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1901-1990，英国人，又译为“欧克肖特”），当代英国著名哲学家，也是20世纪世界上最重要的、也是最富有个性的政治思想家之一，往往被认为是20世纪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重要代表，代表作有《经验及其模式》（1933）、《政治中的理性主义》（1962、1991）以及《论人的行为》（1975）等。奥克肖特是剑桥大学史学出身，后留校任教，亦曾访学于德国，二战中曾在英军服役。1951年，他接替著名政治理论家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在伦敦经济学院的政治学讲座教授一职，后担任该学院政府系主任直到1968年荣休。退休后的奥克肖特，仍未停止思考与著述。他的论著文笔优美，如同散文一般，却又富含浓厚的哲学气质，往往令人感觉“好读但不好理解”。他为人低调，似乎总在自说自话，在英美世界都长期不为人们所关注。但实际上，撒切尔夫人曾提议授予他“名誉爵士”的荣誉，却遭到他本人的回绝。

奥克肖特治学甚广，政治哲学虽然在他的研究中占据着核心地位，但也不能就此忽视他在哲学、史学乃至教育学方面的造诣。尤其需要提及的是他的成名之作为《经验及其模式》，这是一本纯哲学著作，在书中，他系统阐发了一套明显受到德国唯心论影响、但又独具特色的怀疑主义哲学体系，这也成了理解他的政治哲学的起点。

奥克肖特直到21世纪之后才被介绍进中国大陆学界，目前尚无有分量的系统研究其思想的作品。奥克肖特在中国未能受到如哈耶克、施特劳斯所得一般的追捧，这原因可能与他思想的独特性和复杂性有关，张汝伦教授曾说，奥克肖特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哲学家，也是一个很难把握的思想家，他的个体主义、保守主义和怀疑论，都是独特的，不能用一般人熟悉的这些“主义”的标签去理解，他的思想，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对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思维习惯提出了挑战，这挑战不在它艰深难懂，而在于人们无法习惯它，觉得有点别扭。这可谓直接道出了奥克肖特在国内学界未能得到应有的关注和研究的根本原因。而且奥克肖特自身也向我们揭示了其不可能在中国受到如同哈耶克、施特劳斯般推崇的原因——他所批判的理性主义政治，正是意识形态的政治。在奥克肖特看来，意识形态本质上是对技术知识的崇拜而实践知识的缺失，是对某种政治生活、政治安排的一种“缩写”，完全不顾社会生活和政治事务内在的偶然性和复杂性，所适用的人群也只能是无传统可遵循、无经验以指导的，进而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生活、无法处理现代政治事务的人群，他们会在找到一种貌似适合本国的“主义”时欣喜若狂，全然不顾需要暴力强制才可能使社会形成理想中的整齐划一，也对确凿无疑的失败结局茫然不知；可正确的政治不是书本式的政治，因为“政治形势是一种没有必然的回应的形势”，唯一能够指导我们面对政治生活的是传统，只有考察历史、掌握细节才能让我们理解一种政治行为传统，才能构建起过去、现实与未来之间的连续，所以，“我们越透彻地理解我们自己的政治传统，它的全部资源就越容易为我们所得，我们就越不可能去拥抱正等着无知和粗心大意的人的虚假观念”。如此对“主义”的轻蔑态度，显然与中国近代长期以来的“主义思维”大相易趣。近代中国内忧外患，传统文化在面对西方近代文明的入侵时毫无还手之力，尤其进入是20世纪之后，有识之士争相引进西学先进文明中引进社会政治学说企图自救，却陷入了看病抓药式的非此即彼的主义思维，绵延至今。也就是说，我们长期只是把西方政治哲学作为政治“意见”来引用，而不是当作政治“思想”来探讨，而奥克肖特偏偏不期望能给予人们任何可用于处理现实政治问题的确定性答案——这是由他的哲学思想决定的。在《经验及其模式》一书中，奥克肖特给人们勾勒一幅多种互不相干的经验模式之间多元对话的图景，而哲学要成为超越于经验模式而在具有绝对连贯性、统一性和完整性的经验，也就要必须处于不断的自我反思和批判之中，因而，哲学能够引导人们对实践进行反思，但这种“超然”的反思不可能直接介入实践过程，“哲学必须不受情绪和实践经验假设的妨碍，而实践经验世界也不必须受哲学的干扰……有些人并不理解或已经忘记人的首要事务是生活，而从实践经验的角度看，再没有比存在于这些人当中的对真理的热爱和追求更为危险的弊病了……与我们的需要相距最遥远的事情是：国王应当是哲学家”。

