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复辟，梁启超在上海《大中华》月刊发表了明确反对称帝的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申报》、《时报》等大报迅速转载，风行一时，在全国激起强烈反响。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阐述了反对变更共和政体的观点，对袁氏意欲复辟帝制的行径进行猛烈抨击。是标志着梁启超与袁世凯政治决裂，并揭开护国战争序幕的惊世之作。

评价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历史背景

评价

【梦史氏按】《北洋军阀史话》评价梁启超此文曰："梁启超在当时，人们常说他的文字像利刃一样可以杀人，梁的政治立场在历史上评价是有问题的，可是他的文章却是荡气回肠，令人百读不厌，尤以《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对筹安会和袁称帝的打击，不下于蔡锷领导的护国之役。"吾读后感到真所谓"辨才无碍"也。要说其"立论"，则汪凤瀛的《致筹安会和杨度的论国体书》，仅一千四百字就说透彻了；但在"驳论"上，梁文却是力透纸背，挥斥方遒。不禁想到"大专辩论会"，若让梁充当辩手，专门揭破对手漏洞，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真可所向无敌。不过，要说是对袁世凯的打击"不下于蔡锷"的军事行动，则颇有怀疑。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梁启超 1915年8月31日

秋霖腹疾，一卧兼旬，感事怀人，百念灰尽，而户以外甚嚣尘上，喧然以国体问题闻。以厌作政谭如鄙人者，岂必更有所论列？虽然，独于兹事有所不容已于言也，乃作斯篇。

吾当下笔之先，有二义当为读者告：其一当知鄙人原非如新进耳食家之心醉共和，故于共和国体非有所偏爱，而于其他国体非有所偏恶。鄙人十年来夙所持论，可取之以与今日所论相对勘也。其二当知鄙人又非如老辈墨守家之断断争朝代，首阳蕨薇，鲁连东海，此个人各因其地位而谋所以自处之道则有然，若放眼以观国家尊荣危亡之所由，则一姓之兴替，岂有所择？先辨此二义，以读吾文，庶可以无蔽而适于正鹄也。

吾自昔常标一义以告于众，谓吾侪立宪党之政论家，只问政体，不问国体。骤闻者或以此为取巧之言，不知此乃政论（家）①当恪守之好例②，无可逾越也。盖国体之为物，既非政论家之所当问，尤非政论家之所能问。何以言乎不当问？当国体彷徨歧路之时，政治之一大部分恒呈中止之状态，殆无复政象之可言，而政论更安所丽？苟政论家而牵惹国体问题，故导之以入彷徨歧路，则是先自坏其立足之基础，譬之欲陟而捐其阶，欲渡而舍其舟也，故曰不当问也。何以言乎不能问？凡国体之由甲种而变为乙种，或由乙种而复变为甲种，其驱运而旋转之者，恒存夫政治以外之势力。其时机未至耶，绝非缘政论家之赞成所能促进；其时机已至耶，又绝非缘政论家之反对所能制止。以政论家而容喙于国体问题，实不自量之甚也，故曰不能问也。岂惟政论家为然，即实行之政治家亦当有然。常在现行国体基础之上，而谋政体政象之改进，此即政治家唯一之天职也。苟于此范围外越雷池一步，则是革命家或阴谋家之所为，非堂堂正正之政治家所当有之事也。其消极的严守之范围则既若是矣，其积极的进取之范围则亦有焉。在甲种国体之下为政治活动，在乙种反对国体之下仍为同样之政治活动，此不足成为政治家之节操问题。惟牺牲其平日政治上之主张，以售易一时政治上之地位，斯则成为政治家（之）①节操问题耳。是故不问国体只问政体之一大义，实彻上彻下，而政治家所最宜服用也。

