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光绪六年庚辰进士，字莘伯，江苏常熟人，由庶常授编修。光绪廿一年（1895年）授御史，就任后第一疏即于是年十一月首劾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所创设的强学会。结果奉旨查禁。光绪廿二年（1896年）又疏参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革逐回籍。

杨崇伊可以说在戊戌政变中是立了头功的，慈禧太后也曾认杨“是于国家有功之人”，而待之以董元醇第二。而杨也曾以首功自居，风光无限。照常理而言，杨崇伊发难于先，告变于前，他个人能揣摸慈禧的心理，抓住时机，应该可以从此青云直上。却不料慈禧亲政后他并没有大富大贵。也许他的人品实在连慈禧也看不上。

杨不仅没有飞黄腾达，反而潦倒不堪，光绪卅四年（1908年）八月，以浙江后补道丁忧回籍守制，寄寓扬州，竟持枪纠众抢夺妓女，被江苏布政使瑞澄参劾，驱逐回常熟原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杨崇伊在戊戌政变中的角色：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1898年9月18日），御史杨崇伊通过庆亲王奕劻跑到颐和园给慈禧太后上了一个500字左右的奏折，请求慈禧太后“训政”。引发了慈禧发动政变，导致了变法的失败。

其在光绪廿一年（1895年）授御史，就任后第一疏即于是年十一月首劾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所创设的强学会，结果奉旨查禁。光绪廿二年（1896年）又疏参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革逐回籍。文廷式是光绪宠爱的瑾妃和珍妃的老师。杨崇伊跟李鸿章的长子李经方是儿女亲家。戊戌变法时，李鸿章被免去一切实际职务，待在北京贤良寺冷眼观世，对变法派很不以为然。这当然也影响了杨崇伊。

关于这份奏折的出笼，人们显然怀疑它是太后党的一个阴谋。据史载：杨崇伊在七月下旬和八月初，往返于津京之间，传达信息，协调步骤，疲于奔命，为训政之事可谓不遗余力。

策划太后训政的核心人物是直隶总督荣禄与庆亲王奕劻，参加者包括怀塔布、立山等亲贵大臣，以及部分台谏官员。这部分人，在这个特定时期被称为后党是毫不为过的，因为他们的现实政治目标就是请慈禧太后出面“训政”，来达到制止皇帝偏离轨道的新政。

据说按西太后最初的意思是，要造成一个朝臣齐请训政的声势，因时间仓促及朝臣和言官们并不愿同杨联名上奏，结果成为杨崇伊一人独上奏折。西太后归政后，身边已无奏事机构。杨让奕劻带着奉折直接赴颐和园上奏。

杨崇伊上奏经过，（徐）凌霄一士随笔中记载甚详，内云：“御史杨崇伊之以危词耸后听政也，具折后谒庆亲王奕劻，蕲代奏。奕劻有难色，崇伊曰：此折王爷已见之矣，如日后闹出大乱子来，王爷不能诿为不知也。奕劻乃诺之，至颐和园见后，面奏崇伊有折言事。后犹作暇豫之状曰：闲着也是闲着，拿过来看看吧。既阅而色变，立召见诸大臣。”

除了上请太后“训政”折，杨崇伊在袁世凯叛变告密事件上也起了重要作用。史载：就在杨崇伊请太后“训政”折呈上的同一天，谭嗣同带着光绪的“密诏”，深夜访袁世凯，嘱他举兵杀荣禄，包围颐和园，袁世凯闻言大惊，推辞敷衍，不肯答应。但也没有在北京告密，有人提出袁世凯写的《戊戌日记》存在几个疑点。第一，包围颐和园，杀西太后，这是何等重大而紧急的事件，袁世凯告密如果是积极的、主动的，应该在第二天，即初四日在北京告密，守旧党庆亲王奕劻 、刚毅都是西太后心腹，也是袁世凯的朋友。如果袁决心告密，他可以初四日在北京找到北京的大臣告密。他却是初五日返回津，见到荣禄本想要告密，忽然有客人来，因此欲言又止，只好等第二天再说。实际上他还在犹豫。又过了一天，八月初六日上午荣禄来访，袁世凯和盘托出围园杀太后之谋，按理荣禄应立即行动，驰京报信，两个人“筹商良久，迄无善策”。商量的是什么？听袁世凯之言，似乎在商量如何保全光绪，当时处在危险中的是慈禧而非光绪，他们不为处在危险境地的慈禧担忧，却在筹商保护光绪的办法。荣禄同样变成一个糊涂蛋，听到这样紧急的消息，并不马上向北京报告，却在那里瞎操心光绪的安全，白白又耽搁了一整天，这岂不蹊跷？

袁世凯的亲信张一麐在《心太平室集》卷八所记。袁初五日返津，隔一天后，御史杨崇伊来到天津，向荣禄报告训政的消息，并所记袁告密时，杨崇伊已在荣禄处，荣禄已知政变消息，且“令卫兵夹道罗列”，这三点很值得注意。由于袁世凯刚从北京回津，受光绪帝封为侍郎，荣禄也心存疑虑，故而见袁时“已令卫兵夹道罗列”。袁世凯从杨崇伊那里得知太后训政，捉拿康有为、康广仁的消息，一定吓坏了，害怕康有为供出初三夜谭嗣同访袁于法华寺，密谈兵变围园之谋。遂将当时守旧派尚不知道的围颐和园、杀西太后的密谋，和盘托出，故有“袁乃跪求荣为作主”的举动。这样看来，袁世凯的告密并非积极、主动，而是在他已听到西太后训政的消息之后，怕受连累被惩罚，被动告密。如果袁是积极主动告密，那就不会有“卫兵夹道罗列”，不会有“杨崇伊在座”，也不会有“袁乃跪求荣为作主”。因此，不是袁世凯的告密，导致西太后政变，而是西太后政变导致袁世凯告密。是有作证资格的。他1903年入袁世凯幕府，长期随袁工作，为袁亲信，所说必在北洋幕中所闻，或是袁世凯亲口所说。但所记告密真相与袁世凯《戊戌日记》不同，《戊戌日记》实为袁世凯后来所记，当有所讳饰。

从张所记来看，袁世凯本来没有告密的念头，是在初六晚听到杨崇伊带来太后训政捉拿二康的消息，怕受到牵连，故而告密，这是他的保命之计。这告密消息又由杨崇伊带回北京，守旧派才知道兵变围园的密谋。八月初九日遂有旨：“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均著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治罪”(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九日上谕)。由于袁世凯告密，事态扩大，继续搜捕，并不经审讯于八月十三日处决六君子，八月十四日宣示罪状，有“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及朕躬之事，幸经觉察，立破奸谋”。这道谕旨说明袁世凯的告密已反馈到了北京。