但实际上，奥克肖特是一位颇具“个人关怀”的思想家，可以说，个人主义正是他的政治哲学的支柱。奥克肖特关注的是近代以后的欧洲社会政治，在他看来，只要存在人群，人群之中就必然有统治和被统治的行为，而“政治就是决定政府方式和事务的活动”。因而，政治思想就有了两个主题，即政府体制（统治权力的来源和组成）与政府职能（统治权力的行为和目标）；而对于近代以来的欧洲政治，应该关注的是后者，亦即政府应该干什么的问题，以及每种对于政府职能的看法所依赖的那一套相应的道德信仰。他继而把个人与“反个人”的区分发展为个体道德和反个体道德的分野，认为与之分别对应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分别代表了近代以来欧洲政治思想的两种倾向，前者认为“政府职能不是把他人的意志和行为强加给国民，不是教导，不是强使他过所谓更幸福的生活……政府的职能仅仅是裁决”，而后者则认为“政府之职责是向国民灌输一种单一的行为模式，以迫使他们服从这一模式的方式来组织他们的活动……把统治视为这样一种行为，确立一种‘共同利益’并强迫国民服从这一‘共同利益’”。如此个人主义的政府职能观与集体主义的政府职能观的区分在奥克肖特给出的另一对范畴中得到了非常详尽描述，即“怀疑论政治”与“信念论政治”。

这时，理解奥克肖特对个人与“反个人”的区分就十分关键了。奥克肖特十分推崇“个体性”出现的意义，认为这“不仅改变了所有当前的活动，而且也改变了从丈夫、妻子和孩子的关系到统治者与臣民的关系的一切人类关系”。个体性的出现之所以具有如此巨大的价值，关键在于其标志着个人自主进行选择的机会不再被共同体生活狭隘地限制。不过，个体性并不是瓦解传统公共纽带的唯一力量。并不是所有人都顺利地告别了共同生活和整体秩序而成功进化成“个人”，新社会如同道德、信仰、社会地位等整个生活状态都缺乏一种明确和牢靠的标准，社会生活日益复杂，社会行为日益多元，熟悉的关系被打破而代之以各方面的激烈竞争，这种不确定性令许多人难以接受，于是“不成功的个人”的特性同样萌生，共同体的消失也就成了一种“使一些人激动，使其他人沮丧的解放”。这种“不成功的个人”对共同体的瓦解所起的作用在于他们把政府视为拯救他们于挫败与失落感之中的“神”，他们希图把力量集中于政府从而消除所有个人与个性，这样所有人都不用为自己谋划、为自己担当。“反个人”由此诞生；与个体性道德诉求“自由”与“自决”不同，他们向往“平等”和“团结”，而且往往需要一个全知全能的领袖。奥克肖特对两种“个人”的区分实际上也与他对理性主义政治的批判存在内在关联，技术崇拜与书本政治的盛行正适应了“反个人”的需要；而保守的气质得以产生的根源，也正是“做我们自己的选择，在这么做时觉得快乐，每个人以热情从事的各种事情，每个人所持信仰的不同，但深信它是唯一真理”。

可见，“个人”在奥克肖特的政治思想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在笔者看来，如果说唯心主义的怀疑论哲学思想是奥克肖特观察和分析政治问题的视野和思维，那么“个人”就是他思考政治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奥克肖特对霍布斯有着深刻的研究，尤其推崇霍布斯引以为论的、源于“唯名论”的个人主义作为政治哲学的新基础。而被认为是集奥克肖特思想之大成的富有浓厚的哲学和史学气质的著作《论人的行为》，也正是从个人一般性行为中引申出了人的道德行为，又从个人之间的一般性“交往关系”中引申出了基于道德行为的“实践”作为人的交往行为的标准和规约，并最终从“实践”的范畴中阐发出了个人道德联合的形式，即非交易型关系的公民联合；因而，道德联合体的权威从根本上说还是建立在个人的道德行为之上。那么从事道德行为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陈思贤教授用来描述道德联合的话在此则同样适用，即道德联合描绘了一幅“度过传统迈向现代生活的人的一个图像：他是一个人格独立、行为自主，而运用其智慧在与他人进行社会互动中建立起自身‘个体性’特色的人”。奥克肖特对个人自主和个性张扬的倡导，堪称20世纪政治学对人性的“再启蒙”。

然而，如此热忱于“个体性”的学者偏偏又说出了这样一段惊世骇俗却难称脍炙人口的话语：“在政治活动中，人们是在一个无边无底的大海上航行；既没有港口躲避，也没有海底抛锚，既没有出发地，也没有目的地。事情就是平稳地漂浮；大海既是朋友，又是敌人；航海技术就在于利用传统行为样式的资源化敌为友。”

所以，在一些学者看来，奥克肖特实际上有两种面相，一种是自由主义的奥克肖特，一种是保守主义的奥克肖特；简单地说奥克肖特是保守主义者是不准确的，给他冠以“英国式的保守自由主义者”也没什么实际意义。但无疑，在奥克肖特的身上确实具有一种显著的保守“气质”，如果抛开他对于政治有限性的强调与自主个人的关怀等自由主义式的主张，那么用中国古圣贤的一句话来概括他的政治思想是颇为合适的：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奥克肖特本人也很喜欢庄子这句名言。这也应该是对那些长期纠缠于“主义”之间，幻想为中国“称医治病”的人的一种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