夫国体本无绝对之美，而惟以已成之事实为其成立存在之根原；欲凭学理为主奴而施人为的取舍于其间，宁非天下绝痴妄之事？仅痴妄犹未足为深病也；惟于国体挟一爱憎之见，而以人为的造成事实，以求与其爱憎相应，则利①害之中于国家将无巳时。故鄙人生平持论，无论何种国体，皆非所反对；惟在现行国体之下，而思以言论鼓吹他种国体，则无论何时皆反对之。昔吾对于在君主国体之下而鼓吹共和者尝施反对矣，吾前后关于此事之辩论，殆不下二十万言，直至辛亥（宣统三年，1911年）革命既起，吾于其年九月犹着一小册，题曰新中国建设问题，为最后维持旧国体之商榷。吾果何爱于其时之皇室者，彼皇室之僇辱我岂犹未极？苟微革命，吾至今犹为海外之僇民耳。后以②当时皇室政治种种予人以绝望，吾非童骇，吾非聋聩，何至漫无感觉？顾乃冒天下之大不韪，思为彼亡垂绝之命，岂有他哉？以为若在当时现行国体之下，而国民合群策群力以图政治之改革，则希望之遂或尚有其期；旧国体一经破坏，而新国体未为人民所安习，则当骤然蜕变之数年间，（其）①危险苦痛将不可思议。不幸则亡国恒于斯，即幸而不亡，而缘此沮政治改革之进行，则国家所蒙损失，其何由可赎？呜呼！前事岂复忍道。

然则今之标立宪主义以为国体论之护符者，除非其于立宪二字别有解释，则吾不敢言。夫前清之末叶，则固自谓立宪矣，试问论者能承认否？且吾欲问论者，挟何券约，敢保证国体一变之后，而宪政即可实行而无障？如其不然，则仍是单纯之君主论，非君主立宪论也。既非君主立宪，则其为君主专制，自无待言。不忍于共和之敝，而欲以君主专制代之，谓为良图，实所未解。今在共和国体之下而暂行专制，其中有种种不得已之理由，犯众谤以行之，尚能为天下所共谅。今如论者所规划，欲以立宪政体与君主国体为交换条件，使其说果行，则当国体改定伊始，势必且以实行立宪宣示国民。宣示以后，万一现今种种不得已之理由者依然存在，为应彼时（时）②势之要求起见，又不得不仍行专制，吾恐天下人遂不复能为元首谅矣。夫外蒙立宪之名，而内行非立宪之实，此前清之所以崩颓也。诗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论者其念诸！

且论者如诚以希求立宪为职志也，则曷为在共和国体之下不能遂此希求，而必须行曲以假涂于君主？吾实惑之。吾以为中国现在不能立宪之原因，盖有多种：或缘夫地方之情势，或缘夫当轴之心理，或缘夫人民之习惯与能力。然此诸原因者，非缘因行共和而始发生，即不能因非共和而遂消灭。例如上自元首，下及中外大小独立宜暑之长官，皆有厌受法律束缚之心，常感自由应付为便利，此即宪政一大障碍也。问此于国体之变不变，有何关系也？例如人民绝无政治兴昧，绝无政治知识，其道德及能力，皆不能组织真正之政党，以运用神圣之议会，此又宪政一大障碍也。问此于国体之变不变，有何关系也？诸类此者，若令吾悉数之，将累数十事而不能尽；然皆不能以之府罪于共和，甚章章也。而谓共和时代不能得者，一人君主时代即能得之，又谓君主时代能得者，共和时代决不能得之，以吾之愚，乃百思不得其解。吾以为中国而思实行立宪乎，但求视新约法为神圣，字字求其实行，而无或思逐于法外。一面设法多予人民以接近政治之机会，而毋或壅其智识，阏其能力，挫其兴味，坏其节操，行之数年，效必立见。不此之务，而徒以现行国体为病，此朱子所谓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

