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路花鼓历史悠久，清咸丰、同治年间在益阳县之桃花江（今桃江县），就有赵松山、赵兰山兄弟组织的“大兴班”活动。清末民初，更有彭桂香、李贵林的“同春班”、蒋昌盛的“盛和班”、王仲秋的“仲和班”以及“宝和班”等职业班社演出于益阳城乡各地。

简介

历史渊源

艺术特色

发展状况(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简介

益路花鼓又称益阳花鼓戏，流行于湖南省益阳、桃江、沅江一带，在艺术上独树一帜，是长沙花鼓戏剧种的重要艺术流派。

历史渊源

抗日战争时期益路花鼓的“宝和班”，于1943年成立了“益阳楚剧抗敌演出队”，陈鉴初任队长，孙芝亭任副队长，自编自演了《中秋诱敌》、《姑嫂上坟》、《后悔迟》、《哑巴劳军》等抗敌剧目。还到常德、桃源慰问七十八军后方医院的伤病员。

解放后，一大批益路花鼓的精英如郭钰、易荣贵、王云英、孙阳生、简冬保等，以原益阳市花鼓戏剧团为基地，不断地创作、实践将益路花鼓的艺术发扬光大。1956年，原益阳市花鼓剧团整理的传统剧目《芦林会》获省汇演一等奖，剧本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1958年，益路花鼓的现代戏《金色的凤凰山》、《吴四佬倌找窍门》，由中国唱片公司灌制唱片。是年原益阳市花鼓戏剧团整理演出的传统戏《三女抬板》在长沙毛主席观后，指名并亲自改剧名为《生死牌》，参加湖南艺术团晋京为全国农业大会演出。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观看。周总理、贺龙元帅等中央领导上台接见并与演职员合影留念。艺术大师梅兰芳在《人民日报》撰文赞扬《生死牌》演出成功，并高度评价郭钰、王云英、孙阳生、廖荣华的表演。1959年《生死牌》由中国唱片公司灌制唱片。

艺术特色

益路花鼓，乡土气息浓厚，戏剧化程度高，又因其结构严密倾诉性强，适应表现正剧悲剧。所以，益路花鼓的悲剧声腔及悲剧剧目是其他花鼓戏所没有的。

益路花鼓的剧目有近两百个，但能全面展示益路花鼓声腔特点及表演特点的能以教学传承的戏主要有艺人们所说的：“芦林、琵琶、产、赶、教”；“赶潘、升天、大吊孝”。前者为“八同牌子”剧目，后者为“益路川调”据目。所谓“芦林”即《芦林会》，“琵琶”即《琵琶上路》，“产、赶、教’即《磨坊产子》、《情风亭赶子》、《断机教子》。所谓“赶潘”即《秋江》，“升天”即《商霖升天》，“大吊孝”即《秦雪梅吊孝》。

“五·四”新文化运动冲击着一切旧文化，工业化大生产的出现改变着城市的生产结构。年青一代要求民主自由个性解放的愿望，冲决着一切束缚他们精神的旧的封建主义的罗网。因此，一些长年占据城市的大剧种所演出的宣扬旧的伦理观念的戏剧，已经不再是城市观众的首选剧目。但此时在农村还有一些小手工业者仍然是分散的个体劳动。一个家庭就是一个生产单位，于是他们需要一些维系和巩固他们家族的伦理观念，加之益路花鼓的声腔正适合表现正剧悲剧，且音乐语言又贴近农民，于是，这些节目便在益路花鼓中扎根发展，越来越成为了具有自己剧种艺术特色的传统剧目。

其他花鼓戏因声腔不具备表现悲剧的条件，即使有这些剧目，而形式与内容不能达到高度统一，因此不能成为自己的经典。所以，益路花鼓的正剧悲剧艺术特色，是历史和地理环境所造成的。

发展状况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随着专业剧团定点，原益路花鼓流行区之桃江，其剧团实为西湖与长沙艺人合流。益阳县剧团，系醴陵花鼓剧团入迁，沅江剧团除蔡连山等极少艺人外，大部分是西湖路艺人，已没有一个益路花鼓的创作集体。唯原益阳市花鼓剧团是由益路花鼓的“盛和班”、“仲和班”、“宝和班”合并而成。益路花鼓的精英如郭钰、王云英、易荣贵、孙阳生、简冬保等云集于此，且这些艺人中如孙阳生、刘艳芳等又兼编剧和导演，加之新的音乐工作者继承掌握了益路花鼓的特有声腔，因此才可能有源源不断地整理的优秀传统剧目《芦林会》、《赶潘》。《秦雪梅》、《生死牌》等出现，也才可能有新创作的益路花鼓的现代戏《金色的凤凰山》、《吴四佬馆找窍门》、《迎风之歌》等出现。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随着益阳市花鼓剧团的改体，人员的重大变动，加之一些资深艺人如郭钰、孙阳生、易荣贵、王云英、简冬保及编剧刘艳芳、音乐工作者吴建秋等相继去世，而新的演员、音乐工作者，甚至编剧人员对益路花鼓一无所知或缺乏必要的研究，导致益路花鼓消声多年，濒临失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