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释义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分为三

西方的哲学家眼中的一分为三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体现

基本释义

一分为三

发音 yī fēn wéi sān

哲学新用语，也称三分法、三点论、三元论，指事物作为矛盾的统一体，不仅要认识到包含着相互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更要注意到真正对矛盾双方的统一与转化起关键作用的是第三者。不过，这第三者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有时比较明确，有时却模糊不清，而有时却只能通过矛盾双方之间的关系本身来得以体现。因此，这个“三”具有忽隐忽现、不易为常人所发现的特性。此说在三十年前被我国国学大师庞朴先生提出后，就曾遭到许多人的反对。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分为三

在中国古代，一分为三的说法虽然没有被明确提出，但是，一分为三的观念却一直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典籍之中。《老子·四十二章》就明确指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史记·律书》也说：“数始于一，终于十，成于三”。在古代，“三”的繁体字“叄”又通于“参”，“参”就是“参与”，即第三者参与到矛盾双方之中来，对矛盾双方进行调和、沟通和转化工作。事实上，《易经》中的“阴阳相交”思想，儒家的“中庸”、道家的“守中”、佛家的“中道”以及名家提出的“鸡三足”、“黄马骊牛三”，都是一分为三观念的具体体现。

西方的哲学家眼中的一分为三

在西方的哲学家那里，一分为三观念也处处体现在他们的主要观点和论述之中。亚里士多德就曾经指出“德行就是中道，是对中间的命中。……由此可断言，过度和不及都属于恶，中道才是德行。”与“中庸”所体现的一分为三思想如出一辙；大哲学家黑格尔的“正、反、合”，简直也是“一分为三”观点的一个具体的翻版。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体现

我们需要和谐哲学。对“一分为二”做科学的非僵化的解释，对建立和谐哲学有学术和理论意义。 小平同志说：“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犯“左”的错误原因很多，指导思想中的哲学思想出现毛病乃是重要原因之一。这就是无休止、无条件地宣扬“斗争哲学”，天天讲“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细究所谓“斗争哲学”的思想基因，实与僵化理解“一分为二”而形成“矛盾、对立、斗争永远第一”的思维定势有一定关系。

“一分为二”是毛泽东同志对对立统一规律的通俗概括。概括得有道理，也通俗，人多能道之。但这个概括却有一定局限性偏重强调矛盾双方的对立、斗争这一方面，弱化双方的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即同一性的一方面。这就容易造成“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造成“不同即敌对”的思维模式。杨献珍同志为拾遗补偏，提出“合二而一”之说，结果蒙受大难。其实，在马克思的《资本论》，马恩的《神圣家族》里，也有“合二而一”或“合二为一”的提法。“合二而一”偏重强调的是反对把矛盾的斗争性绝对化、扩大化，反对忽视和排斥统一性。

客观的、生活的辩证法，其实哪里只是“斗”？毛泽东本人就曾举过元朝赵孟頫夫人管仲姬写的一首曲子，来说明矛盾间互相渗透的情况：“我侬两个忒煞情多，好比一对泥人儿，将来一起都打破，再捏再塑再调合。我中有了你，你中也有了我。”（此曲名《我侬词》，原文为：“你侬我侬，忒煞情多。情多处，热如火。把一块泥，捏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俩两个一齐打破，用水调和。再捏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与你生同一个衾，死同一个椁。”见沈雄《古今词话》卷下，引蒋一葵《尧山堂外纪》）这是毛泽东在一次大会上讲到的，但正式公布讲话时却把这个例子删除了，大概是觉得这段曲子有点调和矛盾，斗争性不够。晚年他更是强调“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的绝对斗争思想。

马克思在讲到私有制时曾说过：私有制表现出无数色层，它们反映了两极间的各种中间状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7页）这个论断所体现出的思维方式具有普遍意义。它告诉我们，两极（两端）之间是存在中间状态的。从逻辑学上讲，这种思维方式是一种“连续值逻辑”大量事物都处于两极之间的某种状态，黑与白之间还有赤橙黄绿青蓝紫多种色彩。恩格斯也曾说过，认识问题不能非黑即白，非好即坏。（大意）这种非黑即白，非好即坏的思维方式，从逻辑学上讲是一种“二值逻辑”。用这种逻辑认识实际生活，往往会流于简单化，因而违背实际生活的真实状况。

在实际生活中，上中下、左中右、前后中、优中差、敌我友、健康与疾病与亚健康，等等此类情况，说明两端之间是存在着各种中间状态的。庞朴先生提出“一分为三”，有道理。观察和思考问题时引入“一分为三”的思维，眼界会更加开阔，思考会更加深入和客观。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一个很重要的范畴“多样的统一”，对此我们历来重视不够，哲学教科书也很少讲这个范畴。

中国古典哲学讲辩证法，比较强调“统一性”，如张载名句：“仇必和而解”（《正蒙·太和篇》）。又如王元化先生研究刘勰《文心雕龙》，认为“刘勰观点皆属于‘和谐’（合二而一）而不是‘斗争’（一分为二）。”（《王元化九十年代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冯友兰先生对张载的强调统一性的辩证思想很重视，他认为革命党取得政权后，应当维护新的统一体，从战争时期的“仇必仇到底”的思路转变为“仇必和而解”的思路。（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总结》）

由于“一分为二”的提法有一定局限，不够圆满，存在着忽视或弱化矛盾同一性的倾向，故很容易被“左”倾主张拿来作为自己的理论根据。这已为历史确凿地证明。周扬说，毛泽东晚年用“一分为二”反对“合二而一”，把对立绝对化，甚至认为“综合”这一哲学概念也只能用“一方吃掉一方”去解释，结果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后果。（《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此说洵为中肯深刻的结论。

今天我们讲“和谐”，讲“和而不同”，讲“双赢”，讲“多元”，讲“并行不悖”，表明我们已经能够科学地理解“一分为二”，已经与只知道“斗斗斗”的“左”的思维决裂，已经更加全面地诠释辩证法了。我们今天虽然仍在使用“一分为二”这个提法，但实际上对其内涵的理解和使用的范围，已经与以往有很大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