主张变更国体者最有力之论据，则谓当选举总统时，易生变乱。此诚有然。吾十年来不敢轻于附和共和，则亦以此。论者如欲自伸其现时所主张以驳诘我，吾劝其不必自行属稿，不如转录吾旧着，较为痛快详尽也。今幸也兹事既已得有比较的补救良法，盖新颁之大总统选举法，事实上已成为终身总统制，则令大总统健在日之此种危险问题自未由发生，所忧者乃在今大总统千秋万岁后事耳。夫此事则岂复国民所忍言？然人生血肉之躯，即上寿亦安能免？固无所容其忌讳。今请遂为毋讳之言：吾以为若天佑中国，今大总统能更为我国尽瘁至十年以外，而于其间整饬纪纲，培养元气，固结人心，消除隐患，自兹以往，君主可也，共和亦可也。若昊天不吊，今大总统创业未半，而遽夺诸国民之手，则中国惟有糜烂而已，虽百变其国体，夫安有幸？是故中国将来乱与不乱，全视乎今大总统之寿命，与其御宇期内之所设施；而国体无论为君主为共和，其结果殊无择也。闻者犹有疑乎？请更穷极事理以质言之。夫君主共和之异，则亦在元首继承法而已。此种继承法，虽今元首在世时制定之，然必俟今元首即世时而始发生效力，至易见也。彼时所发生之效力，能否恰如所期，则其一当视前元首生前之功德威信能否及于身后，其二当视被时有无枭雄跋扈之人，其人数之多寡，其所凭藉是否足以持异议。吾以为立此标准以测将来，无论为君主为共和，其结果常同一也。现行大总统选举法，规定后任大总统应由前任大总统推荐，预书其名，以藏诸石室金匮。使今大总统一面崇闳其功德，而巩固其威信，令国人心悦诚服，虽百世之后，犹尊重其遗令而不忍悖；一面默察将来易于酿乱之种子在何处，思所以预防维而消弭之。其种子存乎制度上耶？则改其制度，毋使为野心家之资；其种子存乎人耶？则裁抑其人，导之以正，善位置而保全之，毋使陷于不义[汉光武宋太祖优待功臣之法]。更一面慎择可以付托大业之人[依大总统选举法，无论传贤传子，纯属前任大总统之自由也]，试以大任以养其望，假以实力以重其成，金匮中则以其名裒然居首，而随举不足重轻之二人以为之副而已。如是则当启匮投票之时，岂复有丝毫纷争之馀地？代代总统能如是，虽行之数百年不敝可也。而不然者，则区区纸片上之皇室典范，抑何足恃？试历览古来帝王家之掌故，其陈尸在堂，操戈在阙者，又何可胜数。从可知国家安危治乱之所伏固别有在，而不在宪典形式之共和君主明矣。论者盛引墨西哥之五总统争立，及中美南美葡萄牙之丧乱，以为共和不如君主之铁证。推其论旨，得毋谓此诸国者，苟变其国体为君主，而丧乱遂可以免也？吾且诘彼：彼爹亚士之统治墨西哥三十年矣，而今岁5月[月份记不确]始客死于外。使因总统继承问题而致乱，则乱宜起于今年耳。若谓国体果为君主，斯可以毋乱，且使爹亚士当三十年前而有如古德诺者以为之提示，有如筹安会者以为之鼓吹，而爹氏亦憬然从之，以制定其皇室典范，则墨人宜若可以长治久安与天同寿矣；而岂知苟尔尔者，则彼之皇室典范未至发生效力时，彼自身先巳逊荒于外，其皇室典范犹废纸也。夫及身犹不能免于乱，而谓死后恃一纸皇室典范可以已乱，五尺之童有以知其不然矣。故墨西哥之必乱，无论为共和为君主，其结果皆同一也。所以者何？爹亚士假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在职三十年，不务培养国本，惟汲汲为固位之计，拥兵自卫，以劫持其民。又虑军队之骄横，常挑间之，使互相反目，以遂己之操纵。摧锄异己，惟力是视。其对于爱国之士，或贿赂以变其节，或暗杀以戕其生。又好铺张门面，用财如泥，外则广借外债，内则横征暴敛，以致民穷财尽，无可控诉。吾当十年前，尝评爹氏为并时无两之怪杰，然固巳谓彼死之后，洪水必来，墨民将无噍类矣。[此皆吾十年（前）③评爹氏之言，尝见于新民丛报及新大陆游记，非今日于被败后而始非訾之也。吾友汤觉顿亦尝着一文述爹氏之政治罪恶，其言尤为详尽，见国风报；汤文出版时，墨乱方始起也。]由爹氏之道以长国家，幸而托于共和之名，犹得窃据三十年，易以君主，恐其亡更早矣。

