽子。由于封永修做的帽子工精价廉，所以，帽子供不应求，生意十分兴隆。后来，封永修与一个叫高增源的合资在前门外开了个帽铺，取名“永增合帽铺”。“永”字代表“封永修”，“增”字代表“高增源”。开业后，不久就赶上了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事变”，店铺被火烧光。封永修和高增源无奈只可各回各的家乡。1901年，清政府与英、美、德、法、俄、日、意、奥、比、荷、西班牙等十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不平等的《辛丑条约》后，八国联军撤走，北京恢复了平静。封永修又回到北京，他通过向朋友、乡亲和交买卖者各方面告借，筹集到一笔资金，在前门外打磨厂西段路北重操旧业，开办了一个小帽店，将原“永增合”改为“永增”。

封永修善于经营，产品讲究质量，极重视“永增”牌匾字号。因之，永增帽店在社会上赢得较高的声誉，买卖做得很红火。

（二）改业军装生意

清代光绪末年，清政府新军练兵处换上一个叫王士珍的官员，这个人与封永修是老相识。封永修通过王士珍的关系，承应了一小批军装，交活后结算获利很丰。从而封永修于1908年将永增帽店改为永增军装局，门市不零售，专应成批的大买卖。

由于永增军装局开办的最早，当时在北京是独此一家，又由于封永修善于社会交际，他在北洋军各派系中都有熟人。因此，永增军装局做了不少大宗军装订货，买卖发展很快，“永增军装局”在北京有很高的知名度。特别在军警界，无人不知北京有个永增军装局。

（三）永增的鼎盛时期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这二十多年是永增军装局发展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在北京设有百十多工人干活的军衣厂和生产军刀、军剑和军用装备的铁工厂和皮件厂以及老羊皮厂、制革厂、染厂、绣花厂、银器厂、绦带厂、中衣厂、轧钢厂、料器厂等凡军队所需的士兵军装、军帽、军鞋，军官服、战刀、指挥刀、佩剑、战马鞍，行军帐篷、行军床、水壶、水桶、饭盒等一切永增都能生产，满足供应。永增为了承揽外地驻军的买卖，在天津、西安、沈阳、太原、青岛、上海等地都设有办事处及工厂、店铺。封永修除开办军装局外，还开办了多茂钱庄、永增合银号、永增绸缎洋货店、益茂绸缎店、永裕粮店、永寿棺材铺等，共四十多个买卖。封永修本人与军政界的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等要人都有私人来往。在民国时期，封永修是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地位极显赫。

但是，也是在民国时期，军装业出现了数十家中小军装局，打破了永增军装局独此一家的局面。1912年以后，在北京相继有人开设了永昌隆军衣庄、华昌军装局、位诚军衣庄等二十多家，另外天津也有人开办起专应军队装备的企业“军装局”十几家。这些同业的出现自然夺走了永增军装局的不少的买卖，但是，由于封永修善于用人，会经营管理，在与同行业竞争中始终是个优胜者，是军装行业的首户。

军队用军装被服有季节性，秋季订购冬装，冬季订购夏装。所以，军装局没活时机器不动，但是，应下的活就是急要的，限定日期交活。因之，军装局用人多，没活时工人不干活也挣工钱，军装局就得赔钱。用人少，但是一旦应下几千、几万套军装就忙不过来。永增军装局的办法是，店铺和工厂的管理人员都是固定的长期工。一少部份技术工人是长期工。大部份工人有活来，没活走的临时工。临时工都是计件工，不管做什么活都是做一件给一件钱。永增军装局的临时工可分三种，一是不带机器和工具；二是带缝纫机和工具，这种临时工除挣做活工钱外，另按月发给机器钱；三是不到厂子做活，而是将原料拿回家做，做好交活，这种也另外发机器钱。

由于永增军装局用固定的长期职工管理，带动大多数临时工干活的制度，节省了开支，少添设备，而且还能保质按时完活不误工期。

（四）永增军装局衰败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伪统治北平。日本军队的军装被服都统一由日本驻华北军事机关发放。永增军装局和北平其他军衣庄只能承应伪军、邮政、铁路等军装和制服，或承做一些门市零活。永增军装局买卖萧条，封永修死后，其子封心传接手管理，永增军装局的生意更加不景气。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永增改营制造劳动防护用品。1956年参加公私合营，1958年并点，“永增”牌匾摘掉，永增军装局的历史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