中美南美诸国亦然，历代总统皆以武力为得位之阶梯，故武（力）④相寻无巳时。共和不适，固不失为致乱之一原因；若谓此为唯一之原因，吾有以明其不然矣。若葡萄牙改共和后不免于乱，斯固然也。然彼非因乱又何以成共和？前此乱时，其国体非君主耶？谓共和必召乱，而君主即足以致治，天下宁有此论理？波斯非君主国耶？土耳其非君主国耶？俄罗斯非君主国耶？试一翻其近数十年之历史，不乱者能有几稔？彼曾无选举总统之事，而亦如此，则何说也？我国五胡十六国、五代十国之时，亦曾无选举总统之事，而丧乱惨酷一如墨美，则又何说也？凡立论者，征引客观之资料，不能尊凭主观的爱憎以为去取。果尔者，不能欺人，徒自蔽耳。平心论之，无论何种国体，皆足以致治，皆足以致乱。治乱之大原，什九恒系于政象，而不系于国体。而国体与国情不相应，则其导乱之机括较多且易，此无可为讳也。故鄙人自始不敢妄倡共和，至今仍不敢迷信共和，与公等有同情也。顾不敢如公等之悍然主张变更国体者，吾数年来怀抱一种不能明言之隐痛深恸，常觉自辛亥（宣统三年1911年）壬子（1912年）之交铸此一大错，而中国前途之希望，所馀已复无几。盖既深感共和国体之难以图存，又深感君主国体之难以规复，是用怵惕仿佛，忧伤憔悴，往往独居深念，如发狂疡。特以举国人方皆心灰意尽，吾何必更增益此种楚囚之态？故反每作壮语，以相煦沫。然吾力已几于不能自振矣！

吾请国中有心人，试取甲辰（光绪三十年，1904年）乙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两年新民丛报中之拙着一覆观之，凡辛亥（宣统三年，1911年）迄今数年间，全国民所受之苦痛，何一不经吾当时层层道破？其恶现象循环迭生之程序，岂有一焉能出吾当时预言之外？然而大声疾呼，垂涕婉劝，遂终无福命以荷国民之嘉纳，而变更国体所得之结果，今则既若是矣！

今喘息未定，而第二次变更国体之议又复起。此议起因之真相何在，吾未敢深知。就表面观之，乃起于美国博士古德诺氏一席之谈话。古氏曾否有此种主张？其主张之意何在？亦非吾所敢深知。[古氏与某英文报记者言，则谓并未尝有此主张云。]顾吾窃有惑者：古氏论中各要点，若对于共和君主之得失为抽象的比较，若论国体须与国情相适，若历举中美南美墨葡之覆辙，凡此诸义，本极普通，非有甚深微妙，何以国中政客如林，学士如鲫，数年之间，并此浅近之理论事实而无所觉识，而至今乃忽借一外国人之口以为重，吾实惑之。若曰此义非外国博士不能发明耶？则其他勿论，即如鄙人者，虽学识谫陋不逮古博士万一，然博士令兹之大着，直可谓无意中与我十年旧论同其牙慧，特其透辟精悍尚不及我什分之一百分之一耳。此非吾妾自诗诞，坊间所行新民丛报饮冰室文集立宪论与革命（论）①之激战新中国建设问题等，不下百数十万本，可覆按也。独惜吾睛不蓝，吾髯不赤，故吾之论宜不为国人所倾听耳。夫孰谓共和利害之不宜商榷，然商榷自有其时，当辛亥（宣统三年，1911年）革命初起，其最宜商榷之时也，过此以往，则殆非复可以商榷之时也。[湖口乱事继起，正式大总统未就任，列国未承认共和时，或尚有商榷之馀地，然亦仅矣。]当彼之时，公等皆安在？当彼之时，世界学者比较国体得失之理论，岂无一著述足供参考？当彼之时，美墨各国岂皆太平宴乐，绝无惨状呈现，以资我龟鉴？当彼之时，迂拙愚戆如鄙人者，以羁泊海外之身，忧共和之不适，着论腾书，泪枯血尽。[吾生平书札不存稿，今无可取证；然得吾书者当自知之。吾当时有诗云：“报楚志易得，存吴计恐疏。”又云：“兹括安可触，弛恐难复张。”又云：“让皇居其所，古训聊可式。”自馀则有数论寄登群报也。]而识时务之俊杰，方日日以促进共和为事，谓共和为万国治安之极轨，谓共和为中国历史所固有也。呜呼！天下重器也，可静而不可动也，岂其可以翻覆尝试，废置如奕棋？谓吾姑且自埋焉，而预计所以自抇之也。譬诸男女婚媾，相攸伊始，宜慎之又慎，万不可孟浪以失身于匪人。倘蹈危机，则家族亲知，临事犯颜以相匡救，宜也。当前此饶有选择馀地之时，漫置不省，相率怂恿，以遂苟合。及结褵已历年所，乃日聒于其旁曰，汝之所天，殊不足以仰望而终身也。爱人以德，宜如是耶？夫使共和而诚足以亡国也，则须知当公等兴高采烈以提倡共和促进共和之日，即为陷中国于万劫不复之时。谚有之：“既有今日，何必当初？”人生几何，造一次大罪孽犹以为未足，忍又从而益之也！夫共和之建，会几何时，而谋推翻共和者，乃以共和元勋为之主动；而其不识时务，犹稍致留恋于共和者，乃反在畴昔反对共和之人。天下之②怪事，盖莫过是；天下之可哀，又莫过是也。

今之论者则曰：与其共和而专制，孰若君主而立宪。夫立宪与非立宪，则政体之名词也；共和与非共和，则国体之名词也。吾侪平昔持论，只问政体，不问国体。故以为政体诚能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不可也，政体而非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可也。国体与政体，本截然不相蒙。谓欲变更政体，而必须以变更国体为手段，天下宁有此理论？而前此论者谓君主决不能立宪，惟共和始能立宪[吾前此与革命党论战时，彼党持论如此]；今兹论者又谓共和决不能立宪，惟君主始能立宪，吾诚不知其据何种理论以自完其说也。吾今请先舆论者确定立宪之界说，然后徐察其论旨之能否成立。所谓立宪者，岂非必有监督机关与执行机关相对峙，而政权之行使常蒙若干之限制耶？所谓君主立宪者，岂非以君主无责任为最大原则，以建设责任内阁为必要条件耶？既认定此简单之立宪界说，则更须假定一事实以为论辩之根据。吾欲问论者以将来理想上之君主为何人？更质言之，则其人为今大总统耶？抑于今大总统以外而别熏丹穴以求得之耶？[今大总统不肯帝制自为，既屡次为坚决之宣言，今不过假定以资辩论耳，不敬之罪吾所甘受也。]如曰别求得其人也，则将置今大总统于何地？大总统尽瘁国事既久，苟自为计者，岂不愿速释此重负，颐养林泉。试问我全国国民能否容大总统以自逸？然则将使大总统在虚君之下而组织责任内阁耶？就令大总统以国为重，肯降心相就，而以全国托命之身，当议会责任之冲，其危险又当何若？是故于今大总统以外别求得君主，而谓君主立宪即可实现，其说不能成立也。如曰即戴今大总统为君主也，微论我大总统先自不肯承认也，就令大总统为国家百年大计起见，甘自牺牲一切，以徇民望，而我国民所要求于大总统者，岂希望其作一无责任之君主？夫无责任之君主，欧美人常比诸受豢之肥腯耳，优美崇高之装饰品耳。以今日中国万急之时局，是否宜以如此重要之人，投诸如此闲散之地？藉曰今大总统不妨为无责任之君主也，而责任内阁之能否成立能否适用，仍是一问题。非谓大总统不能容责任内阁生存于其下也，现在国中欲求具此才能资望之人，足以代元首负此责者，吾竟苦未之见。盖今日凡百艰钜，非我大总统自当其冲，其谁能理？任择一人而使之代大总统负责，微论其才力不逮也，而威令先自不行。昔之由内阁制而变为总统制，盖适应于时势之要求，而起废之良药也。今后一两年间之时势，岂能有以大异于前？而谓国体一更，政制遂可随之翻然而改，非英雄欺人之言，即书生迂阔之论耳。是故假定今大总统肯为君主，而谓君主立宪即可实现，其说亦不能成立也。

吾友徐佛苏③当五六年前常为我言，谓：“中国势不能不革命，革命势不能不共和，共和势不能不亡国。”吾至今深味其言；欲求所以祓此妖谶者，而殊苦无术也。夫共和国体之难以图存，公等当优能言之矣；吾又谓君主国体之难以规复者，则又何也？盖君主之为物，原赖历史习俗上一种似魔非魔的观念以保其尊严；此种尊严自能于无形中发生一种效力，直接间接以镇福此国。君主之可贵，其必在此。虽然尊严者不可亵者也，一度亵焉，而遂将不复能维持。譬诸范雕土木偶，名之曰神，升诸闳殿，供诸华笼，群相礼拜，灵应如响；忽有狂生拽倒而践踏之，投诸溷牏，经旬无朕，虽复升取以重入殿笼，而其灵则已渺矣。自古君主国体之国，其人民之对于君主，恒视为一种神圣，于其地位，不敢妄生言思拟议。若经一度共和之后，此种观念遂如断者之不可复续。试观并世之共和国，其不患苦共和者有几，而遂无一国焉能有术以脱共和之轭。就中惟法国共和以后，帝政两见，王政一见，然皆不转瞬而覆也，则由共和复返于君主其难可想也。我国共和之日，虽曰尚浅乎，然酝酿之则既十馀年，实行之亦既四年。当其酝酿也，革命家丑诋君主，比诸恶魔，务以减杀人民之信仰，其尊严渐亵，然后革命之功乃克集也。而当国体骤变之际与既变之后，官府之文告，政党之宣言，报章之言论，街巷之谈说，道及君主，恒必以恶语冠之随之，盖尊神而入溷牏之日久矣。今微论规复之不易也；强为规复，欲求畴昔尊严之效，岂可更得？复次，共和后规复君主，以旧王统复活为势最顺。使前清而非有种族嫌疑，则英之查理第二，法之路易第十八，原未尝不可出现于我国；然满洲则非其伦也。若新建之皇统，则非经若干年之艰难缔构，功德在民，其克祈永命者希矣。是故吾数年来独居深念，亦私谓中国若能复返于帝政，庶易以图存而致强。而欲帝政之出现，惟有二途：其一则今大总统内治修明之后，百废俱兴，家给人足，整军经武，尝胆卧薪，遇有机缘，对外一战而霸，功德巍巍，仪兆敦迫，受兹大宝，传诸无穷。其二则经第二次大乱之后，全国鼎沸，群雄割据，剪灭之馀，乃定于一。夫使出于第二途耶，则吾侪何必作此祝祷？果其有此，中国之民无孑遗矣；而戡定之者，是否为我族类，益不可知，是等于亡而已。独至第一途，则今正以大有为之人居可有为之势，稍假岁月，可冀旋至，而立有效。中国前途一线之希望，岂不在是耶？故以谓吾侪国民之在今日，最宜勿生事以重劳总统之仅虑，俾得专精壹虑，为国家谋大兴革，则吾侪最后最大之目的，庶几有实现之一日。今年何年耶？今日何日耶？大难甫平，喘息未定；强邻胁迫，吞声定盟；水旱疠蝗，灾区偏国，嗷鸿在泽，伏莽在林。

在昔哲后，正宜撤悬避殿之时，今独何心，乃有上号劝进之举？夫果未熟而摘之，实伤其根；孕未满而催之，实戕其母。吾畴昔所言，中国前途一线之希望，万一以非时之故，而从兹一蹶，则倡论之人，虽九死何以谢天下？愿公等慎思之。诗曰：“民亦劳止，汔可小息。”自辛亥（宣统三年，1911年）八月迄今未盈四年，忽而满洲立宪，忽而五族共和，忽而临时总统，忽而正式总统，忽而制定约法，忽而修改约法，忽而召集国会，忽而解散国会，忽而内阁制，忽而总统制，忽而任期总统，忽而终身总统，忽而以约法暂代宪法，忽而催促制定宪法。大抵一制度之颁行之平均不盈半年，旋即有反对之新制度起而摧翻之，使全国民彷徨迷惑，莫知适从，政府威信，扫地尽矣。今日对内对外之要图，其可以论列者不知凡几。公等欲尽将顺匡救之职，何事不足以自效？何苦无风鼓浪，兴妖作怪，徒淆民视听，而诒国家以无穷之戚也！

吾言几尽矣，惟更有一二义宜为公等忠告者：公等主张君主国体，其心目中之将来君主为谁氏，不能不求公等质言之。若欲求诸今大总统以外耶？则今大总统朝甫息肩，中国国家暮即属纩，以公等之明，岂其见不及此？见及此而犹作此阴谋，宁非有深仇积恨于国家，必绝其命而始快？此四万万人所宜共诛也。若即欲求诸今大总统耶？今大总统即位宣誓之语，上以告皇天后土，下则中外含生之俦实共闻之。年来浮议渐兴，而大总统偶有所闻，辄义形于色，谓无论若何敦迫，终不肯以夺志。此凡百僚从容瞻觐者所常习闻，即鄙人固亦历历在耳。而冯华甫上将①且为余述其所受诰语，谓巳备数椽之室于英伦，若国民终不见舍，行将以彼土作汶上。由此以谈，则今大总统之决心可共见也。公等岂其漫无所闻，乃无端而议此非常之举耶？设念及此，则侮辱大总统之罪，又岂擢发可数？此亦四万万人所宜共诛也。

复次，公等曾否读约法？曾否读暂行刑律？曾否读结社集会法？曾否读报律？会否读一年来大总统关于淆乱国体惩儆之各申令？公等又曾否知为国民者应有恪遵宪典法令之义务？乃公然在辇毂之下，号召徒众，煽动革命[凡谋变更国体则谓之革命，此政治学之通义也]。执法者惮其贵近，莫敢谁何；而公等乃益白尽横行，无复忌惮。公等所筹将来之治安如何，吾不敢知；而目前之纪纲，则既被公等破坏尽矣。如曰无纪纲而可以为国也，吾复何言；如其否也，则请公等有以语我来。且吾更有愿为公等进一解者，公等之倡此议，其不愿徒托诸空言甚明也，其必且希望所主张者能实见施行。更申言之，则希望其所理想之君主国体，一度建设，则基业永固，传诸无穷也。夫此基业果遵何道始能永固以传诸无穷？其必自国家机关令出惟行，朝野上下守法如命。今当开国承家伊始，而首假涂于犯法之举动以为资，譬诸欲娶妇者，横挑人家闺闼以遂苟合，曰但求事成而节操可毋沾沾也；则其既为吾妇之后，又有何词以责其不贞者？令在共和国体之下，而曰可以明目张胆集会结社以图推翻共和；则他日在君主国体之下，又曷为不可以明目张胆集会结社以图推翻君主？使其时复有其他之博士提出别种学说，有其他之团体希图别种活动，不知何以待之？诗曰：“毋教猱升木，如涂涂附。”谋国者而出于此，其不智不亦甚耶？孟子曰，“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以不可继者诏示将来，其不祥不亦甚耶？昔干令升作晋纪总论，推原司马氏丧乱之由，而欢其创基植本异于三代。陶渊明之诗亦曰：“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呜呼！吾观于今兹之事，而隐忧乃无极也。

附言：吾作此文既成后，得所谓筹安会者寄示杨度氏所著君宪救国论，偶一翻阅，见其中有数语云：“盖立宪者，国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国人，皆不能为法律外之行动。贤者不能逾法律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为恶。”深叹其于立宪精义，能一语道破。惟吾欲问杨氏所长之筹安会，为法律内之行动耶？抑法律外之行动耶？杨氏贤者也，或能自信非逾法律以为恶，然得毋已逾法律以为善耶？呜呼！以昌言君宪之人，而行动若此，其所谓君宪者，从可想耳，而君宪之前途，亦从可想耳。

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巳也。”以生平只问政体不问国体如鄙人者，曷为当前此公等第一次主张变更国体时而哓哓取厌？当今日公等第二次主张变更国体时而复哓哓取厌？夫变更政体，则进化的现象也，而变更国体，则革命的现象也。进化之轨道恒继之以进化，而革命之轨道恒继之以革命，此征诸学理有然，征诸各国前事亦什九皆然也。是故凡谋国者必惮言革命，而鄙人则无论何时皆反对革命，今日反对公等之君主革命论，与前此反对公等之共和革命论，同斯职志也。良以中国今日当元气雕敝及汲顾影之时，竭力栽之犹惧不培，并日理之犹惧不给，岂可复将人才日力耗诸无用之地，日扰扰于无足重轻之国体，而阻滞政体改革之进行？徒阻滞进行，犹可言也；乃使举国人心皇皇，共疑骇于此种翻云覆雨之局，不知何时焉而始能税驾，则其无形中之斫丧，所损失云何能量？诗曰：“嗟我兄弟，邦人诸友，莫肯念乱，谁无父母！”呜呼！论者其念之哉，其念之哉！

历史背景

紧锣密鼓，准备黄袍加身的袁世凯加紧了对舆论的控制。1月，他通令各地政府派员进驻当地邮局，检查往来邮件，发现反袁报纸、书刊，立即没收。2 月，汤芗铭在湖南颁布《检查报纸条例》。春天，别号“吴虎头”的北京《国风报》主笔吴鼐、原北京《民主日报》总编辑仇亮，因反袁先后被枪杀。6月8日，袁世凯政府内务部下令查禁《救国急进会宣言》、《救亡根本谈》、《纪念碑小说》、《中国白话报》、《爱国晚报》、《救亡报》、《五七报》、《公论报》等报刊小册子。7月10日，袁政府颁布修正后的《报纸条例》，仅从35条减为34条，内容并无什么变化。8月23日，“筹安会”出笼，帝制热甚嚣尘上。9月8日，袁世凯发布命令，禁止报纸刊载议论国体的文电。湖南、广东等地无不秉承袁世凯的旨意，严禁议论国体。反对帝制的报纸受到严重摧残，北京只剩下20家报纸、上海幸存5家，汉口只有2家，全国报纸销量从4200万份下降为3900万份。

但这并不表明言论界都已屈从于袁氏的淫威。8月10日，北京《亚细亚报》发表袁世凯政治顾问古德诺（FrankJohnsonGoodnow）的《共和与君主论》，传达出袁世凯试图称帝的信号。十天以后（8月20日），梁启超就在上海《大中华》月刊发表了明确反对称帝的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申报》、《时报》等大报迅速转载，风行一时，在全国激起强烈反响。

9月3日，《申报》在显著位置刊出《本馆启事》，“秉良心以立论，始终如一”，拒绝袁世凯的收买，表明了反对帝制的立场。9月6日，仓皇离京的名记者黄远生在《申报》刊出启事，拒绝担任《亚细亚日报》上海版总撰述。9月7日，《时报》发表评论《梁任公》，为他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大声叫好。

9月10日，“以赞助帝制运动为宗旨”的《亚细亚日报》上海版创刊当天，就收到读者勒令停刊的警告信。第二天，即遭炸弹袭击。

10月10日在上海创刊的《中华新报》“只求公理正义所在，不为金钱势力所倾”，张季鸾等执笔人无不以传达“真正民意”、“忠言报国”自期，反袁自在意中。11月3日，内务部禁止《中华新报》在租界以外“出卖散布”。10月19日，广州《觉魂报》因为批评帝制遭查封，四名编辑被传讯。处在上海租界的《时事新报》也因此被袁政府禁止邮递，从10月23日起不准销往外埠，并撤销访电执照。10月下旬，广东的龙济光下令组成检查所，对各报稿件进行预检。 11月7日，袁记《著作权法》出台。这一年，还公布了中国第一部涉及无线电和广播的《电信条例》。11月12日，袁政府通令各省，严禁革命党人的报刊印刷品从海外进入内地。11月22日，何海鸣在上海《爱国报》发表社论《失态之政府》，指责袁政府为“叛国之万恶政府”。29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查封《爱国报》日晚刊，主笔王血痕被押送会审公廨“讯办”，发行人简书等潜逃。同月，广州《通报》因为发表反对帝制的消息被封禁，主笔朱通儒遭通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